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亞洲時報在線發表題為《“新型”美中關係前途未卜》的文章，作者為美國州立波特蘭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梅爾·格托夫。文章指出，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6月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時主張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帶來關於中美關係前途的重要疑問。
文章稱，表面上，兩位領導人似乎意見一致。9月份二十國集團在聖彼得堡舉行會議時，奧巴馬談及習近平提出的新模式時說：“我們一致同意在實際合作、建設性對待兩國分歧的基礎上繼續構建一種全新的大國關係模式。”但他同時強調中美之間仍有“重大分歧和緊張氣氛源頭”。
文章認為，奧巴馬在理論上贊同建立“新型”關係，但似乎希望先看到實際結果再真正接受。儘管中美兩國間交往頻繁、相互依賴，儘管大多數中國和美國分析人士都相信兩國關係至關重要，但新型關係仍遙不可及，根本原因在於互不信任。而在不信任情緒背後隱藏着兩國不同的自我認知和國際地位所造成的全球視角巨大差異。
文章稱，中國認為它已經成為一個大國，希望得到相應的對待。它不想要“兩國集團”(G2)——與美國共同管理世界事務。但中國人的確要求磋商與協作，也就是中國前國務委員戴秉國所說的“兩國協調”(C2)。
文章指出，“兩國協調”至少有五個障礙。
一是彼此對國際責任不同的看法。2005年，時任小布什政府副國務卿的羅伯特·佐利克建議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中國領導人和外交政策專家則喜歡稱中國為負責任的大國。他們表示，中國的和平發展政策將打破崛起中國家向主導力量爭奪最高地位的模式。他們質問，美國單方面干預中東和中亞局勢、在與朝鮮(最近還與伊朗)的談判中態度強硬、未能管理好本國的金融，它能談什麼全球責任？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第二個、大概是最重要的一個絆腳石是中美兩國的不同自我認知。
第三個障礙是冷戰殘留影響。中國分析人士經常指摘美國的“冷戰思維”從根本上妨礙了關係改善。
第四，兩國之間仍有很多溝通方面的問題。前面已經提到了對國際“責任”的定義，此外，“遏制”、“霸權”、“合作”和“磋商”都充滿了政治上的歧義。
中美關係的第五個障礙是軍事力量不平衡。雖然有些美國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在軍事能力方面正趕超美國，但事實上，幾乎從每一個軍事力量指標來看，美國都遙遙領先於中國。
因此，談論“新型大國關係”為時尚早。現如今，沒有哪位美國領導人會打算與中國共享領導權，因為那等於承認美國領導亞洲、太平洋和全世界的時代結束了。
中美關係的歷史表明，如果它是積極的、雙贏的，那麼對東北亞地區安全狀況的影響也會是積極的。於是人們要問：中美兩國能採取哪些措施來減少緊張、增強信任和擴大合作基礎呢？
首先，美國的軍事規劃應當改變。美軍重心向亞洲轉移的“再平衡”和致力於“海空一體戰計劃”的做法顯然是針對五角大樓所稱的中國大陸對台“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作者認為，很難看出新的美軍部署會有益於韓國、澳大利亞、日本或東盟在與中國保持積極關係方面的長遠利益。
其次，中美兩國應當牽頭為東北亞建立一個新的安全對話機制。
再次，建立一套能防止危險對抗事件的中美行為規範會大有裨益。
文章指出，人們常問，21世紀會不會屬於中國或美國？這個問題其實問得不對。正確的問法是，世界領導人怎麼才能構建一個合理有效的合作性安全框架為解決最嚴重的人類安全問題奠定基礎？假如中美兩國能就合作性安全達成共識，那它們就都能夠自稱負責任的大國。
責任編輯：劉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