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給美國的內外政策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然而，要說出哪些變化是持久的，哪些是暫時的，似乎還為時過早。從歷史角度來看，"9·11"事件強化了後冷戰時代出現的兩股趨勢。一是非傳統安全挑戰正在取代傳統安全威脅的優先地位，二是國家正在以新的方式界定相互間的關係，從而使傳統結盟關係受到考驗。　　

　　“9·11”事件之所以是冷戰後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不僅在於這一事件本身，而更在於其所引發的反應與調整，給冷戰後的國際政治所帶來的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三年後的今天，這些變化已成為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審視這些變化，我們對這一事件的衝擊力會有更加真切的感受。

　　美國：新安全觀遭到普遍質疑

　　“9·11”事件給美國的安全觀帶來了兩個前所未有的變化。一是恐怖主義被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二是本土安全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美國安全戰略的上述變化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國安全政策的進一步調整———這體現在伊拉克戰爭中———卻是有爭議和令人擔憂的。一是美國對“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採取的“先發制人打擊”原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推出這一新的戰略時稱，美國在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時“將總是深思熟慮地進行”，並將行動後果考慮進去，還保證“建立更好和更加完整的情報能力以提供及時而準確的威脅信息”，“和同盟國密切協調以形成對最危險的威脅的共同評估”。然而，在“9·11”後美國首次實施的先發制人打擊———伊拉克戰爭中，這些保證並沒有兌現。美國情報系統沒有提供關於伊拉克具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同基地組織存在聯繫的“準確信息”，華盛頓也沒有同它一些重要的盟國就巴格達構成的威脅“形成共同評估”。先發制人戰爭旨在消除被誇大的薩達姆造成的威脅，但它使反恐運動脫離了正常軌道，使美歐關繫緊張，並削弱了美國在世界上的信譽。一批退休的美國外交官和軍事指揮官在2004年7月公開表示他們對布什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的不滿，“在我們國家兩個半世紀的歷史上，美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在國際上如此孤立，如此廣泛地讓人感到畏懼和如此地不被信任”。

　　“9·11”後，布什政府認為，在與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鬥爭的過程中，美國應該尋求傳統盟國的支持，但不要受其限制；必要的時候，它應該組建“自願聯盟”來推進目標；是使命決定聯盟，而不是相反。在這個設想的後面是追求行動自由的衝動。然而，美國入侵伊拉克給這個設想帶來了至少三個問題。一是，參加聯盟的國家是真的自願為之，還是受到美國的脅迫甚至是賄賂所致？二是，“自願聯盟”是否足以實現預期的任務？美國在沒有獲得聯合國授權和法德等重要盟國支持的情況下入侵了伊拉克，一年後，它不得不求助於聯合國。這意味着“自願聯盟”在本質上不足以完成其使命。第三個問題涉及到“自願聯盟”對傳統同盟關係造成的影響。美國和一些傳統盟國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的分歧如此巨大，以至於人們發出這樣的疑問：是不是美國領導的、以核心共同價值與戰略威脅為黏合劑的聯盟，即所謂的“西方體系”正在開始終結？

　　“9·11”事件還提升了布什政府內新保守主義的影響力。“政權更迭”的概念就帶有新保守主義的鮮明印記。新保守主義者對美國軍事力量充滿信心，且熱衷於推進美國價值觀，認為美國擁有在外國土地上剷除邪惡和建立正義的物質資源與道義力量。對於伊拉克，他們希望以民主制度取代薩達姆政權，在中東地區的心臟地帶打入一個楔子，從而推動整個地區的民主化進程。然而，從薩達姆政權垮台後的伊拉克發展局勢看，贏得戰爭是一回事，重建國家是另一回事；打敗薩達姆相對比較容易，而爭取伊拉克民心卻是困難重重。無論新保守派們如何雄辯，美國在伊拉克所陷入的困境恰恰暴露出美國力量的有限性。

　　“9·11”事件給美國的內外政策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然而，要說出哪些變化是持久的，哪些是暫時的，似乎還為時過早。還有許多問題亟待回答。例如，美國的外交政策會長期偏離自由主義的傳統嗎？美國人會屈從於建立單極世界的帝國的誘惑嗎？如果參議員約翰·克里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勝，他會採取以新自由主義和多邊主義為特徵的外交政策嗎？如果布什連任的話，他會從過去的四年裡吸取教訓，遠離新保守主義和傳統民族主義，採取更加溫和與實用的外交政策嗎？

　　中國：更加關注周邊安全、更倡導多邊主義

　　作為長期與恐怖主義威脅作鬥爭的國家，中國在“9·11”事件後加快了反恐步伐。中國加大了打擊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在中國新疆從事恐怖活動的“東突”勢力的力度，並公布了“東突”所策劃和實施的種種恐怖活動，以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反恐努力的同情和支持。“9·11”後，中國抓住機遇加強上海合作組織的功能，深化該組織成員間的合作，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反恐中心，舉行了上海合作組織歷史上首次打擊恐怖主義基地的聯合多邊軍事演習。此外，中國還與美國、俄羅斯和印度等開展了旨在促進反恐合作的定期雙邊對話。

　　“9·11”事件還使中國警覺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危險。既然恐怖分子會通過劫持民用飛機的方式來襲擊世貿中心，那麼他們也會用所獲取的核生化武器來攻擊他們選擇的任何目標。這促使中國進一步改善其出口控制措施和更加積極地參加不擴散領域的國際活動。2002年，中國制定、公布和執行了一系列控制規則和相關目錄，加強對導彈、生物和化學等敏感材料、技術以及軍事產品的管理工作。這些規則與控制目錄標誌着中國在不擴散立法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北京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嚴重關注還反映在它在處理朝鮮核問題的積極外交上。自2002年秋天朝核問題重新出現以來，中國一直在進行“其有史以來最為積極的多邊外交活動”，力圖避免朝鮮半島發生衝突和防止核擴散。

　　“9·11”事件使中國更加重視周邊地區的穩定。中國與十幾個國家交界，是世界上擁有鄰國最多的國家。中國周邊地區的穩定直接影響到其自身的安全與穩定。“9·11”事件使中國認識到，貧窮是恐怖主義的重要根源之一，應該努力縮小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雖然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但它的大多數鄰國發展滯後。如果不能縮小中國與其鄰國之間的經濟差距，中國周邊地區就不可能出現穩定。正是基於這種考慮，中國在促進與鄰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方面表現出了更大的熱情。中國過去用“睦鄰友好”來形容它對鄰國採取的政策，強調的是這種關係中的政治維度；最近，中國宣稱採取“友鄰、安鄰與富鄰”的政策，更加強調與周邊國家關係中的經濟維度。

　　自“9·11”以來，中國更加倡導多邊主義。在全球化時代，恐怖主義的挑戰只能通過採取多邊行動來解決。由於布什政府在“9·11”之前的單邊主義傾向，北京擔心美國在反恐鬥爭中會採取一系列單邊行動，從而可能會給現存的國際秩序造成無法控制的後果。從一開始，中國就強調要充分賦予聯合國在協調國際反恐運動中的領導地位。美國在沒有獲得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入侵了伊拉克，表明華盛頓已決定通過使用軍事力量和放棄多邊制度來實現其安全目標。中國認為，伊拉克戰爭和由此引起的國際爭議已經削弱了國家間的相互信任，損壞了不同文化間的和諧關係，並對國際合作機制的權威性造成了影響。在中國看來，華盛頓最終不得不求助於聯合國的事實證明，即便是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也不能離開聯合國，這足以表明多邊主義的重要價值所在。

　　國際政治的新趨勢

　　從歷史角度來看，“9·11”事件強化了後冷戰時代出現的兩股趨勢。一是非傳統安全挑戰正在取代傳統安全威脅的優先地位，人的安全上升為國家安全的中心議程。許多國家如今把安全利益的威脅更多地看成是來自非國家行為體，而非均勢轉換和地緣政治的變化。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艾滋病、環境污染等所引起的關注日益增多。另一個趨勢是國家正在以新的方式界定相互間的關係，從而使傳統結盟關係受到考驗。冷戰時期，許多國家以意識形態為線，歸屬兩大敵對陣營；今天，這種區別已經變得模糊。傳統盟國之間可能會陷入嚴重的分歧，而沒有同盟關係的國家可能由於對世界事務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而走得很近。與過去相比，國際關係因國家間合作、競爭、結盟與再結盟的頻繁互動而更加具有動態性，其結果是，國際體系將變得更加多元與變動不居。

　　(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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