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在秦始皇時，就全面地實行了郡縣制、土地私有制，允許土地買賣，人口自由遷徙，農奴制徹底轉變為僱農制。而英國、法國，則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才廢除農奴制、實行土地私有制。日本直到明治維新時才廢藩置縣、實行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

但是，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卻落伍了，甚至遠遠地落在日本後面。

大清國的洋務運動搞了10年以後，日本國才明治維新。可是，僅僅過了20年，大清國就明顯地落在了日本國後面。在甲午戰爭中，大清國被日本國打得一敗塗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一片廢墟，物資匱乏，人民失業。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國民經濟明顯優於日本。可是，僅僅過了20年，中國再次落在了日本後面。

這究竟是怎麼造成的？我想站在 中立國 的立場上，以最超脫的身份，從中、日兩國的現代化路線上、主觀上，進行比較，尋找答案。

一、 現代化的目的

（一）日本國明治維新的目的

1、對內實行富民開化政策

明治維新的三大政策：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

甲午戰爭尚未結束，明治天皇就堅決主張：把大清國的賠款全部用於教育。

日本的富民國策，一直是立足外貿，從國際市場上賺錢，“現代化”只是手段，“賺錢”才是目的。只要有了錢，就容易更新設備和技術，就能夠從金融上支配他國，如出口信貸。日本也從不追求產值與增長率，因為，產值並不是出口國生產的使用價值，而是進口國接受的交換價值。

2、對外實行侵略擴張政策

選准對手，積極備戰，創造優勢，主動出擊，正是資本主義的“進取精神”。日本國處於先進的資本主義的上升階段，大清國處於落後的封建主義的下降階段，正應了馬克思主義“新事物必然戰勝舊事物”的著名論斷。

《孫臏兵法》 ：“戰勝而強立” 。只要打了勝仗，國家就會強盛起來，特別是進行侵略戰爭。

甲午戰爭的結果，日本不僅得到了巨額的賠款，還極大地擴展了對外貿易，開闢了滾滾不斷的海外財源。

10年後，日本國又主動出擊，打敗了沙俄，進軍全球市場。

（二）大清國洋務運動的目的

1、對內實行愚民鎖國政策

清朝的最高統治者，早就了解，大地原來是個“球” ，中國並不在“當中” ，西洋人更先進、更文明。為了免遭英國查理一世和法國路易十六的斷頭下場，就非常害怕人民在外貿中覺醒，就引進洋槍洋炮洋工廠來鎮壓革命運動。

2、對外實行單純防禦政策

北洋艦隊組成後，號稱“遠東第一艦隊”。如果大清國突然侵略日本，僅以北洋艦隊就能成功。

但是，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海軍的目的完全相反，北洋艦隊根本想不到去侵略、進取，只想防禦。這就是所謂的“以夷制夷”。

無論多麼強大的海軍，如果實行單純的防禦政策，就是等待進攻，就將被動挨打。於是，北洋艦隊不僅沒給國家帶來額外收入，反而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以致被冷落，被淘汰，其下場必然是死路一條（就連1894-1905年的沙俄艦隊）。

（三）新中國現代化的目的

1、對內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① 首先是立足內需

為了人民過上幸福安定的生活，為了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中國一直把現代化、經濟增長率，作為直接奮鬥目標。

與 “立足外貿”相比，“立足內需”的特點，是不自覺地脫離了國際交流、分工、協作，難以揚長避短與取長補短，結果就是高成本低效益。

② 其次是限制私有制

出自對剝削制度的強烈仇恨，新中國徹底消滅了私有制，嚴格限制個人發財。

實行耕者有其田，是毛澤東發動廣大農民奪取全國政權的決定性的政治基礎。合作社運動卻廢除了耕者有其田，這從根本上傷害了農民的積極性，隨即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從此中國農業黯然失色。

③ 強化集體主義

統購統銷、戶籍制度、配給制度，極大地抑制了人民的自主性、能動性。

2、對外從“輸出革命”到“誰也不惹”

① 對外“輸出革命”——主動出擊

新中國樹立了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真心實意、甚至全心全意去援助弱小國家，不遺餘力地打擊帝國主義。

沒想到，培養了一個地區性對手——越南；中韓建交，惹惱了朝鮮；那些亞非拉國家，也並不希望中國實現統一，以便在台灣、西藏、人權等問題上繼續支持中共，好來換取中共源源不絕的援助和優惠。

主動出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雖然有效地保障了國家安全，但是，輸出太過分，得不償失，實力被消耗，結果被亞洲“四小龍”所超過。

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新中國對外“輸出革命”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

孫臏圍魏救韓的方針是：“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 。致敵、友兩敗俱傷，才最符合本國利益。

②對外“誰也不惹”——消極退避

於是，在越南反目之後，中國不再“輸出革命” ，只求國內發展，開始了“誰也不惹”的外交路線 ，在國際爭端問題上經常投棄權票。

但是，中國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是堪與美、蘇並稱的三個軍事大國之一，是第三世界的領袖，在國際事務上肩負着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厚望與重託，如果老是棄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曖昧、退避三舍，就會喪失眾望，就等於自動退出了國際舞台，不僅正中敵對勢力的下懷，還讓全世界誤認為中國實力衰弱、政局動盪、前途堪憂，是自縛手腳、自取滅亡之路。

1990年，伊拉克侵吞科威特。美國主張制裁和打擊伊拉克。中國對於11個經濟制裁提案，全部投了贊成票；但是對於那個軍事打擊提案則投了棄權票。

這次，中國“誰也不惹”的做法卻是誰也惹了：伊拉克認為棄權就是不保護伊，照樣驅趕、刁難中國大使；美國則認為棄權就是不支持美，也不領中國的情，反而覺得中國軟弱可欺、有隙可乘，戰後，即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機。

如果中國先是強烈反對武力伐伊，等美國爭取中國支持時，中國則以放棄反對來換取美國撤消對華制裁（因6.4事件）並進口中國大批紡織品，等協議達成後，再改為棄權，則不僅能擺脫困境撈取實惠，還能提高國際威望。就是在伊拉克看來，中國也算是幫其打過圓場，只是眾怒難犯，才改反對為棄權。

可見，無論“輸出革命” ，還是“誰也不惹” ，都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現代化的產業政策

（一）日本國看好的是盈利企業

亞當.斯密指出：“國民產業的增長取決於資本的正確配置，應當首先把資本注入到最有利的部門，然後再注入次有利的部門，如此次第配置下去。”

最有利的部門，就是投資報償率最高的部門，那時首推輕工業，其次是重工業，農業的最低。

所以，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革命的次序是：輕工業革命、重工業革命、農業革命、第三產業革命（“第三產業”的概念產生於1935年）。

日本國明治維新,同樣是側重於發展輕工業，特別是投資少、見效快的紡織業；甲午戰爭勝利後，才側重於發展重工業，如八幡煉鐵廠。貿易對象也主要是鄰近的、落後的國家；待資金和技術積累到一定程度後，才與發達國家爭雄。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美國把日本作為遏制蘇聯和新中國的前沿陣地，給予大力扶持。侵朝戰爭，向日本訂貨24億美元；侵越戰爭，向日本訂貨40億美元。日本趁機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積累了資金和技術，一躍而起，又跑到了中國前面。

1973-1975、1979-1981年的兩次石油危機，沉重地打擊了“能源密集型”的美國經濟。日本經濟為“勞動密集型”，抗住了石油危機，出現經濟奇蹟，並趁機在汽車、化工、電子等行業衝擊美國經濟。

（二）大清國相中的是堅船利炮

大清國的洋務派與洋務運動，以鎮壓人民起義起家，引進的主要是兵工廠。戰事結束後，為了增加今天所謂的“預算外收入”，才打着“以勞養武”的幌子，開辦了民用企業。真正的重工業，也就是張之洞的漢陽鐵廠。

這與日本國在殖產興業的基礎上富國強兵完全相反，是本末倒置！

（三）新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

列寧指出：“增長最快的是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其次是製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生產。”

後起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中國，因為已經有了先進國家的現成的技術設備可以引進，更因為中央政府直接擁有了社會的主要經濟資源，能夠以國家發展為重，而不以眼前利潤為重，所以，她們的產業革命的次序，必然是：重工業革命、輕工業革命、農業革命、第三產業革命。

因為，只有完成了農業革命，中國最廣大的農民才有足夠的收入和閒暇去消費、娛樂、遊玩、學習，才能為第三產業提供最廣大的市場。所以，第三產業革命必須排在農業革命之後。

毛主席領導了重工業革命，中國猛然崛起。但是，工業化剛起步，就大煉鋼鐵，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調，超英趕美欲速不達，甚至落在了日本後面。

鄧小平領導了輕工業革命，人民生活極大改善。但是，害怕廣大農民“失業”，極力迴避農業革命，把社會新增積累逼入了兩個牛角尖：①“高消費”產業，重複引進、重複建設，導致生產大量過剩；②“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如紡織業，過深地陷入懷有敵意國家的市場。結果，“6.4事件”遭制裁，工商業大蕭條。

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為了發展第三產業，地方政府亂集資、亂收費、亂罰款、亂打白條，農民負擔越減越重。農民紛紛逃離土地，引發了大規模的民工潮。

極力迴避農業革命，過度進行輕工業革命，超前進行第三產業革命，造成了嚴重後果：農業落後，企業虧損，職工下崗，腐敗盛行，貧富分化，犯罪猖獗。 三、現代化的經營主體

（一）日本國官辦民營

明治維新時期，在1880年以前，採取官營示範主義，大辦官營企業，同時大力扶植和保護私人資本，以官營企業引導私人投資。1880年11月以後，官營企業劃歸私人經營，進入全面扶植和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的階段。

出賣官營企業，最初索價甚高，以致私人資本無人問津。1884年降低價格，均按低價、無息、長期分期付款的辦法出售。這樣，購買者在開始時不必拿出現款即可接管這些官營企業，等待若干年賺到利潤後，再向政府分期付款。

在一片空白的背景下，由國家興辦大型企業，能夠使資金、人員、技術、管理一步到位，比個體企業滾雪球式的發展便捷、優越得多，也比狗撕貓咬、扯皮扯淡的股份制強勁得多。大力扶植私人開辦企業，就動員了一切力量。官辦民辦齊頭並進，才是國家創業的最佳道路。

但是，政府的正事是行政，而不是經營，政企應該徹底剝離。私人和企業辦不了的，政府可以代辦。當企業的生產經營走上正規之後，就應該放歸大海了。

官辦民營，是日本國一步趕上歐美列強的捷徑。

（二）大清國官辦官營

大清國不僅不提倡，反而壓制民辦企業。例如，李鴻章在某地開辦了一家紡織廠，就禁止當地私人再開辦一家紡織廠。

官營企業內部實行封建管理辦法，效率低下。但是，通過行政保護，卻壟斷了市場，官營企業死而不僵。

政府創辦，財政補貼，難免損失浪費；限制競爭，也無加強經營管理的壓力。 官辦官營，是大清國洋務運動失敗的關鍵。

（三）新中國國有國營

新中國以國家力量，全力開展了工業化建設，創辦了若干特大型重工業企業。這比日本國的明治維新還要成功。

但是，在企業的生產經營走上正規之後，還繼續由國家經營，並且把中小資產階級的企業、以至個體企業，也全部收歸國有、國營，久而久之，就必然地演化成了政企不分，企業辦社會，生產服從於行政，企業附屬於政府，經濟基礎決定於上層建築。正是在這些不正常的社會關繫上，才釀成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

一味地國營，是新中國再次落伍的關鍵！

改革開放後，中國沒有象日本那樣及早、乾淨、利落地出賣國營企業，而是“不斷地將改革開放推向深入”，即“摸着石頭過河”。1998年12月，中國體改研究會楊啟先副會長說：“國有企業改革，從改革開放以來，零星措施不說，重大措施已搞過4種，制度創新是第5種，基本上是4-5年一種。前3種是讓利，第4種是放權，都不成功，第5種搞制度創新，這是完全正確符合經濟規律要求的。但現在看也很難真正推進和到位。”

廠長（經理）負責制、租賃經營、承包經營，都是包盈不包虧。亂引進、亂合資，把國家的寶貴外匯向海外交了“學費”；一拍腦袋立項、二拍胸脯保證、三拍屁股走人的“三拍項目”，浪費了大量資金；重複引進、重複建設，導致了生產大量過剩。盈利企業“資產流失”，虧損企業“窮廟富方丈”。

直到企業大面積嚴重虧空，實在轉不動了，成了“雞肋”，才不得不出賣。但是，還“不能一賣了之”。即使賣了，還要保留“國有股份”以牽制企業，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局繼續運作，不把“國有股份”作踐乾淨誓不罷休！

四、現代化的經濟體制

（一）日本國全盤西化

全盤西化，極力模仿：土地私有、企業私有；設立議院，充分論證；從自由競爭到行業壟斷；從君主立憲到民主選舉。

自由競爭，並不是偷稅、詐騙、假冒、偽劣，而是投資自由、擴產自由。

生產過剩之後，“大魚吃小魚”，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統一了投資、生產、銷售、採購、價格、工資，限制了投資浪費與價格混戰，穩定了社會生產、生活秩序；推遲了技術翻新以充分發揮現有設備的效能，尊重“經濟壽命期”，以較少的占用、消耗，創造較多的價值、利潤。

壟斷，是對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自覺的、有效的調節和管理。其組織機構，便是行會、商會、工商聯合會，甚至是國家的議會、立委會。

《瑞士憲法》第31條規定：“各州有權通過立法限制咖啡館和飯館的數量”。

1929-1933年經濟危機發生後，美國實行了羅斯福“新政”，其中的工業復興法：“各行業的工業企業制訂全行業遵守的公平經營規章，主要是規定企業的生產規模、產品銷售範圍、價格水平、工資水平。”

（二）大清國拒絕西化

“祖宗之制不可變”，拒絕西化，連辮子都不能剪，只可“以夷制夷”，頂多也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三）新中國從計劃到市場

與國有國營相配套的是產品經濟、計劃經濟。

我認為，“有計劃地、穩定地發展工業經濟”的真諦，應該是：計劃新的投資方向而不是所有企業的產供銷，穩定各行業各產品之間的生產能力比例而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計劃投資方向的目標，就是穩定產業比例。

新中國的計劃經濟卻是：計劃所有企業的產供銷，穩定經濟增長速度。這與建國初期狹小的工業建設是巧合的，因為，在當時計劃為數有限的企業的產供銷，恰好相當於計劃投資方向穩定產業比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經濟越發展，企業越多，攤子越大，這種計劃就越難搞，越荒悖，終於陷入了“一抓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死循環。

完全否定計劃經濟，大開市場准入關，放任“看不見的手”，大撒把，雖然使中國徹底擺脫了“短缺經濟”，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是，卻又造成了嚴重的重複投資、生產過剩、過度競爭、企業虧損、職工下崗、治安混亂。

就連農產品也出現了結構性過剩，不少產品甚至絕對性過剩。

為了解決生產過剩問題，就強烈要求入“關”。最後，終於入了“世”，可是效果並不理想。萬般無奈，只好“內需拉動”。

五、結語

最後，我依然站在 中立國 的立場上，嚴正地建議中國：

①由國務院責成各行業的工業企業成立全國性的行會，確定各自行業的總產銷量，限定各自行業在各地區、各企業的生產能力、銷售範圍、零售價格；老生產能力的更新、新生產能力的建設、同類商品的進出口數量與價格，必須由本行會裁定。

②由農業部每四年從新確定一次全國各種農產品的最高與最低生產規模（種植面積、存欄數量），並將其分配落實到各省市縣鄉戶，實行生產許可證制度。

③全部、徹底、乾淨地出賣國有企業，恢復“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廢除戶籍制，歸還人民自由遷徙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