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以後，在美國政界和學術界，長期存在“中國威脅論”的市場，白宮、國防部鷹派將中國視為美國長遠戰略對手。與此同時，由於台灣問題的惡化，美國不斷售台先進武器，這在大陸看來是鼓勵、慫恿“台獨”的挑釁舉措。

在中國的戰略家眼中，美國機遇論有越來越為美國威脅論所取代之勢。近來不斷有強硬聲音稱面對“台獨”嚴峻局面，中國不惜與美國進行戰略攤牌，甚至不憚於與美進行核大戰，並非意外。

鑑於中美都是核大國和在台灣問題上的根本分歧，輿論擔心核對峙的可能，當年隨着冷戰終結而退出人們視野的相互確保摧毀（MAD）邏輯再次回到人們話題中。

最近中美台軍演強化了這一認識。兩岸都在強調“能戰方能言和”，這似乎回到幾千年前的人類邏輯——如果你要和平，請準備戰爭。如何超越冷戰思維，使中美關係邏輯從準備“最後一招”到“追求最好”，必須建立起在台灣問題上中美間的戰略互信。

均勢vs優勢

中美思維邏輯的軟衝突，是均勢相對於優勢的思辯。中美從戰略夥伴到戰略潛在對手演變，除了陳水扁的刻意挑唆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中美兩國不同的戰略思維邏輯引發的軟衝突。（歷史上不乏弱者引發強者對抗的例子，如英法間的“法紹達危機”。）

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同時不放棄使用武力，其解決思路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邏輯，即只有大陸足夠強大才可遏制“台獨”。

相反，陳水扁爭取在優勢向大陸傾斜前走向事實獨立，致使兩岸間極不信任。其五二○就職演說，便明確稱未來20年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是台灣走向民主繁榮即獨立的機遇期。

美國由於體制和傳統限制，不得不捲入提升台灣對抗大陸的一方，中美間的戰略不信任由此強化。在台海問題上，美國聲稱的邏輯是“均勢和平論”，即美國旨在扮演“離岸平衡手”（offshorebalancer）角色，成為維護台海軍事平衡、定義台海現狀的警察與仲裁者。

但江澤民2002年底在美國的克勞福德農場對布什建議中國撤走部分福建地區導彈換取美國停止出售武器給台灣時，遭到斷然拒絕。證明美國在台海局勢上堅持“均勢和平論”的虛偽。

這令中國非常失望。更本質的失望是，美國在不斷售台先進武器、強化美日台軍事同盟同時，以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和不支持“台獨”的空洞承諾來安慰大陸。

必須指出，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同於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而在“一個中國”政策外，其實還有“一個台灣”政策。“一個中國”是虛，“一個台灣”是實。在中國看來，美國的反“台獨”表態是策略性的、不誠心的，支持和平“台獨”是戰略性的、本質的。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美國由於冷戰期間的法律和體制約束，越來越陷入與中國的軟衝突之中。管理和經營好中美關係，關係世界和平福祉，不能靠陳水扁的清醒和悔過，而要靠中美雙方的有識之士。

中美的戰略誤解

中美間的戰略誤解，不止限於台灣問題。朝鮮核問題上亦然。中國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非常清楚：六方會談推動朝鮮半島和平機制的建立，結束半島冷戰，推動東北亞區域合作，進而推動亞洲一體化和亞洲崛起，以此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依託。但是美國對中國並不信任，許多美國的報道和學者文章稱，中國在打朝核牌，甚至以此與美就台灣問題作交易。

更有甚者，布什政府內部的分歧更加深了對中國的誤解。國防部、國務院、白宮，甚至國務院內部都有不同主張致使美國一再錯過與朝鮮達成初步協議的機會，客觀上為朝鮮贏得了加速發展核計劃的時機。布什政府內部的分歧不僅使美國國家利益受損，而且經常向外界傳遞錯誤和模糊的信息，給世界帶來了不安。

最近，美國又有人在叫囂打伊朗，就是明證。美國權力制衡與內部嚴重分歧使美國戰略意圖不明，使世界無所適從。這是下一屆美國政府所應極力避免的。

體現在對中國的判斷上，中國和平崛起戰略對美國而言有積極意義，它傳遞給美國的基本信息有兩條——中國在未來20年內不以挑戰美國霸權為發展宗旨；中國在未來20年內願意維持台海現狀，不急於解決台灣問題，以“防獨”而非“統一”為主要任務。

這兩條信息對美國都是正面的，但美國當權派對中國有深刻的不信任，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戰略和戰略機遇期提法是藉助美國陷入中東和反恐戰爭泥潭加速發展自己的策略，並非真正反恐；中國也許可以實現和平崛起，但崛起之後不見得是和平的，因而抬舉印度崛起模式，貶抑、質疑中國崛起模式。

在和平崛起問題上，美國注重結果，而中國強調過程，這是兩者思維模式不同的客觀表現，也是缺乏戰略互信的必然結果。更一般地說，這是美國習慣從最壞打算這種思維定勢的產物。

令人回味的是，鄧小平當年在回答國外記者就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提問——“為何是50年不改變香港體制”時，說“50年是過渡期；50年後，我看也就沒有必要變了”。因此，中國若能把握好今後20年的戰略機遇期實現和平崛起，崛起之後在和平軌道上也就是“完全的、可核實的、不可逆轉的”（CVID）了！

戰略互信是未來關鍵

如果中美雙方都完全按自己的邏輯行事，不進行換位思考、設身處地為對方着想，只能重演冷戰時期美蘇間的“安全困境”。台海間的軍備競賽和軍演，就是論證。

美國售台先進武器，無疑是火上澆油，對美國而言也是飲鴆止渴。美國將來會不斷認識到這一點，即兩岸間的軍備競賽不利於中美戰略關係的穩定，最終不得不導致中美戰略攤牌。

美國自豪於自身的民主制度，但也要一分為二：當年，國內政治糾葛使美國那麼晚才撤出越南；軍事－工業聯合體、遊說政治、競選政治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越陷越深，看不出有拔出的跡象。

在台灣問題上，中美皆為國內政治所累。中國的國內政治導致一種被美國標識為“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越來越限制大陸在台灣問題上展示柔性手段。

可以說，中美雙方在台灣問題上都陷入了不誠實的怪圈：中國對其老百姓只講中美間有“一個中國”共識和“三個公報”；美國對台灣和國內（尤其是國會）則講《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 台灣局勢已經不同於以往，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可以說不斷失效。在我看來，目前是到了美國將“保證不迫使台灣走向與大陸的談判桌”改為“保證不為台獨改變現狀而引發的片面後果負責”的時候了。

當前和未來幾年台海局勢的嚴峻局面，要求我們以大智慧而非小聰明、以長遠後果而非短期得益慎重處理之，建立起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