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章 致命弱點

電話中我堅持一定要到北京親自匯報。周局長在電話線的那邊沉默了一陣子，然後同意了。我想，他大概是從我的語氣中聽出了點什麼。我有些抱歉，因為我知道周局長挺忙的，但我卻必須見他。我心中的疑團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濃，搞得我踹不過氣，寢食不安。
周局長的司機小王到機場來接我。小車拐進長安街後，他把車駛入中間道開始加速向天安門方向開去。這時我已經猜到自己這兩晚又要享受北京飯店的“按摩”浴缸了。果然，車子在北京飯店門口停下後，小王遞給我一早開好的飯店房間鑰匙，對我眨眨眼笑着說：“周局長專門交代給開一間帶按摩浴缸的豪華房間，你就好好享受吧，我會和你聯繫的。”
我也會心地一笑，心裡一陣舒坦和溫暖。周局長就是這樣一位領導，他會用自己特殊的招待辦法讓旅途歸來的遊子或者長期在外的部下感到溫暖。他知道我在北京只呆兩天，自然不會給他們的開支造成負擔。並且他也知道我無論出差到哪裡都會選擇較便宜的酒店住，所以他把六星級酒店的豪華房間開給我。而且每次這樣的情況下，他都忘不了刻意強調那按摩浴缸的作用。開始我覺得好笑，都什麼年代了還按摩浴缸，周局長難道不知道北京的按摩女郎更加便宜和有用？後來有一次司機小王笑着對我說：“周局長是希望你不要找按摩女郎，才故意每次都強調按摩浴缸的。”我聽後不覺大笑，益發覺得周局長的可愛。雖說有諺語說在北京一竹竿掃過去，倒下一片都是局級幹部，可是當到局長畢竟也不容易呀。當初暗中對自己進行評估以及對單位激烈的競爭上崗形勢有了一定的認識也是致使我辭職下海的原因之一。雖然沒有當上局長，我對局長卻並不缺乏研究。
當晚十點過後，周局長才匆匆來到酒店。我們就在房間泡了咖啡，邊喝邊談。
“周局長，正式匯報前，我想先請教個問題。上次你提到後我一直在思考。”
看見周局長樂呵呵地看著我，我接着說：“你說每個人都有致命弱點，聽起來很有道理。你以前的工作是利用敵人的弱點讓他們屈服，讓他們吐出心中的秘密。我想在你現在的反間諜偵察和情報工作一定也少不了利用人們的致命弱點。可是，我的問題是，每個人都有致命弱點嗎？”
周局長點點頭：“是人都會有優點和缺點，有的缺點就是致命的。你讀過哲學書籍，這根本就不是我的結論。然而現實中甚至學術界也許不再強調人的致命弱點，可是從事我們這工作的， 必須清清楚楚知道是人都有致命弱點， 否則我們無法開展工作。反間工作中， 我們對於抓獲的嫌疑犯的審問必須從他的弱點入手， 而另外一方面，情報工作則同樣要利用人的弱點， 為我所用！”
“這我明白，可是我就覺得，有的人如果把生命都置之度外的話，你就算能夠找到他的致命弱點，又有什麼用？那弱點又如何能致他於死命？如果他根本就不要命的話？”
“小楊，你的例子有些極端，因為是人都會怕死。可是我得承認，你的問題卻是很重要的。因為在一個文明和法制的社會裡，你不能動不動就以死來威脅人家。例如，現在審問犯人，你就不能夠一味威脅他說，不說實話就判死刑，大家都懂法，這樣的威脅沒有用。所以我說你的思考很重要，可是這並不是說不怕死的人就沒有致命弱點。”
我知道今天還有正事要談，可是我很不服氣。我提高聲音說：“那你能夠給我解釋張志新烈士嗎？如果你是造反派，是兇手，是毛遠新，又有什麼辦法讓她屈服？”
周局長驚異地看著我。張志新一直是我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在文化大革命中，張志新看出了“四人幫”一夥是禍國殃民的，她一個女人不畏強權，大聲疾呼，結果被她所在地東北的造反派抓起來，迫她悔過低頭。造反派和“四人幫”在東北的爪牙採取了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虐待手段對付張志新，可是張志新烈士除了被打昏死過去外，一刻沒有停止痛斥“四人幫”。最後，造反派在無法讓她屈服的情況下，宣判她的死刑。怕張志新在行刑時高呼打倒“四人幫”的口號，造反派竟然把這位弱女子的喉管割開，裝上金屬管子維持生命。造反派的想法是，在公開行刑時只要張志新無法呼喊，只要她臉上露出那怕一絲的害怕，那麼他們“教育人民”的作用就起到了。然而，據後來參加行刑的造反派回憶，張志新烈士雖然無法呼喊，並且生命靠一條鋼管維繫，但她的眼睛始終放射出不屈不撓的光芒。我知道所有張志新烈士的事跡，有些還是我利用國家安全部的特權調取檔案獲得的，我記得張志新烈士的生日，並且每年都在這一天為她默默干一杯。這些年她一直是我心中從來沒有退色的英雄。我拿她的例子是想讓周局長啞口無言。
周局長說：“小楊，你大概忘記了我文革中是在東北蹲的牛棚。離張志新烈士出事的地方不遠。我了解她所有的情況，她是我心中的英雄。我有時想，如果我們多一些象張志新這樣的中國人，日本人還會在我們的土地上肆虐八年？小小几個‘四人幫’還能對神州大地造成十年之久的浩劫嗎？”
“這樣的人就沒有致命的弱點。不然，那時造反派都快把她活活解剖了，為什麼還無法讓她屈服？”
“小楊，我說過，干我們這行的必須相信是人就有致命弱點。否則，我們會在好多問題面前畏首畏尾，望而卻步，事後還為自己找藉口。沒有爬不過的山，沒有攻不下的關，更沒有無致命弱點的對手。雖然這裡拿張志新烈士作例子不是太恰當，不過為了讓你徹底明白，我就多講兩句吧。
“小楊，其實象張志新烈士這樣視死如歸的英雄在我們的隊伍里很多，在我們黨里就更加多。你都聽過賀龍兩把斧頭鬧革命吧，還有彭德懷彭大將軍哪次打仗不是身先士卒，置生死於度外的。再拿國家主席劉少奇來說，解放前長期領導我們黨的地下工作，三下安源，與敵人周旋。難道你敢說他們哪個人是怕死的嗎？”
我真心地使勁點着頭表示贊同，他們當然不怕死， 還有無數我們現在連名字都叫不來的革命先烈， 拋頭髏，撒鮮血，為理想義無反顧，視死如歸。
“他們不怕死的原因你應該知道吧？對了，就是有更加崇高的理想，有共產黨領導全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必勝信念，堅信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代表全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在這種崇高的理想的支配之下，他們認為自己的生命反而是擺在第二位的。
“唉，我怎麼向你解釋呢？這無疑是他們共同的優點。可是在很多時候這種優點也正是他們的致命弱點，這樣給你說吧，劉少奇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他怕死嗎？那麼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有人用死亡威脅折磨他，最後要從肉體上徹底摧毀他的時候，他會如何？他當然會一笑置之，慷慨就義，就象張志新烈士一樣。
“可是實際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國家主席劉少奇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時間幾乎完全跨了。他好幾次乞求見毛主席，就是為了當面檢討。他還寫了檢討書，聲淚俱下，可是毛主席根本不看。最後這位共和國的國家主席死得悽慘之極，據說屍體是用一條破竹蓆草草捲起。你現在可以想一想，他和張志新烈士都是視死如歸的英雄，死亡時為什麼會一個悽慘，一個悲壯，結果竟然會有如此不同？想這個問題時，你還可以聯想到很多在文革中被屈打成招甚至陷害他人，或者經受不住折磨而自殺的人，當然更多的是連連悔過的老一輩革命家的案子。再想一下，他們都經歷過戰爭年代的槍林彈雨，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出來鬧革命的，他們怕死嗎？當然不，可是在歷次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 為什麼一群無知的紅衛兵和幾個無恥的造反派就可以讓他們痛哭流涕，生不如死，連連檢討屈服？”
周局長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稍微一想，就恍然大悟。我興奮地說：“我明白了。這些人的致命弱點就是他們的優點，就是他們不怕死，願意為國為民甘願奉獻自己生命的崇高理想。劉少奇最後幾乎完全跨下來，是因為他突然發現人民不需要他了，黨開除了他，最重要的是毛主席拋棄了他，他一下子陷入了地獄般的絕望， 那種絕望比死更加可怕， 因為以前為主義為理想而死是死而無憾； 可是現在他們竟然 發現自己被冤枉到人們和黨的對立面， 如果這樣去死， 那簡直是死不暝目， 所以他們突然害怕死， 害怕問題沒有交代清楚----。”
“可以這樣說。但是有一點要注意，人民沒有拋棄他，黨也沒有拋棄他。只是解放後，我們的政治發展不正常，大搞個人崇拜，結果連他們這些本來應該清醒的人也糊塗了。他們認為毛主席就代表黨，代表人民，代表着他們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共產主義事業。於是當毛主席要整一個人時，被整者的精神支柱馬上就垮，所以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所向無敵。如果只要有一個將軍把毛主席和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和人民前途分開來的話，情況就完全不同。可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那麼多人，幾乎都是精神先死，爾後肉體才死。我不願意說，可是卻不得不說，文革中死去的那麼多所謂英雄人物，卻只有張志新讓我覺得是死而無憾。”
“我明白了。”我若有所悟地說：“如果我是造反派，我當時很容易讓張志新屈服。”
“說來聽聽。”周局長欣賞地看著我。
“張志新當時喊打倒‘四人幫，消滅反動派’的口號時，是因為她心中堅信她是在維護毛主席，維護中國人民的前途。也就是說她那時心中清清楚楚，‘四人幫’會倒台，毛主席會勝利，人民會勝利。張志新之所以有這樣的信念，是她看得遠，知道歷史總有一天會審判那些審判她的儈子手。但是不是也有如下的原因，就是因為她離開北京和高層太遠，看不清楚所致，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他知道毛主席當時是‘四人幫’的後台，那麼她可能一天之內就會象那些中央領導一樣屈服了，要求檢討了。所以我的方法是，只要造反派假傳口喻，告訴張志新，是毛主席親自判她死刑的，那麼她就再也提不起勁了。它會怕死得要命，她會乞求造反派不要殺她，她會千方百計地表達對黨對毛主席的衷心耿耿。”
周局長盯了我一會，沒有說話，我問：“周局長，我這些天也一直在想，可是總也想不出來。你說，我這人雖然渾身是缺點，可是我的致命弱點到底是什麼？”
周局長表情又輕鬆起來：“你自己總有一天會找出來的。我說，”周局長看了看手錶，“你該不是專門飛到北京來和我談論這類哲學問題吧！”
我收起了好奇心，開始談今天我飛過來要說的正事。
我把美國之行作了簡單的匯報。末了，我說：“進入海關非常順利，沒有發現異樣。但是出來後我在香港機場才發現我的行李在離開美國時被專業人士搜查過了。”
“怎麼會這樣？”周局長皺了皺眉。“這說明你在美國的行動已經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或者你接觸了FBI已經在監視的對象。對了，你是用什麼方法發現進入美國時沒有異樣？”
我把洗衣粉事件講給周局長聽，他邊聽邊笑，氣氛相當輕鬆。我講完後，他仍然無法停下笑，“小楊，我說你呀，總有一些這樣的土點子，方便適用，花樣百出。我可真是佩服你了。洗衣粉事件，哈哈哈，好好，如果你在進入美國時已經被盯上的話，那麼你的行李早在到達機場時就肯定被檢查過了。這樣在你過海關時，就不會有FBI再來對你行李中的洗衣粉大驚小怪了。另外，如果你是FBI監視的對象，就算你帶真正的毒品進入美國，他們也不會打草驚蛇，更何況你帶的是洗衣粉。你這一招可真妙。一般來講，最難確定的就是在進入某個國家或地區時是否被盯上。稍有不慎的話，所見的親戚朋友都會受到牽連。對了，小楊，知不知道你是在什麼時候被盯上的？”
“我疏忽了，沒有發現。看起來是高手在盯梢。不過在進入紐約時我又做了適當的工作，也沒有發現尾巴。看起來事情可能出在後面。”
周局長點點頭。我說，這次任務完成得不好，我盡力了，周局長馬上打斷我：“小楊，你任務完成得很好。由於我們所獲得的情報有限，這次任務本來就很困難，何況你是順便幫我的忙，不是嗎？”
我點點頭，我喜歡周局長把任務和幫忙混為一談的說法。這讓我知道什麼時候感到輕鬆，什麼時候感到莊重。
匯報完後，已經十二點了。我看周局長想起身離開的樣子，我決定切入正題。
“周局長，我來北京還有其他的事情。”
“我知道，不然你不會急着趕來北京的。”周局長點點頭，“你可以稍微快一點說嗎？明天一早我還要開會。”
“我儘量吧，不過沒有你的配合和支持，我恐怕很難快。”我對周局長眨眨眼。周局長困惑地看着我，點着了一隻煙。
“我知道你的工作有嚴格的保密原則。我也知道自己已經不是國家安全戰線的人。可是今天我真希望得到你的指點。”
周局長一動不動，認真地吸着煙。“很敏感嗎？”他沉默了一會才問：“你一向知道規矩的，我看就不用提醒你了。你從簡單一點的入手，說來聽聽吧。十分鐘時間一定要停下來。”
“好。”我站起來，走到床邊，坐下來，把我身邊的床頭燈打開，然後順手把周局長坐的椅子旁邊的落地燈關掉。這樣我在亮處，周局長則坐在暗中，加上他呼出的煙，很快我只能看到他模糊的稜角，我想他可以看清楚我。“周局長，你知道我和郭青青的關係。你讓我調查郭青青在美國的情況，特別是她整容後的動向。我知道工作紀律，所以無論多麼好奇，都忍住沒有打聽，但你知道我是很難受的。不過周局長，你既然已經知道我和郭青青的關係，卻仍然把這樣的任務委託給我，可見對我的信任。我非常感激。
“郭青青整容後的相貌和身份證件等我雖然一樣沒有調查出來，可是是你直接委派我去調查，這確實讓我擔心。我對郭青青還是有感情的，所以我的第一個請求就是，你是否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看也不看煙霧處，一口氣接着講：“從美國回來後，我本來以為事情已經結束，可是我發現有兩位同班同學出了事，時間都是在我被關進去的前後。而且一位已經以出賣國家機密罪被收監，另一位也是涉及到國家安全和觸犯保密條例。這三件事情讓我越想越覺得不對勁，應該不是巧合吧？！要知道，我們班四十位同學，是八十年代中進入大學的，我們在學校就開始經歷混亂的意識形態和各種哲學理論的輪番折磨，畢業後又經歷人類歷史上少有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改革開放中三次發財致富好機會，盜賣批文、圈占土地和侵吞國有資產幾乎都被我們碰上了，然而據我所知，我們同學沒有一個出事的。可是這短短的幾個月，竟然有兩位同學落馬，並且一個重罪，一個也不輕。所以我的第二個疑問就是，這和你讓我調查我的同學郭青青是否有什麼聯繫？你是否已經知道這種聯繫？抑或你今天才聽說？
“下面談我最重要的推測，也是我最大的擔心，這主要是從我上面兩個同學同時出事想到的。周局長，你知道，我們北京大學象其他一些重點大學一樣，在畢業生沒有自謀出路之前，有些專業幾乎是固定為國家某些重要機關部門輸送人才的。我們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是周總理在七十年代中特別提議設立的，當時和我們北京大學一起設立國際政治系的還有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周總理是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特別是從我們國家日益頻繁的國際交往出發，要求大學培養自己的國際關係人才。我們這個系培養的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生從七十年代開始到九十年代底幾乎都是國家完全包辦分配的，分配單位包括外交部、經貿部、國家安全部和軍事院校等，我這裡不一一列出。就拿我的同班同學來說，四十個畢業生幾乎有三十位分配到黨政重要機關工作，我不妨說得再清楚和嚴重一點，就拿國家安全部門來說，幾乎每一個沿海重要省份的國家安全廳都有我的同學。他們都是專業精通又至少熟練掌握一門外語的人才，經過這十幾年的工作磨鍊，大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成為年輕有為的領導幹部。可是由於我的兩個同學接連出事，我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那就是我們同學都遇到了或者將會遇到類似的麻煩！如果不及時查清原因並且制止的話，嚴重的問題可能會象流行病一樣流傳開來。”
我只顧自己說話，但還是忍不住向陰暗中瞟了一眼，煙霧明顯接不上，周局長顯然被我的話吸引而忘了吸煙。我把頭掉開，壓低聲音，清清楚楚地說：“我懷疑，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對中國開展工作始終不得其門這麼多年後，終於找到了突破口。雖然我們國家特別是你們安全部保密相當嚴密，可是我們都忘記了，同學之間根本無密可保，你分配到什麼單位，幹什麼具體工作，幹得如何，以及你的提升情況、家庭情況等等，同學之間是沒有秘密的。如果說這些還都沒有什麼，那麼更加致命的則是老同學之間幾乎都對對方的性格、優缺點、喜好瞭如指掌，這樣設想一下，如果國外情報機關以這個為突破口的話，情況就嚴重了。人家國外的情報和反間諜機構雖然也招收大學生，可是沒有象我們國家那樣在如此狹小的範圍內挑選。
“周局長，你不是說每個人都有致命的弱點，只是看你是否找到這一弱點嗎？對於一個老成持重的成年人或者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你可能無法抓住他或她的致命弱點，可是對於我們高中畢業就進入大學，同吃同睡同學習好幾年的同窗同學來說，每個人有什麼致命的弱點大家彼此就都一清二楚，你愛虛榮的話，每個同學都知道；你愛占小便宜， 大家早就不借錢給你了； 你荷爾蒙過多好色的話， 大家住一個宿舍， 睡上下鋪，晚上你????把床搞得支支叫，大家更是心照不宣。我們不妨這樣設想一下，如果我的同學中出現了那麼一個人，他不但精通心理學，而且知道每一個老同學的喜怒哀樂，又得到中央情報局支持的話，後果會怎麼？”
我故意停頓了一下，加重語氣說：“周局長，我對廣東和酒泉兩位同學出事的分析認為，他們都是栽倒在自己的致命弱點被人家清楚地掌握住。什麼人可以如此清楚掌握他們的致命弱點呢？我想除非親戚朋友，否則剩下的就是我們這些老同學了。如果這個推測正確的話，那我們該擔心的就大了，國內的不說，據我所知道，我們班還有派遣到國外工作的，如李建國被秘密派遣到國外從事我太空研究相關的絕密工作，他這樣的不是隨時都會有生命的危險，你得儘早撤離他們------”
“十分鐘到了。”煙霧中傳來周局長竭力保持鎮靜的聲音。我停下來，卻沒有動。直到感覺到煙霧消散，周局長站起來，我才轉過頭。在我面前的仍然是一張慈祥的臉，我嘆了一口氣。我理解周局長的謹慎，由於我已經不是部里的特工，加上我剛才的問題確實敏感，所以我們採取了我明他暗的方式，並且我講話的過程中他一次都不打斷或者接話。要知道，對於有經驗的情報人員，觀察面部表情幾乎可以得到至關重要的情報，例如如果剛才我可以觀察到周局長的臉部表情和肢體語言的話，那麼在我十分鐘的推測陳述過程中，我就可以從他喉頭、大動脈、眼睛跳動的頻率，肢體的移動再反“推測”出這位北京最高級的情報首長對我十分鐘推測的每一個細節的反應。如果那樣的情況真出現，國家機密就可能受到嚴重侵蝕，國家安全就一定受到危害。所以對我如慈父般的周局長在知道我要提出敏感問題時要求我“按照規矩”，結果自然是我滔滔不絕講了十分鐘，卻一點反應都沒有得到，出現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先前那張慈祥的面孔。
“小楊，”周局長開口了，聲音中透着疲倦，“我一直很信任你，你也很有頭腦，不過一涉及到工作的話，保密制度必須不折不扣的實行，不能有絲毫個人感情牽涉其中。我信任你是一回事， 我們是否按照保密規矩行事是另外一回事。你剛才談的我都認真記下來了， 為了便於你可以進一步配合我們工作，我這裡在允許的範圍內適當透露一點情況也無妨，希望你可以開動腦子，經常對事情多問個為什麼。”
周局長接着說：“我們從華盛頓得到的絕密情報稱，一位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報局派遣回中國。這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我們的華盛頓朋友中央情報局哪一年不是熱情洋溢地給我們輸送間諜過來？人家的工作就是要搞我們的情報嗎， 是不是，再說我們也有反間諜機構， 不就是要等他們輸送的人上鈎？可是由於提供這份情報的是我們比較重要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後來經過查證，這個消息屬實。可是我們卻遇到了難題。以前中央情報局派遣人員過來前，我們大多可以掌握他們的身份或者身體相貌特徵，可是這個郭青青卻什麼都沒有。後來我們進一步查證後發現，原來郭青青是國內過去的原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學生，在美國深造後和一個教授結了婚，並取得了綠卡。大概在2000年離了婚，之後她在紐約找了一位叫麥克的整容醫生給自己整容，手術經歷一年，她幾乎是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但這時發生了‘911事件’，整容醫生麥克當時正在大樓內，不幸喪生，同是所有關於郭青青整容的一切資料也在那場災難中徹底毀滅了。郭青青是在申請美國國籍時發現問題的。因為她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如果沒有醫生的證明，美國根本無法承認她就是原來郭青青。”
“可是，在美國得到綠卡時，不是要打印指模嗎？”我打斷問。
“說起來可怕，那郭青青據說為了十指修長，連手指都做了修整，結果指模受到破壞，所以FBI根本不承認她。郭青青當時非常緊張，不但身份需要回復美國籍，而且離婚時獲得的不動產等都需要她去辦理。據說她那段時間很着急，東托人西找人的。可是在美國標榜的是講法，制民主，托人有什麼用？後來的情況我們也沒有完全掌握。不知道到底是她找到中央情報局還是中央情報局找到她，總之他們雙方做了交換：中央情報局為她解決了身份，她大概答應為中央情報局做些事情。我們當時得到的情報只是說，郭青青被派遣回了大陸。”
“但是，周局長，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就算一個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報局派遣進入大陸，那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正中央情報局就是幹這個工作的，每年多多少少的總得派遣一些間諜過來吧，不然他們上百億美金的經費如何花費？”我不以為然地說。
“話雖這樣說，可是由於這次情報來源重要，所以我們不能不重視。加上以往中央情報局派遣進入中國大陸的間諜大多是美國外交官、商人或者學者，就算偶爾派遣一些華裔人士進來，也大多是以學者身份順便獲得有關資料的，並且多數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你大概也知道，中央情報局派遣的很多特務幾乎都是在一進來我國領土後就被我們監視控制，有時我們為了讓美國不要那麼霸權，希望他們真正了解中國，所以我們就讓他們的特務多收集一些中國的‘情報’，你知道美國有邦反華人士整天宣布中國威脅論，我們都多次聲稱，公開辯解，可惜他們都不信。所以，我們就讓他們的間諜來收集一些情報。這些情況你也知道，所以我們一般對於中央情報局派遣過來的特務不但不緊張，有時看他們收集了錯誤的情報，還‘故意’幫助他們呢。不過，這次好象不同，回到郭青青吧，這次中情局竟然派遣經過易容的間諜過來，情形有些異常。事實上這樣的事只在冷戰期間美蘇對峙時美國才使用過，目前中美關係雖然問題多多，但總的方向還是朝健康關係發展的。美國在這個時候突然對我採取如此極端的秘密間諜派遣，其目的何在？我們非常重視。”
周局長停了一下：“如果再結合你的分析推測，我覺得問題比先前想象中的更加嚴重。但由於純粹是推測，就算正確，我們又能夠做什麼呢？你的同學不但分散在各地，而且也不只是在國家安全部門，就算是在國家安全部門，我們也無法對他們一一明說，這樣可能打草驚蛇，這件事看起來還有些難辦。”
我很高興周局長認同我的分析。不過也許是他們早就掌握了情況，周局長只是順着我的話說而已。我突然想起田海鵬想找同學聚一聚的談話，我興奮地站起來，“有了，周局長，有了！”
“說來聽聽。”
“是這樣，畢業都十幾年了，我們同學基本沒有搞過聚會。我可以聯繫廣州幾位同學策劃一次同學聚會。這樣大家不就都一起來了。”
“都到一起就好辦了。我可以派幾位專家暗中配合你，我們還可以搞一些竊聽。我想，以你的才能，我相信你可以摸清一些基本情況，看哪些同學異樣，哪些又太正常，好主意！小楊，我可以私下提供你們一些聚會活動經費。”
“不用了，老局長。”我笑笑，“我有個同學這兩年發了，他一直想花點錢聯絡老同學。這事交我來辦好了。”
“好，就這麼辦。對了，小楊，你剛才說什麼同學李建國被安全部派遣到國外的事，你都是怎麼知道的？”
“哎呀，周局長，你該不會認為老同學之間真有秘密吧？我們今天一晚上不就在談論這個話題嗎？”
“你誤會了。我是問，你們是怎麼知道的？如果是他告訴你的，那麼你應該有他的電話或者地址吧？”
“當然是他告訴我們的。不過，我們這一代都是靠電子郵件聯繫的。”我想起田海鵬的話，笑着說。
“那你可以把他的電子信箱號碼給我嗎？”周局長看着我，“你不會連我也不相信吧？”
我把田海鵬給我的他們一直聯繫的電子信箱地址寫給了周局長。
之後，得到周局長的同意，我立即就撥通了田海鵬的電話。我在電話中告訴海鵬我想和他一起組織一個同學聚會，電話那邊立即傳來激動的聲音。我放下電話後也興奮到極點。可是回頭一看，周局長竟然斜靠在沙發上睡着了。
我知道這樣的行動對於周局長來說是司空見慣的。我扯出毛毯輕輕地給他老人家蓋上。

第 九 章 你以為你是誰？

我以前經常逛火車站，我喜歡身在火車站的那種漂泊無定卻又充滿嚮往的感覺。我主動向同學會籌備負責人田海鵬提出，由我負責接所有坐火車到廣州來的同學。火車時間無定，加上經常晚點，估計整個星期六都得在廣州火車站度過。然而我卻驚奇地發現自己前一天晚上竟然興奮得無法入睡。
小時候，家鄉縣城的火車站給我的印象太深了。父親每次到縣城開會，都會把我帶在身邊。那時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想去火車站玩。父親於是就會在散會後從會場最後一個走出來，拍拍一直坐在會場外面傻等的我的肩膀，牽起我的小手，向位於小城北面的火車站方向走去。我一路崩崩跳跳的，心兒隨着越來越近的氣笛聲“撲通撲通”的亂跳。父親則一路沉默。到了火車站我喜歡在站台上跑來跑去，追着每一個火車頭激動得手舞足蹈。如果可以呆久點的話，會有南來北往的客運火車經過小城車站。這時我就會站在一旁，學着站台服務員的樣子，打着手勢讓火車停下來。運氣好的話碰上慢車，火車真會隨着我的手勢慢慢地停下來。我就會突然安靜下來，緊張地盯着每一個窗口看，裡面一張張陌生的面孔讓我心裡很不平靜。我一邊看一邊想，那些都是什麼人，他們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呢？我今後會不會遇到他們中的一個？又或者今後好多好多年後，會不會有個陌生人突然對我說：“你就是站台上的那個孩子嗎？”這樣想着，火車就慢慢出站了。我向火車上每個窗口的陌生面孔揮手再見，可是沒有人看到我。我知道火車很快會到下一個站，那裡肯定還有其他孩子在站台上等看火車,而這個站台上只有我，我總是難受的想哭。這時一直蜷曲在站台一角的父親會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牽起我的小手，父子兩人就這樣默默地離開。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父親當時到城裡開會,幾乎每次都是開批鬥會。而父親就是批鬥會上的主角之一。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爺爺是有四十畝地的地主，父親解放後就一直在公社中學教書。那些年他幾乎成為每一場運動批鬥的對象。但是據說，無論是作為地主剝削階級，還是右派，還是臭老九，父親都可以配合造反派或者政府深刻檢討自己，還可以以事實深入淺出地教育人民認清自己這樣的壞份子。由於父親的檢討深刻，往往連當地政府官員或者造反派都沒有能夠揭露的內心世界都可以淋漓盡致地坦白出來，所以那些年縣城每每有重要批鬥會，都會讓父親去受批鬥。最後，父親還要代表地主階級，右派或者臭老九發言。父親在發言激動的時候，還會抽自己耳刮子，帶頭高呼打倒自己的革命口號。據說就是因為父親可以這樣委曲求全，徹底背叛自己的階級，所以始終沒有丟掉教書的工作,我的哥哥姐姐也才可以讀完高中，我也就經常可以進城看火車。
那時我什麼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幼小的心靈里裝着那麼一個神奇的火車站，已經足夠我整個童年夢想不斷。在我十七歲那年，我第一次坐上火車。那一天父親背着我的箱子一直送我到火車上。哦，我興奮地尋思，我終於過到窗子的這一邊了。火車慢慢移動時，我生平第一次從火車裡面向窗子外面看，發現站台上父親仍然一路小跑跟着火車，不停向我揮手，臉上不知是汗還是淚。父親那激動的樣子象極了我以前在站台上目送遠方的列車離去。
那天到北京火車站前的十四個小時，我一分鐘都捨不得閉起眼睛，我記憶着每一個經過的城市名字，我搜索着每一個經過的火車站台。晚上，我又為每個從火車旁邊一閃而過的小鎮村子浮想聯翩。我想找到站台上象我這樣的男孩，我想象那一閃一閃的村子裡都住着什麼樣的人。今天我終於坐在火車裡往外面看，可是，我卻始終沒有明白過來。里外我都看過了，火車站和火車對於我卻仍然是神秘和有吸引力的。
我的憧憬，我的彷徨，我的希望，我的惆悵，都和火車站連在一起。
一晚上沒有睡好，星期六早上卻仍然可以精神抖擻地直奔廣州火車站。早上第一批到的同學包括從上海來的三位。上海市委保密部門的鄧克海，中國旅行社上海分社的蔡芬芬，以及浦東開發區的陳衛家處長。火車還沒有到站，我就坐不住了，起身在廣場上遊蕩起來。廣州火車站和我記憶中的小城火車站完全不同，不要說看不到火車，就是看到也是一個個悄無聲息毫無生氣的電動火車，和記憶中那讓人心跳加速的轟隆隆的龐然大物根本不可相提並論。然而出於對家鄉小火車站的懷念，我以前在北京和後來到廣州後都還是常常喜歡到火車站。特別是來廣州後，充滿盲流的火車站很快給了我另外一種奇怪的感覺。那些擠逼在廣場和候車室里的一群群盲流都讓我仿佛看到過去的自己。不過從那些盲流看我的眼神里，我知道現在的自己已經不是過去的自己了。我衣着整潔，皮光肉滑，時而昂首挺胸，時而低頭沉思，我知道自己在這群盲流中可謂是鶴立雞群。我不完全把這看作是虛榮心，事實上這樣的感覺讓我為自己的努力而自豪，也為自己創造更好的未來提供動力。
直到後來我的口袋被火車站的小偷劃破過兩次，我才少去了。但是讓我真正不再去火車站“憶苦思甜”，為自己奮鬥找動力的原因則是因為那次公安清查無“三證”人員。那次看到盲流被公安呼來喝去，少帶一個證就塞進大貨車拉走，我心裡很有些抱不平。我在廣場上慢慢度着步子，這時一個公安迎頭向我走來。
“站住！檢查‘三證’！”他朝我這邊招招手。
我回頭看看，沒有別人，只有我。我不相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問道：“我嗎？”
“不是你還有誰？”公安很不耐煩。
“你沒有搞錯吧？”我下意識地看了看自己，瀟灑地做了幾個盲流絕對不懂做的動作沖公安笑笑：“我不喜歡隨身帶證件，這裡小偷多。”
“那你就是‘三無人員’，你上那邊那個車，快點，自覺點吧。”
我一下子怔住了。公安很認真的樣子，公安是不會判斷錯的，難道我和火車站上的這些盲流是如此相似？難道我不是從外表到內心都早已經脫胎換骨了？難道我不是鶴立雞群嗎？後來當我好不容易離開火車站後，我停留在一個玻璃外牆的建築物外面仔細地打量自己。我看到的是一個皮膚乾燥黝黑，無精打采，風塵撲撲的中年人，我頓時驚出一身冷汗，這就是我嗎？我實在不知道玻璃牆上的那個人和我在火車站上看到的盲流有什麼不一樣。後來我終於明白，我從來就沒有改變過自己，雖然我一直努力在改。我，楊文峰，仍然是一名離開家鄉到處打工流浪的盲流！------ 從那以後，我沒有再到火車站去過。
從上海來的火車緩緩進站了，我情不自禁地隨着其他接客的人潮向閘口涌過去。我原來還擔心會不會認不出他們三人，當他們出現時，我知道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他們三位都是上海人，畢竟是大城市的人，和我不同的是，我從17歲離開家鄉縣城的小火車站後，就幾乎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改變自己(雖然不久前，我才發現其實什麼也沒有改變)。上海同學就不一樣，他們始終如一那個樣子，就象動輒開口“阿拉上海人”一樣，充滿自信和自傲。
他們三人站在火車站廣場上，我才真正感覺到什麼叫“鶴立雞群”，判斷力再差勁的公安也不會檢查他們的“三證”。
老同學久別重逢，沒有開口大家已經擁抱成一團。來自浦東開發區的陳衛家一身名牌讓我眼花繚亂，在陽光下不時閃閃發亮的卡提亞鍍金眼鏡讓我不敢直視，這一切都讓人自然聯想到浦東開發區的光輝成績。在我們班一向有“上海寶貝”之稱，小巧漂亮的蔡芬芬一直在旅行社靠收取小費過日子。以前還有些擔心老同學如何維持昂貴的上海生活費，見面後立即發現那擔心是多餘的，我瞬間已經計算出這些年蔡小姐塗抹在臉上和脖子上的化妝品都不會比我生活總開支少，光彩照人的蔡小姐竟然和十幾年前在學校時幾乎一模一樣！如此高超的美容保養讓我想到埃及人製作木乃伊的精湛手藝。
在保密部門工作的鄧克海雖然也只是個副處長，可是卻是我們同學口中的最有官味和官派的，高級西裝仍然掩蓋不了他微微隆起的小肚子，他見了我，本來是想象接待外賓一樣和我握手的，卻被我硬是抱住了。“ 你小子富貴了不少！” 我打趣地說， 陳衛家馬上接上來， 指着鄧克海的小肚子羨慕地說：“ 他們單位油水多， 要是別的單位，他這點小肚腩至少得是個局長。” 我聽後故作驚奇地打量着鄧克海， 小蔡也在旁邊開口了： “你千萬不要小看這一點小肚喃，不知道要多少魚翅燕窩鮑魚湯，外加多少山珍海味，並且要多少日積月累才可呀。”
我們都笑起來，鄧克海臉有些紅，他一邊整理西裝一邊轉移了大家的玩笑：“我還是喜歡坐火車，雖然火車票貴點，但是高級包箱裡有洗手間，一晚上很是舒服。”
我點點頭，我沒有坐過這樣的高級包箱，據說只有上海到北京和上海至廣州之間有一兩班次才掛這樣的特別包箱，有一人間的，也有兩人間的。兩人間裡可以關上門做愛，在轟隆隆的火車上做愛，很讓人神往。
“可惜，你怎麼不帶上嫂子呀？”我打趣地說。
鄧克海的臉上閃過一絲陰影。他們沒有大件行李，我特別囑咐他們把自己的包包看好，然後我們一起向出租車站擠過去。背着大包小包的盲流好幾次把我們四人撞散，到出租車站時，蔡小姐已經汗流浹背了，糟糕的是塗上厚粉的臉被汗水一衝，好像專供行人跨越的斑馬線。
上了出租車，鄧克海副處長就皺着眉頭抱怨說：“你們廣州怎麼搞的，一個好好火車站被盲流搞得亂糟糟的。”
“上海不是這樣嗎？”我問。
“你大概是好久沒去上海了吧，上海現在好得很。我們實行見一個盲流遣送一個，雖然市政府花費了不少錢，可是你到我們火車站的廣場看看，乾乾淨淨，找不到盲流和乞丐。再看看你們廣州火車站----哎呀，這路邊也一樣，到處都是衣冠不整的盲流。單從這點上看，你們廣州還想和上海競爭嗎？”
我心裡突然有些生氣，只是看着窗外的盲流，嘆了口氣說：“我們廣州也沒有辦法，這也畢竟是他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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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位能夠趕過來的同學分兩大桌子在花園酒店宴會廳歡聚一堂， 在北京大學的歷史上並不是多見的。北京大學近百年的歷史上可能沒有一同學會可以收集齊所有的同學，總有人畢業不到兩年就夭折或者莫名其妙地失蹤，加上學理科的大學生畢業後紛紛出國留學，而學文科的一般不出一年又總有坐牢的。一開始見面時大家還沒有完全放鬆下來，特別有兩位女同學忙着抽空往臉上塗脂抹粉，好幾位處長仍然不適應沒有領導預先作報告定主題的聚會。在田海鵬宣布這次同學會的主題後，氣氛才逐漸融洽起來。
田海鵬說，40位大學同班同學，除了一位因病去世，四位同學完全失去聯繫，剩下的有在國外和建設大西北的無法趕過來，今天共有27位同學來到廣州。這27位同學中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干到最高職位的是正處級，最低也是副處級。在公司干的最高職位是董事長，最低也是副總經理。還有個體戶，也都是比上不一定不足，比下卻綽綽有餘的。為了大家能夠歡聚一堂，暢所欲言，誰都不要情不自禁地擺臭架子。今天同學聚會的主題就是：你以為你是誰？
大家都笑起來，氣氛顯得異常的輕鬆。四年大學最後好象以分配單位宣布了勝敗優劣，然而十年的時間幾乎又重新排列了一遍。大學裡成績最好的王啟留，現在因為在報社和主編關繫緊張，結果頭上的頭髮都愁得屈指可數。而我們班當時多次被老師歸結為失敗典型的夏豪強，目前開着奔馳轎車，一副春風得意的樣子。據說，他目前唯一發愁的就是如何讓自己的好幾位情婦不要同時出現在同一間五星級酒店。
田海鵬也介紹了被判終身監禁的李軍的一些情況，這讓大多同學比聽到有同學因病去世的消息更加難受。因為李軍的關係，同學們本來聚在一起喜歡談窮比富的興趣都蕩然無存了，大家談得最多的，反而是那些至今沒有消息或者失去聯繫的同學。我自己豎着耳朵聽着來自各方的有關郭青青的蛛絲馬跡。田海鵬提到小江西李建國時，大家突然表情嚴肅起來，把聲音壓得儘量低沉，交頭接耳後， 眼裡的崇拜和嚮往的表情表露無遺。
宴會後，大家在宴會廳聊天，宴會廳旁邊還有四五間小房間，就象網絡聊天室一樣，要好的同學，或者想聊點“見不得人”的往事的同學可以三五成群進去聊。晚上已經由田海鵬安排了一層酒店客房招待大家，雖然說田海鵬也早就聲稱來參加同學會的路費雜費一律由“一年之計”實報實銷，可是同學們都一笑置之。大家心知肚明，能夠來參加同學會的，哪個不是憋足一股子勁頭想方設法炫耀一番？別說報銷路費，就是都來找自己報銷路費，也會打腫臉充胖子同意下來。再說，在座的各位同學，哪位沒有報銷的路子？所以田海鵬把嗓子都叫破了，也沒有一個人願意到他那裡去領路費。
我穿梭在同學之間，大家談笑風生，好不開心，十二點過後，氣氛不見冷淡。我因為喝了幾口酒，有些飄飄然，於是乘大家不注意，進入一個最小的休息間。我剛想關門休息一會，鄧克海推門進來了，雖說他的官派和傲氣很讓我不舒服，可是在學校時我們的關係就不錯，加上大家畢業後都進入類似的保密單位。我等他進來後，把門關上，他沒有看我，搖搖晃晃的，手裡竟然還舉着半杯酒，那顯然已經是幾杯下肚之後新加上的。
“我說，你不能喝就別逞能，何苦和那幫子北方來的比酒量，你哪裡是他們的對手？”看他有些神志不清的樣子，我忍不住數落他。
“唉，就你還知道關心我，我現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呀。”
“胡扯淡！你大概是錯過了提升正處長的機會，就在那裡借酒消愁吧？如果那樣的話，你可是找錯人了，我早就是平民百姓啦。”
鄧克海用發紅的眼睛盯着我，突然仰頭喝光杯子中的白酒，順手把杯子丟在地毯上，“????，楊子，我真羨慕你，平民百姓，真是好呀，有時我是想當一個平民百姓都沒有辦法呀。”
我突然意識到什麼，班上最有官派的同學此時怎麼象一隻泄了氣的皮球。我關心地坐近他身邊：“老同學，有什麼事可以告訴我，看我能夠幫得上忙嗎？”
“你？”他用紅眼睛瞪着我，“你能幫什麼忙？這個世界上只有自己能夠幫自己，如果到了自己都無法幫自己時，別人又如何能夠幫你？”
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一時無言。一瞬間的沉默後，他又說：“我都沒有人可以訴說，這些年得罪太多朋友，疏遠太多同學了。哎，都怪我。不過-----”
他停頓了一下，壓低了聲音說：“楊子，你仍然是最值得我信賴的。我真想告訴你，可是，可是----唉，你知道，如果我告訴你的話，雖然只是想聽聽老同學的意見，可是卻可能會把你捲入進來，我哪裡忍心啊。”
“如果你覺得我可以給你意見，就訴我吧，我不會讓自己卷進去的，老同學了還不知道我的某些能耐嗎？”我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
鄧克海低下頭好一陣子沒有吭聲，我以為他睡着了，他突然抬起頭，嚇了我一跳，“告訴你吧，我被勒索了！”
他想接着講下去，卻讓我一陣緊張。我向他打了個停止說話的手勢，他會意地打住話題，五分鐘後，我們來到宴會廳外面吸煙室的一角坐下來。由於周局長不讓我知道他們的行動計劃，我猜測我們同學見面的地方都安裝了竊聽器。以鄧克海身為國家保密機構領導的身份，他受到勒索，情況可能很嚴重。所以我不願意在我未搞清楚情況前讓周局長的人竊聽到我們的談話，這樣很可能會毀掉老同學。好在鄧克海也很有經驗，並沒有多問。我們兩人坐在一角，雖然隱隱約約聽得見同學們的聊天聲，但有一堵牆把我們兩人和宴會廳隔開。
“我被勒索。”
“你剛才說了。”我壓低聲音，故作平靜，淡淡地說。
“勒索我的可能是海外的情報機關，甚至可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我的心猛跳到嗓子眼上，但我仍然竭力掩飾着內心的緊張。
“他們不公開身份，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這樣，無論他們是成功還是失敗，都不會成為醜聞！”
“有這個可能。”我點點頭。
“可是在我這一方，卻是沒得選擇，或者說是無路可走。”
“為什麼會這樣？”我不解地思索着，“如果他們認為你沒有退路，只有就範的話，就不會隱藏自己的身份了，這是基本常識，間諜機關隱藏身份去搞敲詐是沒有先例的。”
“你的話也許是對的。”鄧克海低着頭，“也許只是我自己覺得走投無路，他們以我在美國的妻子孩子做要挾，讓我為他們工作。”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我急忙問。
“兩個月前，他們給我三個月的時間考慮，否則-----”
“天啊！”我激動地站起來，“你當時匯報了沒有？”
“沒有！”
完了，我心裡想，這樣的事情只有在事後不超過兩小時匯報給上級才有可能得到理解。現在兩個月都過去了，無論他怎麼做，都已經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不，按照國家特殊部門保密法規定，他已經犯了嚴重罪行了。
“老同學，你怎麼會那麼糊塗？”我生氣地吼着。
“我一點不糊塗，楊子！你現在才聽到，你可以在同學會後就去舉報我，因為如果你不舉報我，你也犯了罪。你並不是真正的普通老百姓，老同學，我說的對嗎？”
我看着他充滿血絲的眼睛，真想給他重重的一拳，他確實把我推向了犯罪的邊緣，不過和他的境況相比，算不了什麼。他自己身為國家高度保密單位的一官員，在知道接觸了海外情報機關人員的情況下，不立即匯報，本身就是重罪。
“楊子，你聽我說，不要以為我不知道情況的嚴重性，我是不知道該如何做呀。他們掌握我妻子和孩子在外面的所有情況，並且對我們的財產經濟狀況一清二楚。我想是因為我妻子最近申請加入美國國籍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不會是這樣的。”我打斷他，“克海，你應該知道，美國中央情報局至今還沒有使用過這樣敲詐勒索的方法對中國開展情報工作，特別是不會利用在美國國土上的中國人作為敲詐的籌碼。你妻子已經是美國綠卡持有人，孩子在美國出生，都是美國公民。中央情報局會拿你妻子和孩子以及財產情況做籌碼敲詐你？真是不可思議！你是被嚇糊塗了，怎麼沒有一點判斷力？美國人標榜自由民主，至高人權，如果美國中央情報局以你在美國的妻子的財物不清楚的情況來敲詐你，那麼你一旦公開，在美國受到攻擊的將不是你，而會是中央情報局本身！美國國會和人民以及某些華人團體，亞洲社區都不會放過中央情報局的。你該不會告訴我，你連這個簡單的道理都不知道吧？”
“你真認為老同學我是白幹了嗎？”鄧克海也有些激動起來，“我怎麼會不知道這個情況呢？可是這不正是他們不肯說自己是中央情報局的原因嗎？加上，我如何在美國和他們抗爭？到時我妻子出來指控他們，到哪裡去找他們？如果他們聲稱自己只是私人情報機構甚至一些人權團體什麼的，我們怎麼辦？另外，最主要的，你想了沒有，這件事情一旦公開，我-----，哎！”
這才是整個事情的關鍵！我總算明白了。我問：“你妻子沒有犯罪吧？”
“完全沒有。”
“那麼你供她出去定居的錢有很大的問題嗎？她去美國定居，你們單位知道嗎？都告訴我吧。”
“我妻子是在我當科長的時候就出去了的。當時我也只是想讓她到那邊可以多生幾個孩子，我喜歡多養兩個孩子。我把這件事情對當時的處長說過，因為我只是個科長，所以並不需要上面批示。在這件事情上，我沒有把柄。至於這些年我供養妻子和孩子們在那邊的生活開支，基本上都是我辛苦賺來的。最早是炒了點股票，後來介紹一些海外的客人回來投資，人家給過一些感謝費。至於說貪污公款什麼的，我可從來沒有過。你也知道我們這些單位哪有什麼公款可以貪污？”
“那你有什麼好怕的？”
“有什麼好怕的？老同學，你不是生活在月球上吧，說話倒輕鬆。我們在美國有房子，還有存款，總共雖然不多，也就只有四百多萬人民幣。可是你知道我們的制度，雖然漏洞多，可是死板也是夠嗆的。你讓我如何交代這四百多萬的來歷？事情鬧大後，我還不得一筆筆交代來源，你讓我到哪裡說得清楚？哪個處長沒有幾十萬上百萬的存款？可是又有哪一個可以真正交代清楚每一筆錢財的來源呢？”
他看我吃驚地看着他，揮了揮手，緊接着說：“你不要用這種眼神看我，說不清楚是一回事，貪污又是一回事。例如我們國家有明文規定，我這樣的國家幹部不能炒股票，可是我炒了，人家就憑這條就可以給你扣上一頂帽子。再說，我利用同學關係介紹外商到上海投資，收取點好處費，天經地義吧，可是如果你考慮到我的工作性質，這無疑也是受賄呀。唉，我還需要解釋嗎-----”
“不需要了，老同學。”我陷入沉思。
“他們當時威脅我，我就想，如果我立即報告的話，那麼我一定要說明自己的情況，那樣在我沒有後台的情況下，我就徹底完蛋了。如果我不報告，先拖着，敷衍他們一段時間，然後自己找機會離開中國，到美國和妻子團聚-----”
“你竟然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是中央情報局在打你的主意，他們會放過你嗎？他們甚至不會給你簽證，而強迫你拿絕密文件去換取簽證！”
“唉，反正都是死，也許，”鄧克海的臉上突然浮起一陣紅暈，“也許，我乾脆答應他們干一段時間，今後再想辦法出去。他們說，我能夠把有些文件給他們，也是對中國的民主事業作貢獻，美國畢竟是支持我們搞民主的------”
“閉嘴，閉嘴!!!”我差點給了他一個耳括子，“如果你想為中國民主做貢獻，那麼現在你就可以高呼口號，我作為老同學，保證偷偷護送你安全出國！但是不要把偷賣國家機密，充當外國人的間諜和中國民主事業混為一談！出賣國家機密和為中國民主事業做貢獻完全是兩碼子事！我是真被你這愚蠢想法激怒了。”
“對不起，我腦子現在完全是一團糟，什麼怪想法在這兩個月裡都涌過這裡。”鄧克海用手指頭敲了敲自己的腦袋。突然，他示意我不要做聲，自己閉上了眼睛，然後深深呼吸了兩口氣，“出來吧，牆後面的！”
我不知道他是在和誰說話，正糊塗着，田海鵬從牆後面笑嘻嘻地走出來，“哎呀，你們倆躲在這裡幹嗎？你這個特務，簡直是狗鼻子呀，這麼遠都能聞到我呀？”
我剛想笑，突然心裡想起什麼。這時聽到鄧克海不無自豪地說：“在一起那麼久的老同學，雖然你可以改變髮型，穿上西裝，也讓自己留了鬍子，可是你的味道，你的磁場永遠不會變的。你可以喬裝打扮，或者改頭換面，睜開眼睛我也許認不出你，可是閉上眼睛我一定可以感覺到你。”
三人不約而同地哈哈大笑起來。我最先停止了笑，因為我突然知道自己為什麼陽痿了。

(《致命弱點》第九章 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