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誰在仇恨日本？

　　我奶奶，一位八十多歲故去的家庭婦女，是“著名學者”邱震海博士和“著名的政論家”馬立誠先生口中所謂的“狂熱的、狹隘的、民族主義”份子。從我記事開始，她就給我們講述當身處淪陷區時，碰到日本兵就必須下跪的屈辱；講述她如何在武漢租界與淪陷區的交接處，親眼目睹日本兵用刀挑了小孩，耀武揚威衝着租界裡避難的中國人狂笑；講述她和爺爺扶老攜幼，硬是靠着雙腿，從炮火連天的湖北走到四川；講述在重慶每一次大轟炸後滿街的殘垣斷壁、斷腿殘肢……她大字不識，談不上有什麼歷史知識，更壓根不懂什麼國際關係，假使沒有日本人的入侵，她可能終其一生踏不出老家方圓十公里，沒辦法向象邱震海博士或者馬立誠先生那樣具備全球戰略眼光，“理性”地“向前看”，拋開過去的種種記憶，所以她給我的遺訓，是“永遠不要忘記日本狗東西”。但有意思的是，從小接受這樣“洗腦”的我，並沒有打算“闊”起來後拿顆原子彈炸掉東京；甚至旅遊時碰上日本“鬼子”遇到難題，我還很熱情地伸了一把手——因為奶奶每次歷數完日本人的種種殘暴後，從來沒有要我以後有機會一定要血債血償，她憶苦以後緊接着的教導，一成不變地是要我“好好讀書”，“國家要強大，才不會受欺負”；而進了學校後上歷史課，講到抗日戰爭，老師告訴我們“中日一衣帶水，是友好鄰邦”，“要把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日本普通老百姓分開”，“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侵略戰爭，不但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了深重的災難”……

　　遵照奶奶的遺訓，我努力地牢記她和教科書講述的這些東西，並且“充滿悲情”地不放過每一個機會努力宣揚——我自認是個缺點太多的人，不過從來自豪的是自己最起碼是一名愛國者，雖然在這樣一個“岳飛已經不是民族英雄”的年代，這樣做似乎“不合時宜”。

　　現在，抗戰的硝煙過去了五十多年，我們不少同胞爭着在日本人在中國開設的工廠里工作，雖然他們中不少人的長輩就死於抗日戰爭；我們的商場裡擺着琳琅滿目的日產電器，銷路一直不錯；街上流行的是“哈日”的風尚；我有位好友喜歡唱日本歌；而我自己喜歡上打排球，則源於日本電視劇《排球女將》……

　　然而，突然有一天，邱震海博士馬立誠先生說我是“不理性”的“極端民族主義份子”了——因為我在日本警察跑到中國領土釣魚島把中國公民抓到日本後，在支持“禁止京滬高速鐵路採用日本輪軌技術”的決議上簽了名；因為我在日本首相公然宣布參拜靖國神社後，理所當然地在亞洲杯所有有日本隊參賽的球場上，對日本吹出響亮的噓聲，尤其是重慶，這個在抗戰時期飽受日本飛機狂轟亂炸的地方……但我並不同意邱震海博士馬立誠先生給我戴的大帽子，我不認為我有什麼“仇恨”，事實上我理性得可敬：因為我們在付出巨大代價贏得抗戰勝利後，並沒有象蘇聯占據北方四島那樣懲罰性占據硫球群島——即使硫球直到清朝都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國；我們甚至還放棄了國家賠償，因為我們認為如果在日本戰敗的情況下再要求賠償，日本可能會重複德國一戰失敗後、因承擔不住巨額賠償而導致納粹興起的歷史；我們沒有追殺拿中國人做實驗品的731部隊成員，讓他們無處藏身，這些雙手染滿鮮血的人，個個得以壽終正寢，至死少有成員反省原先的罪行；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甚至接待過曾被定為戰犯的日本首相……理性的中國人，最終把中國遭受侵略的責任歸咎到自己本身，我們的先輩我們的教科書教育我們：牢記抗戰歷史，是為了提醒我們，落後必然挨打，這是從我奶奶這樣的家庭婦女直到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國家領導人最基本的共識——這樣的民族會產生仇恨？這樣的民族怎麼可能有產生仇恨的土壤？

　　以色列由國家派出特工全球追殺納粹漏網之魚，至今沒有停手，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說他們是“極端民族主義份子”，反而認為這是伸張正義；中國老百姓對着不斷為侵略戰爭翻案、不斷製造藉口侵占我國領土釣魚島、暗地裡支持台獨的日本發出噓聲，怎麼就叫做仇恨日本人了呢？怎麼就狹隘而不理性了呢？這麼多在中國跑來跑去的日本人，有誰被“極端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打了嗎？

　　邱震海馬立誠們卻煞有介事地開始論證起什麼“中國國內近年的民族主義情緒，由於其非理性的特點，再加上中國經濟崛起的大背景，在日本國內引起的不但是情緒化的反彈，而且阻礙了日本社會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長，客觀上對於中日關係和中國長遠形象造成損害”，提什麼“對日新思維”來了。

　　二、“仇恨”背後的陰謀

　　“對日新思維”的荒謬，網上已有不少犀利、深刻的批判，在這裡沒有重複的必要。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根本不在於什麼新思維，而在於只要一開始辯論這種所謂的“新思維”，無論論辯雙方抱持何種觀點，首先必須承認一個大前提，即“中國民間仇日情緒太強”，能夠爭論的，無非是這種強烈是否合理、以及誰應為造成這種局面負責而已，其結果實際是把中國老百姓對於日本倒向軍國主義道路的合理反應由正常變為不正常，並且隨着辯論激烈程度的增加，愈加聚焦其上，人為製造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機狀態。這就象美國人不斷指責中國賣武器給巴基斯坦，而中國給出各種證據拼命辯解這是子虛烏有——美國的重點其實不在於中國有沒有賣武器給巴基斯坦，而是要給人一種印象，即中國賣武器給巴基斯坦是不合法的，事實上，只要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我賣武器給誰你美國管得着嗎？你美國不照樣不管“八一七公報”，賣武器給台灣嗎？

　　由此可見，真正“仇恨”日本的是誰呢？其實是邱震海馬立誠們。他們不斷憂心忡忡地要中國老百姓冷靜再冷靜，看來似乎在為中國和平崛起出謀劃策，客觀上要求中國老百姓“顧全大局”、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不做反應；客觀上煽起的是日本普通人對中國的危機感，客觀上是不斷在為“中國威脅論”加油添柴，客觀上為日本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推出“有事法案”等等造成良好的國際國內輿論環境——日本為什麼必須擴軍備戰，理由很充足，因為中國越來越強大，而中國人恨我們，一旦中共迫於民意找我們麻煩，誰管得住呀？我們怕呀！——請注意，這時一向認定中共專制的日本傳媒，倒是誇起中共“從民意如流”了。

　　其實對比一下韓國，上述問題不證自明：即使都跟着同一個老大美國，而且在韓戰時期，日本作為聯合國軍的大後方，功不可沒（對韓國而言），韓國卻一直禁止日本影視作品在韓國的播放，直到幾年前才開禁；從電視上，我們看到韓國青年為抗議日本否認過去的戰爭罪行，憤而切掉了自己的手指；從網絡上，我們得知當韓國與日本就獨島有爭議時，韓國乾脆開了軍艦，占島了事；最新的消息是，韓國總理宣布，要把日據時期的附日人員統統登記造冊……按照邱震海馬立誠們的“理性”標準，韓國人是“非常仇恨”日本的；而按照邱震海馬立誠們的理論，這必然成為“韓國方面影響韓日關係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折射出韓國和平崛起過程中，在民族精神世界中的一些隱憂”……

　　論“過激”，中國人實在和韓國提鞋都比不上，可是日本人從不曾放屁說過什麼“韓國威脅論”，“非理性”的韓國照樣穩穩噹噹地和平崛起。

　　所以，“中國讎日”甚囂塵上，不過是日本借着某些中國白痴學者的言論，為自己擴軍備戰所找的遮羞布而已。

　　而這種“中國讎日論”順水推舟、順理成章的邏輯結果，自然是日本政客公開鼓吹要修改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了——一個因發動侵略戰爭而遭致失敗的國家，不但公然在自己國內的教科書中篡改、美化自己的侵略歷史，還竟敢由外相宣稱要“施加影響”修改戰勝國的歷史教科書，並把其中證據確鑿的“南京大屠殺”等侵略罪行進行“訂正”，簡直是匪夷所思到駭人聽聞！這種聞所未聞的奇蹟只能在一個寡廉鮮恥的民族中產生，對此我不會恨他們，只能發出從心底里的鄙視與蔑視；我也一點不害怕、並時刻準備着應付他們的擴軍威脅。五十多年前，我們的爺爺奶奶在那麼窮困絕望的情況下都沒有向侵略者屈服，靠了先輩們鮮血和汗水而強壯起來的我們，如果不能打得膽敢再次來犯的強盜們永世不敢妄動，我們就不配再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三、中國真正的威脅

　　就如我們反思抗戰教訓，認識到歸根溯源問題出在中國自身一樣——中國近百年來之所以飽受列強蹂躪，是因為國弱民窮、一盤散沙的緣故。

　　時至今日，中國雖已不再是昔日任人宰割的中國，但中國真正的威脅仍是來源於自己。

　　邱震海博士在德國喝了幾年洋墨水，讀了一些關於希特勒的書，就回來循循勸誘國人要以德國納粹產生的教訓為鑑，我這裡原璧奉還，建議邱博士學好日文，到日本電視台講給日本人聽吧；至於馬立誠先生，不過是在日本溫泉里泡得舒服了，所以放了一連串的響屁，日本人喜歡聞就多聞聞，也不值得當個大事——我呢，寧可聽魯迅先生的話，多些“獸性”罷！“中國威脅”總好過“東亞病夫”；現在美國電影裡拳腳了得、威風凜凜的中國大反派，總好過以前拖着根豬尾巴、直到被人家打死都不敢放個屁的????窩囊廢。中國和平崛起，應該是要告訴全世界，中國的繁榮富強，一不通過戰爭或是殖民侵略掠奪他國，二不靠火中取栗，大發戰爭財，總之一句話，不靠損人利己來“長高長壯“；而不是說我要委曲求全、自廢武功來博取什麼其它人的“心”，乞得一個虛無縹緲的安全來發展。自古大戶人家，都是高牆深院、炮樓碉堡、猛犬巨鷹、兵精糧足、更兼管事幫閒狗腿及附庸若干，更加上權錢結合，才能威威煌煌，千秋萬載；小老百姓要從正途發家致富，不但巧幹加苦幹一樣不能少，還得努力勤修內功，要讓眼紅你慢慢有錢的人不敢輕舉妄動，否則比你有錢有勢的、或者是強盜，隨便伸根小指頭，不但多年的辛苦毀於一夕，搞不好身家性命都沒了。中國和平崛起其實也是這個理，主動權既在自己手上又不在自己手上——我沒辦法讓別人不來找我的茬，不過我可以想辦法不斷提高自己的內功修為，誰來砸我的場子，打破了我的罈罈罐罐，不死也要讓你在床上躺個十年八載，所以你要找我的麻煩得掂量掂量劃不划算。

　　中國多的是“拿中國話費和美國話費比較，所以電信資費應當大大增加”的電信專家，以及因為自己的副教授老婆“喜歡洗襪子、不喜歡上課搞科研”就在人大提案、建議“所有婦女都回家當家庭主婦以解決就業問題”的著名教授——所以有時想想，毛澤東打倒一切臭老九的做法雖然偏激，某些情況下倒也不無道理。

　　——幾個蒼蠅嗡嗡叫，本談不上什麼威脅。但邱震海馬立誠們卻常常在中國電視上指點江山、在各大媒體引發話題，就真正嚴重了。

　　我們可以想象，假如德國的納粹份子，死了的年年被德國總理參拜，活着的每年開着高音喇叭、在大街上耀武揚威地遊行，美英法俄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前些年外電報道，以色列特工花了幾十年在南美成功地追殺一名在逃的納粹——其實他不過是奧斯威辛的燒爐工而已，相比之下，戰後731部隊那些泯滅人性的殺人狂魔，卻全體逍遙法外，是多麼的好命！而現在，連“南京大屠殺”里臭名昭彰的兩個殺人比賽者都被要求“平反”了，“南京大屠殺”都屬於要被“訂正”的“歷史錯誤”——試想，德國若有普通學者提出德國在二戰中是“進入”法國、波蘭、蘇聯等等國家，建立“純潔而繁榮”的、“沒有下等猶太人”的“歐洲共榮圈”，他會遭到何種下場？假使他更要為奧斯威辛的戰犯們平反，並提出對猶太人的屠殺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是以色列造的假，屬於需要被“訂正”的“歷史錯誤”，要世界各國訂正教科書，全世界會如何反應？然而，這麼多荒謬的事言論和行為，卻是幾十年來日本學界、乃至政界一遍又一遍不斷向中國提出的要求！在德國鍍過金的邱震海博士，應該知道在現在的德國，即使敬納粹禮，都會被關進監獄吧？然而，面對日本一次又一次肆無忌憚地傷害中國，你們憑哪一點膽敢要求中國老百姓不要“偏激”？——邱震海馬立誠們最喜歡說要爭取日本民心，那誰來爭取中國的民心，誰來安慰中國的民心？

　　難以想象，以色列法國等深受納粹之苦的國家，會允許自己的學者公開頻繁地在自己的媒體上鼓吹“老百姓應忘掉以往納粹帶來的傷害，以換取德國的幫助和友好”這樣的論調，然而，這樣的事在近幾年的中國卻屢見不鮮：邱震海不但是鳳凰衛視的特約評論員，還是N家報紙評論的主筆；馬立誠則根本就是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高級編輯——從這一點看，誰說中國沒有新聞自由？

　　中國人應該好好想想，為什麼在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強大的今日，日本的右翼勢力卻越來越猖獗？台獨勢力卻越來越壯大？一味忍讓的最後底限在哪裡？毛澤東說過，是“日本人救了中國共產黨”，可不是從字面解釋的；他指出的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採取了一條不同於國民黨的積極的抗戰路線，才贏得了人民的信任，即共產黨會堅決、毫不妥協地領導群眾抗擊一切侵略者、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獨立，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共是“靠”着日本人才取得勝利。

　　所以，這裡要提醒中國執政者注意，不要忘記自己執政的真正基礎在哪裡，自己真正要依靠的民心是什麼，而去追求一些不可能得到的助力。當今社會是信息社會，信息戰已經是美國軍方單獨的一個作戰部隊，中國的傳媒，卻被邱震海馬立誠們占據着，這才是中國真正的威脅所在！

　　近幾日，浙江大學的校長，以校規懲罰和逐件收繳的方式，粗暴禁止學生在8月15日這樣特殊的日子穿上抵制日貨的T恤，不但違憲，而且表現出與現代社會極不相稱的無能——該校長倒不一定有邱震海馬立誠們那樣的想法，不過是要“穩定壓倒一切”而已。但是，不能只管短期穩定而忽視長期穩定，而且要達到“穩定壓倒一切”也有無數種兼顧各方面利益的做法，比如，要求學生報上他們的人數，然而指定遊行時間、地點和範圍；跟學生講清楚不要讓社會上一些閒散人員甚至有心人士利用學生的愛國熱忱來影響社會的長期發展；鼓勵他們把滿腔的愛國熱忱轉化為學習的動力等等。象我這樣的笨人都容易想到這麼多種辦法，該校長卻偏偏挑了最惡劣最粗暴的一種——連我這樣遠在千里之外的讀者，看到這樣的新聞都異常氣憤和失望，我不知道浙大的同學作何感想。事情發生在教書育人的校園裡，身為校長、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卻做出這樣的行動，怎能叫人不為愛國而寒心！聯想前幾年，關於岳飛是否民族英雄引發的軒然大波也是一樣——本來應該是學術界爭論的事，幾個反對“岳飛是民族英雄”的所謂學者，居然無視岳飛早已從歷史人物上升為民族符號的事實，利用手中出題和編書的權利來直接影響中小學生對岳飛精神的認知，就不能不生感嘆！ 　　面對美國一霸獨大，中國目前的國際環境遠非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美蘇間左右逢源的條件可比，步步荊棘，正需要大家齊心合力的時候，愛國卻成了“極端民族份子”，笨拙而沒有政治頭腦的人居然成為了名校校長，而幾個無行學者就可以無聲無息地更改歷史教科書……中國任由輿論和教育的陣地放到這樣的“學者”和無能的管理者手中，在信息戰和國家軟力量的較量中，其實已經輸得一敗塗地了；而不遠的將來，危機來臨時，是否還能倖存大量的熱血青年奔赴國難，同樣是要打個大問號的事。現在，根據幾份美國人所謂“不準備入侵中國”文件，就完全抹殺朝鮮戰爭意義已是不小的聲音；而公開認為“中國應該任由日本殖民、經濟發展也許更快”的說法也並非鮮見。抗日戰爭，目前還是碩果僅存的聖地，但假如有一天，突然有什麼“學者”石破天驚地要為汪精衛翻案，大家也不要太驚訝——真到那個時候，也許我們就該唱國歌衝鋒陷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