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千頭萬緒，卻往往凝結著統領全局的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其他問 題就能迎刃而解，就能正確處理國際關係。對日本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取決於對四 個問題做出怎樣的回答：歷史、政治、軍事和經濟問題。具體地說就是，日本在二 戰期間發動侵略戰爭，給中國和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段 歷史？日本要做政治大國、軍事大國，軍國主義有復活的危險，我們應該怎麼辦？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我們應該怎樣進行競爭與合作？

　　二戰後國際社會對德國和意大利也曾面臨類似問題，不過，這兩個國家在融入 歐洲的過程中逐漸消除人們的憂慮，，實現了國家的轉型，由二戰的侵略國變成和 平的歐洲大國，較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相比之下，中日之間除了經濟問題基本解 決外，另外三個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

　　在四個問題的相互糾纏中，人們作出不同的回答、取捨和排列組合，形成了不 同的思維。

　　一、新思維

　　以時殷弘為代表的對日新思維認為，中日關係目前最突出的障礙是歷史問題， 中國解決這個問題，一是要遵守戰略集中原則，安排好國家各種目標之間的輕重緩 急次序，集中精力對付重要的戰略問題。對於中國來說，這些戰略目標首先是美國， 然後是台灣，再就是朝鮮半島，最後才是日本，要集中精力做好前面的事，後面的 可以慢慢來或者花少一點力氣，做出點讓步，為此，不妨大致地擱置歷史。二是要 正確對待國與國之間的歷史宿願。兩國關係最有壓倒性意義的不是歷史，而是維護 當今至關緊要的國家利益和未來的國家安全與發展前景。因此，在一定情況下，特 別是在暫時難以突破瓶頸而現實戰略問題又必須正視和討論的情況下，可以大致地 擱置歷史問題，留待以後去解決，以便繞過妨礙實現國家大戰略的障礙。

　　新思維還認為，中國正走向強大，日本正在謀求走向“正常國家”，如何保證 在這雙重變化中，兩國保持非敵對性的經久性和平，才是中日戰略關係的最核心問 題。

　　因此，新思維的結論是，使“中日接近”，開展一場“外交革命”。

　　對於中國而言，最核心、最根本的戰略利益乃是和平崛起，任何外交戰略都要 以和平崛起為起點進行演繹，外交戰略集中和中日戰略關係的核心都要體現和平崛 起的要求，有利於和平崛起的就支持，有礙於和平崛起的就反對。加強與日本在經 濟上的合作與交流，有利於和平崛起，我們就支持；日本屢屢在歷史、政治和軍事 方面製造事端，惡化兩國關係，根本上有礙於和平崛起，我們就反對。同時，我們 還要清醒地認識到，和平崛起是一個以和平保障崛起，以崛起創造和平的長期過程， 需要一、二代甚至數代人的艱苦努力才能實現。為此，我們的外交戰略要作長遠打 算，絕不可貪圖一朝一夕的利益而留下長期的後遺症。貌似和平的新思維一味追求 外交上的戰略集中，卻忘了最核心、最根本的東西，乃是捨本逐末之舉，它短時間 內或許會緩和中國和日本的矛盾，但必然會加快日本抹殺歷史、美化歷史，走向政 治大國、軍事大國的步伐，引起國際關係的長期緊張，從而極大地損害中國根本的、 長遠的和平與崛起的利益，實不足取。遙想戈爾巴喬夫時代的外交新思維，它高唱 人道、民主、和平，對美國主動放棄，步步退讓，結果葬送了一個超級大國。這一 教訓，請對日新思維者三思。

　　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俄羅斯元氣大傷，恢復尚待時日，美國把日漸崛起的中 國視為最主要的潛在對手，加強與日本同盟關係，放手讓日本發揮更大的政治、軍 事作用，又利用台灣問題，逐漸在東邊對中國形成新的遏制態勢。日本基於三個原 因予以積極配合：一是認為中國崛起會威脅日本安全，二是受到日美條約的約束， 三是為了藉助美國力量實現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夢想。因此，中國面臨著美國和 日本的雙重壓力，要實現和平崛起，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必須一起考慮，一起對待， 在這種情況下，新思維關於中美關係要集中力量處理，中日關係可以慢慢來或少花 點力氣，做出點讓步的戰略集中原則實際上行不通。

　　正確的歷史從來就不僅僅存在於記憶之中，它形成一個國家的優良傳統，說明 這個國家的過去以及怎樣從過去走向現實和未來的規律；如果歷史是錯誤的，它預 示著這個國家應該與錯誤的歷史決裂並走向新生的未來。對於錯誤的歷史不是不可 以擱置或者迴避，但必須建立在現實和未來與之決裂的基礎之上。可悲的是，數十 載光景過去後，日本當局者以及一些右派分子對過去那段帶給中國人災難的歷史還 是不願意承認，不知道反省，不想道歉，而且又屢屢製造新的“歷史”問題，舊恨 未去，新仇又來，一而再，再而三地傷害中國人的民族情感，致使中國民間蘊藏的 巨大的反日、仇日情緒長期無法消解。不知新思維者輕言大致地擱置歷史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過怎樣向人民交待。

　　更可怕的是，歷史問題早已和政治、軍事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成為日本走向 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精神動力，而政治、軍事問題反過來又強化了日本長期堅持 錯誤的歷史，對地區和平與安全構成巨大威脅。如果我們主動退讓，一廂情願地擱 置歷史，繞過歷史，就沒有理由妨礙日本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於是，沒有與歷史 決裂的日本將依靠強大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迅速崛起為帶有濃厚軍國主義色 彩的世界性的政治大國、軍事大國，這樣的國家也許不會再具有二戰時期的侵略能 量，但其放眼世界的擴張性、侵略性，對亞洲和世界來說，無疑是災難性的。 　　二、第三條道路

　　以邱震海為代表的第三條道路認為，中日關係存在三大障礙：歷史問題、台灣 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三者之間存在內在聯繫，歷史問題是關鍵，要處理好中日關係， 就要既不擱置或迴避歷史，也不將歷史問題視為雙方關係主要障礙；而是注重拓展 中日間的共同利益，並通過政府和民間理性對話的管道，逐步解決雙方歷史觀上的 分歧。

　　不可否認，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與歷史問題有一定的聯繫，但這種聯繫不如 第三條道路強調的那樣，是內在聯繫。解決歷史問題對解決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 沒什麼幫助，同樣，解決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對解決歷史問題也沒什麼幫助。台 灣問題的關鍵在中美關係，日本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台灣問題解決不解決，歷史問 題照樣按照本身的規律運動。釣魚島問題不涉及日本怎樣看待二戰歷史，就算日本 能正視二戰歷史，也不表示它就不會與中國爭奪釣魚島主權。與中國在南沙群島有 領土爭端的東南亞國家為數不少，難道它們都是因為有軍國主義傳統嗎？況且，中 國對釣魚島和南沙群島都主張擱置主權，共同開發，並不因為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的 歷史不同而有所不同。客觀地說，中日兩國政府在處理釣魚島問題時都採取比較克 制的態度，壓制了國內激進的民族主義，使得20世紀70年代以來矛盾多次激化的釣 魚島問題沒有嚴重阻礙中日關係的發展，而與此同時，歷史問題愈演愈烈。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歷史問題和台灣灣問題、釣魚島問題根本就不 是同一個層次上的問題。至此，第三條道路實質上只有一個問題：歷史問題，它的 論證就演變為為了解決歷史問題而解決歷史問題，解決歷史問題就解決了歷史問題 的自我論證，毫無說服力。

　　而且，歷史問題在同一個層次上不與其他問題結合在一起，很容易讓人覺得可 輕可重，可有可無，必然導致立場不堅定，左右搖擺，為眼前利益犧牲長遠利益。 實際上，如前所述，日本的歷史問題不單純是歷史問題，而是與政治、軍事問題緊 密聯繫在一起，相輔相成，成為中日關係的主要障礙。要切斷它們之間的聯繫，還 取決於日本正確面對歷史，進行深刻反省和鄭重道歉，融入亞洲，融入世界，走和 平發展的道路，真正成為一個和平國家。二戰後至今，一些日本政界和民間人士一 直嚴格遵守和平憲法，希望日本做和平大國，但是，長期以來占據日本主流的右派 已經改變了國家前進的方向，積重難返。

　　第三條道路著重拓展中日的共同利益，希望籍此解開長期困擾中日關係的歷史 之結。這個共同利益，最大莫過於經濟利益。然而，由中日經濟關係的變化得出的 結論未免讓其感到失望。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很長時期內，對日經濟在中國對外經濟 中的地位明顯高於對華經濟在日本對外經濟中的地位，最近，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轉 變，對日經濟關係在中國對外經濟中的地位相對下降，對華經濟在日本對外經濟中 的地位顯著上升。貿易方面，對日貿易占中國對外貿易比重，1985年曾高達23.6％， 1995年仍高達20.5％， 2000年已降至17.5％，2003年更降至15.7％；對華出口占日 本出口總額的比重，1990年只有2.1％，到2000年已提高至6.3％，2003年達到12.2％， 來自中國的進口占日本進口總額的比重，1995年已達到10.7％，2000年達到14.5％， 2003年更達19.7％。對華投資方面，日資在中國實際利用外資中的比重，1990年為 14.4％，到2002年降至7.9％； 2003年，日本總體對外投資比上年減少9.2％，對華 直接投資卻急劇增長65％，結果使對華直接投資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中的比重 一下子上升了3.9個百分點。此消彼長，時勢易位，這種情況下，要中國為了經濟利 益而在歷史觀上對日妥協，將更加困難。相反，這一趨勢繼續下去，中國倒可以在 必要的時候對日本施加壓力，以經濟為手段，使日本改正其歷史觀的錯誤。

　　按照第三條道路的邏輯，促進共同利益，加強對話，就能逐步解決雙方歷史觀 上的分歧。其實不然。以經濟為例，1985年，日本在華投資達3.15億美元，雙邊貿 易額達 211億美元；到2003年，兩項分別達到50.5億美元和1335.7億美元，2004年 還繼續增加，這樣的規模，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毫無疑問，中國和日本都從中獲 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實現雙贏。歷史問題又怎樣了呢？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 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這是二戰後第一次，遭到強烈反對後，他再未敢涉足，而現任 首相小泉純一郎已經參拜四次，還覺得不夠。1986年，日本文部省審定供高中選用 的《新編日本史》合格，這本歷史教科書嚴重歪曲日本侵略史，引起中方強烈抗議， 不得不進行刪改，但右派勢力試圖通過修改歷史教科書以達到模糊歷史真相，美化 侵略戰爭，歪曲歷史的目的始終未曾改變，修改歷史教科書的行動從未停止，不斷 推出“佳作”，這些歷史教科書已經將對日本侵略史的歪曲認識系統化、體系化。 由此可見，這些年來，隨著中日經濟關係的推進，歷史觀的分歧不是小了，解決了， 而是多了，擴大了。

　　 三、超思維

　　第三種思維有別於新思維和第三條道路，姑且稱之為超思維。超思維從中日現 狀和發展要求出發，著眼於中國的國家利益，試圖從對歷史、政治、軍事和經濟四 個問題的回答中找出中日關係變化的規律，尋找正確處理中日關係的途徑。

　　超思維認為，和平崛起是中國外交戰略的出發點和歸宿，對日關係必須有利於 和平崛起。

　　超思維認為，歷史、政治、軍事和經濟問題是統帥中日關係全局的四個問題。 歷史問題嚴重傷害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已構成中日關係的主要障礙，日本必須與二 戰歷史決裂。二戰前的歷史清楚表明，日本對中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以及國際 社會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在於它的軍國主義和政治大國地位；二戰後的歷史清楚表明， 沒有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政治大國地位，國際和平與安全就有保證。日本要做政治大 國、軍事大國，復活軍國主義，在沒有可靠的跡象表明這樣做會帶來和平與安全的 條件下，理所當然要反對。經濟是中日關係中最重要的和平力量，在相互依賴日益 加劇的時代，中日雙方出於本國發展的需要，加強中日經濟合作，已經不是任何人、 任何力量所能輕易阻擋的歷史潮流，中國和日本都應該積極投身到這一歷史潮流中 去，做歷史的弄潮兒，誰逆歷史潮流而動，誰就要受到歷史的懲罰。釣魚島問題、 台灣問題、東海資源問題和民間敵對情緒問題等都屬於次要問題，會對中日關係造 成衝擊，但不會妨礙大局，應該採取具體問題放置到具體的國際環境中解決的辦法， 可以擱置的就擱置，可以緩和的就緩和，該爭取的就爭取，該加強的就加強，講究 靈活多變，以適應形勢的發展。

　　超思維認為，歷史、政治、軍事問題與經濟問題並無必然聯繫，而是相對獨立， 難以干擾。必須緊緊抓住歷史、政治、軍事問題不放，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經濟 問題儘可能以合作為主，鬥爭為輔，使日本的經濟戰略與歷史、政治、軍事脫鈎。

　　同時，歷史問題又與政治、軍事問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必須作為一個整體 來看待。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應該把歷史問題和政治、軍事問題聯繫在一起，碰 到歷史問題，不僅要談歷史問題，也要結合現實和未來走向談政治、軍事問題，進 一步闡明其危害性；碰到政治、軍事問題，要挖歷史根源，以史為鑑，加深人們對 這些問題危害性的認識。如果不用這種整體的觀點和聯繫的方法去鬥爭，鬥爭的力 度就要大打折扣，達不到預想的效果。

　　在政治問題與軍事問題的關繫上，超思維認識到，日本隨時都是一個潛在的軍 事大國，要從國際層面阻止日本長久失去作為軍事大國的潛力，是非常困難的，中 國所能掌握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阻止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從政治層面阻止一個軍事 大國的重現。超思維還認識到，如若成為政治大國，美國支持、國內相關法律一修 改，日本可在一夜之間變成軍事大國。所以，關鍵仍在於阻止日本成為政治大國。

　　日本是近年來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最積極的支持者，為此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努力， 其目的無非是要成為與中美英法俄平起平坐的常任理事國，做世界性的政治大國。 對此，美國給予支持。這一計劃如若實現，將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大挑戰，必 須反對。

　　當然，日本要成為政治大國、軍事大國，還面臨一道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一是歷史問題。即使日本僥倖過關，也將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其中包括時 間的代價，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有機會加快發展步伐，加強團結， 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國際預防機制。

　　二是資源匱乏。這是日本永遠無法改變的宿命。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 和一貫重視東南亞市場都是日本為了打破這一宿命的嘗試。

　　三是和平憲法。日本國內還存在比較強大的左派和中間派勢力，修改或廢除這 部憲法困難重重。

　　四是美日同盟。美日同盟美主日從，美國不會輕易放棄支配一個國家命運的機 會。

　　五是中國崛起。從地緣政治上看，中國崛起與日本強大衝突，而且，中國崛起 將奪走日本所需要的部分政治、經濟和道義資源。

　　六是安理會特別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改革涉及各種矛盾，要進行改革相當困難。 歷史上，安理會僅有的一次改革就是1965年把非常任理事國由原來的5個增加到10個。

　　總而言之，在超思維看來，對中日關係要保持悲觀前提下的樂觀，警惕前提下 的放鬆，以實現中國和平崛起為核心，對歷史、政治、軍事問題和經濟問題區別對 待，嚴守立場，靈活多變，既鬥爭又合作，爭取一段較長時期的和平與安全環境， 抓住有利時機，發展自己，迅速強大起來，這樣，不管今後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不 管日本走向何方，我們都能穩坐釣魚臺，有強大的實力應付由此而形成的各種挑戰。

　　對待日本，我們要用超思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