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愛國者同盟論壇
九、台海戰爭的時機
（一）在戰爭準備好的情況下，我們才有資格選擇開戰的時機
戰爭經驗證明，敵我雙方的形勢瞬息萬變，所以，要完成百分之百的準備工作是不可能的。從2004年到2020年之間，我們的最高目標是做好絕大部分準備工作，迫使美國在戰前就退出台海，並壓制台灣接受大陸統一，而準備的最低限度，則是要保留最起碼的應急軍事力量在東南沿海，以應付在台灣島內外的突發事件。
從中美南海撞機事件中陵水機場的遲鈍反應——對方降落25分鐘以後我方人員才敢登機——來看，大陸這種“應急力量”是必須要配置的，否則，我們拿什麼來給陳水扁念緊箍咒，他憑什麼相信大陸是“又說又練”？另外，我們連這個都做不到，又憑什麼來和美國人談“不戰而勝”？
這種預警似的快速反應威懾力量應該有幾個特點：
第一，規模小而精，象警察110一樣隨時處於臨戰狀態，數小時以內就能投入戰鬥，這樣長期在福建沿海“彎弓待發”，才不會對經濟形成過大壓力；同時，不斷舉行真真假假的軍事演習——這樣可以騷擾、麻痹“台獨”的神經，為以後“出奇兵”創造條件，
第二，包括部分海空軍、海軍陸戰隊和二炮的聯合兵力，只有這樣在台灣出現突發事件時，才能搶在美日之前迅速展開海空軍事行動，占領軍事戰略位置和行動制高點，以待後續大部隊，也給下一步的政治軍事的應對決策和行動留下時間和空間；
第三，這個力量不僅是“台獨”理論上的威懾力量，而且還是一種隨時可以實現的打擊力量，只要那邊陳水扁.股一翹，這邊廂炮火便可鋪天而至。過去我們搞軍事演習，往往是政治作秀大於軍事內容，演習前鐵流..，氣勢如虹，一副大兵壓境之勢；演習時戰鷹如雲，導彈似電，轟轟烈烈，一副奉天討賊的決戰之勢；演習後凱歌回營，又是一副勝利躊躇之勢。這種演習耗資過巨，沒有明確的戰術針對性，演習後部隊分散回到各駐地，沿海又是和平景象，對“台獨”形成不了實質性的威懾，另外動員規模太大，涉及兵種和範圍太廣，往往事“兵馬未動，敵人已知”，達不到隱秘和突然的效果。
第四，這個小而精悍的快速打擊力量必須隸屬於最高決策部門，情報最快到達神經中樞，然後命令最快到達前線作戰部隊，這樣才有利於縮短反應時間，有利於部隊集結和發動突然進攻——在偵察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今世界，不能做到戰略上的突襲，但仍然可以作到戰術上的突襲；
只有前線隨時存在一個“鐵拳”的前提下，我們才能從容的來完成和完善各方面的“準備工作”。
（二）對台開戰必須選擇合適的時機
開戰的的時機，必然要根據敵我雙方的戰爭準備完成情況、經濟發展水平、敵我陣營的形成、戰爭的風險程度、戰爭的成本以及屆時的國際形勢來選擇。
如果機會到來，我們卻擔心失敗，難下決心，遲遲不敢發動統一之戰，一再拖延，總希望有更好的時機出現，這便是逃避困難的“綏靖主義”甚至“投降主義”。
如果不顧全球戰略大局，只想逞一時痛快，準備不足，時機不利卻倉促開戰，這便是軍事冒險主義。
以上兩種傾向，我們都必須反對。
開啟戰端，我們必須具備以下能力：
1、不管將來美日是否真的參與，我們都必須料敵從寬，都要充分做好美日參戰的準備；
2、既要有與美日打常規戰的準備，必須還要有“打核大戰”的準備，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真正避免“核大戰”；
3、必須能具有摧毀美國大部分衛星的能力，同時我們自己還有少量衛星不會被摧毀；
4、必須能保證國內的網絡、通訊、金融等各方面的安全，即使在常規戰爭規模擴大的前提下也能必須保障全國（除東南沿海局部地區以外）人民的正常生活，
5、不管是用水面艦隊還是水下潛艇“狼群”，必須有能力保障我們在印度洋和南中國海的石油運輸線路的安全，同時保證在中亞的陸上石油運輸線路的安全；
6、必須有足夠的戰略物資儲備（包括糧食和鐵礦石等）；
7、必須要將大部分外匯儲備轉購歐元或保留為人民幣本身，減少對美國債券的持有量；
8、必須將國內矛盾化解到最低程度，否則，“後院起火”的危險遠遠大於前線的失利，第一次台海戰爭失敗，我們還可以打第二次，第二次失敗，還可以打第三次，但如果國內發生劇變，我們就再也沒有機會；
9、最後，必須要考慮到戰爭規模擴大後，我們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和人民意志上的承受能力，如果超過了我們的承受力，戰爭將成為一種負擔，也將成為自取其敗的自戕。
應該承認，舒適優裕的現代社會對戰爭的承受力遠遠低於貧窮時候的承受力，這是無法用斯巴達式的生活方式來改變的客觀事實，朝鮮戰爭時“一把炒麵一口雪”的頑強的鬥爭精神和輝煌的歷史將無法原版重演。
二戰時期，德軍圍困列寧格勒長達兩年零六個月，蘇聯軍隊和人民幾乎彈盡糧絕，共有64.2萬人餓死和凍死，2.1萬人死於德軍的空襲和炮擊，但英雄的列寧格勒人民仍然不屈不撓，艱苦奮戰，最終戰勝了德國法西斯。然而，1993年的科索沃戰爭中，北約作戰飛機對南聯盟持續轟炸了78天，只是部分摧毀了南聯盟軍隊、生產設施、交通運輸線和水電生活保障設施，遠遠沒有達到列寧格勒那樣的嚴峻形勢，南聯盟全民族便普遍失去了抵抗意志，終於向敵人俯首稱臣。
大眾的心理在這個時候最容易產生迷茫，一邊是自己的悲慘痛苦，一邊是美國的“自由”、“民主”，人們自然要對自己國家的政府產生懷疑。如果這個政府本身就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同時敵人又披着這樣那樣的漂亮外衣，那麼人民也就自然要把痛苦的根源歸結到這個政府，從而反對甚至推翻這個政府。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十月革命”的孵化器一樣，超過大眾承受能力的台海戰爭，不僅達不到統一國家的目的，反而會成為顛覆政府、滅亡自己國家的“飛去來器”。
南聯盟地處歐洲腹地，被分裂以後便失去了對鄰居的威脅，成為了無關緊要的小國，所以最後加入歐盟，人民還有可能沾富鄰的光，過上中等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而中國膏腴之地，列強將會更加瘋狂的上演“八國聯軍”的瓜分狂潮，必置中國於死地。
對中國和南聯盟來說，一樣失敗，卻是兩樣結局。
殷鑑不遠，沒有絕對的把握，我們絕不能輕易開啟戰端。
（三）如何應對2008年
目前，很多人把2006年或者2008年看成是中國命運的關鍵節點，認為只要在這個時候，台灣敢宣布“獨立”，我們就應該毫不遲疑地大開殺戒，堅決打擊。
無論是李登輝還是陳水扁，他們既是狡猾無賴的政客，又是精於算計的商人，他們都看到了時間正在慢慢蠶食“台獨”的生存空間，時間是大陸的幫手，也是他們自己的絞索，所以，他們不惜一切代價，不惜拖垮島內的經濟，也要儘快把台灣拖上戰車－－最近又要花180億美元的天價買軍火。目前大陸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軍事還沒有完全占有絕對優勢，台灣尚有相當勝算。台灣在靠近2008年時正式獨立，而北京正忙於籌辦奧運，同時上海也在籌辦世博，打與不打，大陸投鼠忌器，騎虎難下。
台獨分子自有他們的精明算法：
1、如果動手打，台灣憑藉空軍先進戰機來守海峽天險，完全可以與大陸一搏，勝算大於大陸；
2、美國日本很可能會出兵前來助戰，那時大陸取勝的機會更小；
3、大陸動手，很可能會導致美國及其盟友對奧運和世博進行全面抵制，大陸上萬億的投入可能就此打水漂，而隨後的經濟制裁將會更加慘痛；
4、大陸腐敗熾烈，貧富懸殊，各種矛盾尖銳，民心不穩，如果對台開戰，有可能會反過來導致執政黨垮台；
5、目前，大陸新老政權交接尚未全部完成，新班子要整合各種力量（特別是軍隊），尚需時日，草率開戰會導致新班子倒台；
6、現階段大陸經濟還未完全起飛，對外資和台商的資金技術頗為依賴，對台開戰會切斷這些資金技術的來源；
7、將中國完全扼殺在助跑階段，符合美日的大戰略計劃，台灣先挑起戰端，美日正好找到遏制中國甚至打擊中國的藉口；
8、倘若大陸顧忌以上原因，暫時不敢開戰，台灣趁勢展開不惜代價的大規模邦交，特別是得到美國和日本的外交承認，台獨便成既定事實；
9、得到美日承認後，台灣立即和他們簽訂軍事同盟條約，把美軍和日本自衛隊迎上島來，為他們建立軍事基地，甚至把核武器架在大陸眼皮下面，從此台灣無憂也，即使日後大陸發展起來，面對美日台同盟，也為之無可奈何；
10、如果“台獨”冒險成功，此後極易誘發大陸民族分裂狂潮，大陸政權土崩瓦解，大陸分裂成七國八國，台灣再無任何威脅，從此可高枕無憂，舒舒服服地象英國、日本那樣過自己的島國生活了；日後，等那七國八國鬧騰得差不多了，還可以利用語言和文化的優勢再回“前中國”大賺其錢，永遠壓在“**人”頭上作威作福。
所以，2003年12月10日，陳水扁公布了要在2006年月12月10日舉行“新憲法公民投票”、2008年5月20日實施“新憲法”的“台獨時間表”，再次向大陸擺出攤牌的姿態。
李陳這番如意算盤，不可謂不陰險歹毒，也不可謂不“精明過人”，只是井底之蛙，焉能理解大國博弈。
其一，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美日利益衝突正日趨尖銳，衝突面在也逐步擴大，但是大國之間，交兵更慎，並非所有矛盾都要集中起來用戰爭來解決，中美之間（尤其是中日之間）有戰爭的發展趨勢，但同時又有為了更大利益的平衡與妥協。台灣在雙方的天平上份量完全不一樣，中國有可能為台灣跟美國爆發戰爭，小至常規戰，大至核戰爭。而美國則有可能不為台灣跟中國開戰，小戰不打，遑論核戰。
此外，日本倒是有與中國決戰的衝動，但由於本身勢力的原因，日本的戰爭意願還要受美國支配，美國不打，日本只有乾瞪眼。
此李陳之誤判一也。
其二，中國由於工作重點在發展經濟，對台灣的戰爭準備尚未完成，但是美國被牽制在中東和“反恐”，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也沒有完成，而日本的軍力也同樣還在建設之中，所以，在近幾年甚至近十年內，中美日三國還不能形成決戰的態勢。另外，將來即使三國都做好了戰爭準備，但最後都不會選擇戰爭，因為和過去的冷戰一樣，未來的戰爭更不可能有勝利者。
此李陳之誤判二也。
其三，李陳精於算計，卻忘記了一條，國家利益不是簡單的等價交換，他們完全不懂中國人民對於國土分裂的切膚之痛，完全不懂中國人民統一河山的堅定決心，在此磐石一般的決心面前，任何敵人都會被撞得粉身碎骨。
此李陳之誤判三也。
不可否認，台獨選擇2008年“獨立”，對大陸來講還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打與不打，確實難以選擇。
一旦開戰，現不說別的，奧運和世博必然要遭受抵制，上萬億的損失，對目前的中國來講不能想象，另外，戰爭所消耗的軍費，戰爭中沿海所受的破壞，以及戰後美日的經濟制裁，加起來更是幾乎不可想象的天文數字。要知道，打贏戰爭之時，人民必然是歡呼雀躍，漫天煙火喜欲狂，然而，當戰爭後的壓力分擔到每個人的頭上來的時候，時間一長，人們就開始承受不了，國內問題也就可能由此而演變成比戰爭更大的困難和壓力。
假如不打，我們又無路可退，否則坐視“台獨”不管，不說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光是國內和軍內的巨大壓力政府就無法招架。
所以，與其被動地等待2008年的到來，我們還不如從現在開始就着手應對，用積極的手段來防止自己落到將來那個尷尬的困境中去。
如何打亂“台獨時間表”，成為大陸處理台灣問題的當務之急。
由於目前我們還沒有做好收復台灣的準備，而“台獨”分子也沒有公開提供讓我們發起進攻的口實，再加上奧運和世博“兩會”工作的不可逆轉，所以，在2008年以前，我們實際上並不能先打第一槍，不可能用大規模軍事手段來對付“台獨”。
在當前條件下勉強收回台灣，我們就公開擺出了在亞洲和美國爭奪利益的戰略進攻態勢，代替伊斯蘭極端勢力、俄羅斯和“法德同盟”完全站在了美國人的對立面，象前蘇聯一樣成了美國必須動用所有力量、所有資源來對付的第一號戰略敵人，可目前我綜合國力與美國相差甚大，各方麵條件遠不夠成熟，無法承受與美國人翻臉攤牌、長期敵對的巨大壓力。
挺身而出，跟美國人面對面針鋒相對，這是中國不願看到的一種極端不利的結局，同時美國也在儘量避免形成與中國兩敗俱傷的局面。放大了外延的“恐怖主義”是美國的首要敵人，獨立的“老歐洲”與俄羅斯相互唱和，漸漸有坐大之勢，而中國在“順應”美國的同時“和平”崛起，對美國的威脅似乎並沒有一些美國人原來想象的那麼大，所以在不出現極端對立的情況下，美國在都會放鬆對中國的遏制與防範，甚至在某些範圍對中國作出一定讓步，這都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必然選擇。世貿大廈燃燒的黑煙還沒有冒完，中國高層就提出中國獲得了二十年左右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看來此言非虛，極富有前瞻性。
為了中美兩國不在“兩會”之前為台灣攤牌，也為了不讓陳李走到最後一步——公然宣布獨立，我們應該用各種手段來打壓，使之被迫推後“獨立時間表”，讓我們好為2008年以後作準備。
打壓手段有三：
1、藉助外力
用各種方法對美日特別是美國施壓，迫使美國約束李登輝和陳水扁的行為，而目前美國被中東局勢搞得心亂如麻，不願為別的事情分神，更不願被拖進新的漩渦，所以美國會威脅李陳聽從指揮。
4月21日，美國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凱利在聯邦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上，以書面證詞表示，“台獨將致毀滅性後果”，對“台灣可能的修憲行動，美國的支持有其限度”。稍後，美國副助理國務卿戴利也在新加坡東亞安全會議上表示，任何改變台灣現狀“都必須是和平的，且必須得到雙方同意”。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有關官員亦就台海議題發表類似的看法。在26日台灣“外交部”舉行的《與台灣關係法》25周年茶會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副處長”葛天豪在致詞時則更為直截了當地告知陳水扁當局：要謹慎處理所有層面的兩岸關係，不要輕視中國對台動武的宣示。
這些跡象表明，美國人至少目前還不願看到陳水扁走得太遠，更不願被這個狡猾的律師拉進台灣海峽的渾水。
2、經濟制裁
3、小規模的邊緣戰爭政策
批判的武器從來都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戰爭邊緣政策今後應該成為我們壓制“台獨時間表”的銳器。
過去我們搞軍事演習，動作太大，而持續時間短，演習一過“台獨”又故技重演，所以軍演有如芭蕉扇打蚊子，風都把蚊子搧跑了，收效不大；
繼而發射導彈，進攻姿態過於明顯，國際上影響大，最後卻又不能把棍子打在陳水扁的.股上，容易給人造成虎頭蛇尾的印象，“台獨”最終沒有切身感受到懲罰的痛苦，嗓門還越來越高；
如果把毛澤東當年“炮轟金門”的老方法再來一回，我們則是刻舟求劍，忘記了“江山尤是，人民已非”的道理，用老人家的話來說，這叫“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當年萬炮轟金門，起初是教訓蔣介石，牽制美軍入侵黎巴嫩的軍事行動，隨後則變成了“是幫助蔣介石守好金門”，用兩岸之間這種奇特的“默契”來打破美國人用放棄金馬來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而如今，居於台灣高位的領導人，已從堅守“一個中國”立場的蔣介石換成了“台獨”罪魁李登輝陳水扁，李陳原本就打算撤出“離島”，鞏固台澎，但因軍方和民間反應過激，遂才作罷。1998年12月，台灣行政院宣布的台灣領海範圍，包括台灣本島和澎湖列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釣魚島，其詭秘之處就是根本沒有提到金門馬祖。
倘若我們為了打壓台獨而再轟金門，台灣必然就勢放棄金馬，徹底斬斷毛蔣兩位政治家當年在海峽之間拴起來的“地緣錨鏈”，反而置大陸於不義，同時還容易引起國際烈譴責，對“台獨”還起到相反的“促進”作用，台灣甚至可能一次為藉口，乘勢宣布獨立。中國大陸進攻或收回“金馬”或許正中李陳下懷，這些年金門台軍經常對大陸漁船開槍開炮，目的就是要激化局勢，讓大陸來跳這個圈套。
前不久，據據香港《文匯報》報道，北京有關方面人士接受記者詢問時表示，（大陸）已經注意到最近台灣當局肆意挑釁，製造兩岸軍事事端動向。這位人士強調，不管陳水扁一夥如何煽動輿論反對祖國大陸，我們仍然要堅持軍事鬥爭準備，一旦台灣軍事飛機飛越海峽中線，將予擊毀。
也許，這才是高明的戰爭“擦邊球”。
在模糊的傳統海峽中線上空，兩岸戰機天天都在“打照面”，金馬兩島與台灣之間一直都有飛機往來，“擦搶走火”隨時都可能發生。今天，大陸已經明明白白向對手的“肆意挑釁”提出了警告，不要玩火，小心哪天打你下海，全世界都不會覺得意外。
台灣有200來架第三代先進戰鬥機，不光軍民引以為豪，台獨分子更是作為心理倚仗，假如某天突然被大陸在海峽上空打掉幾架，給台獨分子帶來的心理震懾將是巨大和難以想象的。
台海上空發生小規模空戰，這個消息立刻會傳遍全世界。上了點年紀的人都知道，大陸和台灣的內戰打了幾十年，只是79年以後沒有再打了，但雙方也沒有達成正式停火協議，大家只是各行其道，互不招惹，二十年來倒也相安無事，只是近10年來台灣“獨立運動”口號喊的太響，大陸自然不回答應，雙方戰鬥機在海峽上空搞出一點小摩擦，也在情理之中，即使敏感的記者從中嗅到了火藥味，但是對東亞乃至國際社會的震動並不會太大，各方面的反應也不會太激烈。
大陸需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打板子的聲音並不大，板子卻結結實實的擱在了皮肉上，被打者疼的鑽心刺骨，卻有口難言。
這才是真正打到了疼處。
打掉台灣幾架戰鬥機，對台獨分子和台灣普通民眾的震動是巨大的：
第一，他們終於看到了忍耐了許多年之後的“巨人之怒”，切身感受到了大陸粉碎“台獨”勢不可擋的決心和氣魄，大陸並不象李登輝叫嚷的那樣，是“會叫的狗不咬人”；
第二，他們看見了他們自己的那幾架飛機在大陸龐大的軍事壓路機面前，不過就是幾隻哼哼的蚊子蒼蠅，螳臂當車，不自量力；
第三，在這次突如其來的空戰中，他們難說會忽然明白一些道理，什麼叫“遠水解不了近渴”，天邊再美的晚霞也比不上身邊的一根救命稻草，戰爭突然爆發之際，茫茫海空之間，沒有美國人，沒有日本人，只有大陸人和台灣人，只有中國人。
在這麼多年拉攏－－威脅－－再拉攏－－再威脅的無效循環中，部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誠意和警告早已麻木不仁，就是你今天試爆一顆核彈，他也不相信你敢把它扔到台灣島上去，“要是你們敢對我們扔原子彈，美國人就會對你們氫彈，會把你們炸回石器時代去”。
這就是許多台灣人“民主”的高科技大腦里糾纏不清的智障邏輯。
（四）直面戰爭
為壓制“台獨”在2008年以前的分裂活動，我們完全可以實施一系列的文“攻”武“嚇”的邊緣戰爭行為，這樣既可以拖住“台獨”在2008年以前的行動步伐，推後跟台獨“攤牌”的時間，又不會影響奧運會和世博會的籌備與舉辦，同時還凝聚了各階層人民的鬥志，振奮了國內的民族精神，國民經濟又往前跨進了一大步。
再退萬步說，如果我們已經仁至義盡，但李登輝陳水扁仍然執迷不悟，最後不顧一切的在2008年前公開宣布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或者“台灣中華民國”。
在那個時候，我們仍然還是不能打第一槍。
在國際上譴責批判，在國內口誅筆伐，在世界上保持高壓，在經濟上繼續作各種準備，在軍事上繼續作各種部署。如果美國人不公開支持台灣獨立，我們的對美政策也是要美國人來迫使台獨“後撤”，美國人自然虛以委蛇，也還是只能說服台灣放棄台獨，回到不獨不統的狀態上來。而對別的國家，我們也要態度鮮明地警告，台灣獨立是對全中國人民地背叛，理應要遭受中國人民的懲罰，誰要承認台灣，和他建立“外交關係”，那中國就先和他斷交，並且在未來的統一戰爭中沒有責任保護對方利益的義務。
相信在那段時間裡，沒有人敢來拂逆中國這條憤怒的巨龍項下的錦鱗。
在台灣正式“獨立”到奧運會結束的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台灣不是一條船，獨立了就可以劃着走，他仍然是煮在鍋里的鴨子，飛不到天上去。
在這一年裡，台灣等在還在那裡，戰戰兢兢，渾身發抖，惶惶不可終日。
在這一年裡，大陸一邊笑呵呵的開奧運，賺money，間或冷冷的瞄上台灣一眼，一隻手舉起鮮花搖晃，一隻手卻握緊衣袋裡的槍柄，靜靜的等待着奧運會的結束。
在這一年裡，全世界都屏聲靜氣，沒有幾個國家會跟台灣展開實質性的外交，既沒有哪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訪問”，也沒有誰來邀請陳水扁去訪問，坐在“台灣共和國”或者“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統寶座上，仿佛不是總統，而是一個等待處決的刑犯。
在這一年的等待里，會有以下幾種可能出現。
第一種可能：
美日在公開場合力行勸阻陳水扁放棄獨立，而背後又給以各種支援，美軍艦隊在台灣以東海域游弋觀望，另有部分美國人日本人會以“平民”或者“志願軍”的身份進入台灣，充當台灣軍隊與美日軍隊的協調員，或者充實台軍，擔當情報員、參謀人員、機械師甚至飛行員的任務；這是美國和日本間接捲入台海戰爭的一種方式，目的是儘量充實台灣軍隊，支持台灣在戰爭中獲勝。
應付方案：先拖後打。先將美軍拖上幾個月，騷擾不斷，使之必成久疲之師，然後揮師東渡，台灣即下。
分析：這種可能性較小，因為僅憑這小小的一點幫忙，無法給台灣增加多少砝碼，而且戰後這些人被大陸俘獲後，命運極為危險，所以，美日與其這樣幫忙，還不如自己赤膊上陣。
第二種可能：
美國直接撕毀中美建交公報，趁中國奧運會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候，乘機將第三艦隊、第五艦隊、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港，並且有一二十萬陸軍登陸，幾百架飛機降落台灣機場，若干航母擺放在台灣東部海域。同時，日本幾支“八·八”艦隊靠近黃海與渤海，封鎖我北海艦隊和東海艦隊，南方，英國和澳大利亞艦隊封鎖南中國海，切斷我石油行道。
如果形成了這種局面，那就是美日台英等對我國的聯合入侵了，民族危亡在此一時，我焉能坐以待斃。
應付方案：
1、奧運結束之後，全國總動員，宣布進入全民戰爭狀態，並要求軍民進入地下，以防範核進攻；凍結對立國在大陸、香港、澳門的所有資產；
2、首先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
3、宣布所有陸基、海基、空基戰略導彈進入待發射狀態，公布我方將打擊的各國城市名單；
4、命令所有侵占我國神聖領土領海的外國侵略軍全部限時撤出我國的領土領海；
5、宣布將對襲擊我軍事力量的外來軍隊實行核打擊，並申明在外來干涉實力不退出的情況下，將首先對台灣實行核打擊，
6、宣布對台灣及我國其他領海區域使用核武，並確定使用最晚時間，並進入倒計時。
分析：在前面我們已經設想過可能會出現這種局面，但這出現的可能性同樣也非常小，最後結局都是美日力量無奈退出，中國自己解決台灣問題。因為你侵略別人，別人在自己的國土上使用核武器，完全屬於防衛，自然無可厚非。如果美方報復，也只有針對中國海上軍事力量，他不敢針對台灣（中國軍隊還沒有上島），也不敢針對中國本土，否則擔心中國對其本土報復，雙方最後同歸於盡、墮入地獄。
所以，台海戰爭不會演變到這步田地。
如果，2千3百萬人想為了過得更幸福更自在，而要用13億人的苦難來墊背，如果，5萬平方公里想為了變成“天堂”，而要把955萬平方公里變成人間“地獄”，那麼，13億人有什麼樣的理由不先讓這5萬平方公里變成齏粉？
“台獨”如果膽敢引狼入室，我們寧願把台灣變成一片焦土，也不能讓它成為美日進攻中國大陸的橋頭堡，成為美日窒息中國人民的絞索。
這不是大陸的選擇，而是“台獨”的選擇。
這，就是我們留給“台獨”的最後底線。
第三種可能：
陳水扁在大陸的美國的雙重壓力下，收回獨立立場，並在大陸的強烈要求下辭去“總統”職務。在這個關鍵時刻，如果大陸準備較好的情況，完全可能就此而迫使美國幫忙，進而乘勢統一台灣，否則大陸自己打過去美國人就顏面盡失，世界威信當然無存。
如果沒有準備好，以後再靠《統一法》中“統一時間表”的法律效力，同樣有理由來向台獨開戰，但畢竟喪失了一次絕佳的機會。
假如陳水扁敢在2008年以前宣布獨立，以上就是最可能出現的一種局面。所以，我們應該高瞻遠矚，早作準備，利用陳水扁求“獨”心切的特點，將計就計，引蛇出洞，讓他在2008年前自己撕下畫皮，表演個夠，我們則按兵不動，等奧運會開完以後再來打他個猝不及防，最後拉着美國還成了個“雙贏”、“多贏”，徹底了結台灣問題。
（五）戰爭的最佳時機
綜上所述，戰爭的最佳時機，一是2008-2009年，二是2020年左右。前者來得有點突然，我們準備得還不夠充分，但機會難得，容易亂中取勝；後者雖然穩妥，不戰而勝得可能性更大，但時間太長，恐怕夜長夢多。
另外，在幾年之後，世界也許還將面臨一次更嚴重的爭端，這個問題已經讓以色列睡覺都不敢閉眼，讓美國覺得比伊拉克更頭疼，那就是“伊朗”本身和伊朗研製核武的問題。作為中東綜合實力最強的伊斯蘭國家，如果伊朗真的搞出了核武器，加上他成熟的“流星導彈計劃”，美國在中東的霸業必將面對嚴重挑戰。目前，美國在伊拉克還騰不出手來，等到局勢慢慢平靜下來後，估計就在幾年左右，伊朗必然是美國的下一隻“獵物”，那時的阿拉伯世界又將是一片血雨腥風。
在那時，只要我們做好準備，旦夕之間，台灣就成了我們的了。
十、台海戰爭的假想場面
1949年，解放軍百萬大軍即將橫渡長江，國民政府派代表團到北京“和談”，要求共產黨不要過江，毛澤東對南京來的談判代表張治中豪邁地說道：“長江我們肯定是要過的，就看怎麼過法，要麼唱着歌子過去，要麼是開着炮過去。”
轉眼已到二十一世紀，肩負着舉國希望的大陸軍隊又將迎來一次橫渡，又將重複歷史的一幕：海峽肯定是要過的，就看怎麼過法，要麼唱着歌子過去，要麼是開着炮過去。
台海戰爭有三個層面：一是大陸對台灣，二是大陸對美國和台灣，三是大陸和美國對台灣。
第三個層面在這裡沒有討論的意義，我們嘗試着來探討第一和第二兩個層面的一些簡單粗淺的戰術策略。
第一種情況：大陸VS台灣
由於綜合實力的巨大差距，大陸於台灣之間的戰爭將毫無懸念，將是一場一邊倒的戰爭，只是台灣軍隊可能會利用某些技術優勢，儘量給大陸軍隊以較大的殺傷，但最終都無法改變戰爭失敗的結局。
台灣的一些“軍事專家”，平日專好研究台灣海峽的空域內能夠容納多少架戰鬥機，證明台灣在空中力量上還是有一定的優勢，然後又研究雙方在軍艦上的數量質量，又得出台灣海軍力量占優的結論。比來比去，台灣的海空軍事力量都要比大陸強，所以大陸進攻台灣沒有勝算。
按這種低能的算法，以朱鎔基總理的話來說，現在全世界都是希特勒的了。
孫臏教田忌賽馬，就是教他用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對方的短處，而不是用自己的短處盲目的去和敵人的長項拼命。假如把導彈、空軍、海軍三者比為上馬、中馬、下馬，我們對台灣的戰法就完全可以向孫臏學習，先用導彈來消滅對方的空軍和防空導彈，然後用空軍來消滅對方的海軍、岸基導彈陣地和海岸防禦火炮，再用海軍來消滅海岸守衛陸軍，最後用陸軍來占領全島。即使我們各方面力量占優，這也是損失最小、成本最低的一種最佳戰法。
1、首先，大陸用密集的中短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包括遠程火箭炮）消滅台灣的空軍、機場設施和地面防空導彈陣地，由於台灣離大陸距離太近，攜高爆炸藥甚至超級炸藥彈頭的M11、M15導彈在幾分鐘以內就可以覆蓋台灣全島，可以攻擊所有機場、防空導彈基地、雷達站、微波站及佳山基地和志航基地的出入口等高價值目標；
2、緊接着，大陸機群到達台灣上空，消滅台軍剩餘的飛機、海軍艦艇、各種岸對艦導彈基地、地面火炮陣地、橋梁、發電站（也許還包括電線杆，前不久一根電線杆倒地，就引起半個台灣大停電）；
3、隨後，渡海艦隊到達台灣西海岸，海軍用強大密集的火力來消滅灘頭守軍和殘餘火炮；
4、陸軍登陸，在陸軍航空兵和海空飛機地掩護下挺進縱深，將台軍主力分割、保衛、消滅；
5、最後，清剿殘敵，進入城市，接管政權。
就此，台海戰爭速戰速決（力爭要在5-7天內完成）。
在這裡，涉及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台灣軍隊戰鬥力的問題。
自宋以後，文化的過度成熟就逐漸使中華民族失去了尚武精神，所以，此後一直被外敵入侵。這一點其實也符合社會發展進程的規律，因為穩定的社會系統會帶來較高的生產力，充足的物質生活也會讓人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來從事文化活動，在文化昌盛的國度，腦力勞動和智力相關的技巧性勞動成了生活的主要能力，而肢體能力漸漸退到後面，所以，孔子把這種現象總結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先進帶來富裕，而長期富裕的文明是沒有戰鬥力的，希臘亡於斯巴達，羅馬亡於哥特蠻族，宋朝亡於金元，都符合這個規律。
今天的美國似乎逃脫了這個規律的宿命，美國憑藉科技、國力和超前的戰略意識，占領政治軍事的制高點，進入了另外一種循環，那就是以打仗賺錢，以中小規模的戰爭來促進自身經濟發展，使綜合國力越來越強大。由此，美國在全球完全處於主動進攻的姿態，不斷地尋找理由發動戰爭，不斷地製造傷亡和廢墟，然後扶持傀儡政府幫助對方“恢復重建”，占領對方的資源和市場，從而讓“戰爭利潤”不斷流進自己的腰包，形成了一個“投資打仗－－恢復重建－－占領資源和市場－－賺回成本和利潤”的生產線似的鏈條，但是，隨着多極世界的建立，這個血腥盈利的鏈條必然會被世界大環境制約甚至打斷，如果到那個時候，寄生性越來越強的美國也將和所有強權文明一樣慢慢掉進文明腐熟的軌道，慢慢墮入上述的那個歷史規律中去。
台灣是個孤懸海外的島嶼，在航海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台灣很少被戰火觸及。《馬關條約》以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台灣反抗運動被日本鎮壓，此後再沒有經歷過大面積的兵荒馬亂。可以說，日據時期台灣人並沒有受多少苦，日本人相反還帶來了較為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活方式，所以，幾代人下來，日本文化對台灣的影響漸漸大於中國文化的影響，所以也才有了“岩里政男”這樣的忠誠皇民。
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由於島內島外的各種因素，台灣經濟開始發展，人民生活日漸富足，除了在大陸沿海島嶼的幾次小規模戰鬥，五十多年間，台灣軍隊從新一代將帥到士兵幾乎沒有在實戰中放過一槍一炮，這樣的軍隊，戰略水平自然低下，戰鬥力自然十分有限。
比如，台軍將領曾透露，台軍在“友邦”幫助下建立了一支夜航大隊，其任務之一就是奔襲三峽。台灣距三峽大壩至少1500公里，但台軍目前沒有遠程轟炸機，F-16戰機和幻影戰機飛行半徑都遠遠不夠，在這種情況下，台軍居然有人提出異想天開的提議，用大型空中加油機協同作戰。
在台灣海峽都拿不到制空權的情況下，居然敢讓空中加油機到大陸上空來“遛馬路”，如此荒唐建議，也虧他們想得出來。台軍從戰略設計、高層指揮到實戰戰術的整體水平，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台灣文化是一種發達腐熟的商業文化，陰性成分過重，全社會沒有精神追求，人民從小生活優裕，耽於享樂，視野狹窄，做生意賺錢和讀書研發的能力無可厚非，但要從軍打仗，為社會獻出生命，台灣人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和勇氣。
第三，台灣軍隊由蔣氏政權多年經營，國家統一觀念廣泛存在於中高級軍官思想深處（這次陳水扁就沒敢讓軍隊參加投票選舉），今年“總統選舉”後，台灣社會被割裂成“統”、“獨”對立的兩個部分，軍隊也不免也牽扯進去，沒有高度統一的思想和精神，這樣的軍隊還會有多大的戰鬥力？
（2004年6月13日上午，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舉行黃埔軍校建校80周年慶祝活動，黃埔十二期畢業生、台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代表黃埔校友發表講話說，台灣執政者準備以“制憲”之名改變兩岸和平現狀，將置台灣2300萬同胞於萬劫不復之地。今天，我們在這裡慶祝黃埔軍校建校80周年，就是要發揚黃埔精神，反對任何形式的“制憲”或以“修憲”之名行“制憲”之實，確保領土主權完整，共同祝願中華民族興盛。郝柏村強調，“黃埔軍校校友反對任何形式的制憲”，“我們絕不充當分裂國土的罪人。”）
第四，從1927年建軍開始到58年金門炮戰，PLA歷來就是國軍泰山壓頂般的剋星，尤其是50年抗美援朝，一戰動天下，此後與蘇聯、印度、越南交手，無一敗績，後與美軍再逢于越戰，隔山打牛，不戰而勝，今雖二十年未得實戰，但看看98年大洪水時的如虹氣勢和虎虎生氣，“世界第一陸軍”的名頭，中國陸軍仍舊當仁不讓。與如此戰績輝煌的對手面對面相搏，台軍首先在氣勢上就輸掉了一大截，心理上更是畏首畏尾，縱有幾分戰鬥力也發揮不出多少。
總的看來，台灣軍隊的戰鬥力，技術性工作如空軍、海軍、導彈、電子、通訊等方面要強一些，但最為關鍵的陸軍，戰鬥力就明顯不足了，而艱苦卓絕的精神和面對面廝殺的勇氣，更是台灣軍隊的缺陷。
除了腦滿腸肥者活動的高爾夫球場和紙醉金迷的夜總會外，看看世界體壇甚至亞洲體壇，從足球、籃球、排球、田徑、游泳到拳擊等等，哪裡還看得見台灣男人的身影？
所以，台灣軍隊的戰鬥力，可能沒有我們設想的低，也不會比我們預料的高。
第二種情況：大陸VS美國、台灣
假設中美開戰的敵我態勢是：
1、中國基本完成戰爭準備，主動挑起台海戰爭；
2、中國擁有蘇式戰機和殲10達到500架，殲8、殲7和殲轟7達到500架，殲6、轟5、轟6和強5達到800架；
3、中國在中朝邊境駐紮重兵，防止美韓在中國側翼包抄；
4、同時，美國沒有被世界另外一處危機所牽制，美國可以傾舉國之兵前來迎戰，開戰時來得及動員6-8艘航母，這已經接近美軍海軍的最大動員能力了；另外，F-22在弗吉尼亞蘭利空軍基地開始服役,並有少量駐守日本本土（如駐守沖繩容易遭中國導彈襲擊），因此對台海戰局影響不大；
5、日本還在觀望階段，只是向美軍提供後勤保障工作（包括沖繩和本土基地），所以，雙方戰爭之局限在常規戰爭範圍；如果隨着戰爭進程，中國處於極不利的境地，日本就可能直接參戰，那時，中國就必須將常規戰爭轉化為局部核戰爭；
6、 在戰前，中國必須申明自己的戰爭態度，目的在於用核戰爭來嚇阻日本直接參戰。
一、戰爭開始時美軍的位置。
這裡，要分為兩種情況：
一是兩岸間還沒有正式開戰，中國可依照第七章第二節中“拖延戰”戰術來應對；
二是兩岸間已經開戰。
由於擔心大陸飛機和巡航導彈的攻擊，美國的航母艦隊必然要在我飛機和巡航導彈的攻擊範圍以外，但又不能過遠，否則其航母艦載機F-14和F-18的作戰半徑不能覆蓋，或即使覆蓋在台灣海峽上空停留作戰時間也不能太短，所以，其航母估計在台灣以東洋面約800至1200公里的位置上，與沖繩的F-15C/D形成犄角相望之勢。但這個位置仍然在我Su-27、Su-30的攻擊範圍內，所以，美軍艦載機的任務一是要攻擊我渡海部隊，二是要保衛巡邏，防止我空航和海航襲擊其艦隊，三是要反潛，防止我潛艇偷襲。
二、戰爭過程
1、大陸判斷出美軍肯定介入台海戰爭，而我方因各種原因又不能採取“拖延戰”戰術之後，大陸軍隊必須要趕在在美軍艦隊到達作戰位置之前，在短時間（3-5天）內消滅台灣所有海空軍、防空導彈陣地、岸艦導彈陣地和海岸防衛部隊，並且有不少於10萬人的部隊登陸，這是大陸必須要完成的任務，否則美台兩股力量合而為一，大陸難以應付。這是美軍介入戰爭的情況下，大陸必需要搶占的戰略先機，否則，在此次台海戰爭中我們不光收復不了台灣，先期在台灣登陸的部隊都有重蹈“寧古頭”覆轍的危險，甚至整場戰爭都有全面失敗的危險。
2、沖繩位於台灣東北方向，距台北約530公里，距高雄約800公里，美軍艦隊到達台灣海域之前，當大陸展開對台打擊的時候，沖繩方向可能會出動少量F-22和F-15C/D前來協助台灣空軍阻止大陸空軍奪取制空權，並干擾大陸渡海。大陸必定出動Su-30和殲10機群在中途攔截，如果大陸占下風，便可以直接用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打擊那霸基地，消弱美軍飛機的力量；但憑藉各類飛機的數量，在美軍艦隊主力到來之前，大陸空軍應該全面奪取了台灣上空的制空權。
3、由於我空軍已經基本消滅了台灣海軍，而我海軍業已重創了台灣西海岸守備力量，所以我方應該有兩三萬陸軍登上台島，在航空兵和海軍火炮的掩護下建立了開闊的灘頭陣地和橋頭堡。由於我方在台灣海峽擁有絕對的制空權和制海權，所以我不少於20萬人的後續部隊應該使用一切船隻搶渡海峽，在台灣海峽上形成萬船竟發之勢，登陸後向台灣縱深發動穿插和攻擊，在航空兵和海軍火力掩護下打垮台軍主力。為了防止運兵船被擊中後造成大量士兵溺死，我們在使用高速登陸艦隻的同時，應大量使用中小噸位民船，分散乘渡人員和裝備，並與大量空船夾雜混編。
在美軍到來之時和之初，我軍實際上已經打垮了台灣軍隊大部分主力，基本控制了台灣大局。
4、美軍特混艦隊到來，必然要和我軍展開爭奪制空權的空戰。如果對方是一到兩艘航母到來（只有50-100架左右的戰鬥機），我軍必定要趁其立足未穩，主動出擊，力爭以優勢兵力用“車輪戰”的戰法，來重創或消滅對方第一批艦隊。
我軍以多編隊、多方向和不同的高度出擊，每個編隊由高中檔飛機搭配，數量在10架左右，目的就是迫使敵人分兵迎戰，儘量多的消耗對方飛機和飛行員的空戰能力。在接達到雙方接戰的上空時，如果美軍迎戰飛機F-14和F-18數量較少，我軍飛機便可以憑數量優勢圍而殲之，如果數量眾多（不少於6架），便避其鋒芒，游而不戰，退回海峽上空，配合地面的HQ-15（S-300中國版）、HQ-9A等地面防空導彈來攔截對方，等到對方油料耗盡退回，同時我方第一批飛機也返回，飛機加油，飛行員休整。
對方退回時，我軍第二批趕過來的飛機又便趁勢追擊，照樣是多編隊、多方向，而美軍前來支援的第二批飛機也必須分兵迎敵，數量還不能太少，我方飛機兜個大圈子後又退回來，照樣不與之正面作戰。等到這批美機又撤回時，我軍又有第三批飛機分頭追擊過去。
如此六個來回，我軍出動300架次，美軍迎戰是180架次，雙方還沒怎么正面交手，美軍飛機的空勤率就幾乎達到飽和狀態（美軍航母艦載機一般一天只能出動一個架次）。如再來幾個來回，連軸轉的美軍飛機幾乎就無法起飛了。
一邊要回收油料耗盡的帶彈飛機，一邊要讓重新裝油的飛機前去攔截從幾個方向逼近的中國飛機，另外，我導彈驅逐艦在外圍不斷佯作進攻之勢，潛艇頻作疑兵騷擾。美軍航母甲板上的緊張忙碌程度，幾乎無法想象，只要有一個小小疏忽，就必然釀成滅頂之災。
只要這種狀況不間斷持續數小時乃至10個小時，美軍艦載機就非累跨不可，整個特混艦隊防禦範圍便縮到最小，完全靠艦載防空武器來進行抵禦。在這個時候，還有什麼樣的力量來阻擋我空射導彈、艦射導彈、潛射導彈和魚雷對美國特混艦隊屠殺般的攻擊？
倘若美軍一到兩艘航母先期到來，便是我軍重創甚至消滅對手的千載良機，這個戰機稍縱即逝，我們要以大無畏的精神敢於出擊，不怕犧牲，在10個小時以內連續作戰，用優勢兵力輪番上陣，用最小代價拖垮美軍空中防禦力量，最後在20到30公里的範圍內對美軍艦隊實施攻擊，必定能大獲全勝。
這就是對付一到兩艘美軍航母的“車輪戰”戰術。
打掉美軍第一批艦隊，就為我們以常規戰爭來贏得台海戰爭打下了勝利的基礎。
5、如果美軍真的失去了一到兩艘航母和一個特混艦隊，按照常規，美國政府在國內必然承受不了無法想象的壓力，早就宣布撤軍了，但我們在這裡只是提出一種拋開國際社會影響的假想，來探討戰爭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估計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也才有各種預備方案，對打贏戰爭也才有相當的把握。
如果美軍6-8艘航母同時進入戰場，美軍艦載戰鬥機數量將到達400架以上，加上沖繩的F-15，美軍戰鬥機將達到600架左右，並且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國也相繼參加戰爭，那時，我們便要面對極為嚴峻的形勢。
如果美軍艦隊是同時到達，就必然有一個調集匯合的過程，我們最多估計這個時間為七天。在這寶貴的七天裡，我登陸的20-25萬陸軍、海軍陸戰隊及新政府組建人員將有以下任務：
一是繼續清剿，盡最大可能消滅台軍殘餘兵力，防止這些分散了的力量在美軍飛機支持下重新聚集起來進行反撲，並且要在一時來不及拿下的“硬骨頭地區”周圍破壞所有道路橋梁和其他設施，大量埋設地雷以鉗制其行動；二是建立新政權，掌握宣傳、金融、交通、水電設施和社會治安等方面的工作，控制所有的軍事設施和基地，嚴厲鎮壓頑固台獨分子；三是在台灣東海岸構築反登陸的縱深陣地；四是構築大量密集的防空陣地，特別是HQ-15、HQ-9A改防空導彈和“紅鳥”巡航導彈陣地；五是囤積當地的鋼鐵、水泥、糧食、油料、彈藥、醫藥等物資，以作長期獨立反空襲反登陸準備；另外，部分飛機駐紮台灣機場，威脅美軍艦隊，迫使其不能靠台灣過近，同時儘量在海上遲滯美軍飛機的進攻。
美軍到來，必然要用轟炸來壓制台灣島上我陸軍的清剿行動，而我空軍也必然要奮勇攔截，由於美軍飛機裝備、指揮系統和技戰術都優於我軍，我軍飛機必然要遭受大量損失，地面部隊也將被美海空軍炸得抬不起頭來，而我潛艇由於敵艦密集又無法展開攻勢，同時，原來瓦解了的台灣軍隊又將聚集起來，形成小股兵力，從各個方向上向我發動進攻，所以，在這個時候，我方將進入台海戰爭中最為艱難的時期。
6、與此同時，美軍的日子也好不到哪裡去。由於人民同仇敵愾的決心和戰爭潛力雄厚，中國根本沒有停戰的意圖，在戰場上，中國空軍的拼命抵抗加上地面防空導彈的攻擊，美軍飛機數量也在急劇消耗下降，美軍的後勤補給線也時時面臨中國潛艇的偷襲，所以，美軍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另外，由於台灣人民過了幾十年的優裕生活，對戰爭的承受力遠遠不及大陸，殘酷的戰爭和漫長的痛苦會讓更多的人加入了統派的行列，統派的力量將會越來越大，所以，大陸軍隊在台灣也不是孤軍奮戰，零星小股殘餘台軍的抵抗完全沒有翻盤的可能，美軍對他們根本無法給予什麼希望。
失去了勝利的希望，戰爭就完全成了毫無意義的消耗和毀滅。
如果要完全切斷大陸與台灣的聯繫，就必須完全摧毀中國海空軍的戰爭實力，而要消滅中國海空軍就必須進攻中國本土，攻擊所有的機場、港口、雷達站、軍事基地、指揮中心等所有目標。中國不像伊拉克，太過龐大，美日英澳全加上都沒那麼大的空中力量，並且即使有那麼多飛機，在沖繩和航母上也無法也無法停放。由於朝鮮的問題，韓國絕對不會允許美國飛機從自己土地上起飛去轟炸中國，從日本本土起飛距離過於遙遠，菲律賓、越南、泰國誰都不會惹火燒身。
當年麥克阿瑟也想到了這一點，可最後卻被杜魯門趕下了帥位。
全面進攻中國大陸，猶如痴人說夢。
7、假如美軍退而求其次，從軍艦、潛艇上和飛機上用巡航導彈襲擊大陸沿岸軍事目標，那麼大陸就完全有理由使出最後一招。
幾朵蘑菇雲冉冉升起，幾百艘軍艦和幾百架飛機——美日英澳全部海空軍的全部家當，灰飛煙滅，蕩然無存。
即使美國咬牙切齒的報復，也只敢對台灣海峽上的中國部分艦隊和台灣島上中國軍隊較為集中的地區發射核彈，這不光導致中國軍隊的慘重傷亡，也將造成台灣平民的巨大傷亡。
美日不光是輸家，還是歷史的罪人。
戰爭打到這步田地，美國參戰已經完全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所以，只要我們“不怕鬼，不信邪”，只要我們用毫不畏懼的態度來積極迎接戰爭，不管美國以何種方式參戰，美國都沒有打贏台海戰爭的希望。
台海戰爭將是重新劃分亞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戰”
十一、撥開戰前的思想迷霧
實際上，對台統一之戰，在思想、經濟和文化等領域已經開始了沒有硝煙的戰爭前奏，坦率的說，在當今由美國.控的國際大環境中，由於台灣憑藉經濟的優勢和“民主”的道義制高點，在這一階段的思想和文化的博弈中，大陸明顯落於下風。
一、對傳統文化長達一百年的批判，正在挖去我們的根基，正在瓦解中華民族的生存理由和戰鬥精神。
1、批判“批判者”
從“五四”到現在，中國的傳統文化批判已經持續了一百年，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象中國人這樣，咬牙切齒、不屈不撓地跟早已化為空氣塵土的祖宗過不去。冥冥之中，罪魁禍首孔子不知哪天會不會從地里探出頭來委屈地質問：如果中國近三百年來的貧弱你們要歸罪於我，那在這三百年以前中國一直是這個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你們是不是就應該感謝我？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從專制主義單一思維的模式里解放出來，開始接觸到各式各樣的現代新思想，從而開始進行長時間的批判與思考，或者是批判性的思考，而非建設性的思考。
從“五四”到如今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裡，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思考方向是“後顧”而非“前瞻”，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精力是用來清算歷史和批判舊文化，而不是從歷史中吸收營養和建設新文化。確切地說，中國整個知識階層扮演的是低級的破壞者的角色，而承擔不起高明的建築大師的重任。
不可否認，由於前蘇聯崩潰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和中國落後的現狀，中國目前許多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人為的將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制度，與某種意識形態甚至政府等同起來，不同程度的繼承“文革”的攻伐風格，諷古喻今，頗有點“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意味，但是，這種以批判作鞭子，“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作法，往往會使許多人一葉障目，看不到世界叢林的殘酷本質，看不到中國的真實國情，也看不到中國未來的必由之路，從而無意中站到了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對立面。
當今世界，所有國家都把自己有限的文化遺產視若珍寶，2003年，法國將大仲馬的靈柩移入先賢祠，由希拉克總統主持的國葬儀式向全球轉播，更體現出文化大國的浩蕩風範。縱觀古今中外，不管是康德還是費爾巴哈，不管是契訶夫還是是列林斯基，不管是斯賓諾沙還是盧梭，不管是卡夫卡還是米蘭·昆德拉，不管是貝多芬還是瓦格納，甚至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也沒有看見哪一個文化巨人或者國家民族，會對自己的文化發動如此殘酷的“百年討伐戰爭”，陳獨秀、魯迅等大師在風雨晦明中給傳統文化挖下的巨大墓坑還象路標一樣擺在歷史的道路旁，而無數後來者如余杰之流又撲騰跳下去，攪起一點髒水，便贏得自己和圍觀者的輕薄歡呼和無知叫好。而放眼未來，悲哀的是，我們還看不到批判的結束和新文化建設的開始。
如果說矯枉必須過正，那麼一百年了，特別是自1978年以來的二十幾年，足夠我們“矯”回來了。
還有一點，是批判者們在潛意識中不願承認也不願正視的，對傳統文化的低級重複批判，也存在着一種功利主義的市儈嘴臉和沒落貴族的卑微心態。
一個世代殷富的詩書禮儀之家，老祖宗開疆拓土，浴血拼殺，留下了金壁輝煌的宅院、廣袤無垠的田產、繁榮興旺的人丁、卷帙浩繁的典籍和輝煌燦爛的家史，歷經十數代而不衰，最後傳至十九代，國際形勢已經風雲變幻，子孫不肖不思進取變通，又兼鄰間豪強蜂起，蠶食鯨吞，終於搞得這個大家中落破敗，家人飽受貧辱。至二十代，覺醒者痛定思痛，高喊“打到孔家店”、呼請“德先生、賽先生”，但依然沒有改變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
就像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着別人過好日子，自己卻破衣爛衫，這種現象我們肯定要反思，要尋找貧窮的原因，思來思去，找來找去，發現是自己的家庭不行，是父輩祖父輩逛窯子抽鴉片，遺毒禍害秧及子孫，所以，我們應該批判祖宗，肅清其遺毒。批完以後，我們應重新努力，利用前輩留下來的豐厚遺產，依靠自己的能力重新建立新生活，這才是一種正確的批判態度。
但是在批判過程中，我們不能走兩種極端，一是將祖輩留下來的遺產一把火燒掉，從外面引進來另外一種文化，事實證明，文化的更新絕不可能象外科手術那麼簡單，大火永遠燒不掉傳統，否則焚燒阿房宮的楚霸王就應該是中國的民主先驅了；第二，不應該總是停留在批判而不建設，否則，我們的前輩他們也會問我們:我們是不行了，那你們呢？你們要是有本事，你們就搞點新東西來看看呀；我們沒有本事讓你們過好日子，讓你們罵，可你們罵了一百年，日子也沒有多大起色，那你們也是沒有本事的無能之輩，還好意思來再罵祖宗。
我們是這種“有奶便是娘”的無能子孫嗎？
2、批判“知識分子”
中國幾百年來的屈辱和沉淪，應該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因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個致命弱點所致：一是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卻又自以為是、清高酸腐，“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專制時代，知識分子依附於權貴階層，現階段許多人又盲目追隨美國的“民主”的鞭子，以美國的馬首是瞻；二是缺乏實踐精神，常常游離於社會實際行為之外，“動口不動手”，虛弱無能，他可以盡畢生精力於“致知”，卻不會用少許時間身體力行地去實踐探索，所以俗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別說三年，三百年、三千年也不成。
中國有句俗話：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秀才是蒼白的理想主義者，平時除了讀書奉主，便是在後花園調弄春香，胸有屠龍之志，可手無縛雞之力，遇到外敵入侵，死在敵人刀戟下的往往還沒有自懸房梁上的多。而大兵是行為主義者，沒有那麼多鴻鵠志向和風花雪月，卻有改變自身命運甚至國家命運的能力。但中國的秀才自古好象很願意保留這種半男半女的尷尬形象，吟風弄月，樂在其中，很少人會象班超那般投筆從戎，即是秀才又是兵，讓敵人打也打不過，罵也罵不贏。
中國幾千年來的貧窮愚昧，很大責任也在於中國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尤其是社會學科的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的“良心扮演者”，不僅能“妙手著文章”，而且還要“鐵肩擔道義”——這裡是“擔”，而不是“百無一用”的“空空妙手”或“如簧巧舌”。知識分子不僅要為被壓迫者鼓與呼，不僅是醜惡現象的批判者，而且應該是、必須是社會進步方向的探索者和實踐者。作為獨立思考的隱者，知識分子不僅要守望社會叢林的山火，還要尋找未來天邊峰巒間隱約的曙光，如果因為樹葉的遮擋而失去了了望的視線，那這樣的知識分子還不如守夜的更夫，他的銅鑼聲畢竟還能召喚鄰居來救火。正如許多的大學畢業生，他們的那身求生技能，似乎還比不上工廠里那些埋頭苦幹的工人來得實在，真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
冷嘲熱諷，張嘴罵人，中國“民主派”的先生們似乎比不上在酒宴上露着私處“擊鼓罵曹”的彌橫，人家終究敢當着曹.的面.他的祖宗，但批判的武器始終比不過武器的批判，彌恆的如劍利舌最後仍然擋不住“土木偶人”黃祖的一刀。
所以，這樣的“先生”，對中國來說自然是越少越好。
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特別提出了“知易行難”，並認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
作為無數次經歷失敗而又無數次站起來的革命實踐家，中山先生在論述知行關係的時候，沒有進實驗室去探索自然界最深處的奧秘，而是把重點放到了治國救民的“行”上。
先生所處其時，親眼目睹了滿清閉關鎖國、腐敗頑固給國家民眾帶來的巨大災難，而這些災難有許多恰好就是當時最先進的“民主女神”用堅船利炮給中國人民送來的“啟蒙教材”，所以，中山先生深刻認識到只有效法西方，接受民主與科學才能救中國。
中山先生參照西方確定的目標，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自由強盛的國家而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就是“知”，而更重要的便是如何去實現這個目標，推翻清王朝、打到軍閥、建立民國——這就是“行”。為實踐這個“行”，中山先生用去了畢生精力，嘔心瀝血，篳路藍縷，最後雖然沒有實現其最終理想，但畢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國的基本格局，為在黑暗中呻吟的中國帶來了一縷絢麗的曙光。
“知”固然要緊，而“行”必定更加重要。
所以，另一位偉大的實踐家毛澤東給了孫中山一個獨到精準的評價：革命的先行者。
二、“泛和平主義”、“全球化”和“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正在剝奪我們手中的武器。
打贏台海戰爭，統一台灣，什麼是我們最有力的武器？
中華文明能歷經幾千年輝煌而完整延續下來，最有力的保障武器，應該是以漢民族為主的中華民族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統一觀，從“三皇五帝”到滿清民國，中國無數次“合久比分、分久必合”，但最終都能化險為夷，絕處逢生，根本原因就在於絕大多數中國人超強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全世界各種語言中，大概只有中國人才把“國”與“家”連在一起，才營造出“國家”這個血肉相連的抽象詞彙。
同樣,統一台灣,我們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導彈也不是原子彈,而是幾千年來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情，是五千年燦爛文化的號召力，也是幾千年輝煌傳統延續下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毋庸諱言，這種向心力正前所未有地受到來自於民族內外的挑戰，這種燦爛文化和“大一統”的輝煌傳統正在受到來自於傳統內外的懷疑和批判。
1、用“文化觀”和“民族觀”來替代國家觀、超越國家觀
龍應台在《向核心價值邁進超越台灣主義》中，引用了卡爾巴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追求烏托邦的激進主義者提出的警告。
卡爾巴柏認為，烏托邦往往是一種國家想像，這種國家想像在激進者手中變成一個終極標準，來衡量一切行為的善惡。“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國家利益的行動是不道德的。”
龍應台說：“這種道德邏輯，聽起來多麼熟悉。共產黨這麼告訴大陸的人民，國民黨這麼告訴台灣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國家’兩個字換成‘台灣主體性’讀讀看：‘凡是對台灣主體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台灣主體性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台灣主體性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台灣主體性的行動是不道德的。’熟悉嗎？這是民進黨的今日台灣。……這種邏輯，用巴柏的語言稱呼，‘就是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道德理論’。”
龍應台在批判“台灣主體性”的同時，也順便批判了“國家主體性”，批判了“烏托邦般的國家想像”。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龍應台幫助“台獨”挖到了我們脆弱的基礎。
平心而論，國家作為一個政權工具，在組織抗擊外來壓力的同時，也具備了對內的鎮壓功能。歷史上的多少暴政都是盜用國家的神聖名義來進行的，如德國納粹對猶太民族的滅絕，法國大革命時雅各賓黨人的血腥鎮壓，中國“文化大革命”對政治異己的專政，前蘇聯瘋狂的對外擴張，美國在“反恐”名義下的對阿拉伯世界的“東征”，都是以國家的名義來進行的。在國家名義下的集權主義，往往將國家機器作為殘酷的刀斧，剝奪人民個體的權利和生命，甚至將全民族綁架上少數人利益的戰車。
但是，是不是因為國家具有侵害人權的功能，就由此否定了國家存在的所有理由？
解釋國家兩重功能最好的範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蘇聯。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把持了國家大權的斯大林對黨的高層領導、軍隊、共青團、職工會、科學界、文化藝術界、經濟界等各行各業，尤其是其中的優秀分子，進行了殘酷的“大清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斯大林對軍隊幹部的清洗更是驚人。在那個時候，被竊國者控制的國家對任何一個人來說仿佛是一個黑暗的地獄。但是，1941年6月22日拂曉，希特勒打響了“巴巴羅沙計劃”的第一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蘇聯發動突然襲擊，而在這個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國家又成了拯救全體人民的盾牌和武器，所有的力量都必須在國家的名義下面才能聚集起來，才能最有效的發揮抗擊外敵的作用。正是因為國家的存在和強大，才拯救了蘇聯，拯救了俄羅斯。
個體在一個國家裡的命運，常常會受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拉扯和撕裂，甚至扮演社稷祭壇上犧牲品的角色，所以，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痛苦的疑問：
“我愛這個國家，為什麼這個國家不愛我？”
“不愛我的國家，值得我愛嗎？”
這是個體的不幸，而個人逃避這種不幸，又會導致種群承受更大的苦難。逍遙遁世，或者賣國求榮，極少數“個體”得到了獎賞，而犧牲的卻是絕大多數的“個體”。
這是國家框架下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兩難，這是個無法取掉的極其沉重的十字架，它掛在我們每個人的胸口，只有殉道的精神，才能讓我們得到救贖。
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就是讓我們擺脫這種“兩難”，進入更高的人道境界，這就是我們要尋求的真正的民主，也是全人類的未來，儘管道路漫長而曲折，但它一定會到來。
“民主派”們神往無限的美國，每每在世界某處發生危機時，在電視面前口口聲聲說得最多的，都是要保護美國在全球的“國家利益”，而在對手遇到麻煩的時候，美國壓住內心的興奮，才會義正詞嚴的要來捍衛“民主”的尊嚴。
“美國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從來都是美國人最響亮的口號。
國家契約學說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認為，人性是惡的，人自私自利、恐懼貪婪、殘暴無情，人與人彼此離異、敵對，又互相防範、爭戰不已。不過，由於人人都有保存自己、企求安全的欲望，在理性的驅使下，或者說，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們為了擺脫悲慘可怕的自然狀態，甘願放棄了原來享有的自然權利，彼此訂立了一種社會契約，於是建立了國家。
在《利維坦》一書中，霍布斯把人類進入社會、組成國家之前的時期設想為人人自危的普遍爭鬥的自然狀態。在這種“戰爭狀態”下，人像獸類一樣處於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人的生活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且短壽。更有甚者，他認為自然狀態的威脅隨時存在，只要人們一旦脫離了國家，或國家主權一旦遭到破壞，就會立即恢復到互相爭鬥、恐懼不安的自然狀態了。
就像基督教認為人從出生起就帶着“原罪”一樣，國家的起源也確實帶有某種“原罪”。
人類的群居和生產工具的使用，帶來了物質產品的剩餘，剩餘產品的分配便使得混沌平等的原始人類中開始出現私有制，而私有制又形成階級，而階級最終消滅了氏族社會，形成了國家。
就像基督教認為人從出生起就帶着“原罪”一樣，國家的起源也確實帶有某種“原罪”。
人類的群居和生產工具的使用，帶來了物質產品的剩餘，剩餘產品的分配便使得混沌平等的原始人類中開始出現私有制，而私有制又形成階級，而階級最終消滅了氏族社會，形成了國家。
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國家就作為一個集團，天然就具備了一種壓迫的功能，要麼多數人剝奪少數人的權益，要麼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權益。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社會最根本的變革方向，就是國家政權從“天賦神權”的極少數統治者手中，慢慢向人民大眾轉移，一個人的國家，變成一部分人的國家，又變成大部分人的國家，最後成為全民的國家，這就是民主的最終標準，也是民主成為人類追求的最終價值所在。國家全民化的程度，也就是民主化的程度。
以長遠的眼光來看，隨着文明的演進，國家的觀念會逐漸淡化最後直至消亡，全世界消滅了階級，消滅了集團——民主發展到最後，又與“共產主義”殊途同歸，倒真成了反對“共產惡魔”的“美氏民主”的天大笑話——會成為一個沒有樊籬阻隔的大家庭，這是一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仍還看不到這種趨勢，看不到國家消亡的徵兆（歐盟只是幾十個國家在政治經濟上形成平衡的聯盟，聯盟消滅不了國家），尤其是今後全球又將面臨一個更加危險的新帝國——美國帝國的瘋狂擴張，我們更不能放棄國家這一最有力的防禦武器。
“美氏民主派”們偏斜的目光，看不見美國在“反恐”大旗下，不惜編造侵略理由——美國最終承認了“情報失誤”，薩達姆沒有和“基地”勾結，也沒有製造“大規模殺傷武器”，美國當初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完全不復存在——無限制的追求自己國家的最大利益，占領他國領土，掠奪石油資源，卻反過來要讓中國超越國家觀念，扮演無私的“和平耶穌”，把自己釘在別人的十字架上，成全猶大們的陰謀和“羅馬人”的功績。“美氏民主派”們一邊在讚賞邁克爾·喬丹在中國的商業巡遊時要求必須乘坐美國汽車，讚賞美國人對國家的忠誠和愛戴，一邊卻對自己的國家大加責罰，而且振振有辭：美國國家富強，人家當然要熱愛，中國落後貧窮，我們為什麼要去愛她。
許多“民主派”的先生們對國家的感情，在這裡完全變成了“有奶便是娘”的勢利交換，變成了無恥的市儈嘴臉。
從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來看，戰爭是社會每過一段時間就要降臨的常態，和平只是戰爭之間的間歇。到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終於有可能來享受較長時間的和平，但是在和平的枕頭下面，我們仍然不能忘記放一把警惕的寶劍。和平是寶劍帶來的戰利品，而寶劍又必須是和平的守護神。
國家是我們遮風擋雨的屋頂，民族主義是我們打擊豺狼的獵槍，我們只有守住堅固的陣地，握緊了武器，才有資格來談對幸福的嚮往，才敢追尋通往真正民主的天堂之路。
2、“美氏民主”正像慢性毒藥一樣，侵蝕着我們的機體，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抗體”，當最後病菌大規模襲來的時候，我們突然才發現，原來我們手裡面已經沒有救命的“抗生素”了。
這種危險的場景，中國人在2003年的“SARS”風暴中已經切身經歷了一次。值得感謝的是，我們只是經歷了一次近乎演習的“生化危機”，否則，在國家遭受重大危機的時候，這樣一個微小而兇惡的病毒可能就擊倒一個國家，葬送一個民族。
我們的敵人撒播下那許許多多的病毒，在暗中等待的就是那一天。
二、“泛和平主義”、“全球化”和“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正在剝奪我們手中的武器。
打贏台海戰爭，統一台灣，什麼是我們最有力的武器？
中華文明能歷經幾千年輝煌而完整延續下來，最有力的保障武器，應該是以漢民族為主的中華民族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統一觀，從“三皇五帝”到滿清民國，中國無數次“合久比分、分久必合”，但最終都能化險為夷，絕處逢生，根本原因就在於絕大多數中國人超強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全世界各種語言中，大概只有中國人才把“國”與“家”連在一起，才營造出“國家”這個血肉相連的抽象詞彙。
同樣,統一台灣,我們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導彈也不是原子彈,而是幾千年來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情，是五千年燦爛文化的號召力，也是幾千年輝煌傳統延續下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毋庸諱言，這種向心力正前所未有地受到來自於民族內外的挑戰，這種燦爛文化和“大一統”的輝煌傳統正在受到來自於傳統內外的懷疑和批判。
1、用“文化觀”和“民族觀”來替代國家觀、超越國家觀
龍應台在《向核心價值邁進超越台灣主義》中，引用了卡爾巴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追求烏托邦的激進主義者提出的警告。
卡爾巴柏認為，烏托邦往往是一種國家想像，這種國家想像在激進者手中變成一個終極標準，來衡量一切行為的善惡。“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國家利益的行動是不道德的。”
龍應台說：“這種道德邏輯，聽起來多麼熟悉。共產黨這麼告訴大陸的人民，國民黨這麼告訴台灣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國家’兩個字換成‘台灣主體性’讀讀看：‘凡是對台灣主體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台灣主體性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台灣主體性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台灣主體性的行動是不道德的。’熟悉嗎？這是民進黨的今日台灣。……這種邏輯，用巴柏的語言稱呼，‘就是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道德理論’。”
龍應台在批判“台灣主體性”的同時，也順便批判了“國家主體性”，批判了“烏托邦般的國家想像”。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龍應台幫助“台獨”挖到了我們脆弱的基礎。
平心而論，國家作為一個政權工具，在組織抗擊外來壓力的同時，也具備了對內的鎮壓功能。歷史上的多少暴政都是盜用國家的神聖名義來進行的，如德國納粹對猶太民族的滅絕，法國大革命時雅各賓黨人的血腥鎮壓，中國“文化大革命”對政治異己的專政，前蘇聯瘋狂的對外擴張，美國在“反恐”名義下的對阿拉伯世界的“東征”，都是以國家的名義來進行的。在國家名義下的集權主義，往往將國家機器作為殘酷的刀斧，剝奪人民個體的權利和生命，甚至將全民族綁架上少數人利益的戰車。
但是，是不是因為國家具有侵害人權的功能，就由此否定了國家存在的所有理由？
解釋國家兩重功能最好的範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蘇聯。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把持了國家大權的斯大林對黨的高層領導、軍隊、共青團、職工會、科學界、文化藝術界、經濟界等各行各業，尤其是其中的優秀分子，進行了殘酷的“大清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斯大林對軍隊幹部的清洗更是驚人。在那個時候，被竊國者控制的國家對任何一個人來說仿佛是一個黑暗的地獄。但是，1941年6月22日拂曉，希特勒打響了“巴巴羅沙計劃”的第一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蘇聯發動突然襲擊，而在這個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國家又成了拯救全體人民的盾牌和武器，所有的力量都必須在國家的名義下面才能聚集起來，才能最有效的發揮抗擊外敵的作用。正是因為國家的存在和強大，才拯救了蘇聯，拯救了俄羅斯。
個體在一個國家裡的命運，常常會受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拉扯和撕裂，甚至扮演社稷祭壇上犧牲品的角色，所以，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痛苦的疑問：
“我愛這個國家，為什麼這個國家不愛我？”
“不愛我的國家，值得我愛嗎？”
這是個體的不幸，而個人逃避這種不幸，又會導致種群承受更大的苦難。逍遙遁世，或者賣國求榮，極少數“個體”得到了獎賞，而犧牲的卻是絕大多數的“個體”。
這是國家框架下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兩難，這是個無法取掉的極其沉重的十字架，它掛在我們每個人的胸口，只有殉道的精神，才能讓我們得到救贖。
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就是讓我們擺脫這種“兩難”，進入更高的人道境界，這就是我們要尋求的真正的民主，也是全人類的未來，儘管道路漫長而曲折，但它一定會到來。
“民主派”們神往無限的美國，每每在世界某處發生危機時，在電視面前口口聲聲說得最多的，都是要保護美國在全球的“國家利益”，而在對手遇到麻煩的時候，美國壓住內心的興奮，才會義正詞嚴的要來捍衛“民主”的尊嚴。
“美國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從來都是美國人最響亮的口號。
國家契約學說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認為，人性是惡的，人自私自利、恐懼貪婪、殘暴無情，人與人彼此離異、敵對，又互相防範、爭戰不已。不過，由於人人都有保存自己、企求安全的欲望，在理性的驅使下，或者說，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們為了擺脫悲慘可怕的自然狀態，甘願放棄了原來享有的自然權利，彼此訂立了一種社會契約，於是建立了國家。
在《利維坦》一書中，霍布斯把人類進入社會、組成國家之前的時期設想為人人自危的普遍爭鬥的自然狀態。在這種“戰爭狀態”下，人像獸類一樣處於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人的生活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且短壽。更有甚者，他認為自然狀態的威脅隨時存在，只要人們一旦脫離了國家，或國家主權一旦遭到破壞，就會立即恢復到互相爭鬥、恐懼不安的自然狀態了。
就像基督教認為人從出生起就帶着“原罪”一樣，國家的起源也確實帶有某種“原罪”。
人類的群居和生產工具的使用，帶來了物質產品的剩餘，剩餘產品的分配便使得混沌平等的原始人類中開始出現私有制，而私有制又形成階級，而階級最終消滅了氏族社會，形成了國家。
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國家就作為一個集團，天然就具備了一種壓迫的功能，要麼多數人剝奪少數人的權益，要麼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權益。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社會最根本的變革方向，就是國家政權從“天賦神權”的極少數統治者手中，慢慢向人民大眾轉移，一個人的國家，變成一部分人的國家，又變成大部分人的國家，最後成為全民的國家，這就是民主的最終標準，也是民主成為人類追求的最終價值所在。全民對國家權利分享的程度，也就是民主化的程度。
以長遠的眼光來看，隨着文明的演進，國家的觀念會逐漸淡化最後直至消亡，全世界消滅了階級，消滅了集團——民主發展到最後，又與“共產主義”殊途同歸，倒真成了反對“共產惡魔”的“美氏民主”的天大笑話——會成為一個沒有樊籬阻隔的大家庭，這是一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仍還看不到這種趨勢，看不到國家消亡的徵兆（歐盟只是幾十個國家在政治經濟上形成平衡的聯盟，聯盟消滅不了國家），尤其是今後全球又將面臨一個更加危險的新帝國——美國帝國的瘋狂擴張，我們更不能放棄國家這一最有力的防禦武器。
“美氏民主派”們偏斜的目光，看不見美國在“反恐”大旗下，不惜編造侵略理由——美國最終承認了“情報失誤”，薩達姆沒有和“基地”勾結，也沒有製造“大規模殺傷武器”，美國當初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完全不復存在——無限制的追求自己國家的最大利益，占領他國領土，掠奪石油資源，卻反過來要讓中國超越國家觀念，扮演無私的“和平耶穌”，把自己釘在別人的十字架上，成全猶大們的陰謀和“羅馬人”的功績。“美氏民主派”們一邊在讚賞邁克爾·喬丹在中國的商業巡遊時要求必須乘坐美國汽車——道奇，垂涎三尺地讚賞美國人對國家的忠誠和愛戴，一邊卻對自己的國家橫加責罰，斥為一無是處，並且振振有辭：美國國家富強，人家當然要熱愛，中國落後貧窮，我們為什麼要去愛她。
許多“民主派”的先生們對國家的感情，在這裡完全變成了“有奶便是娘”的勢利交換，變成了無恥的市儈嘴臉。
從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來看，戰爭是社會每過一段時間就要降臨的常態，和平只是戰爭之間的間歇。到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終於有可能來享受較長時間的和平，但是在和平的枕頭下面，我們仍然不能忘記放一把警惕的寶劍。和平是寶劍帶來的戰利品，而寶劍又必須是和平的守護神。
國家是我們遮風擋雨的屋頂，民族主義是我們打擊豺狼的獵槍，我們只有守住堅固的陣地，握緊了武器，才有資格來談對幸福的嚮往，才敢追尋通往真正民主的天堂之路。
2、“美氏民主”正像慢性毒藥一樣，侵蝕着我們的機體，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抗體”，當最後病菌大規模襲來的時候，我們突然才發現，原來我們手裡面已經沒有救命的“抗生素”了。
這種危險的場景，中國人在2003年的“SARS”風暴中已經切身經歷了一次。值得感謝的是，我們只是經歷了一次近乎演習的“生化危機”，否則，在國家遭受重大危機的時候，這樣一個微小而兇惡的病毒可能就擊倒一個國家，葬送一個民族。
我們的敵人撒播下那許許多多的病毒，在暗中等待的就是那一天。
第一，美國播下的最致命的“民主毒藥”，就是給許多迷茫的中國人帶來的一個夢幻般的福音：只要中國人民推翻“專制”，拋棄“社會主義”，象台灣一樣走上“民主”的道路，美國對中國的所有敵對行為便會改弦更張，美國就會成為中國最親密的朋友，美國不說傾其所有來幫助中國人享受民主富足，最起碼會平等待我，再也不會與我為敵。
所以，美國攔截“銀河號”也好，美國炸中國大使館也好，美國撞中國的飛機也好，美國給台灣大量軍售也好，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也好，美國頻頻制裁中國也好，這些都不是美國不對，而是中國不好，是中國的制度不好，要是中國放棄了這種“制度”，以上所有的事情就再也不會發生。
世界上有這麼美好的筵席在等着我們入座嗎？
在這裡，我們不講正面的理由，還是來看看俄羅斯。
十幾年前，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帶領人民一舉推翻了自己的布爾什維克，然後葉利欽再往前走了一步，摧毀了蘇聯那龐大的碉堡，頃刻間，一個“邪惡帝國”土崩瓦解，這是全世界人民的幸事，自然也是美國的幸事。
劫後餘生的俄羅斯，開始接受西方經濟學家的幫助，用“休克療法”來建立純西方的市場經濟架構，可得到的卻是經濟瀕臨崩潰的結局，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在1988年，美國金融寡頭索羅斯雪上加霜，還沒忘記給俄羅斯再來一刀。
幾乎在一夜之間，俄羅斯放棄了前蘇聯所有的勢力範圍，退回到“獨聯體”的疆域中去，只是在關鍵的幾個中亞國家內保留了一部分軍事存在。而又在十來年的時間裡，美國或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便完全“攻占”了俄羅斯“讓”出來的這些地區，一直把坦克開進阿富汗、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炮口緊緊的抵住了俄羅斯“柔軟的下腹部”。
俄羅斯的退卻還沒有結束，2000年3月，還處於葉利欽卵翼下的普京試探性的放風說，如果（加入北約）符合俄羅斯的利益，俄羅斯有可能加入北約。對此，北約秘書長羅伯遜作了一個精闢的“表態”：俄羅斯加入北約，就像大象要進入浴缸一樣，到頭來結果是浴缸保不住，大象也沒有真正洗成澡。
換句話說，象俄羅斯這種大象，根本就不要想進到北約的浴缸里去洗澡，真要想洗的話，除非俄羅斯不再是大象，而是化整為零變成了北極圈裡的馴鹿。
象俄羅斯這樣一個基督教文化圈裡的歐洲國家，即使推翻了“共產暴政”，完全實現了民主選舉，照樣沒有資格參加北約的筵席，那象中國人這樣的完全沒有基督文明和資本主義“血統”的亞洲黃種人，即使砸開了自己的圍牆，可又憑什麼來博取美國人的歡心，被請到到德克薩斯克州勞福德小鎮的牧場上去吃牛排呢？
即使是日本，在美國和蘇聯比賽摔跤的夾縫中，偷吃了美國的牛排，結果又如何，關鍵的時候照樣被“廣場協定”踩下去當墊腳石，從投降到今天，一直都被壓製得出不了頭，變成了美國報銷軍費的“提款機”。
如果中國投降，只怕是當墊腳石的資格都沒有，更不要去想什麼“戰略夥伴”。
9·11以後，布什以地球統治者的姿態給全世界劃了一條蠻橫的界限，要麼支持美國，是美國的盟友，要麼支持恐怖分子，是美國的敵人。
美國在不同的時期，曾經選擇過不同的盟友。口頭上，美國是“民主”、“自由”的代名詞，卻並不以此來作為選擇盟友的標準。蔣介石、吳庭艷、皮諾切特、薩達姆，無一不是專制的暴君，即使是中東富得流油的盟國沙特，也存在着富裕掩蓋下殘忍的宗教壓迫（據報道，一所沙特的女子學校失火，許多少女倉促之下來不及戴面紗逃出來，被宗教警察用鞭子抽回去，最後有十幾名沒找到面紗的少女葬身火海）。而有些真正的人民選出來的政權，又會被美國用各種手段顛覆，如1973年智利大選，選出總統阿連德，美國中情局卻以1200萬美元，收買智利陸軍司令皮諾切特等人發動政變，推翻了政府，阿連德總統與叛軍激戰，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
美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國家的最高利益，其他所有形式，都是為遮蓋這個本質的假象。美國對於自己的國內來說是天堂，而對他國來說，無疑就是地獄。
所以，指望以“民主選舉”來博得美國的歡心，指望放棄現行制度而換來美國的真誠相待，指望美國來成為中國的救世主，無疑是中國東郭先生們一廂情願的痴夢，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懂得西方文明最核心的精髓，那就是從生物進化論演變而來的“叢林法則”：適者生存，弱者淘汰。
萬物霜天競自由，這個世界上的任何生物體，如果想得到生存，得到幸福，永遠只有靠自己的奮鬥，這個真理適應於植物，也適用於動物，適應於所有的個人，也同樣適應於所有的民族與國家。
摘自:愛國者同盟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