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行：感受“島國心態”

　　這次來台灣是我的第三次，前兩次都只有半個月時間，這次在台北的一所大學客座，要待一學期，又恰逢台灣大選前後，所見所聞頗為豐富，各種信息撲面而來，使我對台灣和這邊人的各種感受要比過去體會的更深刻一些。

　　說起“島國心態”不能不先說“中原心態”。“中原心態”這個詞，最初是由台灣中研院社科所副研究員錢永祥所提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最近也有專文論及這個話題。的確，“中原心態”在很多大陸人那裡是存在的，它令台灣人反感，我也反感。個別大陸學者來台灣訪問時,自覺不自覺之間流露出一股傲氣，很刺傷台灣的朋友。這次來台後，我經常提醒自己，即使像我等這些自認為超越了“中原心態”的人，可能還是需要警惕意識深處是否還存有一小塊“中原心態”的角落。

　　“中原心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對台灣民眾“弱勢悲情”心理的體察。勿庸諱言，這種“悲情”心理是普遍存在於台灣民眾的意識深處的。百年來中國深受外敵的侵略壓迫，國勢衰落，在日本殖民主義長期統治之下，台灣人民尤如“無花果”，一直備受挫傷和壓抑。對台灣民眾的這種“弱勢悲情”心理，我一向以同理心來理解，早在八十年代，我就長期訂了福建出版的《台港文學選刊》，學校圖書館港台閱覽室收藏的台灣作家的書幾乎都讀過，也買了一大堆台灣作家的小說，散文。我讀過吳濁流，鍾理和，楊逵等一大批台灣鄉土老作家的小說，從中深深感受並體會到那個時代台灣同胞心靈的漂泊和無奈。台灣光復後，又發生了“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國民黨打不過..，但它在台五十五年，卻是“巨無霸”，特別在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紅帽子”滿天飛，不僅殺害了幾千個被稱之為“匪諜”的人，還打壓、傷害了許多無辜的台灣百姓，使得台灣民眾中的“悲情”感更加深重。

　　當我對台灣民眾抱有一份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時，我也注意到這十多年來，台灣的“悲情”已被某些政治人物有意放大，肆意炒作，這些政治人物一方面美化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另一方面煽動族群的對立，一步步引導台灣往危險的“台獨”方向滑落。現在國民黨被民進黨說的醜陋不堪，但我還是看到來台後國民黨的另一面：國民黨在七十年代後，由蔣經國主導，逐步開始革新過程，它在台灣還是做了許多好事，一是它的重師重教，連農村小學老師在社會上也受到普遍的尊重，時直今日，這種社會氣氛也未改變，這給我很深的印象；二是它的“三七五減租”和“均富”政策，讓底層民眾過上了小康的生活。貧寒子弟只要努力，不涉政治，照樣有出頭之日，前幾天，我和現在所在大學的原文學院院長聊天，他是台灣最南部道地的農民出身，就是考上台大再留學美國，類似這種情況並非個別。就是這位先生告訴我，在台灣南部的鄉下，還保留濃厚的“古中國”尊師的氣氛。國民黨搞的只是局部“革命”，拿到權力即可，社會，個人和傳統的空間並沒有被消滅，客觀上為社會保留了一份活力，也使後來的社會轉型較為平順，不至於那麼動盪。前天系裡組織春遊，出台北去了烏來溫泉，小鎮上的國民黨鄉黨部，相當於我們那邊的鄉黨委，卻叫“民眾服務社”，他們甚至沒聽過“鄉黨部”，而“民眾服務社”已有二三十年了。我可能是因為做近現代史和民國史研究，故而對國民黨來台後的這番做為，特別有一種感覺。

　　我也一直認為大陸對台的政策要做大副度調整，現在基本是靠強力震懾，吸引台資和拉住美國來牽制台灣，雖一再表達“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可這邊民眾卻視大陸為“虎狼”，除了非常少數的人物，台灣已沒有一般意義上的“統派”了，而這些人在社會上基本發不出聲音，已失去了社會影響力，連趙少康這樣激烈反扁的人都稱大陸為“惡鄰”，台灣民眾的心理離大陸越來越遠，絕對是事實。

　　我來後一個多月，因是長住，都是自己打點生活，每天要上街吃飯，買報紙，還要隔三差五去超市，不像短期來訪，都是被接待，不易了解到台灣的真實民情。我看到的是，對大陸來的客人，台北的一般民眾，絕大多數是善意的，也是有禮貌的，但無可諱言，確實有一些底層民眾強烈歧視大陸人。在這裡，我們習以為常的“階級分析法”已失靈：“台獨”的同情者和最大的支持者不是台灣的中產階級，而是占人口多數，處於社會低端的廣大普羅群眾！我經常去一家早點店喝豆漿，這家早點店是一家四姐妹開的，三個都很有禮貌，但其中一個聽我口音不是台灣的國語腔，脫口就問：你是不是偷渡來的？去年十一月我去中研院訪問，住在學術活動中心，一個女清掃工看我是大陸來的，一直是冷臉相對。台北的公交巴士從不報站，只有少數線的公車上有顯出站點的視頻，給外地來客造成極大的不便，有幾次我問司機站點，他聽你不是說閩南話或台式國語，就愛理不理，所以我每次坐公車都問同車的乘客，特別留神，生怕做錯了站。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母親的老熟人，已七八十歲的年齡了，因講大陸方言，在菜市場受到小販的欺辱。前天我參加系裡組織的春遊時，一位教授太太和我聊天時說，他的先生日前在他住的新店家附近的小吃店吃飯，也是因為講國語而被羞辱。他說的還是台式國語，而且還是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大台北地區。在台灣南部，因說國語被羞辱更是常事，前不久電視上報道，南部一小吃店老闆娘把一碗熱湯圓潑到說國語的客人的臉上。我原想利用假期，環遊全島，但有朋友提醒我，不要一人去南部，一定要有人陪同。對大陸人的歧視是全面的，“大陸妹”在這邊就等於是“賣淫女”的代名詞，時不是就出現“大陸人滾回中國去”的聲音，許多學者都看不下去，他們說，這種對大陸人的歧視已完全公開化，更重要的，還演變為一種政府的政策。

　　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台灣有不少學生來大陸求學，但是當局就是堅持不予承認大陸的學歷資格。上個月，當局出台一項政策，規定迎娶大陸新娘要具備六百萬的家產，在引發社會強烈的反彈後，才不得不修改。

　　台灣當局對大陸的歧視政策和台灣百姓對大陸的疏離，兩者互有聯繫，但畢竟不是一回事。問題是，大陸和這邊的民情幾乎沒有交集，對台的影響實在很有限。古雲要懷柔遠方，先不說我們那邊要內修清明，我多次想，如果大陸以四川省的名義，送給台北小朋友兩隻大熊貓，那會化解多少台灣人對大陸的敵意，給台灣百姓多麼大的溫暖！我們可以送給美國，甚至墨西哥，為什麼不能送給我們的台灣同胞呢？

　　在提出“中原心態”的同時，我覺得也應看到在台灣普遍存在一種可稱之為“島國心態”的現象，其主要表現：一是“自我中心感”，二是封閉性和排他性，它不僅甚行在下層民眾中，更反映在社會的“高端”，這種社會心態包有其多方面的來源，它既是政治人物操弄“族群”對立的產物，也有它自己特殊的生長軌跡，使這種精神氣氛幾乎隨時可以感受，甚至可觸摸到。

　　幾次來台灣，我都發現了一個現象，就是台灣有着自己特有的“議題”，所謂“特有的議題”就是社會所關心的話題是從台灣的環境及面臨的社會問題中產生，這其實非常正常，因為任何社會都是這樣，兩岸的制度和社會發展水平不一樣，總不能叫台灣老百姓去關心我們的“下崗再就業的問題”。兩岸分隔五十多年，確實造成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方面諸多的差異，但是兩岸畢竟同文同種。然而我看到的是，台灣社會所關心的議題除了個別部份和大陸有交叉，絕大多數和大陸沒任何關係，甚至和外部世界也沒任何關係，社會所關心的問題都是局限於一個很小的範圍，台灣之外的世界幾乎是不存在的，說的嚴重一點，給人一種很自戀的感覺。我相信這和近年來陳水扁一再鼓吹的“台灣第一”和“台灣優先”有極大的關係，甚至就是以“台灣主體性”為核心價值的“台灣意識”的外化表現形式。在台灣政界人物齊喊要融入“全球化”進程，在官，商，學界都有大批留美博士的台灣，這種現象確實另人匪夷所思。

　　我的住處的電視有一百一十幾個個頻道，可是我極少能看到有關國際新聞的報道，除非發生重大事件，例如西班牙馬德里車站爆炸案，才有從外電編譯的電視新聞。我為此問過一個台北文化大學的教授，他說是因為台灣百姓不關心外面的事，電視台從市場需要出發只能如此。一般情況下，電視上的有關大陸新聞每天會有一兩條，幾個電視新聞台滾動播放，多數是從CCTV剪輯下來的大陸各地“黑心方便麵”，“硫磺泡牛肚”的消息，間或有幾條大陸社會新聞，諸如“鞍山美發廳跪式服務”，“痴心郎跪爬十里求愛”。我不清楚這樣安排有沒有什麼“導向”，更大的可能性還是市場的因素，還是那個原因：台灣百姓對大陸沒興趣。

　　學界對大陸的興趣也大不同於以前。近年來，不少過去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紛紛轉行研究起台灣史，台灣史本來就應該研究，這無可厚非，但我發現這裡興起的台灣史研究，多多少少是和“建構台灣的國族認同”相聯繫的，綠色人物已在批判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大歷史學家連橫的名著《台灣通史》，說該書反映的是“失去台灣主體性”的“大中國史觀”。過去我們來訪的人一般很難接觸到綠營人士及其社會基礎，現在可以說根本無需專門尋找，“綠色”人物到處都有，學界更甚，一些人更發展到非理性的程度。著名社會學家蕭新煌已成為陳水扁政府的“國策顧問”。台大法學院退休教授李弘禧是陳水扁在台大讀書時的老師，原是和胡佛等齊名的七八十年代台灣自由派代表人物，現在以陳水扁的“國師”自居，他在電視上有一專欄，某一次他竟信口開河說，“在清朝以前，中國不存在”。昔日的鄉土派作家汪笨湖，早已成為綠營極為活躍的政治鼓動家，他除了時常主持在南部的支持綠營的露天群眾大會，每天晚上都在“年代”電視台主持“台灣心聲”專題訪談節目，他面對“鄉親們”，和被他邀請來的學者，教授一起，天天用閩南話在批判所謂“大中國主義”。現在中研院個別研究所已逐漸調整學術交流的方向，以減少和大陸學界的來往。申請和中國歷史文化有關的研究，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資助。

　　說起中研院，就不能不提到院長李遠哲先生。來台以後，我一直關心有關李遠哲的新聞或報道，也時常聽到不同朋友對他的議論。在大選前幾天，李遠哲和陳水扁同開記者會，然後表態支持陳水扁，只是這次李沒有提出號召，而是說他個人的態度，和四年前已不一樣。當天下午就有五個私立大學校長發表公開信對李進行了批評。王永慶，張榮發等商界巨亨一直到最後都沒有明確表態，但兩人都公開呼籲開放“三通”。

　　李遠哲當年回台是一件大事，這其中肯定有他對台灣鄉土的一份強烈的關懷，每個人都會持有自己的理念和價值想往，但學者一旦捲入政治，事態就不可避免複雜化。總的說來，李遠哲現在的社會聲望已大大降低。他這次的表態對拉升陳水扁的選情沒有起任何作用，因為支持綠的，早已決定；支持藍的，不會被李影響。不少學界朋友都說，李遠哲的超然地位已沒有了，原先他享有的那種類似胡適五十年代在台灣的影響力已經基本流失。

　　李遠哲先生引起社會爭議的還有一件事，這就是他主持下的台灣“教改”。“教改”和最近幾年的教科書內容的修改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有間接的關係。在台灣“教育部”主持下，新版大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中，中國已成為和台灣相對應的“外國”。在當下的台灣，彰顯“台灣優先”是以“去中國化”，即疏離大陸的歷史和文化為前提的，這種社會氛圍已對年輕一代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前不久，我應邀擔任某著名教授一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會主席，他特地問我選課學生的情況，我告訴他，選課學生很多，其中還有外系學生，甚至外地大學的學生專程來上課；他說“學生有興趣那就好”，然後稱讚道“早知你上課好”，我初不解，後恍然大悟：我的這位老朋友原是擔心台灣學生對有關大陸歷史的課程沒有興趣！更有意思的是，一個博士生告訴我，我的課受到同學的普遍歡迎，他們說：“到底是來之大國的學者”，我聞之，哭笑不得，百感交集！

　　選我課的學生並不代表台灣學生的一般情況，因為他們是學歷史專業的。我所在的這所著名大學有一門面對全校大學生的通識課“財經制度與社會生活”，現在已用國語和閩南話進行“雙語教學”。高雄醫科大學並在醫學系一年級開設“台語文入門”，在三年級開“醫學台語”。中部某大學把中文系改成“台語系”，該系教授以最流行的閩南話講“台灣文學史”，大受學生的歡迎，選課同學高達三百多人。學生告訴我，台灣年輕人對大陸的最後一次關心是在十多年前，自那之後，就對大陸徹底喪失了興趣，那個學生說，“是由厭惡而導致的沒興趣”，我聞之，汗沾襟背！“島國心態”竟包涵如此複雜的內容！

　　在兩蔣時代，台灣社會的大氛圍還保存一種“中華“氣象的，八十年代台灣人幾乎都會唱的“中華民國頌“，就是到今天，這首歌曲也讓許多藍營群眾熱淚盈眶：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　　喜瑪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　　古聖和先賢，在這裡建家園，　　風吹雨打中，聳立五千年，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經得起考驗，只要黃河長江水不斷，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但是到了現在，“正確”的觀點是“中華民國”是“外來占領政權”，是“乞丐趕走了廟公”（李登輝語），而談“中華”更是“政治不正確”。“主流民意”對大陸毫無興趣，其口號就是那個“台灣第一”，“台灣優先”，你要是“立足台灣，放眼大陸”，那就是“唱衰台灣”。和大陸民眾普遍關心台灣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兩極對照，“主流民意”對大陸抱着“惹不起，躲的起”，還要加一條，最好對大陸什麼也不知道，緊閉雙眼，緊緊抱住美國，要建設一個“小而美的台灣”。如予不信，請聽眼下台灣最流行的歌曲“相信台灣”：

　　“山是海的岸，海為山唱歌，　　這家攏是台灣仔，互相疼痛惜命命，　　咱的代治家已管，勿免別人來操煩，　　相信咱台灣，相信咱台灣，改革無底限。　　　　海涌若夯頭，海水綴咧走，　　春風叫醒咱心肝，滿地翠青好作伴，　　意志堅定親像山，打開未來向前看，　　台灣咱的名，台灣咱的名，為伊來打拼。“

　　這是一首類似民謠的歌曲，它鄉情濃郁，樸實誠摯，可它就是今年綠營“總統”大選竟選主題曲！在當下的台灣，在社會意識的領域，“台灣主體意識”更多就是以這種草根性的形式出現的，它裹挾着台灣人民愛鄉土的樸素情感，卻少了從歷史深處而來的磅礴的大氣，恢宏的氣度和開放的心態，而透着強烈的封閉性和排它性的色彩。台商有近百萬人在大陸，大陸就緊靠着台灣，但我在這裡卻經常有這樣的感覺：大陸好像是在遙遠的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