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亞洲安全支柱的基礎是什麼？

事實上，由於華盛頓在西太平洋上有日本和台灣這一大一小的兩枚棋子，如果白宮能及時調整政策，緩和同北京的緊張對峙，北京暫時不可能主動去傷及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根本。

然而，如果繼續在台灣問題拒不讓步，死硬到底，其結果將極可能迫使北京採取非常手段，不論是有限地軍事打擊“台獨”、還是全面攻台。在我們看來，如果面對的是北京的“不惜一切代價”，華盛頓根本就沒有獨善其身的、好的應對之道。不論是介入、還是不介入，對其結果都將直接觸及華盛頓亞洲安全支柱的基礎，而這種基礎就是“美國的可信性”這幾個字。

在東方評論員的印象中，許多美國戰略分析家都曾說過：如果大陸在台海有重大軍事動作，美國不論誰當總統都必定會作出軍事反應。在我們看來，他們這種說法的根據就是：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必須維護它的軍事承諾的“可信性”。

白宮決策層不過是一個“利益集團群”的代言人而已

然而，首席評論員指出，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因為這種“可信性”的確就是我們在上面所說的、華盛頓在亞洲“利益的根本”。但是，我們也同樣應該看到，美國政治框架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不論是誰當總統，哪個政黨執政，他都代表着一個“利益集團群”，是這個“利益集團群”現實利益的代言人。比如，布什就是“軍工、能源、通訊等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他發動伊拉克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讓這個“利益集團群”吃飽、吃好。

與此相對應的是，克林頓政府時期，最受益的利益集團卻是華爾街，是美國金融、證券行業。事實上，華爾街的利益，在華爾街的投資家魯賓出任克林頓的財政部長的時期內，通過維持強勢美元的政策，使美國金融資本的利益得到了最充分地保障。

在我們看來，也許就是這種“巨大的落差”，才是讓靠打敗英格蘭銀行、而一舉成名，又在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出盡風頭的著名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喊出了“願意出資7千萬美元拉共和黨和布什下馬”的最主要的原因。

“集團利益”遠比國家利益重要

在首席評論員看來，儘管布什的決策團隊打心眼裡“痛恨中國”，然而，他們清楚，如何將一個正在全面整合的歐洲“摁”下去、比對付中國來得更加迫切。然而，真正掌控制美國的“利益集團群”更清楚，現實的經濟利益在很多情況下遠比長遠利益來得實在，集團利益也比國家利益更能打動他們的心。在這點上，布什不顧美國的戰略被動，急於推動“對台軍售案”、而將自己置於多方樹敵的前前後後、已經非常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東方評論員認為，“發戰爭財”是要看對象的。打伊拉克，美國的軍火商、石油商當然可以指望着賺錢，所以，他們也一起支持、並共同慫恿着白宮的決策層“為了國家長遠的利益”而“頂着輿論的壓力、下定決心”，然而，如果打仗的對象再換換，不說別的國家，就說是伊朗吧，美國的軍火商和石油商之間似乎就不那麼合拍了，為什麼，就因為伊朗國力比起伊拉克來強了太多，打起來後，後果更加不可預料。

是否打伊朗，布什“背後的人”出現了分岐

美國的戰略分析人士就擔心，如果打伊朗，雖然傷不着美國的本土，但是，弄不好，卻有可能讓伊朗的什葉派的影響更加擴張，不僅影響到伊拉克，更可能影響到其他中東國家、中亞國家，如美國有着重大石油利益的沙特、科威特等國的穩定。這種前景已經讓布什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內部有了“雜音”，在我們看來，美國如果攻打伊朗，由於伊朗沒有攻擊美國本土的能力，也沒有核武器，因此，戰爭規模也將是可控的，軍火商一樣可以穩賺不賠。

然而，據東方評論員觀察，儘管從長遠看，“控制伊朗將帶來的巨大利潤”是能讓美國石油商能夠壟斷全球的石油市場，但事實證明，在是否對伊朗動武的問題上，來自石油商的支持、卻遠不如在支持打伊拉克時那樣積極。

不過也難怪，伊拉克的此起彼伏的爆炸聲，無情告訴美國的石油商一個事實，那就是布什戰前許諾的戰爭紅利“離兌現還遠着呢”。打一個被封鎖了達10年之久、民眾和統治層嚴重對立、軍隊幾無戰鬥力的伊拉克都如此不堪，一個稍具頭腦的人又怎麼可能再去相信美國能很容量就將伊朗搞定呢？要知道，伊朗的國力比起伊拉克強了太多，民眾對政教合一政府的支持也遠非伊拉克所比。

東方評論員認為，真正統治美國的利益集團“對待兩伊的不同態度”就在於“兩伊不同的國力”，也在於“攻打兩國”本身將對美國利益集團產生不同影響所致。在我們看來，伊朗的強大是相對於伊拉克而言的，伊朗對美國利益的影響表面上能看到的也僅限於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就是這樣，也已經讓美國的統治階層出現了離心，可想而知，如果我們將對對手再換換，換成中國，美國面對的決策難題不是伊朗核武問題，而是是否介入台海戰爭的問題，美國的利益集團又會如何取向呢？他們的總代言人、白宮的決策層又會如何決策呢？

是否介入台海，華盛頓根本就難下決心

東方評論員認為，如果白宮決策層僅以一個“要維持美國軍事承諾的可信性”這一類的“國家利益”作為最主要根據、去確定一定要介入台海、一定不迴避同中國一戰，首先恐怕就要過美國自己人這一關。

顯然，就是現在占主導地位的“軍火、能源”這一類利益集團也不得不考慮，中國的實力更是遠在伊朗之上的現實。在軍事上，還能對美國本土進行攻擊，更加可怕的是，美國無法事先就確定戰爭規模、是大打還是小打，也無法保證戰爭就一定是場常規戰爭、而絕不會升級成全面的核戰爭；另外，美國的利益集團還得算上經濟賬。在經濟上，和中國之間的軍事衝突，將對中國、整個亞洲、以至全球經濟產生重大衝擊，毫無疑問地，依賴全球市場的美國經濟，也將遭受重大衝擊。如此一來，美軍的軍火商的利益又將如何保證呢？這些軍火商們是否也會如同石油商在伊朗問題上動搖一樣、在是否介入台海的問題上也將轉變立場呢？這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準確性頗高的“墨爾原理”

我們認為，只要一個頭腦稍有清醒的人都不難得出結論，那種肯定美國一定介入台海戰爭的結論，只不過是完全從美國國家長遠利益的角度去考慮、並下結論的，好像對美國的利益集團--真正統治着美國的統治層的現實利益、及其利益間的矛盾視而不見。而這種利益間的差異正是布什、克里在競選時不約而同、採取相對照顧在華有重大經濟利益的利益集團的深層原因。

東方評論員認為，戰爭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都不是兒戲，都是“三思而又三思”的事關國運之大計，戰事一起，影響的將是方方面面，最要命的是，許多戰爭都證明了這樣一個“墨爾原理”：即，事情總是往“所有的可能性”中最壞的那個方向發展。

在伊拉克戰爭中，對美國的決策層而言，“最壞的可能性”就是無法有效控制伊拉克，並陷入伊拉克人的仇恨之中；無法用伊拉克的石油填補在伊拉克的開支，無法做到以戰養戰的目的。然而，讓布什頭痛的是，“墨爾原理”又一次驗證了其準確性。

我們在伊拉克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幅現實，儘管對伊朗“垂涎三尺”，但是，美國決策層顯然想在伊朗避免這種情況再度出現。那麼，在台海方面呢？不難想像，台海問題上，美國遇到的是中國這個對手，可以肯定的是，華盛頓在下決心的時候，“墨爾原理”的陰影是揮之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