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1日，在這個年份的最後十天，世界發生了一件令許多人都始料不及的大事，由列寧創建，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了近七十年的蘇聯解體了。曾經一度稱霸全球的強大的蘇聯帝國，就像是一座高高壘起的積木，只是經人輕輕一點就在突然間轟然倒塌了。乍看起來，這仿佛是一件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並未過經戰亂，自身又是如此地強大，怎麼會一下子就解體了呢？

我們再來看看當年舉行蘇聯解體儀式的最後情景：

“戈爾巴喬夫用整整12分鐘讀完了他那份《告蘇聯同胞書》。讀到最後，他的眼睛濕潤，嗓子嘶啞，心裡就像被無數隻手劇烈撕扯着，幾乎讀不下去了。19時20分，按事先安排的程序，戈爾巴喬夫要把決定世界末日的“核按鈕”一隻裝有發射原蘇聯2.7萬枚核彈頭密碼的黑色公事包交給獨聯體武裝力量臨時總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再由沙波什尼科夫轉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還是在實況轉播的電視攝像機前，戈爾巴喬夫下意識地摸了一下西裝口袋，但很不巧，竟然忘了帶簽字筆，他一時有些茫然。美國CNN電視廣播公司總經理湯姆?約翰遜先生及時為戈爾巴喬夫救了駕，他眼疾手快，從自己口袋裡馬上摸出一支圓珠筆，迅速遞給了這位幾秒鐘後就要成為平民的總統。戈爾巴喬夫說了聲“謝謝！”，當即用這根圓珠筆在放棄他任總司令之職同時把核武器控制權交給葉利欽的政令上快速簽上了他的名字。”

“就在戈爾巴喬夫交出核按鈕的一瞬間，聚集在電視機前的人都仿佛感到聽見了一聲巨響，並且都知道這是那座矗立了69年的紅色帝國大廈在突然間徹底倒塌了，從此後被分裂為15塊碎片。”以上是一個中國學者對當時情景的細緻入微的描寫。

蘇聯的解體，對當時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有點兒猝不及防。尤其對於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性的大國來說，一時間竟有點茫然不知所措。誰也不知道分裂後的前蘇聯各國將會如何發展？對世界格局會產生什麼影響。十年過去了，作為前蘇聯繼承者的俄羅斯是個什麼狀況呢？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70%的國土面積和70%的經濟基礎，60%的人口，大約70%多一點的國家資源。1991年時前蘇聯的國內生產總值大約為3萬多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60%多一點，居世界第二位。那時蘇聯是一個國力強大，科技發達，人民自信，在全世界都有自己利益的令人生畏的國家。現在的蘇聯繼承者俄羅斯是個什麼樣子？據統計，蘇聯解體十年後的2001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大約為3000億美元，是1991年蘇聯的十分之一。外貿進出口總額大約為800億美元，只相當中國的五分之一。黃金和外匯儲備200億美元，只相當於中國的十分之一。這是一個什麼概念？這就是說，俄羅斯已經從一個強大的國家變為一個在經濟上無關緊要的世界二三流國家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俄羅斯的聲音如同他的經濟分量一樣在減輕；在軍事上，俄羅斯幾乎失去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甚至在對內部車臣武裝叛亂問題上也舉步維艱，久拖難下，讓許多國家和軍事家看笑話。這個結局對於那位在前不久喪失了愛妻，現正悽慘地經營着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和現正在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照顧下安享晚年的前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二人來說，會是他們的本意嗎？肯定不會是的。但他們怎麼會一個人僅僅用了六年時間就把一個好端端的強大的蘇聯，帶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另一個人用了八年時間就把一個繼承了前蘇聯70%資產的俄羅斯帶到如此破敗的地步了呢？這對中國、對世界的所有政治家，對關心中國共產黨命運和中國前途的人，難道沒有一點教訓可言嗎？

一、書生氣太過的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是怎樣一步步從前蘇聯南部邊疆的一小地方爬到了蘇聯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上的？下面是戈爾巴喬夫個人簡歷：戈爾巴喬夫1931年出生於蘇聯南部邊疆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俄羅斯族。1952年加入蘇聯共產黨，蘇聯國立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和斯塔夫羅波爾農學院畢業。1955年任斯塔夫羅波爾市團市委第一書記，共青團邊疆區區委某部部長，第二書記，第一書記，1962年起任斯塔夫羅波爾地區農莊農場生產管理局黨的負責人。1966年9月當選為斯塔夫羅波爾市黨委第一書記，1968年起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委第一書記，1971年起為蘇共中央委員。蘇共“二十二大”、“二十四大”、“二十五大”、“二十六大”代表。1978年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 1979年當選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80年10月被選為政治局委員。1985年3月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從戈爾巴喬夫的政治仕途來看，可謂是一帆風順。除了在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的位子上呆的時間稍長一點以外，幾乎是每隔兩三年就是一個新起點。戈爾巴喬夫的書倒是讀了不少，有着全蘇聯最有名望的名牌大學法學學歷和農學院的技術學歷。但是通觀他在就任蘇共總書記之前的整個政治經歷，可以說基本沒有碰到過什麼艱難困苦，在他的整個工作歷史中同樣也幾乎沒有什麼顯著的政績。他充其量只是一個平時對時政心懷不滿的人。戈氏雖說在政績上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地方，可是他與其他任何猛烈抨擊自己的國家和蘇共，根本不懂政治卻又醉心於權力的人一樣，對蘇共中央總書記這個令人羨慕的職位可以說是嚮往已久了。戈爾巴喬夫任總書記時的秘書博爾金在他所著的《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這樣描述道：在戈氏一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後，“立即迫不及待地搬進了黨中央辦公大樓主樓第五層被稱為6號的辦公室，一點兒時間也沒耽擱。就如同過去俄國沙皇迷戀王位王權和王冠一樣，這個新辦公室也一直吸引着他，幾乎在一夜之間勤務人員就把一切都收拾好了，把樓梯上的長地毯也換了，把地板也磨光了。會客室里還有一些事沒做完，但戈爾巴喬夫已經等不及了，開始在他的新辦公室里接待來訪者。”從博爾金的描述當中我們看到的仿佛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年輕人，突然間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高度信任，並交給了一項足以體現信任的十分重要的工作一樣，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完成這項工作來體現自己的才幹。戈爾巴喬夫一上任就突擊提拔了一大批他認為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其中有後來成為他政治上死敵的葉利欽，有後來被他冷落了的利加喬夫，有“改革外長，和平外長”之稱的謝瓦爾德那澤，有把蘇聯人的思想導向災難的，主管黨的思想和宣傳工作的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

最能體現戈爾巴喬夫個性的，還是他的那本被戲稱為二十世紀“最臭理論”的叫做《改革與新思維》的書。本來“改革”這個詞彙在俄語中有多種表示方法：而戈氏卻用了一個“改建，改造”這樣的詞彙。在俄文詞典里對這個詞彙的解釋是“推倒重建”。有人據此說戈氏從一開始就居心要把蘇聯這座大廈推倒重建，他想建立一個他自己理想中的國家。這種說法現在看來肯定存有幾分怨氣，但戈氏確實想用蘇聯這樣一個大國，用蘇聯全國人民的利益為自己做一次改革實驗，而且他想從這個國家最敏感、也是最致命的政治體制上動手。戈爾巴喬夫與全蘇聯大多數人一樣，他也看到了國家的弊端所在，但他卻同樣像一個不成熟的年輕人，生怕別人不知道，迫不及待的要把他的想法在這本書的標題上明顯地表達出來。為了表達他思想的開放性，作為蘇聯這樣的大國領導人，他竟把這本書交給了一家美國出版商去出版。也就是說在那個冷戰正酣的世界上，作為一個大國的領導人，一開始就把自己的治國設計、戰略思想毫無保留地呈現在世人的面前，這種行為是何等的幼稚！在推進改革的同時，他還大力提倡所謂的“民主化”與“公開性”,試圖以此來吸引群眾參加到這場改革中來。不知是哪一位哲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最能隱瞞自己戰略思想的領導人是最聰明的領導人”。一般的領導人且如此，何況一個蘇共中央的總書記？其實，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新思維，在世界級的戰略家眼裡，簡直就是一篇學院內部刊物的作文；在世界級的政治家眼裡，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研究生的論文而已。

從基層上來的戈爾巴喬夫，也看到了蘇聯國家在經濟上的困境，看到了人民對僵化的體制的不滿。1986年在蘇聯黨的“二十七大”上他主持制定了《蘇聯1986年至1990年及200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方針》；1987年他又制定了《關於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和《企業法》。他的基本思路是給企業放權，使企業實現“三自一全”就是完全自主經營。這種思路作為一個有着莫斯科大學學位的戈爾巴喬夫來說似乎還可以，但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思路並不算高明。當時，這種改革的方法在中國已經實行好幾年了，中國的一些地方和企業領導以及經濟學家看到了這樣改革的局限性，大聲呼籲進一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而且在做進一步改革的試點。在大的經濟體制不改革的框架下，到1988年末，蘇聯總的經濟形勢並沒有好轉，而且更加失調， 1986??1988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僅為2.8%，低於號稱“停滯時代”的1981??1985年。經濟改革受挫以後，戈氏片面地把經濟改革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歸結於現行政治體制。1988年6月召開的蘇共十九次代表會議標誌着把改革的重點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戈爾巴喬夫的身份是蘇共中央總書記，卻是以一種蘇聯普通平民的心態和很不成熟的知識分子的語言，把蘇聯原有的政治體制稱為“官僚專制制度”和“極權主義制度”。他在各種公開的場合猛烈抨擊蘇聯的政治體制，使得蘇共和蘇聯國家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形象受到嚴重損害，而黨內極端分子和分裂主義勢力極為讚賞戈爾巴喬夫的言論。他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與公開性的推行，造成蘇聯社會的極度混亂，一些加盟共和國的民主派開始與蘇共爭奪權力。1989年波羅的海三國共產黨公開與蘇共分裂。共和國的權力落到了民主分子和分裂主義分子的手上。整個蘇聯社會嚴重動盪。經濟形勢更加惡化。1989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增長率下降到2.4%，日常必需品供應更加緊張。軍隊也開始出現不穩的現象，蘇聯的改革進程開始失控。

書生氣太過的戈爾巴喬夫在堅定地打碎了蘇聯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以後，卻不能給蘇聯一個凝聚人心的新的意識形態，不能給國家的改革開出符合實際的建立新體制的藥方。他放手把意識形態的重建交給形形色色的宗教和極端思潮，把新體制的解決寄託於命懸一線的政治改革。那個由他一手提拔起來又被他親手打下去，一度被稱為“最勇敢”的改革家的葉利欽，就在戈氏的眼皮底下，用戈氏極力提倡的公開選舉的方法，奪取了蘇聯最重要也是最大加盟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的最高領導權。改革和國家的失控並沒有使戈氏有所清醒，他所讀的那麼多的書，也沒有在這個國家多難的時刻為這位國家領導人帶來一點智慧的作用。情急之中，他天真地想到了“總統”這個稱呼的實用性。他認為“總書記”這個職務並不適合領導一個國家，只有總統才是名正言順的國家領導人應有的稱呼。他試圖以“總統”這個職務來實現他對整個蘇聯國家的重新控制。於是在1990年他又“跌跌撞撞”地爬上了“蘇聯總統”這個位子。出乎他的意料但在他構建的新思維邏輯之中，1990年6月，依照蘇聯民族政策和憲法，蘇聯的幾個主要加盟共和國先後發布了主權宣言。蘇聯的解體已經初露端倪。

假如這個時候在蘇聯全國採取強制措施，也許蘇聯還有一線期望。（歷史往往沒有假如，這是令人扼腕痛嘆的）。可悲的是，在這個時候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還有閒心去海濱度假，他在盡情地享受着一個世界大國領導人在生活上無限的快樂。1991年8月19日，留在莫斯科的以副總統亞那耶夫為首的蘇共其他領導人採取了斷然措施。實行“緊急狀態”，控制了在黑海之濱度假的戈爾巴喬夫。但令這些企圖最後挽救蘇聯免於崩潰的人們始料不及的是，經戈爾巴喬夫幾年的“改革”和對蘇聯及蘇共的猛烈抨擊，蘇聯軍隊已經完全失去了對蘇聯黨和國家的信任，軍心混亂，軍隊竟然認為沒有必要為挽救現存的這個國家去做任何事情。政變仿佛從一開始就並不順利。政變中要控制的兩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葉利欽竟提前離開了莫斯科，去往遙遠的阿拉木圖“訪問” 去了。“緊急狀態”僅進行了三天就失敗了。

更為可笑的是，這個經歷危機還處在蘇聯最高領導人位子的充滿假學者味的戈爾巴喬夫，在被勇敢的葉利欽從休假地解救回來以後，竟還繼續天真地想從已經掌握了俄羅斯國家命運的葉利欽的飯碗裡去分一點殘羹。還在與葉利欽等原蘇聯境內新成立的“主權國家”的領導人不厭其煩地討論所謂“聯盟”問題，為了他的“聯盟”，他在葉利欽的要求下宣布了解散蘇共的命令，進而又宣布停止蘇共在蘇聯全境的活動，並責成蘇聯檢查機關對蘇共領導機關進行審查。進而又同意與葉利欽在非常時刻二人可以互相“代行職務”。戈爾巴喬夫所做的這一切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一心只想保住他的那個已經一錢不值的所謂“中央”不被取消，保住他的一錢不值的蘇聯總統的位子不被取消。他在這個時候思維更加混亂，甚至說他之所以在8.19事件中差一點失去權力是由於蘇共對他的背叛。他還不知道他僅有的一點象徵性的權力馬上就要被他的“合作夥伴”徹底取消了。由此可以看到，戈氏是一個在政治上非常幼稚，政治敏感性多麼遲鈍，而又是多麼醉心於權力的人。像這樣一個毫無理智、毫無判斷力的書生來掌權，真是蘇聯人民的悲哀。再以後，就出現了本文開頭那極富戲劇性的一幕。

二、莽漢與書生兩種品質共存的葉利欽

葉利欽：1931年生於俄羅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達里茨克區的農村，俄羅斯族。 1955 年畢業於烏拉爾工學院建築系。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烏拉爾重工業管道建築公司工作。1959年任總工程師。1961年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建設局長。 1968年起葉利欽先後擔任州建設部長和州委書記。1976年，44歲的葉利欽經蘇共中央的直接任命，成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並成為蘇共中央委員。他是當時蘇聯最年輕的地方領導之一。

葉利欽的個性在許多方面與戈爾巴喬夫有相似之處，首先他對國家的前途和發展似乎有着強烈的責任感。他好像不是那種小富即安，穩妥求全的人。他以工程技術專家的身份在地方上擔任了多年黨的領導職務，當然也看到了蘇聯國家在經濟、政治和外交等各個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困難。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一樣，也是一個有着極強的表現欲望和書生習氣的人。但與戈爾巴喬夫不同的是，葉利欽的性格像很多技術官僚那樣急躁，敢做敢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甚至敢於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破釜沉舟，敢於直接否定蘇共的一切包括否定蘇共的創始人及其思想。這種書生與莽漢的雙重性格也造成他後來在治理俄羅斯國家的過程中在決策、用人和治國方針上一再出現失誤。可以說葉利欽是在戈爾巴喬夫這片土壤中產生出來的一個人物，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也許葉利欽就在烏拉爾山以東的斯維爾德若夫斯克州那個遙遠的地方心安理得地當他的第一書記了。並且在他到莫斯科來之前，已經在那個位子上幹了九年。蘇共中央的前幾任總書記之所以沒有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突擊提拔葉利欽，可能正是認為葉利欽就只是一個技術官僚或者頂多是個州委書記的料子。可是歷史偏偏叫他碰上了與他有着某種相同性格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複雜的世界局勢中同樣心存幻想，狂熱追求連西方自己也於焉不詳的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東西，而對國內外局勢缺乏正確的判斷和把握。

1985年，剛剛上任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葉利欽的管轄範圍內的蘇聯石油工業重地秋明視察時，葉利欽作為對技術很在行的地方官僚，當然是全程陪同者，葉利欽的這次陪同視察，給戈爾巴喬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爾巴喬夫覺得在他即將開始的改革進程中，十分需要有葉利欽這種敢於否定蘇共路線、具有非常性格和思想的人。於是1985年4月，就在戈爾巴喬夫剛剛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個月，葉利欽奉調進入莫斯科任蘇聯建設部長。他在這個位子上呆了不到5個月。1985年12月又被提拔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成為蘇聯政壇上一顆耀眼的新星。

擔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後，葉利欽竭力執行戈爾巴喬夫的戰略部署，在莫斯科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路線，尤其是在提倡社會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政治腐敗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據統計，葉利欽到任的最初幾個月裡，莫斯科的33個區委書記中，被他因各種罪名換掉了23個，葉利欽不僅在政治上進行前所未有的改革，在生活上同樣也表現出體察民情的形象。他經常深入基層，微服私訪，查看城市食品供應情況，了解老百姓對腐敗現象的不滿。他不僅下令取消了在蘇聯存在了多年的高幹特供商店，還叫他的妻子像普通市民一樣排隊買東西。這些都是真的，一時間，葉利欽在莫斯科名聲大振。從這些現象中可以看到葉利欽具有與戈爾巴喬夫十分相似的思想觀念和工作風格。

為了加快改革的進程，身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葉利欽，利用莫斯科的新聞輿論工具大反特反官僚主義和腐敗特權，提出“批評無禁區，公開無界線”的口號，他甚至還在外國人面前公開指責黨內有人反對改革。把黨內的矛盾毫無顧忌地向外界公開。葉利欽的所作所為與戈爾巴喬夫一樣贏得了蘇聯幼稚人群的喝彩，使西方的反蘇勢力開始驚訝繼而喝彩表示贊同。正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兩個人，一個在蘇共中央，一個在莫斯科市委，他們大膽而超越常規的改革行為在蘇聯的政治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亂。蘇聯現存的政治機體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人民的思想混亂，信仰喪失，各種形形色色的思想和意識形態在蘇聯的土地上迅速傳播開來，特別是各種宗教大肆蔓延，完全失控。葉利欽的行為理所當然地在蘇共中央和莫斯科市委內部受到了強烈的譴責，甚至連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也感到有些吃驚，因為葉氏的過激言論和行為已經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覺得在這場由他發起的改革浪潮中，葉利欽大有喧賓奪主之勢。於是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衝突終於爆發了。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87年6月，在蘇共政治局內部討論戈爾巴喬夫紀念十月革命70 周年的講話稿時，其他政治局委員對這份也許是戈爾巴喬夫花了些心血，而且令他非常滿意的文稿都表示原則同意，有的也只就個別細節提了一點意見。但這時心態良好的葉利欽卻對講話稿旁若無人地橫加指責，並提出了二十多條修改意見，這其中包括對蘇聯過去70 年歷史的基本評價和黨的現行改革政策的措施等原則性問題。在葉利欽的眼裡，這份文稿應該推倒重來，要以美國政治為藍本，重構蘇聯的政治體制。通過這件事，一個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的熱血青年的形象在葉利欽的身上躍然而出。戈爾巴喬夫的臉終於掛不住了。在此之前，已經有人向戈氏提出過，說葉利欽是個危險的野心家，而且因他在工作上許多方面的過火行為，造成了他在中央和莫斯科市委內部也不得人心。於是在1987年底，葉利欽被免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去當了一個無關緊要的國家建委副主席。葉利欽的下台雖然表明他的仕途在蘇共中央內部已經走到了盡頭，但由於他在莫斯科兩年的工作經歷，在莫斯科市民乃至整個蘇聯人民的心目中卻建立了良好的印象，特別是黨內的激進分子和社會上極端思潮團體和一些激進分子都認為他就是一個改革家，是一個比戈爾巴喬夫更大膽更優秀的改革家。這也為他日後東山再起埋下了伏筆。

有意思的是，戈爾巴喬夫反對的並不是葉利欽對改革的思想和做法，他討厭的是葉利欽過於張狂的性格和喧賓奪主的氣勢。因為在撤銷葉利欽職務的理由中並沒有提到他對待改革性質的認識上有什麼不對之處，也不認為他的政治主張有什麼不對，戈爾巴喬夫只是與葉利欽在對待改革的進度和莫斯科市委在改革中的領導權方面出現了分歧，葉利欽認為改革還要再快一些，再大膽一些，而且莫斯科市委在對改革的領導權上應有更大的獨立性。這好像讓人感覺到兩位第一書記是在改革果實的歸屬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從表面上看，改革才剛剛開始，而且是否成功還是個未知數，這兩個人就為日後改革成果的歸屬反目成仇，這不過是性格的衝突。但成熟的政治家都知道，這不是本質的東西。美國人在這個方面的直覺，比任何國家都要敏銳和清晰。美國的不少政治家感到，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的衰落，在這些表面張狂，而實質上幼稚病不斷加重但又走向最高政壇的人身上已經不可避免。

經過了被撤職這次沉重的打擊，葉利欽的思想也許已經悄悄地發生了某些變化，改革是否成功，民主是否重要，還提不提人權問題等等，已經不在他的思考範圍之內了。1990年，在戈爾巴喬夫本人大力提倡的民主選舉過程中，葉利欽參加了俄羅斯第一屆人代會選舉，並如願以償地當選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不久又當選為第一任俄羅斯總統。這又是一個極有意思的事情：在由戈爾巴喬夫一手導演的全國性主權大分裂中，已經成了他政治上敵人的葉利欽，竟然出乎意料地奪取了蘇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的領導權。葉利欽已經完全擺脫了戈爾巴喬夫的控制，反而在許多方面可以控制戈氏的行為了。

當葉利欽奪得了俄羅斯的領導權之後，“共產黨員”這個東西已成為他身上的一個累贅，於是葉利欽毅然退出了蘇共，造成了對蘇聯國內和世界的一次震撼性影響。然而，國家各方面的情況並沒有好轉的跡象，當時的蘇聯，15 個加盟共和國之間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社會經濟秩序面臨崩潰的邊緣，物價暴漲，生活必須品奇缺。各加盟共和國均已發表主權宣言，蘇聯軍隊對這一連串的變化，茫然不知所措。對於這種局面，由戈爾巴喬夫領導的中央已經基本失去控制，所有的講話和呼籲根本不起作用。這個結果的出現，大大地出乎了滿腹經綸，書生氣太過的戈爾巴喬夫的預料。

“8.19”事件以後，蘇聯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葉利欽覺得時機已經成熟，經過精心但同時又很愚蠢的策劃，他與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三人簽署了《別洛韋日協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逼迫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無奈地宣布辭職，葉利欽順理成章地入主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成為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葉利欽終於在這一場混亂的改革鬧劇之中獲得了自己豐厚的利益，但他很像一個點燃了草垛子取暖的農人，得到了火熱和輝煌，而沒有想到同時也將引燃後面的草垛子以及整個大宅院。

從葉利欽於1985年底自斯維爾德若夫斯克州進入莫斯科，到 1991年入主克里姆林宮的這五年多時間的經歷來看，起初葉利欽在對待改革的思想上與書生戈爾巴喬夫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只是比戈氏更具有挑戰性和冒險性，其在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任上所做的一些事，幾乎就是戈爾巴喬夫的思想的最佳實踐。只不過葉利欽做得更大膽，更直接一些而已。正是因為有了愚蠢書生戈爾巴喬夫，首先讓蘇聯處於混亂之中，同時又有了莽漢書生葉利欽在混亂之中勇奪俄羅斯的領導權，才直接造成了蘇聯的大崩潰，大分裂。在整個這個過程中，仿佛有一隻無形的手在至始至終操縱着這場鬧劇。而劇中的兩個主要演員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又是那麼認真而出色地演繹了這個鬧劇的全過程。這看上去多麼的完美，多麼地環環相扣，幾乎缺少哪一環這齣鬧劇都不可能取得這麼完美的結局。但是從國家利益上看，這個“完美”真是蘇聯國家的悲劇，是整個蘇聯人民的悲劇。

入主克里姆林宮以後，1992年1月，躊躇滿志的葉利欽的書生氣和幼稚病再一次強烈地暴露出來。他一心想把俄羅斯儘快建設成為像美國那樣的高度民主而又高度富強的國家，他在全國推行他的靈丹妙藥“休克療法”時向國人保證：“咬緊牙捱過痛苦和艱難的過渡，在未來不算長的日子裡要讓俄羅斯在政治上形成議會民主制為基礎的聯邦體制；在經濟上建立一個高度發達的自由市場體系，在軍事上仍然保持一個核大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帶着這些美好的幻想一頭扎進了西方的懷抱，並大膽地任用了一批具有西方意識的年輕人。可是，諸如蓋達爾、丘拜斯這批盲目崇拜西方的年輕的“經濟學家”從西方照搬過來的，醫治俄羅斯經濟的良方 “休克療法”，卻把本來已經千瘡百孔的國家推向了更大的混亂，國家經濟急速下滑，人民迅速貧困化，而且西方國家原來答應給予的經濟援助卻並沒有兌現，同時，曾一度是葉氏死黨的俄羅斯議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和副總統魯茨科依也因權利分配不均而與葉利欽鬧翻了。事情發展到此，這個夾在東西方之間的偉大國家的改革進程已經完全走出了改革發起者預想的軌道，變成了既得利益者之間權力爭奪的另一場鬧劇。俗話說：禍不單行。接下來的是總統與議會之間的無休止地爭吵，最後發展到流血衝突。然後是曾經一度天下無敵的俄羅斯軍隊在小小的車臣平叛戰爭中慘遭敗績，然後是以民主派和改革家的形象贏得俄羅斯人民信任的葉利欽，為了保住總統的位子而不擇手段，自毀形象，然後是葉利欽在兩年之內五易總理，創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在1999年的最後一天，葉利欽在無可奈何之中，乾脆把敢做敢為的性格發揮到極致，又讓世界大吃一驚，他突然宣布辭去總統職務，並宣布由剛剛當上總理不到三個月的前蘇聯秘密警察，年僅45歲的普京任代總統。

普京：1952年出生在列寧格勒市（聖彼得堡），俄羅斯族。1975年從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畢業後被分配到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外情報局工作，長年在當時的民主德國從事對西方的情報收集。1990年蘇聯解體後，有着上校軍銜的普京回到了列寧格勒。1994年由他大學時代的老師當時的聖彼得堡市市長索布恰克任命為該市第一副市長，1997年任俄總統辦公廳副主任兼總統辦公廳監察總局局長，1998年5月任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1998年7月任俄聯邦安全局局長，1999年3月起任俄政府第一副總理，即而接任總理。

普京的經歷，尤其是他在蘇聯秘密警察部門的工作經歷，一直受到世界的廣泛關注。普京頭腦冷靜，處事精明強幹，有一手不俗的柔道功夫，而且能獨立駕駛蘇聯最先進的蘇-27戰鬥機，特別是普京在蘇聯秘密警察部門受到的全面而嚴格的訓練，以及在原東德這個東西方結合部多年的情報工作歷練，使他的思維方式大大有別於那兩個書生總統。普京所接受的人文科學、政治學說、戰略分析的教育和訓練，從來不相信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概念，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清醒認識打下了極為良好的基礎，也為他就任俄羅斯總統後的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國際政治方面的經驗。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兩年多來，經濟方面一改過去多年來的頹勢，在連續兩年經濟回升的基礎上，2002年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績。在普京的身上，俄羅斯人民似乎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在前蘇聯和俄羅斯國內發生的這場由書生戈爾巴喬夫發起的，以改革和發展為最初也是最良好目的的二十世紀最大的內亂，終於在毀滅了一個世界性的強大國家以後走到了結束的邊緣。回想起這個讓大多數人無法理解的內亂的全過程，留給人們的教訓太多了。

三、蘇聯崩潰和俄羅斯的衰落留給我們的啟示

啟示之一、誤國書生戈爾巴喬夫滿腦子漿糊？

也許，對於飽讀西方書籍的戈爾巴喬夫，到蘇聯垮台的時候，自己對“民主”、“自由”那些東西也並沒有一個完整清晰的認識。

蘇聯崩潰已經10多年了，在這10多年時間裡，從廣大前蘇聯人民，到戈爾巴喬夫本人，對前蘇聯的崩潰都抱有一種後悔和惋惜的心情，在10多年前的那次由改革引起的大動亂中，前蘇聯人民雖然得到了民主和自由甚至更多的人權，但卻失去了幸福的生活和國家的尊嚴。而戈爾巴喬夫本人在那次改革開始，是裝了一腦子的西方民主思想投入改革的，是抱着對現行體制十分憎惡的心情來進行改革的，是沒有任何後續手段就對國家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做改革的。他把自己的身份放在了一個普通的蘇聯公民的位置上，而完全忘記了自己是蘇聯這樣一個大國的主要領導人。他一開始就急於打破現行的體制，而完全沒有為新體制的建立做出任何準備。他在蘇聯人民還沒有為接受陌生的西方民主、自由做好思想準備時，就天真地大力推進這種思想。他崇拜美國，但卻不知道美國人是怎麼算計他的。說實在的，也許他自己對“民主”、“自由”那些東西也並沒有一個完整清晰的認識，尤其在實踐上更是一竅不通。戈爾巴喬夫年輕氣盛，而且讀過很多的書，說起話來理論一套一套的。做起事來也似乎有些魄力，在平常他確實能夠迷惑一大批崇拜理論的人。但往往這些空洞的理論在險惡的政治實踐中是最無能，最有害的。

1998年，戈爾巴喬夫在他寫的一本叫做《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的書中提到：“最近幾年我不止一次的受到批評，說我的改革應該從經濟開始，而把政治的韁繩拽緊。像中國那樣。”同樣是在他為那本書的2002年中國版寫的序言中說：“在我與中國的鄧小平先生的談話中，他尖銳地批評了對經典著作的各種教條主義說教，他強調指出：不存在對中國和蘇聯同樣適用的什麼現成的模式。”這就是他對為什麼沒有採取中國模式進行改革的最好解釋，當然也是他滿腦子漿糊的註解。鄧小平的話顯然在告訴他要從本國的實際出發，做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的改革，說得是多麼好啊，但戈爾巴喬夫卻並不是用它來啟發自己，而是用來為自己改革政策的失敗開脫。看來，他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沒有得出一個令他清醒的答案。

啟示之二、有莽漢性格的書生葉利欽其實也是糊塗蟲？

一個對陰險狡詐的西方世界毫無了解的人，幾乎不懂什麼叫世界戰略，在治理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國的初次嘗試中就一敗塗地了。

葉利欽起初給予蘇聯人民的印象就是一個具有強烈民主思想的改革家，他在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兩年時間裡的作為也給人這樣的印象。正因為如此，蘇聯人民把蘇聯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也才有他在1990年俄羅斯首次全民選舉的勝利。但是當他得到了俄羅斯總統的權力以後，當他把俄羅斯經濟搞得一團糟以後，當他在俄羅斯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以後，他考慮的已經不是民主，不是全體俄羅斯人民的利益了，而是如何保住他的總統位子。為此他可以不擇手段地踐踏民主，炮轟議會大廈，可以為了選擇一個他滿意的接班人而不惜在兩年時間內連續五次更換總理。這樣的人說他是欺世盜名可以，說是在搞政治投機也可以。

葉利欽對西方民主和文化的盲目崇拜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一當上俄羅斯總統以後，就迫不急待地投入了西方懷抱，愚蠢的以為只要自己認同了西方世界，別人也自然會認同自己。（在中國也有一些這樣以為認同了美國和西方，美國和西方就會認同中國的蠢人！）憑着從前蘇聯手中接收過來的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不久的將來自己肯定也會像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國首腦人物一樣威風八面。於是他毫不猶豫地用美國人教給他的“休克療法”來整頓俄羅斯經濟，認為這就是一付改造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靈丹妙藥。只是在一年以後，他就猛然發現俄羅斯經濟在“休克療法”中徹底休克了。西方世界答應的經濟援助並沒有兌現，融入西方的大門依然緊閉着。只是俄羅斯已經從一個世界性的大國變為一個被經濟衰退，人民貧困嚴重困擾的國家，自己也從一個改革英雄變成一個快要被俄羅斯人民拋棄的頹勢總統了。這樣在共產黨的溫暖被窩裡成長起來卻極力反對共產黨的人，一個對陰險狡詐的西方世界毫無了解的人，幾乎不懂什麼叫大國政治，不懂什麼叫世界戰略，在治理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國的初次嘗試中就一敗塗地了。

啟示之三、是上帝之手還是政治幼稚病？

對於蘇聯解體的其他原因，學術界還有多種解釋，這些解釋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一條最為重要的原因不能不在這裡說清楚，在蘇聯解體的整個過程中仿佛有一隻無形的手在至始至終操縱着。難道是一隻看不見摸不着的“上帝之手”？蘇聯解體的原因很多，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共產黨和蘇聯多數人的政治幼稚病，徹底否定自己的黨和偉大的國家，對現實國內政治的自我逆反心理，直接幫助戈爾巴喬夫也幫助美國和西方毀掉了自己！

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新的領導人上台，這件事對於冷戰的另一方，尤其對於美國來說這已經習以為常了，因為自冷戰開始以來，蘇聯這已經是第六次領導人更替。特別是在兩年多的時間裡，蘇聯國內哀樂聲不斷，二十八個月內先後有三位總書記去世。而且每一次新的總書記上任，總會給西方世界帶來新的麻煩。除此以外，美國和西方還要花去很多時間和金錢去對這位新領導人進行研究，以便採取相應的對策來加強自己在對抗之中的地位。但是，這次他們發現情況有所不同了。首先，以強硬思想著稱的蘇共元老，老資格外交家葛羅米柯被撤換，代之以沒有外交經驗卻獨立分裂意識很重的，來自格魯吉亞的謝瓦爾德那澤（後來證明此人果然是個分裂主義分子）；其次，蘇聯單方面宣布停止核試驗五個月，並於1986年1 月 15日以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名義發表申明，建議蘇美雙方在15年內分三個階段全面銷毀核武器。就在這個申明中，戈爾巴喬夫還第一次提出了一個叫“新思維” 的概念。這個概念對於美國來說並不是第一次聽說，戈爾巴喬夫在他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後多次提到過和平、和解、人道等與蘇聯前幾任總書記完全不同的詞彙，令美國人大喜過望。戈爾巴喬夫還說要根據這些思想寫一本書。這事剛一傳出不久，美國就有了反應，美國有一家叫做“哈潑羅”的出版公司立刻要求給予他獨家版權。並多次催促戈氏儘快完稿。過後人們看到，在戈爾巴喬夫的這部定名為《改革與新思維》的代表作中，除了“改革”二字以外，通篇充斥着人道、民主、自由、和平一類的字眼，而絕少那種堅持社會主義、反對世界霸權之類咄咄逼人的火藥味。而且他公開對外界宣稱，他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這些字眼與美國的口味是多麼相宜。這不能不使美國人回憶起1960年赫魯曉夫在聯合國大會上脫下自己的皮鞋，敲擊着講台，點着美國人的臉說道：“社會主義正在取代資本主義，我們將埋葬你們！”那種惡夢般的語言。眼前的這位蘇聯領導人簡直就像美國大學培養出來的不諳世故的研究生，帶着滿腦袋的夢幻行走於世界，更是美國人高興的是，這位蘇共領導人直接挖蘇共自己的老根，不遺餘力地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蘇美之間的關係一下子變得十分熱火起來。腦子進水的戈氏後來竟然還得意地說：他的《改革與新思維》出版以後，在美國發行量達到了200萬冊的驚人數字。

1988年10月，戈爾巴喬夫應邀訪問美國，對於這次訪問，美國政府給予了極高的重視，戈爾巴喬夫在美期間的一切活動都充滿了和解、和平和信任。他在聯合國的講壇上作了充滿和平情調的講話，並單方面宣布載軍50萬。美國主流輿論對戈爾巴喬夫的訪問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連夫人賴莎也成了天使般的美人。自然，美國人也精心組織了一些活動，讓戈爾巴喬夫看到了美國民主制度，這些都給本身就有追求美國民主思想基礎的戈爾巴喬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有意思的是美國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所作出的反應，他們從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相隔28年的兩個聯合國講話中分摘出一些精彩的段落，然後巧妙地編織在一起，並用一句相當含蓄的話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對比這兩者的演講內容，人們看到，戈爾巴喬夫完全無保留地埋葬了充斥赫魯曉夫時代的‘我們將埋葬你們’的論調。”美國人對這位最多只有文科研究生水平的蘇聯領導人，看來是相當滿意的。

就在戈爾巴喬夫登上聯合國講壇前夕，美國前總統尼克松還在他的那本風靡世界政界的《1999年：不戰而勝》的書裡這樣寫道：“如果我們不能與莫斯科進行競爭，我們就將不戰而敗，競爭是美蘇關係的核心，並將決定誰將在超級大國的爭鬥中取勝。”但是，人們仿佛感到，博覽群書的戈爾巴喬夫好像從來沒看過這本書，不知道對手日夜都在圖謀他。在世界性的競爭中，作為超級大國的蘇聯，一夜之間顛倒過來為對手思維，大失水準的言行，還不及法國、德國，甚至不如歐洲小國芬蘭、瑞士等。美國從未想過要放棄與蘇聯的競爭，但戈爾巴喬夫首先放棄更準確地說是退卻了。

由於美國對戈爾巴喬夫在美期間行為和戈氏思想的刻意渲染，使的戈爾巴喬夫獲得了心理上最大的滿足。自美國回來之後，戈爾巴喬夫更堅定了他民主、自由、人權的信念，堅定了他推行戈氏改革和對美和解的決心。並直接在蘇聯最敏感的政治體制上動開了大手腳。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民主化進程雖說也稱得上是大刀闊斧，可戈氏始終不肯放棄蘇共對蘇聯的領導權，這一點倒是令美國在當時有些無可奈何，但美國有耐心等下去，美國人相信蘇共在錯誤的道路上已經沒有回頭的餘地了。特別是蘇共內部的分裂和蘇聯國家、民族分裂纏繞到一塊，在改革和民主的口號聲中，愈演愈烈，而宗教的大肆泛濫，給蘇共犯下的錯誤恰似火上澆油。時間到了1989年9 月，改革已經使蘇聯陷入了分崩離析的境地，通過戈爾巴喬夫鼓吹的民主選舉，大量與蘇聯共產黨政見不同的民主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奪取了蘇聯部分地方的領導權，與戈爾巴喬夫鬧翻了的民主鬥士葉利欽也通過這種選舉得到了全蘇聯跨地區議員團主席的地位。這個時候，美國人看到了葉利欽的作用，他們認為葉利欽在不久的將來，肯定將成為戈爾巴喬夫最大的政治對手，並且還有可能取代戈爾巴喬夫成為執掌蘇聯江山的人物，再說，葉利欽的一系列主張完全是以美國體制為藍本的，他甚至可以比戈爾巴喬夫更戈爾巴喬夫。因此，為了進一步抬高葉利欽的地位，美國政府向葉氏發出了以私人身份訪美的邀請。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這個邀請竟很順利地獲得了蘇聯政府的同意，而且訪問時間長達9 天。從這裡讓人感覺到，當時的蘇聯共產黨和政府的政治思路已經非常混亂了。

在美國的9天時間中，葉利欽可謂忙得不可開交。他廣泛接受美國各界的採訪，發表演講達15場之多，美國總統老布什還屈尊親自給予接見。葉氏在美期間，天真地以為美國的友好態度對他是極大的幫助，是對俄羅斯發展的支持，於是在很多場合對蘇聯的政治體制和近70年的歷史大放厥詞，自我詆毀。葉氏的行為博得美國人十二分的歡喜。這次訪問也為葉利欽在蘇聯國內贏得民主鬥士和民族獨立團伙的認同，增加了不少的政治因素。他根本沒有想到，這又是美國人精心導演的，試圖搞垮蘇聯活動中重要的一環。

葉利欽回到國內不久的1990年1月，他聯合了175名蘇聯共產黨員，在莫斯科出其不意地成立了蘇共民主綱領派，並在莫斯科發動 20萬人舉行聲勢浩大的大遊行。隊伍中甚至喊出了“打倒蘇共”的口號。事情至此，蘇共的分裂已經不可避免。在緊接着舉行的全俄羅斯議會選舉中，葉利欽以維護俄羅斯人民的利益和俄羅斯國家主權的觀點，擊敗了站在全蘇聯立場上說話的蘇共推出的兩名候選人，當選為俄羅斯首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同時蘇聯兩個最大也是最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市長也分別被民主派人士波波夫和索布恰克獲得。

美國政府對於葉利欽的勝利迅速做出反應，美國國務卿貝克發表講話說：“葉利欽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對於這個重要事態發展，我絲毫不想貶低它的重要意義。”美國的表態無異給了葉利欽最有力的支持。事情發展到這個時候，反應遲鈍的戈爾巴喬夫才發覺事情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在1990年6月20日召開的俄羅斯共產黨代表會議上不得不承認：“對於隱藏在我們體制內部的民族分裂主義力量及其能力估計不足，它們同平民主義分子聯合起來，造成一觸即發的局勢，那些準備肢解蘇聯，把他活活地切開扯斷多年來建立的國民經濟聯繫的人並不明白，這一切會不可避免地削弱俄羅斯本身，這種行為是對俄羅斯、對俄羅斯人民的犯罪。”從這一點上看，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多數人的政治幼稚病，對現實國內政治的自我逆反心理，直接幫助戈爾巴喬夫也幫助美國毀掉了一個偉大的國家。到了回天無術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對蘇聯面臨解體非常痛苦，因為這也意味着他將同時失去權力。美國人同樣看到了這一點，而且也清楚地揣摩出戈爾巴喬夫的心態。

1990年7月，在蘇聯國內以政府總理帕夫若夫、國防部長亞左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內務部長普戈等人為首的蘇共內部被稱為保守派的人物，醞釀發動一系列的強制手段來挽救蘇聯，並準備直接對戈爾巴喬夫動手，葉利欽是緊隨戈爾巴喬夫之後第二個要搞掉的人。這一動向自然也沒逃過美國人的眼睛。他們及時地把一消息透露給了蘇聯新任外長別斯梅爾特內赫，為了穩妥起見，美國國務卿貝克又通過美駐蘇聯大使直接向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二人作了通報。美國人當然知道，在這個時候保住了戈爾巴喬夫，也就是保住了葉利欽，就等於維持住了蘇聯的現狀，同時也就可以保證蘇聯繼續朝着崩潰的道路走下去。一個月以後，由上面說到的那幾個人為首發動的“8.19”政變只進行了三天，就因部隊的倒戈而歸於失敗。葉利欽在政變開始時“恰好”不在莫斯科，他遠在離莫斯科幾千公里的阿拉木圖“訪問”。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人沒能抓住葉利欽。在政變開始以後葉利欽又“及時”地趕回了莫斯科，他在平定政變的過程中表現十分的英勇，幾乎毫無顧忌。這些事怎麼就湊得這麼巧妙？政變很快失敗了，戈爾巴喬夫的總統位子是暫時保住了，葉利欽自然也保住了。但蘇聯卻按照美國人的預想，在這以後不久就解體了。

蘇聯的解體，並沒有使美國人最終滿足，葉利欽領導下的俄羅斯還仍然很強大。搞垮俄羅斯才是美國的最終目的。

1991 年剛過，葉利欽好像已經在俄羅斯總統的位子上坐穩了，這時人們發現總統身邊總有一個年輕的面孔，他臉色白皙，身寬體胖，舉止溫文爾雅，像個剛剛畢業的研究生。他就是後來被人們稱作給俄羅斯帶來災難的“休克療法”的極力倡導者，年僅35歲的蓋達爾。當時他任俄羅斯第一副總理，事實上在行使總理職權。取得了俄羅斯總統的權力之後，葉利欽立即按照西方的要求，不顧國內的強烈反對，按照美國推薦的一位著名經濟學家開出的藥方，（美國也給中國開過類似的藥方，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拒絕了這付毒藥！）俄羅斯在蓋達爾的指導下，全面推進“休克療法”。

1992年一開始，葉利欽在國內把“休克療法”的事布置下去以後，充滿了天真又愚蠢的幻想，帶着一份長長的帳單踏上了遍訪歐美日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旅途。1 月30日會見英國首相梅傑，2月1日與美國總統老布什會晤，2月4日會見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2月6日會見法國總統密特朗，2月7日會見德國總理科爾，2 月26日會見日本首相宮澤喜一。葉利欽與這些資本主義巨頭見面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錢。俄羅斯經濟基礎雖然依然龐大，但經過戈爾巴喬夫幾年的折騰，已經生產不出什麼東西來了，國內經濟狀況十分危機。但是這些精於算計的資本主義頭頭們似乎早就統一了口經，一致要求要等看到了俄羅斯市場經濟見了“成效”以後才能給錢，這就是說，西方要求俄羅斯國內正在實行的“休克療法”要堅定地推行下去。

西方答應給的錢沒有要來，（這太常見了，在搞垮俄羅斯之前，美國曾經答應波蘭的“團結工會”搞垮社會主義陣營就給1000億美元的援助，但最終連1億美元的援助也沒有，有前車之鑑，葉利欽卻視而不見。）訪問並沒有收到預想的效果，俄羅斯國內的經濟狀況卻在“休克療法”的治療下一落千丈：1992年下半年，俄羅斯全國的國民收入下降20%；工農業總產值分別下降 19% 和10%；通貨膨脹尤如脫韁的野馬，高達2200%。到年底，盧布與美元的比價狂跌到500：1；國家預算赤字上升到6419億盧布，國內社會秩序極度混亂，宗教力量畸形發展，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國家軍事力量大幅度衰減。俄羅斯總統與議會之間在領導權上展開的爭奪以及人民對總統的不信任，俄羅斯國內各分裂主義勢力的迅速擴大，使葉利欽不得不放棄了對經濟的注意力。在蘇聯國家剛剛崩潰不久，雪上加霜，俄羅斯又遭受經濟上的大崩潰。這個時候，葉利欽在西方各大國領導人的眼中突然變得不重要了，不僅經濟惡化問題沒人出來救一救，連平定國內的車臣叛亂也被西方視為不人道的行為而受到強烈譴責，並揚言要給予制裁。葉利欽不僅沒有成為西方世界的要員之一，連自己的性命恐怕也難保，同時把一個大國拖向了災難的深淵。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採用種種手段，促使蘇聯國家解體和俄羅斯經濟崩潰，使這個曾經使西方國家大傷腦筋的對手，終於徹底喪失了與西方競爭的能力。尼克松 “1999年，不戰而勝”的預言提前實現。其中教訓很多也很深刻，值得我們很好地深思。

四、不算遲到的消息：假如歷史長河能夠倒流

戈爾巴喬夫在因前蘇聯解體而下台後，最近在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坦誠地對因其推行的脫離實際的所謂改革而造成國家解體、經濟崩潰做出懺悔。假如歷史能夠倒流，當然最好從頭來過。時隔十年，戈爾巴喬夫面對現實有所醒悟，雖已晚矣，也屬難得。

據了解，這位前領導人在下台後不斷在為自己的作為辯解，曾說過：“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還表示：“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

然而，在這次接受中國記者楊政採訪時，似乎有了天壤之變。他談到：“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裡，我想通過我們慘痛的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一個國家和一個黨，全面否定自己的歷史，否定自己的領袖人物，面對敵人的攻擊就會束手無策；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由於這番話與他以前的觀念相比反差之大，以至令人難以判斷是否出自一人之口。但不管怎樣，這一最新表態到確實反映出了經過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真實情況。中國在改革的進程中，也曾有過失誤，也曾有過反覆，至今也還面臨着許多困難和問題，但由于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妥善處理好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從而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的經濟得到了持續穩定的發展，中國人民普遍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戈氏的另一段話也許更能真實地反映出他面對俄羅斯現實做出的反思：

“我們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使蘇聯社會大開放。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下，國內工業受到致命打擊。極少數人一夜暴富，斂財數額之巨僅次於美國的大亨，而赤貧的人數卻遠遠超過了蘇聯時期。這方面，中國處理得很好。中國沿海省份和地區發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對發展較慢，中國領導人現在號召開發西部和東北地區完全正確。”其實，在當前的俄羅斯，做出這種對比和反省的決不僅限於這位前領導人。從俄政府決定恢復甦聯國歌《牢不可破的聯盟》的旋律為俄羅斯國歌，普京總統下令重新恢復“斯大林格勒”，俄高層領導提出要將蘇聯時代的紅五星作為俄軍軍旗圖案和軍徽圖案等一系列變化中，可以看出曾在俄羅斯執行的與前蘇聯“劃清界限”的政策已告終結。面對與前蘇聯國家整體實力的巨大落差，這些現任官員確實無法以勝利者自居。任何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國情、歷史和現實，任何違背規律、脫離實際、割裂歷史的政策和行動都難以避免遭受現實的懲罰。

在戈爾巴喬夫悔悟之前，不少前蘇聯的所謂“持不同政見者”也先後進行過反思。這些人在對比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變化後，難以接受這一他們曾為之吶喊、奮鬥的結局。曾經對前蘇聯時期進行過尖銳批判的梅德維捷夫教授，面對解體後迅速衰落的俄羅斯無奈地表示：“無須向任何人證明，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的蘇聯，比現在的俄國好得多。戈爾巴喬夫留給後人的遺產有三個：一是世界大國蘇聯的分崩離析，二是無節制的通貨膨脹，三是80％的人進入貧困線，數百萬貧困者流落街頭。”曾由於持不同政見而定居巴黎的馬克西莫夫，面對自己祖國的現狀也發出感慨：“假如知道自己過去寫的書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他就不會寫那些書；假如知道蘇聯這隻大船會沉沒，他就不會去搖撼這隻船。”這些經過深思後的肺腑之言，顯得比戈爾巴喬夫的認識更坦率也更直白。不管怎樣，能有更多的人，特別是那些曾為前蘇聯失敗的改革吶喊助威的人能夠認真反思，總結失誤的教訓，重新探索振興之路，應是俄羅斯未來的希望。

相比之下，中國改革之路的選擇和成果則令人鼓舞。在紀念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我們無法不對小平同志在推動和把握中國改革大局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表示敬意和欽佩。在事關國家和人民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在處理複雜多變的國內外事務上，小平同志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所表現出的智慧和能力真正贏得了世界各國的肯定和稱讚。還有一條：小平同志的寬闊襟懷、高瞻遠矚，不為自己的個人恩怨全力維護了黨和國家的團結，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維護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避免了國家和黨的分崩離析，避免了中華民族的混亂，也就避免了“任何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國情、歷史和現實，任何違背規律、脫離實際、割裂歷史的政策和行動都難以避免遭受現實的懲罰”在中國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