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漢光20”軍演，“台海戰爭兵棋推演”部分結束了，其結果是台軍“大勝”。島內部分人狂喜，部分人質疑。而大陸軍界和民眾，都認為這個結果是笑話，根本不可能。

　　不管怎樣，“漢光20”兵棋推演的結果是出來了，由於是公開使用美軍軟件及美軍後勤參數，也不一定非說推演過程有作弊。因為推演就是推演，而不是實兵。春秋戰國時的趙括其“兵棋推演”也常是大勝，結果呢 ？我們對兵棋推演的過程要重視，可以從中取長補短，但對推演的結論大可不必過分在意。很明顯，如果台灣20年來的20次“漢光軍演”，大陸都勝了，大陸就真的勝了嗎？不是那麼回兒事。

　　如果兩岸真的打起來，大陸這邊的人大都認為大陸勝，其主要根據是：一、綜合國力說；二、武器優劣說；三、人心背向說。

　　但筆者卻不能完全贊同這些根據，理由如下：

　　一、綜合國力能決定戰爭勝負嗎？

　　元朝國力超過日本，但兩次征日戰爭皆大敗而歸。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建國第二天，幾個阿拉伯大國聯合打他，想把他扼殺在產床上，結果這個嬰兒勝了。 前4次中東戰爭，幾個阿拉伯國家的綜合實力超過以色列，但以色列還是勝了。 二戰後，一些國家的獨立戰爭，都是小國打敗大國，獲得獨立。

　　因此，“戰爭是綜合國力的較量”有道理，但不絕對。

　　二、武器優劣決定戰爭勝負嗎？

　　大陸老百姓都知道，武器優劣並不決定戰爭勝負，典型的例子，人民軍隊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鬼子和蔣介石800萬軍隊。時代再變，戰爭形態再變，“武器決定論”也站不住腳。

　　問題是老百姓想知道，兩岸軍力到底誰優誰劣？

　　客觀地說，我空軍、海軍的武器質量，很長一段時間低於台軍。

　　現在，筆者可以肯定的說，我空軍、海軍的武器質量已經超過台軍。

　　其主要根據是，我第三代或三代半戰機蘇―27、蘇―30、殲―10的總數，已經超過台軍第三代戰機（150架F―16A/B、60架幻影2000―5），台軍尚沒有三代半戰機。而且我部分經過改裝的殲―7，殲―8戰機，也已接近三代機水平。

　　我預警機通過引進俄A―50及自研，已基本滿足作戰需要。

　　我飛行員年飛行小時普遍少於台軍，但並不能因此證明我飛行員技不如人。

　　我新建多艘“中華神盾”驅逐艦和054型護衛艦，已基本達到第三代艦水平，而台灣尚沒有三代艦。我眾多驅、護艦經過現代化攻裝，性能已同台“拉裴特”不相上下，數量卻大大超過台軍。 我引進的“基洛級”潛艇，雖同台“海龍”、“海虎”相比各有所長，但數量超過台軍。 我自造和引進的導彈快艇，無論從質量還是從數量上說，都占絕對優勢。

　　總的說，我空軍和海軍的武器裝備質量同台軍相比，各有千秋，我略占優勢。

　　但，我軍武器的數量和種類構成方面，占絕對優勢。（例如台軍沒有轟炸機、強擊機、專用戰鬥轟炸機、加油機。）

　　我陸軍的質量和數量占絕對優勢。

　　我戰略武器，如航天、戰略導彈、核潛艇等占絕對優勢。

　　我在軍事地理、軍事設施、軍事工業、兵員補充、技術支持和後勤保障等方面占絕對優勢。

　　雖然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印度國家安全委員會，不約而同的把中國軍力指數排在世界第二，名列美國之後，但這並不代表實戰中的排名，正象體育比賽種子選手排名一樣，對實戰而言，它只具有參考意義。

　　三、人心背向決定戰爭勝負嗎？

　　一直以來，大陸同胞接受的教育是“正義的戰爭必勝，非正義的戰爭必敗”。筆者也曾對此深信不疑，後來學的東西多了，才知道並不是那麼回兒事。元代蒙古人一直打到歐洲，滅了無數小國，按理說他是侵略戰爭、非正義戰爭，可被他滅掉的一些小國，已經在歷史上消失了，永遠失去了勝利的機會。

　　因此，光有正義是不行的，人心背向對戰爭起重要作用，但不起根本作用。特別是對某次具體戰役而言，更是如此。

　　什麼對戰爭勝負起根本作用呢？

　　筆者妄論，對戰爭勝負起決定作用的是“趨勢”和“謀略”。

　　所謂“趨勢”就是大勢所趨。例如，封建社會必然打敗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打敗封建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17世紀法國大革命的勝利和美國南北戰爭北軍的勝利，都是必然的。

　　前蘇聯為什麼分裂？前“南聯盟”為什麼分裂？都是最後大勢所趨，沒有辦法。

　　反過來，東、西德的統一，歐盟的出現和擴大，也是大勢所趨。

　　台灣問題是只能合，不能分。合則對兩岸有利，對亞洲有利、對世界也有利。分則必然引起戰爭和動亂，對兩岸不利、對亞洲不利、對世界也不利。統一是大勢所趨，“台獨”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因此“台獨”必敗。

　　“趨勢”的兩個基本要求是“順勢”和“造勢”。

　　兩岸統一是大勢所趨，這還不夠，大陸要想取勝還必須“造勢”，即鞏固和促進統一的趨勢。因為“台獨”分子也在為“台獨”造勢，如果大陸不對統一造勢，原來形成的統一趨勢也會逐漸消弱，如果有一天趨勢對“台獨”有利，大陸則悔之晚矣。

　　什麼是“謀略”？就是打仗不僅要講戰略、戰術，還要講政策和策略。

　　元代蒙古人打敗了兩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即當時代表炎黃文化的南宋和代表兩河流域巴比倫文化的報達國）同其戰略、戰術的正確和政策、策略的得當不無關係。

　　例如，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哥汗繼位後，命其弟旭列兀率10萬大軍第三次西征，消滅現今伊朗境內的木刺夷國和現今伊拉克境內的報達國（今巴格達）。行前，蒙哥汗對旭烈兀除面授西征的戰略方針外，還強調了西征的政治原則和民族、宗教政策，甚至具體規定這些問題必須同其妃子脫古思商議，可見蒙哥汗對民族、宗教政策的重視。

　　旭烈兀忠實執行了這些戰略、戰術，政策、策略，不戰而降木刺夷國設在高山峻岭的100餘座堅固城堡，並先取木刺夷國，後取報達國，完成了西征任務。

　　“國力、武器、人心”，“天時、地利、人和”這些作戰的背景不可忽視，但具體的作戰還是靠指揮員採用的戰略戰術，政策和策略。

　　現在的問題是，兩岸統一的大趨勢已經擺在那兒了，但大陸對 “台獨”作戰的戰略、戰術的研究，以及對台灣政策、政策的研究，還不夠到位。

　　例如：從媒體上看，大陸軍界淘淘不絕地討論學習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北約對南聯盟戰爭的成功經驗，卻很少論及如何接受俄羅斯兩次車臣戰爭的慘烈教訓。媒體對台海戰爭的討論，更象是討論兩個國家的全面戰爭，而不象是討論對“台獨”分裂勢力的戰爭。須知，這兩種戰爭是不一樣的。

　　戰爭性質定性不准，必然帶來戰略、戰術的錯誤。筆者在中華網發表《淺議對“台獨”作戰的特殊性》一文，就是希望各方面重視這一問題。

　　其實，俄羅斯車臣戰爭的性質，同台海戰爭性質是一樣的。從某種角度看，俄羅斯兩次車臣戰爭都不成功，其戰略、戰術和政策、策略都曾犯過嚴重錯誤，對大陸有直接的、深刻的借鑑意義。

　　再舉一個例子，我國研究台灣問題的最權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的所長余克禮先生，在中央電視台《央視論壇》節目中說，我可以把中央“三個如果”“完整地講一下”。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竟然對着稿子，把“中國政府只能被迫採取一切可能的斷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這句話，改成了中國政府“都會採取大量的措施”，中央會採取“最高的手段。”他對中央的“三個如果”既不完整也不準確的進行了宣傳。

　　在個別人在媒體上揚言應對台灣使用原子彈的時候，大陸對台研究的權威人士，竟然說中央會採取“最高的手段”這會造成什麼影響，可想而知。

　　余前輩講錯話，並不是由於緊張，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字斟句酌的吃透中央對台灣的政策。恐怕研究台灣問題多，而相應研究大陸對台政策少。

　　《環球時報》今年5月31日，發表了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先生的個人見解，他說：“大陸對台動武已不需要底線。‘台獨’已過底線了，大陸隨時都可以對台進行軍事打擊，只是選擇什麼樣的具體打擊方式了。”

　　筆者對這種觀點決不敢苟同！但可以肯定這絕不是中央的觀點，而只是專家的進言。但這起碼說明中央對台的某些政策還不夠明確，學術界的研究還不夠到位。

　　對台政策、策略是個十分重要而又很敏感、微妙的問題。例如，大陸既要促進兩岸關係交流發展，又不能提前支出統一的支票；既要採取軍事鬥爭手段遏制“台獨”勢力，又不能在兩岸製造戰爭空氣；火候很難掌握。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比在港澳更特殊、更複雜。

　　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能象台灣地區領導人那樣信口開河，對台政策更不能朝令夕改，因此大陸必須前瞻性地深入研究對台政策和策略。武力統一祖國離不開正確的對台政策、策略，和平統一祖國更要靠正確的對台政策、策略。如果對台灣的政策、策略不到位，相應的法律準備缺乏前瞻性，既使兩岸統一了，“台獨”也可能死灰復燃。前有車臣之鑑，後有香港百萬人大遊行，筆者之言並非譁眾取寵、故弄玄虛。

　　毛澤東主席說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對“台獨”作戰來說，正確的戰略戰術和政策策略，才是能否取勝的最根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