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美國的“虐囚案”之後，中國女商人趙燕被美國警察毆打一案，再次為國人妖魔化美國提供了素材，民族主義也有了又一次泛濫的機會。警察打人，在任何國家、任何制度下都有可能發生，同情被打的平民和譴責施暴的警察，實乃理所當然。何況，在民族主義日漸高漲的中國，趙燕在超強的自由美國被警察毆打，引起中國政府的重視和愛國者的義憤，也屬正常現象。
然而，在美國官方多次表示向受害者道歉和對此案進行嚴肅的司法調查的情況下，這一個案應該循司法途徑解決，該賠償就賠償，該懲罰就懲罰，而決不應該無限上綱地放大為泛政治化的中美衝突，進而上升為對美國的國家信譽和整個制度的妖魔化。事實上，趙燕已經開始享受美國制度的保護，她的醫療費和訴訟費全部由美國聯邦政府負擔，而且沒有上限。她因打官司而無法工作的收入損失，每周最高賠償為600美元，一年最高為三萬美元。美國名律師幫助她進行民事訴訟，訴訟賠償可高達五百萬美元。她還可以請最好的眼科醫生、牙醫和心理醫生。換言之，趙燕被打僅僅是一個個案，與中美衝突和美國制度沒有多大關係，更與美國的超級霸權和中國的民族尊嚴無關。

而在中國，從外交部到御用喉舌，從愛國憤青到趙燕家人，似乎抓住了一棵抹黑美國的稻草，利用趙燕的哭訴對美國的制度和人權進行妖魔化，已經變成了大陸的官方、媒體和愛國憤青的合謀，非理性情緒不再只是愛國憤青對美國的仇恨宣泄，而且變成了國家化的外交決策。《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說：“歷史的經驗已經反覆證明，奉行強權和霸道的超級大國歷來追求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總是把自己國家和公民的利益置於他國和他人之上。”“美國警察和執法人員隸屬國家機器，他們之所以敢藐視法理、藐視人權，顯然是受國家的帝國思想、強權政治、霸權意識和種族歧視的綜合餘孽的影響和驅使。從法律意義上說，美國當局對趙燕事件負有不可推卸和無可爭議的責任。” 《新華社》借採訪趙燕親屬的機會指控美國讎視中國人虐待中國人。趙燕一家更把事件無限上綱，什麼美國說尊重人權是”“掛着羊頭賣狗肉。”什麼這件事“不僅是趙燕一個人的事，也不僅是趙家一家的事，而關繫到整個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尊嚴。”趙燕本人也跟着上境界，在紐約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趙燕說：“為了我自己的尊嚴，為了我們民族的尊嚴，一定把這場官司打到底，把打我的兇手繩之以法，嚴懲他們。感謝全國人民、同胞們、我的國家、中國駐美使領館對我的關心，感謝媒體對我的支持和聲援。如果沒有大家的支持，就不會有伸張正義的日子”。 互聯網上的愛國憤青更是一片叫罵聲，什麼美國“充滿暴力”、“極度沒有人性”，“美國是全球的邪惡軸心，美國人是披着人皮的恐怖分子。”所以要堅決“打倒美帝國主義！”

然而，在價值觀日益多元化的當下中國，並不是所有的國人都如此看待趙燕事件，除了那個《趙燕，飄到美國的一根幸運草》的着名帖子外，另一則在網上廣為流傳的帖子《被中國警察打和被美國警察打的不同結果》，，也對趙燕事件所凸現的中美制度之優劣對比，有着極為清醒的認識，現引用如下：

“1，被中國警察打，不是新聞。被美國警察打，是新聞，而且是大新聞。

2，被中國警察打，不會見報，報紙不敢登，敢登的會被清算。被美國警察打，會見報，而且是連篇累牘，最重要的是，報紙可以自由報導。

3，被中國警察打，打了白打，警察會威脅你不准把事情說出去，律師不敢接你的訴訟，法院會跟警察一起來整你。總之，如果你執意要“找個說法”，那麼最終你的下場很可能比被打一頓還要慘。相反，被美國警察打，會有媒體的揭露、群眾的示威抗議，律師會主動聯繫你要幫你打官司，法院會獨立審判。

4，被中國警察打，中國政府不會關心你，相反還會在面對國外記者的質疑時聲稱“沒聽說這回事”或者“這是中國內政”。被美國警察打，中國政府會“嚴重關切”。

5，被中國警察打，沒有人會認為這說明中國的“人權”很差，至少政府不會這麼認為，新聞媒體也不會這樣認為，總之，被中國警察打，這與“人權”無關。而被美國警察打，所有人一致認為這說明美國的“人權”很差，至少政府和新聞媒體會大力宣揚“美國沒有人權”，並且把這件事情寫入明年的《美國人權狀況》裡去（如果美國膽敢發表《中國人權狀況》的話）。

6、被中國的警察打，你不敢去告；被美國的警察打，你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被中國的警察打，你即使去告了，沒錢也不行，不要說紅包，單是訴訟費也拖死你；被美國的警察打，不用擔心訴訟費，人家把你的費用全免了！（納稅人的錢原來還可以這麼花！）

7、被中國的警察打，那證明你是壞人，不是也是，就該打；被美國的警察打，你可能是壞人，但也可能是好人。”

那麼，如何看待中國逐步升級的民族主義呢？

的確，近年來，隨着國力軍力的持續增強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大陸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也隨之日益高漲，反美反日反台獨成為民族主義的三大發泄口；大國外交、趕超美國和偉大復興成為民族主義的三大目標。所以，中外的許多人士不無擔心地指出：中國正走向法西斯主義。理由是，當下的中國似乎具備了變成法西斯國家的全部因素：高速發展的經濟、日益增強的國力軍力、權貴資本主義、依然獨裁的政權和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然而，我覺得，在獨裁制度之下，民族主義思潮發展為法西斯主義，需要硬實力和軟魔力的雙重支撐：硬實力是迅速攀升的國力軍力和國際地位；軟魔力不光是民族主義本身的致幻作用，還必須具有如下條件：

1，絕大多數國民對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絕對優先性的無條件認同，徹底壓倒了小集團的和個人的利益。

2，通過意識形態灌輸持續強化稱霸世界野心，使國民陷於終將成為世界霸主的幻想之中；3，救世主式政治領袖的出現，他是具有足以左右人們大腦和行為的魅力型極權者，他本人先被塑造成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化身，繼而被塑造成神話，對民眾具有夢幻般的麻醉性，能夠贏得全民族的非理性效忠，因而能夠自上而下地煽動起極為危險和富於侵略性的群體意識。

同時，對以上三者的自發相信要達到迷戀的中魔化般程度，中魔到把民族主義幻覺就當成現實來接受和認同。救世主為了民族復興的每一次出場，皆能帶來盛典般的狂熱歡呼，營造出一種有幸參與民族盛典的集體幻想，對任何個體都是一種巨大的誘惑，也是一種無理的卻強有力的要挾甚至敲詐，仿佛整個國家是在上帝化身的帶領下，正在進入一個千年不遇的神話境界。也只有在這位救世主的蠱惑下，國家利益和民族復興才能變成全體國民的神聖圖騰，民族主義才能變成人人爭相吸食的精神毒品，整個國家馴順於魅力領袖的夢幻般的命令和指揮，先在思想上變成混淆是非善惡的弱智，接着在視野上變成惟我獨尊的井底之蛙，最後變成瞪起血紅眼睛的好戰分子。也只有這樣，國民才有可能產生一種自願為國捐軀的虛幻使命感，才能完全拋開具體的個人利益而投身於抽象的國家利益，進而投入到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聖戰之中。

現在，中國的硬實力確實有較大的提升，但在與外部世界的對比中，中國的實力對於支撐起一個法西斯主義國家來說，無疑還有很大的距離。何況，就國內的情況而言，中國經濟發展的極端畸形，本身就包含着眾多不確定的深層危機，特別是中共獨裁制度的腐敗，非但無法贏得民眾的自發效忠，反而其合法性正在民意中日漸流失。

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權在軟魔力方面已經一塌糊塗，國人在價值選擇上泛濫成災的偏好，既不是壓倒性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更沒有對希特勒式或毛澤東式救主的狂熱崇拜，而有的僅僅是已經膨脹到畸形的經紀人理性──個人利益至上。因此，國人的行為方式是絕對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從最高決策層的大國外交，到精英層的國家主義、新左派的毛主義或儒教王道，再到最低層憤青的仇恨心理，民族自尊和愛國狂熱僅僅是國民意識的表層，而真正主導國人行動的利益權衡則是畸形的經紀人理性，也就是個人私利最大化和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厚黑哲學，而決非為祖國為民族為人民這類抽象的整體利益。同時，對世俗化的個人利益的絕對偏愛，也必然導致國人對一切神聖價值的蔑視，宗教信仰不是，政治領袖不是，國家利益就更不是。

從中共決策層來說，權貴們所關心的最大利益是維護獨裁權力的穩定，而維護穩定的核心利益是維護權貴們的既得利益，不僅要保住已經暴得的既得利益，也要為繼續擴大既得利益而保駕護航。所以，無論如何，中共現政權都不希望與美國鬧僵，更不希望台海開戰。即便假定美國不會武力介入，僅僅後院起火的巨大隱患和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也將造成對現政權穩定的致命威脅，而威脅政權穩定無疑是對權貴利益的最大威脅。不可否認，中共現政權的確很怕台獨，因為台獨很可能把中共逼入“打也是死”和“不打也是死”的死胡同：打，在當下的國內外局勢下，肯定是打不起；不打，就將在國內外信譽喪盡。所以，中共行政權的對台對美政策的核心，絕非一定要統一，而是儘量“維持現狀”：台灣千萬別邁出獨立的一步，美國千萬別倒向支持台獨。而少數整天喊打的鷹派，不過是在以具有高度政治正確的“國家利益”為資本，為自己的利益集團爭權奪利，希望在分贓中多搶到一些份額。官方鼓吹和縱容民間的民族主義狂熱，也僅僅是出於彌補合法性匱乏的需要，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為什麼一當民間的民族主義狂熱可能影響到政權穩定之時，中共就要堅決壓制而決不會任其泛濫。

從精英層和大眾層的角度看，公開發言與私下言行相分裂的犬儒化生存方式，也必然左右着大陸的民族主義。滿口民族大義和一肚子個人計算的分裂，使國人的愛國更多地變成口惠而實不至的作秀。在不危及私人利益的前提下，盡可以高喊愛國口號和宣泄對美對日對台獨的仇恨，盡可以在官方的默許下去日本、美國的駐北京使館前喊幾句口號，盡可以大罵陳水扁、布什、小泉，盡可以把語言暴力加諸於“一夜美國人”和“對日新思維”，盡可以對女影星趙薇實施網絡意淫和語言強暴，盡可以發誓不惜血洗台灣，甚至盡可以弄一艘簡陋的小船登登釣魚島……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愛國的精英和憤青就決不會考慮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不會為了愛國而向怕美媚美政權挑戰。有太多的權貴家族早已把、正在把親屬和大量資產轉移到美國，也有太多的愛國憤青早已登陸美國，正在準備赴美的憤青也不在少數，北京秀水東街美國使館前排隊申請去美國簽證的隊伍長龍依舊。當然，誰也不能阻止他們拿到綠卡或美國護照後再回來愛國，正如沒人能夠阻止自稱三次拒絕美國護照而最終還是拿了美國護照的阮次山先生成天在鳳凰衛視大談他的“愛中國主義”一樣，似乎他早就忘記了自己已經是宣誓效忠星條旗的美國公民。

同時，對那些管不着的憤青們的國家，憤青們的喧譁和騷動似乎足以攪動太平洋；而當愛國狂熱涉及到與中南海之間的關係，憤青們就顯得低調克制和遵紀守法，狂熱的獅子就會變成溫馴的羔羊。伊拉克戰爭期間，反美憤青們曾搞了得到當局默許的聲勢浩大的網絡簽名信，然而，他們準備在美國駐京使館前舉行上千人的示威遊行，卻被當局以莫須有的理由取締，他們便沒有任何抗議地偃旗息鼓了。在保釣運動中，七名登上過釣魚島的愛國者，曾經在出發前、航行中、登島後、被日本警方帶走時……一路高昂着視死如歸的頭顱，但當他們被從日本遣送回國時，一下飛機就被上海警方帶走，他們那高昂了一路的頭顱便無聲地垂下。原來準備的再次登島被取消，獻給愛國英雄的盛大歡迎會也沒舉行，七位登島勇士更是無聲無息。

中國的民族主義狂熱，在伸張神聖地民族大義時，也盡透着精明、理智和計算，這種愛國已經愛到心口不一、言行背離的乖巧，也算是一種成精的愛國化境了！

所以，中國最容易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時期是毛澤東時代──儘管那時的國力很弱，但國人在精神上已經深度中魔；而非後毛澤東時代──儘管國力在逐漸增強，但國人大都變成精明的犬儒。 何況，官方媒體對民族主義的縱容和對自由主義的封殺，也放大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國內外的互聯網上，類似《被中國警察打和被美國警察打的不同結果》的言論，也不在少數，基本上可以平衡愛國憤青的非理性狂熱。所以，身在中國的我，並不特別擔心中國的民族主義會發展為法西斯主義；而是更擔心被中共官方媒體和某些境外輿論共同放大的中國民族主義，用中國正在走向法西斯主義來誤導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