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視為葬送蘇共禍首的蘇共最後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稱自己的思想為“新思維”，劉亞洲不忌諱以此給自己的講話冠名，可見他想突顯其中共必須徹底進行改革的主題。他在講話中稱，不能把批評共產黨的人士當作“敵對勢力”，而是要把他們當作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絕對需要監督的“反對黨”。甚至提出“我們不但要容納國內‘反對派’的存在，而且歡迎海外一切所謂的‘敵對’人士回國！”他問道“既然我們有信心讓過去最大的敵人國民黨都成了我們的朋友，為什麼還懼怕海外那些少數的反對人士呢？”他說：“只要我們轉變觀念，從新思維的角度看問題，這些宗教領袖、公知和意見領袖、民間社團和社會活躍人士，甚至是所謂的反對派的領袖們都可以看做是‘前體制’人士。”

當然他也巧妙地讓自己的新思維與中共的意識形態掛上鈎，試圖為習近平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論解套，指出應該恢復中共建政初期的設計藍圖，“活化”死掉的機制，即用人大和政協來接納“前體制人士”和“海外反對派人士”中具備勝選的個人，使體制具有“協商”和“競爭”性。他指責那些不投反對票的人大代表是“民主機制的毒瘤”；他認為中共的群眾路線應該是“選舉制度”，不僅讓群眾選出自己的人大政協代表，而且選出地方官員，他說雖然不能馬上搞普選但他更不贊成反對者的所謂“素質論”。他說，“中國民眾的素質，只有通過民主的實踐才可以提高，而絕不可能在非民主的條件下成熟。”“中國的公民社會和未來的憲政民主，必須要一步一步地通過這樣的實踐來建立和實現。”

他指出的政治體制改革還要“強化”一系列反腐措施和機構，主張建立美國聯邦調查局式的直屬中央的調查黨政官員貪腐行為的“政安”系統，他認為共產黨真正的敵人是腐敗官員，他主張取消“顛覆”罪，只設“叛國”罪。他說，寫文章批評中共的人、組建不同政治組織的人都不是敵人，他說：“不能再把國內的反對派人士抓捕後再流放到海外了。而是相反，讓他們回來參與政治改革。”他指出：“劉曉波是我們自己把他選成諾貝爾和平獎的。”

在談到反對黨時，他說，中共在現有憲法下“應該允許反對黨成立，和其他的民主黨派一樣參政議政”；他說，中共如果不改革，不允許反對黨存在，那麼除非武力攻占，否則“台灣永遠不會回來。”

在談到六四問題時，他說應該和解決文革問題一樣採取主動平反，“共產黨有過錯，但是是決策者失誤造成的，由決策者承擔，對受害者進行賠償。”他認為如果繼續採取掩耳盜鈴、欲蓋彌彰的掩蓋歷史的辦法，那跟我們“一直指責日本篡二戰侵華歷史”又有什麼兩樣呢？他覺得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對六四鎮壓投了反對票，還有開明領導人胡耀邦，他們都可以使中共有“平反六四的資格”。

在評論對薄熙來的審判時他說，“到今天為止的舉證來看，薄熙來應該無罪釋放。”

在指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具有的特徵時，他說，第一，司法必須獨立，第二，言論必須自由，第三，實行地方普選，第四，實行新的政黨政治。最後他說，中共如今面臨後退“是滅亡”，“向前有危險，但是彼岸有新的曙光和新的舞台”的境地，他呼籲中共要有“脫胎換骨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