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查閱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發現，“在斯大林於1953年3
月逝世之前，他與毛澤東之間的大部分通信是關於中國請求蘇聯給予武器裝備的”。中國出兵朝鮮一舉，從蘇聯得到了很高的回報，斯大林及其繼任者不僅用嶄新的蘇造武器替中國裝備了100
個步兵師，並幫助中國建立了能有效作戰的空軍、海軍、炮兵、坦克兵等技術兵種，而且還援建了300
多項大型工程項目，使中國得以形成獨立的軍事工業體系。如果把蘇聯從1945到1955這10 年間為中國提供的武器裝備加在一起，足以裝備300
余個步兵師。可以說，蘇聯對中共的武器轉讓規模是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這樣超大規模的援助是毛澤東以前的近代中國的歷任統治者無法企望的，蔣介石從美國得到的武器援助遠比毛澤東少，而且美國並未為中國援建過大型工程項目。毛澤東的幸運就在於找到了一個堅實的靠山，然而，為了獲得這些援助，在朝鮮作戰的數十萬志願軍付出了生命和鮮血的代價。

　　中國在朝鮮的作戰目標並不是建立在北朝鮮的長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鴨綠江南岸北朝鮮境內建立便於中國防衛的緩衝區，而是在軍事上摧毀聯合國軍的有生力量、重獲戰爭主動權，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鮮、迫使聯合國接納中國、使美軍撤出台灣等。為了實現這一系列作戰目標，志願軍入朝後連續發動了五次戰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進攻性的，第四次則是防禦性的。這五次戰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後一次則失利了。志願軍能大量殲滅聯合國軍、突破三八線、令華盛頓大失臉面，使斯大林相當滿意。更重要的是，志願軍在遠東拖住了美軍的有生力量[7]
，減輕了北約在歐洲對蘇聯的壓力。同時，由於志願軍的參戰，北朝鮮當局免遭滅亡之命運，然後又得以光復三八線以北的原控制地域。從軍事學角度來看，志願軍的第一次戰役是隱蔽設伏、突然襲擊，因此並不能顯示雙方真正的實力對比；而志願軍的第二次戰役的大獲全勝則具有歷史性意義。美國軍事史作家弗朗克蘭和道林認為，這次戰役是二十世紀中的決定性戰役之一，體現了中國軍隊具有相當的指揮和作戰能力，能戰勝裝備優勢、訓練有素的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

　　但是，由於中國軍隊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無法在連續作戰中保持優勢，這場戰爭後來變成了雙方拉鋸式的僵持局面，中國不得不放棄占領韓國全境的計劃。當時，毛澤東一再指示彭德懷以疲兵突破三八線，因為毛擔心斯大林懷疑志願軍攻占韓國的決心。由於朝鮮半島東、西兩岸的海岸線不易設防，所以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韓國的作戰目標其實並不現實；即使勉強實現了，也很可能只是個暫時的、曇花一現的成功，很快就會被敵軍從後方登陸、切斷後路、包抄圍殲。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一再頂住來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進的壓力，堅持穩紮穩打，始終未深入韓國追擊聯合國軍，這才使志願軍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韓國失敗的覆轍。彭德懷的決策雖然阻止了蘇、中、北朝鮮政治領導人的戰略企圖，但基本上維持住了志願軍作為戰役勝利者的姿態。


　　雖然志願軍與聯合國軍在朝鮮的對抗基本上是以地面作戰為主的局部戰爭，但是，這場戰爭還存在着升級成核戰爭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戰役期間，曾出現過美國對志願軍或中國本土實行核打擊的可能。據38軍112
師326
團前任團長李耀庭回憶，當時為了預防美國發動核打擊，志願軍司令部曾命令部隊不得過度南進和過度集中。如何控制戰爭的範圍、避免誘發核戰爭或世界大戰，成了朝鮮戰爭里中國、蘇聯、北朝鮮方面不得不小心對待的問題。例如，在第二次戰役期間，作戰地域處於以安東為基地的米格15戰鬥機的作戰半徑範圍內，如果當時蘇、中空軍全面出動、實施對地支援，截斷西線聯合國軍的南逃之路、炸沉東線聯合國軍的撤退船隻，將可能成建制地殲滅更多的聯合國軍，使戰果更輝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卻抑制了這一衝動，自我限制空戰的規模和烈度，從未空襲聯合國軍的地面和海上部隊，更不去襲擊聯合國軍空軍在韓國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國對志願軍和中國本土進行核報復。

　　中國出兵朝鮮之後，原來針對台灣的軍事態勢便從進攻性轉為防禦性。毛澤東曾設想，乘朝鮮戰爭爆發之機，可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運用引蛇出洞再殲滅之的策略。他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數幾個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應當先讓敵人登陸和深入內陸再圍殲之，以削弱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有利於未來的解放台灣的戰役。但國民黨當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陸，引蛇出洞的策略未達目的。

　　通過外交談判解決朝鮮問題（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在出兵朝鮮之前，中國的外交努力旨在爭取中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和設法讓聯合國軍止兵於三八線。中國出兵之後的外交努力便轉變為確立有利於中國、北朝鮮、蘇聯的停戰談判先決條件。在朝鮮戰爭的初期，中國對志願軍能否有效地抗擊聯合國軍心中無數，一度定下了這樣的停戰談判底線，只要志願軍能占領平壤—元山鐵路線以北的地區，就可以展開停戰談判。為了保留停戰談判的空間，中美之間曾通過中間人秘密傳遞書信，中國方面急切地想知道美國方面的談判先決條件。但不久以後聯合國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這些秘密聯繫便從此中斷了，中國從未承認過這些秘密的遞信活動。

　　在朝鮮戰爭的停戰談判問題上，斯大林的態度不如毛澤東那麼強硬。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的態度要比斯大林更積極。斯大林曾經有這樣的期待，志願軍占領包括漢城在內的部分韓國領土後，中國可用這些領土與美國交換，爭取讓美軍撤出台灣，進而讓聯合國接納中國、諸大國共同簽訂對日和約以及朝鮮停戰協定。中國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將這一精神納入停戰談判的先決條件。

　　志願軍從第一次戰役到第四次戰役，作戰基本上是順利的。彭德懷本欲挾第二、第三次戰役勝利之餘威，向敵方提出舉行停戰談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決朝鮮問題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設想。如果當時能按照彭德懷的意見開始談判，也許中國獲得的利益比後來實際得到的還要多，甚至可能創造攻占台灣的條件。然而，當時毛澤東看到志願軍進展順利，就想進一步擴大戰果，以為志願軍能夠迫使聯合國軍在戰敗或劣勢的地位下坐到談判桌前來。這樣，中國政府提出了四項強硬的停戰談判先決條件：外國軍隊撤出朝鮮、朝鮮人民自決內政、美軍撤出台灣、聯合國接納中國。其意圖是讓聯合國軍無法接受、從而得不到喘息的機會。這也許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最大的敗筆之一。當時，美國提出的停火談判條件是“先停火、後談判”，而毛澤東則針鋒相對地堅持“先談判、後停火”，並兩次拒絕了聯合國的和平建議。聯合國的第二次和平建議其實對中國是極為有利的，其中包括尋求解決台灣問題和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可是毛澤東當時對軍事形勢的看法過分樂觀，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現出決不對美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的姿態，因而拒絕了聯合國的第二次和平建議。

　　不久，志願軍在第五次戰役中失利，此時中國領導人才認識到，在志願軍現有的武器裝備條件下，要通過戰場勝利把聯合國軍逼到談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志願軍第五次戰役的失利成了中國對停戰談判的態度由硬轉軟的分水嶺。由於志願軍在三八線以南的推進相當有限，不但無法為北朝鮮當局奪得整個韓國，甚至連在開始停戰談判前占領更多韓國領土這個目標也無法實現。最後，韓國和北朝鮮基本上還是按戰前的邊界各自恢復了自己的控制區。
1951年7
月，中國不得不放棄了上述的四項強硬條件，以與聯合國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談判桌前，而中國在停戰談判中基本上什麼也未得到。

　　對中國出兵朝鮮的評價

　　中國留美學者陳建指出，在中國出兵朝鮮的結果這一問題上，流行的觀點是，“朝鮮戰爭為中國帶來的後果是非常負面的：出兵朝鮮導致成千上萬中國士兵傷亡，造成軍費猛增，阻礙經濟復興，令台灣無法收復，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內更加依附於莫斯科，令中國遲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聯合國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