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的過程中，總是可以看到一種情況：大家都認識到某一個體制漏洞，但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有的人致力於推進改革來堵上這些漏洞；有的人抓緊時間趁漏洞還沒有堵上給自己撈一把；更有人為了自己多撈幾把而昧着良心阻礙別人堵這些漏洞。在這樣一個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每個人都在新的市場經濟中焦急地給自己尋找有利地形的轉軌過程中，如何激勵我們的公職人員？如何保持一支廉潔高效的公職人員隊伍？這依然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一

2004年的早春二月，我下決心掙脫辦公室的瑣事，用了一個星期的休假日，完成了拖延已久的《世紀大拍賣》一書中譯稿的校訂工作。伏案之餘，也常為電視裡和媒體上報道的一些故事所吸引：

·2月12日，《焦點訪談》：“左手倒右手，國有變私有”。山東一家國有企業的主要管理人員在他們管理的這家企業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私人企業。他們同時經營着國家的企業和自己的企業，做着相同的業務，國家的企業一片破敗，私人的企業熱火朝天。“一手管兩家，左手的錢是國家的，右手的錢是自個兒的，左手跟右手做生意，左手稍微露點縫，錢就全到了右手”，中央電視台的聲音顯得頗有些無可奈何。

·2月16日起，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連續報道“東方大學城黑幕”。“一方是手拿判決書卻幾年無法領到工程款、血汗錢的建築商和民工，另一方是擁有11000多畝土地，開着高級越野車來去自如的大學城開發商；一種景象是東方大學城高爾夫球場球客雲集，而另一種景象是討債的民工、建築商幾乎擠破了東方大學城開發有限公司清欠辦的門口”。面對電視鏡頭，趾高氣昂的債務人痛斥那個討債幾年沒有結果而深陷絕境、曾吞下安眠藥企圖自殺的農民包工頭是在作秀。

·2月17日，某某新聞報道美國《國家利益》網上周刊在11日發表的一篇文章說，俄羅斯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成就充滿仰慕，普京要建“中國式”的俄羅斯。

·2月20日，某某新聞轉載某報記者採訪專家的訪談。記者問：“中俄都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從微觀上講中俄企業的轉制有何異同”？專家答：“由於俄羅斯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西方式的經濟制度，而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因而，目標和結果就明顯不同”。

“目標和結果明顯不同”，這的確是一種廣泛的共識。記得曾經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就喜歡引用中俄兩國20世紀 90年代的GDP增長曲線。那是一對X形的曲線：中國的GDP一路高速增長，俄羅斯則一路下滑。中國的讀者和聽眾很容易讀出其中的信息：中國蒸蒸日上，俄羅斯一塌糊塗，“目標和結果明顯不同”。幾年前，在其《經濟學》教科書中文版出版之際，斯蒂格利茨教授應邀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演，他那一番中俄比較把在場的年輕的中國聽眾說得心花怒放，不斷博得如雷般的掌聲。

中俄的“不同”是驚人的，也是毫無疑問的。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取得的偉大成就的確史無前例，確實值得驕傲。然而，一邊校訂《世紀大拍賣》的譯稿，一邊體味着電視裡和媒體上的中國故事，我還是感到困惑。

比如山東的那家國企，很容易地讓我想起《世紀大拍賣》第四章中的那位“紅色經理”杜傑爾尼：

他是私有化的如此積極熱心的支持者，他的工廠成為諾沃斯別斯克地區第一家被出售的企業。在那些身處莫斯科的青年改革家眼中，這樣的行動使得杜傑爾尼成為不可多得的改革派，一個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管理的企業轉到私人手中的蘇聯經理。“杜傑爾尼想儘可能快地、儘可能廉價地把國家財產買下來，”杜傑爾尼當時的經濟顧問菇莫洛娃說。

問題只有一個。杜傑爾尼決意要儘快地把他的企業買下來，決意要成為企業的新的所有者，以至於他不想讓任何法律擋他的路。他系統地將企業的資產價值低估以便利其購買，並操縱了一起“投資投標”，通過這個過程，他把企業的一部分股份出售給了一家與他關係密切的公司。

連杜傑爾尼也只是把他的企業出售給了一個“與他關係密切的公司”，而且還得費力氣操縱一個“投資招標”，山東那家國企的經理們好像沒有費他那麼多周折，他們乾脆把國企股份賣給了他們自己的私人公司。而且，這顯然得到了當地有關政府部門的首肯。電視台採訪前不久，上級還不辭辛勞地發了紅頭文件，不讓那個私人企業的一把手繼續當國企一把手，而是任命其二把手來當國企的一把手。

事實上，這本《世紀大拍賣》裡面的很多故事，都會讓人聯想起上大學時學會的那句偉人名言：只要換一個名字，這裡說的正是閣下的事情。人們當然可以找到一百條理由說，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故事與俄羅斯的故事終究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不是糾纏於外在表象而是深入到一些實質性的特徵，就很容易發現相似之處。而且，正是這些相似之處，才最令人憂心。

二

《世紀大拍賣》一書所描述的是一個西方主流媒體記者眼中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作者克里斯蒂·弗里蘭德生於加拿大，畢業於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專攻歷史和文學，對斯拉夫文化頗多研究。90年代，她先在烏克蘭和東歐為《金融時報》撰寫報道，後於1995——1998年期間擔任該報駐莫斯科辦公室主任。此後她曾回到多倫多在《環球郵報》短暫供職。不久又返回《金融時報》的倫敦總部工作至今。這當然不是一部歷史或經濟學的學術著作，作者的視角和觀念也肯定不會和我們完全一致，有的甚至令我們感到難以接受。這本書本來主要是寫給西方讀者看的，這可以從書中大量引用的西方歷史文學典故看得出來。但作者的獨特之處在於她是一個旁觀者，她講述的多是自己耳聞目睹的真實故事。這些故事比學者們的模型更為生動地展示了90年代俄羅斯經濟、社會和政治轉軌的悲壯激烈的場景。全書14章，除概述性質的第一章和結論性質的第十四章，剩下的12章可以分成兩大部分：第二到第八章介紹主要的青年改革家和寡頭們興起的經歷，以及 90年代上半期的轉軌過程；第九到第十三章描述青年改革家們和寡頭們如何合流扶持葉利欽贏得了1996年大選，以及如何很快把俄羅斯引入了災難性的 1998年金融危機。

90年代的俄羅斯發生了什麼？用作者的話概括說來就是：“俄羅斯創造了一種市場經濟，但卻是一種被扭曲的市場經濟。”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市場經濟呢？作者認為，這是一種私有的（private）經濟，但卻不是一種生產性（productive）的經濟；其中有市場存在，但卻是被操縱和控制的市場。這其實也就是著名經濟學家錢穎一、吳敬璉近年來一再提起的“壞的市場經濟”。這樣一個結果是西方學者和俄羅斯的改革設計者們所始料不及的。“他們設想，政治的和經濟的規律如同物理定律一樣，是永恆不變的，世界的其他地區現在不可避免地要向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趨同……這種信念構成了青年改革者的經濟計劃的核心”。

其實，如果我們注意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嘗試，就不難看到，這種“始料不及”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人們的認識在實踐中不斷加深的過程。對中國的改革者情況尤其如此。2001年，以“吳市場”的雅號聞名於世的吳敬璉教授承認，“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經天真地認為，只要建立市場經濟就好了，不管是什麼樣的市場經濟都能保證經濟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現在，他認識到，“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市場經濟是有好壞之分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會出現岔道和彎路。其中之一，就是偏離規範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方向，演變為所謂裙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世紀大拍賣》講述的，正是俄羅斯如何偏離規範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方向，滑向 “壞的市場經濟”的泥坑的故事。這種壞的市場經濟，作者也稱之為“青面獠牙的霍布斯資本主義”、“土匪資本主義”、“瘸腿的、腐敗的資本主義”等等。“在這種資本主義中，大公司掠奪小公司，官員和騙子們掠奪所有的人”。

三

對中國來說，重要的問題是，俄羅斯究竟在什麼地方走錯了？這也是作者試圖探究的問題。在她看來，最大的錯誤是葉利欽和青年改革家們為了在1996年大選中勝出而與寡頭們進行的出賣靈魂的 “浮士德交易”。在這個交易中，葉利欽和青年改革家們以巨額國有資產相贈，換來了寡頭們的政治支持，並引狼入室，使寡頭們操縱了國家政治，變成了作者所說的“資本家政治局”。

雖然這個“浮士德交易”對寡頭集團的興起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全面地觀察，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俄羅斯的許多無奈似乎都可以首先歸之於經濟學家所說的“路徑依賴”。表面上看起來，蘇共垮台、蘇聯解體，俄羅斯頃刻之間走上了一條與我們完全不同的道路。實際上，如作者所說的，“新的制度就是舊的那一個”。葉利欽本人不說，他的總統府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蘇聯時代的舊官僚。至於思想觀念的轉變，則更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書中一位叫本杜克茲的私人企業家說出了問題的要害。俄羅斯需要的是一個“摩西解決方案”——讓這一代俄羅斯人到大沙漠上去呆40年。以便與歷史一刀兩斷。既然這根本不可能，俄羅斯就必須考慮面對現實，而不能對現實視而不見。與觀念轉變類似，制度建設同樣需要耗費時日。俄羅斯的問題部分地在於它的出發點。

四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只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改革者們的基本挑戰是必須在歷史遺產所給定的舞台上跳舞，既要大力推進改革，又不能翻車出軌。要做到這一點，改革的思想者和實踐者必須極其密切地配合。在俄羅斯，承擔這一份歷史任務的是青年改革家們和他們的政治領袖葉利欽。然而，他們之間的配合似乎很不理想。作者把青年改革家們稱做“麥肯錫革命者”，一再強調他們缺乏自己的政治基礎，只能仰賴某一個如葉利欽這樣的政治強人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張，否則便一事無成。其實在我看來，這沒有什麼不正常。生產改革思想的經濟學家和把改革思想付諸實踐的政治家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職業。要求改革的思想家都同時是政治家，就像要求政治家都精通經濟學家的數學模型一樣，恐怕有些勉為其難。作者沒有說出來的、但極其重要的實質性問題是，在俄羅斯社會中，沒有形成那種願意接受並有能力推行他們的改革主張的政治力量。1996年他們和寡頭們結盟扶持葉利欽。但是，當他們因堅持自己的改革思路而觸動了寡頭的利益時，聯盟便告瓦解。這種情況的可能原因有二：其一，青年改革家們的思想過於西化、過於脫離現實，以至於不能符合俄羅斯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要求，於是在俄羅斯找不到自己的接受者；其二，他們的思想其實符合某一個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但這個利益集團在給定的政治體制下沒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或許，這兩種因素都起了作用。

五

歷史遺產和現實條件的制約意味着改革不可能沒有妥協。在俄羅斯也和在中國一樣，妥協都有一個共同的理由：即作者所說的“目的證明手段”。在中國，人們有許多種說法來表達這個意思，如“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書本理論出發”，“不要照抄西方書本理論”，要有“可操作性”，“水至清則無魚”等等。以蓋達爾和丘拜斯為首的青年改革派作為激進的休克療法的罪魁，似乎是那種食洋不化、理論脫離實際的空想家和不顧群眾死活的冷血動物。然而，他們的失敗又恰恰在於他們過分慷慨地“從實際出發”而放棄了自己的原則。1992——1994年的認股證私有化最後實際上是一次內部人私有化。政府提出了三個私有化的可選方案，把選擇權交給了“企業”，實際上就是交給了作者所說的“紅色經理”們。參加私有化的國有企業有2/3都選擇了其中的方案2，按該方案，企業管理層和職工加在一起持有企業5l％以上的股份。雖然表面上是管理層和職工共同所有，但實際的結果是西方經濟學家後來說的管理層所有制（managerial ownership）。“紅色經理”們有無數的辦法控制工人手裡的股份。比如那個杜傑爾尼：如同我們所知，俄羅斯的大眾私有化運動在私有化了的企業中給了普通職工不小的股份。杜傑爾尼想把這部分加在一起超過50％的股份歸為己有。為此目的，他設立了一個胡蘿蔔加大棒式的體制，誘騙工人把他們得到的股份賣給公司的一個由他控制的基金。這一設計的核心內容是一批杜傑爾尼用公司的收益購買的消費品，從電視機到長統襪。工人們被鼓勵用自己手中的股票來換取這些消費品。

除了杜傑爾尼用企業的錢來增加自己對企業的控制，更讓茹莫洛娃感到憤怒的是他的暗地操縱。這包括不給工人們發工資使得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出賣股票以換取生存。茹莫洛娃開始向工人們解釋說，出賣股票並不是他們唯一可以做的選擇。（她認為，“要使人們成為真正的所有者，光給他們股票是不夠的，必須同時教育他們如何成為所有者”。）但是，安娜的大多數同事們非常害怕，不敢違背老闆的指令。

“杜傑爾尼有一個非常有力的武器。他決定着誰可以繼續工作。在諾沃斯別斯克這個已經有很多工人被解僱的地方，這種決定極其有威脅力。”她說，“在諾沃斯別斯克錫廠，杜傑爾尼就像沙皇和上帝。”

在作者看來，這樣的妥協“是對俄羅斯資本主義革命的最大的諷刺：由於丘拜斯為推進私有化過程中所達成的政治妥協，舊體制的貴族們，那些紅色經理們成了舊體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其實最重要的問題還不在於利益分配，不在於得利的是紅色貴族還是藍色寡頭。最重要的問題是，如此私有化的企業很難有成功的重組。人還是那些人，機制幾乎也還是過去的機制，新的所有者很難有新的資金投入支持大規模的企業重組，其重組能力如何也大成問題，因為這種私有化完全排斥了競爭。唯一的好處是，這樣的方案可以為杜馬所接受，從而加快私有化的過程。這一點是實現了。不到三年時間，在私人部門就業的勞動力從不到1/10提高到 2/3。但這又有什麼意義呢？俄羅斯的經濟是變成了一個“私有的”經濟，但卻沒有變成一個“生產性”的經濟。“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還有很多企業的經營非常差。企業重組並沒有像青年改革派所希望的那樣，成為私有化後必然出現的、立刻產生的結果，這個判斷失誤直到今天仍然困擾着俄羅斯經濟。”

1996年與寡頭的結盟是青年改革家又一次“從實際出發”而慷慨地出賣了自己的原則。通過和寡頭結盟、操縱媒體等卑劣手段而取得的“勝利”，最後被證明是一場災難。自由派記者伯格認為，青年改革派的指導思想可以概括為“為了民主的腐敗”。實際的結果是，腐敗是的確腐敗了，民主卻不僅沒有獲得，而且被粗暴地踐踏了。作者認為可悲的是，“那並不是一種意外付出的代價，而是完全自覺的選擇”。不過這或許是不幸中的萬幸：如果真是完全自覺的選擇，就說明這樣的錯誤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六

改革毫無疑問是一場歷史性的利益再分配。如果說俄羅斯轉軌的最初幾年還是圍繞思想而展開的鬥爭，轉軌發動起來之後，“俄羅斯的轉型已經不再是一場意識形態的衝突，不再是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與維護蘇聯傳統制度的強硬派之間的較量，而是變成了一場爭鬥，這場爭鬥的核心也是一切革命的核心：戰利品歸誰？”既然是市場經濟，自然要承認私人利益的原則：人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革。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挑戰在於，利益主體多元化之後的經濟和政治博弈依據什麼樣的規則。

俄羅斯的寡頭現在已經是臭名昭著，然而看一看他們各自起家的歷史，他們起先並不是什麼十惡不赦的罪犯。正如葉利欽所說： “他們不是江洋大盜。不是黑手黨頭目；他們是與國家有着緊密、複雜關係的大資本代表……事實上，大資本對政權的影響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問題的癥結只在於這種影響採用了什麼方式。” 葉利欽的話應該說是很中肯的。俄羅斯的寡頭們本來只是一些比較成功的民營企業家。他們的成功首先是得益於他們比較早地覺悟，勇敢地跳進了市場經濟的海洋。對很多人來說，這裡面也有幾分無奈。因為他們由於種種原因，在舊體制中曾屬於另類。他們成功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比別人更善於利用舊體制的漏洞和空隙來謀取自己的利益。當他們的生意大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要試圖影響政治。實際上，民主政治的要義就在於允許人民影響政治，而且人民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利益集團都有權利為自己的利益而對國家政治施加自己的影響。寡頭們當然也不應該被排除在外。事實上，由於大量持有國家財政短期債券，寡頭們在1998年的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而其直接原因就是政府宣布無力支付。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寡頭們影響了政治，而在於他們壟斷了影響政治的途徑或“市場”，變成了“資本家政治局”，造成了西方學者所說的“政府俘獲”（statecapture）的局面。

如何能防止出現這樣的結局？簡單地把民營企業家或其他什麼利益集團排斥在民主政治之外。顯然是無理的和愚蠢的。真正的出路在於建立一種制度和機制，使所有的公民不論貧富貴賤，都能在影響國家政治方面有一個 “平等競爭”的環境。在俄羅斯1996年的大選中，這種制度建設的缺失非常明顯。

雖然大選這樣的事情對我們來說似乎屬於另一個世界，但這恐怕僅僅是表象。我們同樣面臨着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挑戰，各種利益集團同樣要求對國家政治施加自己的影響。這其中同樣既包括腰纏萬貫的富豪，也包括下崗工人、民工和農民。我們同樣需要應對一個挑戰：如何在制度和機制的層面上保證各種利益集團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對國家政治生活平等地施加其影響？

七

在這個利益主體多元化的世界裡，每一個利益集團都可以在法律劃定的框架內公開地為自己的利益而奔走，每一個利益集團都可以出於自己的利益而要求政府採取或拒絕某種改革措施。但改革者自己似乎是一個例外。改革者必須在全民共同利益之中尋找自己的利益，表現出足夠的“奉獻精神”，才能取得公信力。“像凱撒大帝的妻子一樣，他們必須讓人沒有任何風言風語。”在這方面，改革者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

在俄羅斯，“青年改革派的部分問題是，在一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國家，他們感覺自己屬於他們創造的新俄羅斯人那部分，而不是屬於社會其他階層，而這些階層的支持對成功地完成改革具有決定性意義”。“生活在一個10萬美元只是 ‘小錢’的社會圈子裡，爭着每月不足500美元的政府工資，青年改革派面臨着一種可怕的、個人的兩難境地。他們自己的薄薄工資袋和他們暴富的商界朋友之間的對比，使他們的某些人產生了一種痛苦的感覺，或者至少是一種有權利讓自己致富的感覺。”這使許多人失去了做改革家的資格，當年俄羅斯私有化委員會負責人科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位身居部長級要職的改革家認為，他的合理報酬應該是在他的私有化委員會給俄羅斯增加的財政收入中提成3％。他的坦率和憤怒使作者震驚，也令我們深思：

科赫抱怨說，他的孩子從來沒有什麼鄉村別墅可以去玩，他和他的家人住在一個擁擠的公寓裡，靠每月大約400美元的工資生活。他為這一切的艱苦得到的報答是什麼呢？只有批評、攻擊和警察的調查。

我表示諒解地建議道，如果內閣像中央銀行一樣，給最高管理人員支付1萬多美元的工資以防止腐敗，是不是更好一些？科赫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更加讓人吃驚。 “對我來說，那太少了”，他不屑地哼了一聲說。那麼，什麼樣的工資可以使科赫滿意呢？（他說）不低於他作為GKI負責人給財政創造的全部收入的3％。這真是一個讓人心靈震撼的提議。作為一個連醫院的電燈用電都無法保證的國家的內閣部長，居然認為他應當按照那樣一個公式來獲得報酬，按照這個公式，1997年他的收入應當接近6000萬美元。我真的不相信我所聽到的話。於是，我給了他一個台階下。我說，錢總是好東西，但是，他和其他的青年改革者有更高的動力：市場改革，為公共利益奮鬥，崇高的個人榮譽感等等。科赫對此無動於衷。“你說的榮譽指的是什麼？”他回擊說，“只靠榮譽感維持不了多久。”

作者說得也對，“沒有榮譽感，沒有他們的純潔的聲譽，青年改革派也不可能長久”。科赫適合於做投資銀行家，不適合做改革家。對他自己來說，換個工作就是了。實際上，在改革的過程中，總是可以看到一種情況：大家都認識到某一個體制漏洞，但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有的人致力於推進改革來堵上這些漏洞；有的人抓緊時間趁漏洞還沒有堵上給自己撈一把；更有人為了自己多撈幾把而昧着良心阻礙別人堵這些漏洞。做合法的但道德不高尚的事情，是人自己的選擇和權利。科赫也是如此。他留下的問題是，在這樣一個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每個人都在新的市場經濟中焦急地給自己尋找有利地形的轉軌過程中，我們如何激勵我們的公職人員？如何保持一支廉潔高效的公職人員隊伍？這依然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