戰略產業：

　　江澤民主席用古人的話告誡我們：處非常之時，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何謂非常之時？我的理解有三點：第一，世界格局猛烈變化。第二，中國國家環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安全過。第三，危機繼續存在。危機的意思就是危險中有機會，機會中也有危險。真正的機會會偽裝成陷阱，真正的陷阱也會偽裝成機會。不謀天下者不足以謀一域。一個大國不能為發展而發展。國家戰略目標不是“實現強國夢”之類的口號。它必須是具體的、可觸摸的。有些戰略是現實，有些戰略是想象。想象比現實還重要，想象是創新的基礎。歷史發展不可能等到所有條件都準備好了才向前邁進。我們需要戰略產業。

　　戰略產業即大戰略。要把大戰略當作產業一樣來經營。我國國家戰略資源是有限的。戰略失誤將流失最寶貴的國家戰略資源。以江澤民主席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運籌帷幄，制定了宏大的國家戰略目標，並且避免了發展中國家制定國家戰略時的兩個通病：①發展中國家往往沒有戰略產業，缺乏明晰的國家戰略目標。忽而虛，忽而實。虛時特別抽象，實時特別具體，國家行為基本囿於“刺激——反應”模式，雨來打傘，風來穿衣，就事論事，隨機應變多，長遠謀劃少。過去我們也如此。毛澤東憑直覺搞戰略，雖不乏光彩，但終先天不足。他只游過江，沒出過海。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文革是最大的敗筆。百年來，中國始終沒能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原因固很多，但缺少全球視野，缺乏對內對外政策的通盤謀劃，是重要原因。②戰略謀劃應當是冷靜的，甚至是冷酷的。而發展中國家制定戰略時往往被衝動和狂熱牽着走。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有許多不得意的時光，加上近代以來飽受屈辱的事實，人民在看待國際事務時經常有一種抗衡心態，換句話說就是“歷史上的受害者心態”，這使人民敏感和易折。其實，該得到的未必已經得到。不該得到的必須放棄。只有理性占主導地位時，情緒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人在心亂的時候，所有的決定都是不智的。

大象：

　 世界是一片叢林。西方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從來就倡導的是充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在這片叢林中中國是什麼？美國無疑是獅子。我認為中國是大象。大象可以隱藏在樹叢中，但還是大象。你可以宣稱自己不是森林之王，你還可以盡情地展示溫順的形象，但你不能否認自己是大象。你的戰略地位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縮回去。獅子不必咆哮。大象不必躲藏。①經過中國共產黨不懈的努力，中國已經完成了由一個弱大國向次強國的轉變。中國人為此夢想百年，孤獨了何止百年。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硬，便可佐證這一點。現在不是中國想不想與美國為敵的問題，而是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必須與中國為敵的問題。②中國是個比任何國家都更能把舉國之力集中起來運用的國家。她的無形影響力比那些有形的國力指標所能顯示的要大得多。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長處，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短處。運用得好，其興也速；運用得糟，其敗也速。蘇聯就是前車。③今天中國是一個擁有非洲般貧困和歐洲般富足的國家，而這恰恰是西方“中國威脅論”興起的根源。他們在中國發達的東部看到的是驚人的發展，感到的是中國的威脅；他們在中國落後的西部看到的是驚人的貧瘠，感到的還是中國的威脅。因為你無論要維護東部的繁榮或改變西部的貧窮，都需要更多的資金、能源和市場。資源之爭是新世紀的根本之爭。這種爭鬥是你死我活的。這裡有一個切蛋糕的原理：蛋糕就那麼大，想切的不止你一個。你多切一塊，別人自然就少切一塊。這就是威脅。“中國威脅論”不能簡單看作是西方反華勢力製造的一個陰謀。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希望；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挑戰。感情使一些國家接近中國，理智卻使它們離開中國。利益，特別是國家利益這個詞，在中國的政治術語中出現得特別晚。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奉行的是重義輕利的準則。其實，即使在兩個最友好的鄰國間，也必然存在利益衝突。甚至越是鄰國利益衝突的可能性越大。

　　當中國的形象已經在別人心目中改變後，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與別人打交道。大國必須有大國的氣度。大國必須有大國的手段。

知雄守雌：

　　知雄而不稱雄，是一門高超藝術。中國現在有點像領導者。領導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於時刻被人注視。把眾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種功夫。把眾人的目光從自己身上分散掉，則是一種更大的功夫。世界有兩種規律：一、人家只尊重強者，對弱者決不手軟。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強者，多不得好死。歷史上中國人愛犯這樣的毛病：居於優勢時，往往用作賤別人的手段，以抬高自己的身價；居於劣勢時，又往往用作賤自己的方法，以取悅對方。今天我們應反其道而行之。

我們對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認知。①中國歷來是一個戰略內向的國家。這是中華文明的內核。中華文明和別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場，就不再退場了。一位美國學者認為，中華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這個文明從未發動過一場遠征。他認為，任何軍事遠征都是文化自殺。歷史上對外用兵，中國人都極謹慎。但對內統一，這個民族卻從未優柔寡斷過。最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是發生在抵禦外侮中，而發生在統一戰爭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個核國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唯中國除外，俱是中華文明的解讀。②今天中國的“大”，很大程度上還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單項指標方面，我們不要說難望西方發達國家之項背，就是新加坡這等蕞爾小國，也比我們強許多。我們的勝利有相當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勝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讓人痛苦。美國認為：“中國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也只體現在它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弱小，並未強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國對美國安全的挑戰，在美國看來，“中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現在世界上唯一將核武器瞄準美國的國家。”③為了不被別人看成威脅索性不發展是不可能的。發展又不想被別人敵視更不可能。這需要我們選擇一種更精明的發展策略。這個策略應當是我發展，就要讓別人也因此發展；我得利，也要讓別人從中得利。這一點要學習曾國藩。曾國藩自己成功，也讓別人成功；自己發達，也讓別人發達。僅此一點，就足以做我們的老師。

　　“守雌”，就是在與西方的交往中更多地選擇合作而非對抗，進行經濟競爭而非軍事競爭。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採取了搭西方經濟快車的戰略。今天，中國日漸豐肥，已對這輛車造成明顯壓力。美國和日本同時在經濟上調整對華戰略，就是西方對此壓力做出的初步反應。目下雖不至於攆我們下車，但車票必然愈加昂貴。中國加入WTO步履維艱，就是此理。我們應爭取主動。喬良有句話說得好：“上了車還要有下車的勇氣。”搭車有搭車的好處，該下車時就要果斷下車。日本經濟居世界第二，卻始終未能獲得相應的國際地位。除了戰敗國身份，它採取的全面依附美國的搭車式戰略，極大地限制了它向大國目標的邁進，使其動輒受制於美國，僅一步之遙終不能成為世界第二強國。下車就是要降低對美、日的經濟依賴。用通俗的話講：“不能把全部家當放進一個籃子裡。”遲早要下車，晚下不如早下，早下早主動。開發西部，走內源式發展道路，把目光轉向歐洲和周邊，多幾個支點才好左右逢源。我的設想是：在中國邊境地帶，再營造幾個類似深圳的特區城市，通過其強大的經濟輻射力，牽引與周邊國家的分區合作。我們獲利，周邊國家亦獲利。我們坐過別人的車，現在我們也得給車讓別人坐。

經營信仰：

　一個國家可以包容各種思潮，但只能有一種國家精神。當前，整合文化，統一國家精神是當務之急。文化革命毀滅的恰恰是文化。文化殘缺導致國家精神殘缺。我國國力漸處於強勢，精神上卻漸處於弱勢。馬克思沒有預見到全球化下的“一球兩制”，這恰好為我們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江主席“三個代表”的思想也許可以稱作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如果我們確信中國的崛起是一種歷史必然的話，我們就不能把自己的目標僅僅定位在物質化的綜合國力的強大上。一個沒有統一的國家精神的民族是沒有靈魂的民族。①堅持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不發達國家走向發達的每一次真誠的嘗試，都指向社會主義。同樣，落後國家走向強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會主義。信仰就是激情。如果說現今世界上存在着新的資本主義精神，那也應當有新的共產主義精神。邦薩伊德說：“世界不是一種商品。”我曾說：“權力不是印鈔機。但可以變出錢來。良心、人格、尊嚴不是商品，但常被當作商品出售。”這是對社會主義的一種反動。道德也是一種信仰，甚至是更重要的信仰。這正是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國”的精髓。西方認為：“亡黨者，共產黨也。”正是基於我們部分黨員道德淪喪乃至信仰滑坡這一事實。有的人觀望別人的時候總是譴責別人道德敗壞，自己行動的時候卻又在敗壞道德。我們不能選擇是否有個聰明的頭腦，難道我們也不能選擇是否有一副或好或壞的心腸？筆落在有壞思想的人手裡比刀落在謀殺者手裡還危險。面子是別人給的，臉是自己丟的。腐敗成了中國最大的經濟損失，最大的社會貪污，最大的政治挑戰。貪官一日不除，社會風氣便一日不會好轉；社會風氣一日不好轉，貪官就一天也不會絕跡。②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與其混一，倒不如讓二者保持必要的張力。改革的動力已經接近極限。我們需要新的刺激點。這就是江澤民總書記在慶祝建黨八十周年大會上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變革不可避免。為了防止出現蘇聯、南斯拉夫等國的局面，必須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做好充分準備，等待是沒有出路的，改革就是穩定之一。政治體制改革是最根本的穩定。鄧小平曾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把穩定看成目的，把維持現狀看作是實現穩定的手段，這正是蘇聯解體的悲劇根源之一。過去我曾講：中國的問題在邊疆，邊疆的問題在新疆，新疆的問題在南疆，南疆的問題在宗教。今天我講：中國的希望在黨內，黨內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層。政治體制改革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權，變“為民做主”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則是勵精圖治，鞏固我黨的執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要改變萬馬齊喑的局面。人民會沉默，會沉思，但最擅長的卻是接受。思想拒絕冗長。民主就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法治就是使聽不見的聲音被聽見。有憲法並不等於有憲政。有了法律並不等於已經實現了法治。沒有法治而強調道德，就等於踐踏道德。③在動態中治國。古代中國之所以稱為中國，大抵與中央主義有關。中國歷史簡言之就是一群人擁向中央，一群人逃離中央的歷史。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都是在動態中而不是在靜態中建立的。社會越運動，思想越深刻；社會越平靜，思想越簡單。

　　大國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它的衰敗也好，強盛也好，都只能從內部開始。對我國國家安全最主要的戰略性威脅來自內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壓力再大，也只有通過與內部各種社會張力結合才能引發問題。經營信仰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攘外必先安內”。

獅子：

　　這個龐然大物太重要了。注視着它就等於注視自己。每次美國總統上台都要牽動億萬中國人民的心。怕這個上，盼那個下。愁得睡不着覺。簡直比美國人還着急。其實，美國就是美國。美國不是世界。你既不能把它全當真，也不能把它全當假。什麼是美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壞的。世界最強者也是最弱者。僅此而已。

　　①中美不是敵人。中國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的戰略利益是一致性大於衝突性。既然美國把中國當成想象中的敵人，中國何必把美國當成現實中的敵人？中美雙方輿論上的互相包裝促使了兩國關係的僵化。在美國方面是“妖魔化”中國，在中國方面是“理想化”美國。關係好時，兩國都從所謂的“最好”的方面看待對方的戰略意圖；關係壞時，兩國都從所謂的“最壞”的方面看待對方的戰略意圖。這便加深了誤解，實際上，美國所有的戰略都建立在利益基礎上，而體制不過是維護其戰略利益的工具。美國對中國，拉也是為了利益，打也是為了利益。中國對美國也應如此。歷史證明，什麼時候中國對美關係不好，中國外交在總體上就處於被動不利的局面；什麼時候中美關係好，則中國外交就主動有利。“與美和則諸事皆好；與美惡則內外俱損”。我們還是要全力搞好中美關係。

②美國戰略重心並未向亞洲轉移。美國眼睛盯的是世界。中國眼睛盯的是美國。不能認為中國把美國當成主要對手，就以為美國也把中國當成了主要對手。不能以為美國在意識形態上把中國當成主要對手，就認為美國在整體戰略上也把中國當成了主要對手。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但戰略關注點不止一處。它的戰略重點不在亞洲，並不等於不在亞洲打仗。它最關注歐洲時，兩場戰爭卻都是在亞洲打的。它的重點在歐洲，並不等於歐洲就沒有和平。美國對現今世界強調的是秩序而不是統治。它不會統治世界，也無力統治世界。它倡導的是由美國主導下的合作，而非對抗。對中國和俄羅斯，美國的基本做法還是拉你參加它的秩序，條件是你必須遵循它制定的遊戲規則。這種遊戲規則絕不能簡單地定義為“邪惡”的。與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包括以蘇聯為首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相比，這種秩序具有較大的合理性，這也是它的接受度比歷史上同類霸權要高的原因。我不懷疑美國處心積慮要使中國改變顏色。我懷疑美國是否真的有一個以肢解我國為目標、以軍事擴張為手段的對華戰略？現在美國不會對中國發動戰爭，更不會打核戰爭。核戰爭把東半球變成廢墟。美國要廢墟幹什麼？如果非要說有核戰爭危險，那麼也是在前蘇聯的龐大核武器庫被徹底銷毀之後，核戰爭才有真正可能。

③中美間結構性矛盾。主要是由意識形態不同而延伸出來的主權問題。美國“挾人權以令主權”。中國則是“主權高於人權”。中國近代飽受欺凌，主權屢失，於是主權成了中國人民心目中最神聖的東西，不能碰。這個矛盾解決不了，也不必解決。每位美國總統上台都要高舉人權這面旗，而後又悄悄收起。歷史上美國總統入主白宮和離開白宮時對中國的看法總是不一樣的。東方不是西方的複印品。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印度尼西亞接受西方的援助，並接受了美國開出的“條件”，最終帶來的是暴亂和國家解體。馬來西亞則拒絕了美國的“藥方”，因此也拒絕了自由化。西方的自由化導致民主。東方的自由化總是導致暴亂。

　　中美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利益衝突。多極化並不意味與美國對抗。多極化雖然與美國的戰略利益有矛盾，但問題歸問題，合作歸合作。

一粒棋子：

　　台灣獨立的危險是存在的，但不是今天。台灣問題目下陷入僵局，但不是死局。打破僵局的機遇還是存在的。戰爭是打破僵局的一種形式，和平也是。我們過早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使台灣失去了進行談判的原動力。很多條件本來是應當在談判桌上給對方的，使他們有一種成就感。現在台灣對我們的做法是：“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精神原子彈，手裡捏半個露半個，就比一整個還強。 　　世事如棋。大國是棋手，其它國家不過是被撥弄的棋子。大國有王霸之策，小國有存亡之術。有資格角逐於棋盤上的不過美、俄、中、日而已，即棋手，其它國家如印度、南北韓、東南亞都是棋子。台灣更是一粒小棋子。那草木，雖然是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草木。那日月，遲早是共產黨的日月。我常想，中國文化真了不起。台灣和大陸隔絕一百年了。世界上還有哪個地方隔絕了一百年還有這樣的認同？對於台灣人民而言，中國永遠是他們的家。家就是當你風光的時候想不起它，但你失落時，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它。

　　對台關係就是對美關係。但把台灣問題上升到中美關係中唯一的焦點，也是不符合現實的。台灣只是美國對華關係中的一張牌，而不是參與牌局的牌手。美國把這張牌打得很出色。我們也應當學習美國打好台灣這張牌。國民黨為了面子丟了里子。民進黨為了里子而不惜犧牲面子。談總比打好。和平統一，遲比早更有可能。統一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當前的對台工作要特別警惕和防範新左派。極端民族主義和新左派都鼓吹“救亡”。輕賤造成了輕浮。新左派往往幻想自己站在民族的巔峰，像旗幟那樣，即使不飄揚，也具神聖之感。

　　對台軍事鬥爭準備的真正意義在於：①從大戰略角度看，台灣問題既是中美關係的障礙，又是聯繫中美關係的媒介點。對台灣來講也是這樣。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是把台灣拴在大陸身上的一條紐帶。1958年金門炮戰時，毛澤東說：打炮就是要拉住你。你別跑，內戰還沒有結束。這讓我想起長城。長城曾是把漢族和異族分開的工具，又是漢族與異族交往、融合的一個中介。②國內政治的需要。台灣問題說到底是個政治體制問題。應當把它和大陸政治與國家體制的整個走向聯繫起來看。國家統一隻有放在政治層面上解決，才是根本大計。江主席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台灣問題給我們提供了一面憂患的鏡子，可以時刻警醒我們。當前，台灣與大陸的改革都進入了關鍵階段，這也給我們提供了契機。比如，台灣今日的政治環境要比往昔寬鬆得多。多黨制為我黨政治介入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我們不僅要與民進黨打交道，還要與島內所有的政治力量打交道。利用台灣“民主政治”的特點，把我黨的聲音在台灣島內表達出來。③台海適度緊張對軍隊建設有利。美國幾乎每隔十年就有一個具有拉動力強、創新力大的重大軍事科研項目出台，激活軍隊，刺激國家的經濟增長。中國軍隊需要政治上的刺激點。真正的戰爭不在軍事，而在軍事之外。對台軍事鬥爭準備，醉翁之意不在台。台灣的歷史告訴我們，它從來沒有在軍事上成功地保衛過自己。李登輝曾寄希望於“一戰而獨”，陳水扁則寄希望於“不戰而獨”，二者都是由軍事上的絕望而派生出來的政治花招。我們尋求的是一種求戰的內在衝動。中國軍隊應當強盛、強盛、再強盛。一個國家的外交能力，取決於這個國家在戰時能給對手造成的破壞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軍事就沒有外交。我軍是著名的文明之師。文明之師並不等於是文質彬彬之師。只有戰無不勝之師才稱得上文明之師。我們要像進口尖端武器一樣引進外國軍隊的合理的機制，尤其是創新機制和管理機制。我認為我軍不應當把美軍定位在對手位置上。“立足於強敵介入”不等於把美軍定為對手。只有“立足於美國介入”，才能最後爭取美國不介入。只有準備戰爭，才能避免戰爭。軍事是政治的繼續，安全是發展的結果。台灣問題是美國長期使用的籌碼。換個角度看，這個籌碼使用的時間越長，也就延長了中美兩國最終在台灣問題上攤牌的時間，及至可能不攤牌。目前在戰略上，我所不能承受於台灣的，也正是美國所不能承受於我的。這種戰略態勢也許需要時間來改變。

　　對台軍事鬥爭準備不應該是在戰區戰役層次來運作，而應當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大格局中去。台灣問題再重要，也只是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一個局部。台灣問題不是戰略核心。我們越在意它，就越容易被美國和台灣當局所利用。台灣問題是我黨的一筆政治資源，關鍵看你怎麼運用。

西進，西進：

　　古人說：“西出陽關無故人。”我說：“西出陽關天地寬。”中國西部是亞洲心臟。亞洲腹心誰主沉浮？西進應當成為我國未來十年的重要戰略。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戰略重心向西移動。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早在幾年前就做出了開發西部的戰略決策。很多人都把這種決策看作是國家調整內部經濟結構而採取的戰略舉措，我認為它的意義遠不止於此。西進戰略，我的理解是着眼於影響周邊乃至遠達歐洲的戰略謀劃。有的事容易開頭，不容易結尾；有的事容易結尾，不容易開頭。西進戰略則是開頭與結尾俱難的事。

　　西進戰略的核心是直撲中亞。中亞是第二個中東。不僅在資源上是第二個中東，在局勢方面亦是第二個中東。中亞極具地緣戰略價值。可以說，位於歐亞大陸橋兩端的國家，誰控制了中亞，誰就可能控制另一端國家的明天。蘇聯解體後，中亞爭奪戰已打響。美國占了先機。中國緊隨其後。“上海五國機制”是我們進軍中亞的號角。美國的“新中亞戰略”已經制定完成。其它大國的中亞戰略仍在襁褓中。從地緣政治上講，美國的“新中亞戰略”比其太平洋戰略對我更能產生深遠的影響。中亞不僅是俄羅斯的軟肋，也是我國的軟肋。“疆獨”問題便是美國新中亞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若要在二十二世紀稱雄於世界，本世紀必須徹底解決本國的宗教問題。①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總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對我進行侵略、滲透。②宗教本身帶剝削性。它基本是不勞而活。③在中國，民族問題總是與宗教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的。④將來若出現動亂，極有可能是宗教利用民族問題發難。⑤有的地區不能正確理解中央的民族政策，搖擺不定，忽而左，忽而右。有個別地方對宗教的口子開得太寬。共產黨是無神論者，用不着低三下四地撥巨款修廟。廟修好了，照樣罵你。進軍中亞便是與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宗教進行正面碰撞。左宗棠西進，為中國奠定了百年西部疆域。我們向西，則着眼於中國的根本崛起。北約東擴，前鋒已觸中亞。美國與中國在中亞較量的那一天遲早會來到。先下手為強。

　　西進戰略應分三步實施：第一步：在邊境地區選擇適當地點，按照深圳模式建一個乃至數個物流貿易或石油加工中心城市，使其成為未來中亞共同市場的核心。中亞地區一旦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連片開發，就會建立起我們的西部戰略支撐點，打破美國企圖在中亞打進楔子的陰謀。第二步：調整西部行政區劃，對廣袤的新疆和西藏地區進行分解，如再設西康省或分前後藏，把新疆分成若幹個民族自治區，使當地各民族間相互制衡，相對沖淡與漢民族的矛盾，使任何民族分裂勢力都有其內部的抵消機制，進而讓疆獨、藏獨勢力失去動輒影響全局的地域基礎。第三步：打通歐亞大陸橋，與歐洲形成一個大歐亞經濟共生帶，用與西方國家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和共同利益，去拆解美國對中國的圍堵。

　　西部地區占全國面積一半以上。空間巨大，資源萬千，沉睡百年。新的地緣政治概念是：資源決定戰略。誰控制了資源，誰就控制了世界。美國開發西部，帝業終成。俄羅斯開發東部，是與美國開發方向不同，但性質相同的重大歷史事件。今天我們向西，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必然，也是我們的宿命。命運只對真正高尚、偉大的民族微笑。

家有惡鄰：

　　日本是華夏文明圈內派生出來的一個島國，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和影響遠小於中國，儘管它曾一度成功地侵入了它的文化母國。中國強大了兩千年，給日本送去的是先進的文化。日本強大了一百年，給中國送來了屠殺。日本是中國的惡鄰。中國有“戰日派”，日本有“戰中派”。不管中日間是否還會再戰，但激烈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我認為，日本的壯年早已逝去。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是日本歷史上最輝煌的年代，隨着痛苦記憶的消失，剩下的只有對龐大帝國的緬懷，就像我們對秦皇漢武和成吉思汗的緬懷一樣。

　　日本的策略是一貫的，那就是永遠反對遠東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十九世紀末先是日清戰爭，接着是日俄戰爭，再接着是二次大戰。美國對日本的野心看得很清楚。它被日本咬了一口之後，反過來死死咬住日本不放。美國在日本駐軍，用日美安全條約把雙方捆在一起，既有防俄、防中的一面，也有防日、限日的一面。今天遠東最強大的力量是美國。現在明明是美國打壓日本最厲害，而日本最敵視的卻是中國，這一點頗值得玩味。處理日本事務，我們需要新思維、新觀念和勇氣。

　　我認為，除了在台海，中日無再戰可能。但中日決戰台海需要兩個前提：其一，大陸攻台。其二，美國撒手。目前美國一直卡着日本不允許它南下。美國不容日本軍事染指太平洋。這是日美戰略的根本衝突點。只要美國勢力一天不離開太平洋，這種勢態就一天不會改變。這就是我們一顯身手之處了。

　　①改變舊目光。作為一個資源小國，日本如果再次鋌而走險，目的只會是一個：攫取資源和能源。這是日本當年侵略中國的主要動機。今天這種可能已不復存在。首先，中國比任何時候都強大；其次，中國資源日趨緊張。日本軍國主義即使復活，極大的可能也只會北上南下——向西伯利亞和太平洋要資源。我們減輕對日本的壓力，美日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就會增大。日本是中國的宿敵，但非強敵。我的目標應鎖定大敵，放過小敵。對歷史舊賬應採取這樣的方式：永不忘記，絕不糾纏。②增強日本的獨立性有助於我國安全。應有條件地支持日本在世界多極化潮流中的一些合理要求。日本的強大是不可阻擋的。它目前是軍費大國，還不是軍事大國。日本的公司像軍隊，軍隊卻像公司。早已軍民一體化。某一天清晨，它會突然翻身坐起。既然擋不住，不如順水推舟。比如，如果多數國家同意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我也未必堅決反對。這樣一可以滿足日本要求，化解日本朝野對我的敵對情緒，二可以使美俄將主要對手鎖定日本。兩強之間必然爆發戰爭，這是歷史規律。一個強大的日本比日美聯盟容易對付。獨立的日本可以成為中美間的緩衝區。③逼日本北上。只要台灣獨立不得，中國就卡住了日本的生命線。日本為獲得生存所必須的資源，只能向北。我們是否可考慮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島的立場，鼓勵其北上的決心。我判斷，日本有可能與俄羅斯在不久的將來爭奪西伯利亞。其大致做法不外其二：除向西伯利亞投資以對其進行控制外，還可能暗中支持蘇聯解體時出現的主張西伯利亞獨立、建立“阿穆爾共和國”的地區分裂勢力。如果這一前景實現，結果不是兩敗俱傷，就是俄羅斯被進一步削弱，最終退出亞洲。獲取西伯利亞控制權的日本隔白令海峽虎視阿拉斯加，自然對美構成巨大威脅。美日一過招，世界又有好戲瞧。如果俄羅斯對日本單獨開發西伯利亞有疑慮，中國可建議由中日俄三國聯合開發。中國這一腿插進去，就再也不拔出來了。現在中國人已深入西伯利亞，如水銀瀉地。普京不止一次警告：“西伯利亞要用中文了。”中國人多，唯缺乏戰略指導和有效組織。凡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就沒有中國人；凡是有俄國人的地方，就有中國人。

　　中美友好對日本不利。中日友好對美國不利。靈活自如地駕馭這些關係，需要成熟的國際感覺。

捭闔策：

　　張萬年副主席說：“戰略不等於策略。”大戰略確定後，策略和謀略就成為實現戰略的關鍵。

　　一、中國與俄羅斯。近一百五十年來，中國有一百四十年是在俄國的壓力下沉重地活着，只有蘇聯解體這十年我們相對輕鬆一些。林則徐說：亡中華者，必俄羅斯。俄羅斯民族是個擴張民族，也是個自我更新精神極強的民族。它用幾百年時間完成了從原始部落到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跨越。1917年，俄國創造了社會主義；1991年，它又重新選擇資本主義。它不斷革故鼎新。這樣的民族是不會久居人下的。看懂了俄羅斯的雙頭鷹國徽，就看懂了俄羅斯民族。它一頭看着歐洲，一頭看着亞洲。現在這個徽章就掛在普京座椅的上方。俄羅斯已經比蘇聯小了很多，今後可能再小下去。版圖小了一些，人的自由卻多了許多。這是俄羅斯重新崛起的原動力，不可不防。我們要警惕俄的復甦，更不能幫助俄復甦。我們該做的只能是藉助俄羅斯的力量，以抗衡美國。但切不能把這種借勢演化為結盟關係。普京對美國打中國牌。我們對美國打俄國牌。既要眼高，還要手快。制敵而不制於敵。其實中俄都在利用對方的資源來壯大自己。只有俄羅斯的弱勢狀態不改變，中國才有藉助它的可能。因此，中國的對俄戰略只能建立在這樣一個基點上：既不能讓俄羅斯強大到有能力威脅我們，也不能讓它虛弱到徹底倒向美國。其實美國也是這麼幹的，它不想讓俄羅斯虛弱到倒向中國。任何兩方相爭，第三方都會漁利。有一個問題應引起我們的警覺：我國從俄羅斯進口的是尖端武器，俄羅斯從我國進口的是民生用品。尖端武器昂貴且很難找到替代國。民生用品便宜且很容易找到替代國。中俄貿易順差在中方，主動權則在俄方。從長遠看，我們不能為俄羅斯輸血。

　　二、中國與印度。印度沒有遠大的世界戰略目標。印度自立國以來，一直奉行機會主義國策。它的大國夢完全建立在一個不現實的夢想上：戰勝中國。以前，印度軍事實力的增強主要是為了防範中國，而不是進攻中國。但物質基礎決定一切，印度有了幾件“殺手鐧”之後，“北抗”策略正在向“北進”演變。印度朝野已達成共識：必須戰勝中國，印度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強國。印度的野心是我國於1962年給予的。那一年，我們掌握了時間，卻忽視了空間；取得了勝利，卻沒有得到實利；贏得虛名，卻沒有得到公理。金輝說：“勝利者除了沒有失敗的名義，具備了失敗者的一切；失敗者除了沒有勝利的名義，卻得到了勝利者的一切。”彼得大帝的“推進到印度，那裡是世界的倉庫”的宏偉藍圖，差一點在中國人手中實現。我嗟嘆。 　　中國不必太把印度放在心上。未來中印之爭，可能不會是領土之爭，而是水源之爭。雅魯藏布江終會在中印間起爭端的，要早做準備。泰戈爾詩句中有一句讖語般的話：“河岸對河流說。”國際水道是二十一世紀最具危機點的地域。中東地區已由領土之爭漸漸轉變為水源之爭。現在的新名詞叫“水戰”。我對印度應實施戰略警戒。我有一策：東西鉗擊，泰山壓頂。巍巍喜馬拉雅山綿延數千公里，平均海拔六千米以上，不利於仰攻，卻利於俯衝。倘若後勤無虞，江河高下，一瀉千里。兵鋒再叩印度平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這就是泰山壓頂。東面經營雲南。雲南距印度咫尺之遙。中間只被緬甸北部割斷。那裡是中國軍隊傳統的作戰地域。吳三桂曾征緬甸。二戰時中國遠征軍從印度經緬甸打回雲南。我軍解放初期也飲馬邊陲。緬北三角區成為我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自由之地。注重雲南戰場建設勢在必行。縱陸軍不出緬甸，在滇西建大型軍用機場，部署蘇三○軍機，印度亦不能承受其重。西面全力支持巴基斯坦。以天敵制敵。印度無法抵禦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同時進攻。從經略中亞的角度看，我應將巴基斯坦拉進“上海五國機制”中來。與巴基斯坦修好百年。除夾擊印度外，尚有二利：第一，中國西部需要一個出海口。中國如前出印度洋，世界頓起波瀾。印度洋應是中國的新邊疆。第二，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把儒文化國家與穆斯林國家的合流視為基督教國家的大患，這從反面提示我們，改善與穆斯林國家的關係，是我對付西方的絕招。自十字軍東征始，基督教國家與穆斯林國家衝突了上千年，還將繼續衝突下去。西方怕什麼，我們幹什麼。我應對巴基斯坦採取無條件、無原則的支持立場。1999年，巴為使克什米爾問題國際化，挑起印巴炮擊事件。中國以巴主動尋釁不予支持，致使巴鎩羽。表面上看，中國扮演了在國際道義方面負責任的大國角色，實則是一次失誤，肯定傷害了巴對我的信賴程度。

　　三、中國與南北朝鮮。我不同意一種流行甚廣的看法：中國應儘量維持朝鮮半島的分裂現狀。越南統一，中國受氣。養狗咬了自己。歷史不能簡單類比。朝鮮民族有極旺的凝聚力，統一隻在朝夕。何況，我們的價值觀是國家統一，難道人家就該永遠分離？朝鮮民族對中國的認同與越南民族大相徑庭。朝鮮和日本一樣，是復仇民族。朝鮮統一，日本是最大的輸家。日本一內閣成員說：“朝鮮統一後必向日本算賬。”日本表面上與北朝鮮為敵，暗地裡卻接濟北朝鮮，使其擁有分裂的力量，卻沒有完成統一的實力。對南朝鮮也如此。

　　朝鮮不管以哪一方為主統一，都對中國有利。從目前看來，以南方為主的統一可能性大，也不能完全排除北方。南方有金錢，北方有意志。我曾講：“只要商店的貨架上有東西賣，這個政權就不會倒台。”此論斷不適於北朝鮮。北韓連在板門店站崗的士兵都面有菜色。日均每人一百八十克糧食。十六歲青年的身高只相當於中國的十歲小孩。在這種情況下卻硬把衛星送上天。如果是以南方為主的統一，戰爭恐怕不可避免，不會像兩德那麼簡便。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是明知自己失去賴以生存的實力，也絕不可能和平放棄已有的利益。甲午戰爭就是沒落的清王朝不甘失去東亞主導地位的最後一次抗爭。美國人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它制定了詳細的對北韓作戰的方案。在美國亞太戰略的棋盤上，朝鮮半島的分量重於台灣。我在朝鮮半島上的影響力遠不如美國。

　　四、中國與東南亞。對中國周邊諸國區別對待，分而制之。東南亞幾乎所有國家都對中國懷着複雜心理。想親又不敢太近。想離又不敢太遠。南海周邊存在着一條從菲律賓到印度尼西亞，再到所羅門群島的“危機弧”。那些國家絕大多數為群島國家，為鬆散型國土的典型。地緣政治上稱東南亞為“破碎地帶”。這裡民族構成複雜。政見混亂。宗教不一。這些國家本來缺少原生力，當然分離主義嚴重。我應積極插手這些國家事務。毛澤東當年曾在印尼小試牛刀，因遭美國狙擊而北。自那以後，我再未試圖卷土。你不進攻，人家就反攻。南沙問題就是步步退縮的惡果。我進則敵退。有一個例子：幾乎與我國西進戰略確定的同時，哈薩克斯坦將首都遷出阿拉木圖，因為那裡離中國國境太近了。這事對我們應有啟迪。中國南海已日趨“巴爾幹化”。南海掀起了“圈地”大潮。六國七方割據南海。南沙群島已被瓜分完畢。於我國而言，這個地理概念從此只能被稱作是一個地圖概念。我國在南沙未樹一座井架，未打出一桶原油，而有的國家已從貧油國變成了石油出口國。南海之爭，表面是島礁之爭，實則是資源之爭。用歷史準則看，中國占上風；用地理準則看，菲律賓等國占上風。新世紀所有國家的最高目標都是為了控制和利用更多國際資源來滿足本國的政治經濟需求。

　　我認為，對台鬥爭和對南海的鬥爭是兩場性質完全不同的鬥爭。南沙的得失關繫到整個東南亞的得失。我應在“破碎地帶”和“鬆散國土”上做文章。對東南亞諸國分化、分制。大力培養親華勢力。如無親華勢力，中國就是控制了南海也照樣處於重重包圍之中，守衛南海諸島會困難極了，更不要談邁過南海前出印度洋。南海問題一定要在中國整個東南亞戰略的框架下解決，才是根本之道。

　　最後的話：世界也許很小很小，心的地域很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