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正上演着當代國際政治的一幕悲劇。類似的悲劇並非第一次發生，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人們可以把此類悲劇稱為“烏克蘭悲劇”。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這個悲劇，即地緣政治或者大國政治，較小國家的國際生存空間，較小國家的內部民主化。

從地緣政治看，烏克蘭的局勢首先說明了，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國際政治的本質仍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仍然是大國政治。烏克蘭處於西方和俄羅斯兩大力量之間，本身沒有足夠的能力在大國政治中求得自主的生存空間，包圍着烏克蘭的這兩大陣營，也從來沒有真正考量過烏克蘭的利益；相反，兩個陣營隨時都可以犧牲烏克蘭，來獲取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曾經簽署協議，保證烏克蘭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但在和西方競爭地緣政治利益的過程中，俄羅斯很輕易地撕毀了這個協議。

主權國家概念的產生已經數百年，人們對此也深信不疑，但對很多中小國家而言，主權仍然是紙面上的，而非實際上的。很少有大國尊重小國的主權，俄羅斯是這樣，其他大國也是這樣，只是在干預他國的時候，各大國的話語包裝不同而已。例如，美國也同樣沒有主權概念，從來就沒有尊重過其他國家的主權，隨意制裁、出兵、占領他國領土等等。所有大國的國際行為原則是利益，而非他國主權。

中小國家很容易成為大國政治的犧牲品。在這個層面，“烏克蘭悲劇”給人們的教訓是：主導國際政治的仍然是基於“大炮”原則之上的強權政治。人們可以談論主權、民主、人權等原則，但這些原則在強權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在烏克蘭問題上，俄羅斯和西方表面上都有漂亮的話語，雙方都表現出“高尚的道德”；但實際上，俄羅斯的強硬和西方的軟弱，其背後是赤裸裸的實際力量的對比。對中小國家，尤其是處於地緣政治夾縫中的國家，要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自己，任何大國都難以依靠。只有自身具有了足夠的“大炮”，才可享有主權、民主和人權。

在第三個層面，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也是更為重要的是，“烏克蘭悲劇”說明了民主仍然需要屈服於地緣政治。追求民主價值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但民主的發生、生存和發展，從來就離不開國際環境和地緣政治。一旦民主化背離了地緣政治原則，悲劇不可避免。烏克蘭的民主運動就是這樣。民主化的需求來自內部，但外在的因素無疑促成了烏克蘭民主的激進化。在反對黨組織的反政府運動期間，歐盟一些政治人物大力推銷西方民主，支持烏克蘭的激進民主化運動，給反對派造成一種假象，相信歐盟會全力支持烏克蘭的民主。但實際上，歐盟已經沒有這個能力。被趕走的總統亞努科維奇也並非一定要親俄，他在任期內也在積極尋求歐盟的幫助，只是因為沒有得到歐盟的支持，才轉向俄國。民主運動一旦激進化，造成了內部的巨大紛爭，就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干預。中國人的老話“內憂外患”也可適用在這裡，內部黨爭不休，外部勢力就會乘虛而入。但一個嚴酷的事實是，如果一個國家，不論大小，內部出了大問題，要依賴外部力量求生存，就必然變得毫無希望。

國際政治的悲劇

在國際政治上，人們一直在討論大國政治悲劇，說的是大國之間的關係。這個理論認為，國際政治的歷史就是大國興衰的歷史，一個崛起中的大國要挑戰現存的大國、現存大國必然恐懼於另一個大國的崛起、一個大國被另外一個大國所取代，戰爭因此不可避免。（這裡所說的大國並非國土的大小，而是實際力量的大小。）不過，國際政治更是中小國家的悲劇歷史。歷史儘管充滿了大國政治悲劇，但處於大國之間的中小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更為艱難，大國政治悲劇必然延燒到中小國家，很少有國家能夠逃避這種悲劇。烏克蘭的處境可以說是較小國家的國際政治悲劇。它表明，如果今天國際秩序發生劇烈變動，很多較小國家就會面臨生存和發展的困境。

世界已經經歷了幾個國際政治大格局，這些大格局由大國決定，較小國家所能做的，就只有向既定的格局調整，否則就會發生生存危機，更不用說是國家的發展了。

帝國可以說是第一個國際秩序。在帝國產生之前，存在着很多非常地方化的地方共同體，包括部落、諸侯、宗教政權等等。帝國產生之後，這些地方組織紛紛被納入帝國，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帝國往往是通過武力征服形成的，帝國的形成所帶來的生命代價難以估計。當然，在帝國產生之前，地方化的組織之間也經常發生衝突和戰爭，它們很難獨自存在下去。帝國的產生符合國際政治權力運作的一般規律。

但帝國也帶來了正面的因素。例如在帝國之內，往往能夠形成較大的市場，促進經濟交往；因為有帝國政權的協調，帝國之內各地方共同體儘管仍然處於分散狀態，但它們之間的衝突大大減少。如果人們把帝國產生之前的各種地方共同體，看成近代國家之前的“前中小國家”，不難看出，在帝國產生之後，這些“前中小國家”就失去了自主的生存空間。當然，如果帝國之間發生衝突和戰爭，也會出現更大規模的殺戮和犧牲。

帝國解體之後，人類進入了民族國家時代，在民族國家之上又建立了主權國家。這種現象首先在歐洲發生，歐洲也是近代主權國家的發源地。在主權國家的概念下，不僅每一個民族有權利建立自己的國家，各國都擁有自己的主權獨立性，其他國家沒有權利來干預內政。民族平等和主權平等成為後帝國時代的國際關係原則。從實踐層面看，這個原則也往往停留在字面上，很難成為現實。和帝國的形成一樣，主權國家的形成也往往是暴力和戰爭的結果，而且主權國家形成之後也沒有減少國家之間的衝突和戰爭。在歐洲，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在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

主權國家和帝國無本質不同

實際上，建立在主權國家之上的國際秩序，和帝國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帝國把很多地方化的政治體納入進來，而主權國家之間則盛行結盟政治。帝國和結盟只是量的不同，性質是一樣的。結盟政治是導致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對大國來說，為了對付另一個大國，需要和其他較小國家結盟；對小國來說，為了求得安全和生存，也必須選擇和某一個大國結盟。一旦結盟，聯盟本身就成為不安全的主要根源。一旦兩個盟主之間發生衝突，其他所有國家都要捲入。

在美蘇冷戰期間，國際秩序再次表現為新型的帝國關係。當時，世界一分為二，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較小國家很難有自己的選擇，要不加入蘇聯集團，要不加入西方集團。這種“加入”往往是被動的。在兩大集團內部，較小國家沒有力量和集團的首領對抗。當時的蘇聯鎮壓了集團內部一些東歐國家的“反叛行為”。西方集團內部要好一些，主要強調國家之間的協調性。不過，“鎮壓”也好，“協調”也好，只是集團首領行使權力的方式不同罷了。冷戰之所以成為冷戰，是因為冷戰在當時成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種有效手段。蘇聯負責其集團內部的穩定，美國負責西方內部的穩定，兩個集團之間則是武力對峙。當兩個集團之間都存在可以足以摧毀對方的能力的時候，誰也不敢發動戰爭。

蘇聯和蘇聯集團的解體表明冷戰的結束，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霸權。儘管人們也把後冷戰時代稱為多極權力的時代，但不管有多少極，美國當時並沒有面臨任何挑戰者。因為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美國又占據着世界經濟的頂端，儼然成為整個世界秩序的領袖。

但是，今天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解體，而解體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國本身，而非來自美國所認為的其他原因，例如中國的崛起。冷戰之後，美國沒有及時調整戰略，尤其是聯盟戰略。冷戰時代美蘇關係實際上是兩個戰略聯盟之間的關係。蘇聯聯盟解體之後，西方之外就不再存在有能力挑戰美國的戰略同盟。這個時候，美國實際上可以調整同盟戰略，或者改變冷戰時代所形成的聯盟性質，或者甚至解散聯盟。不過，美國沒有這樣做。

美國不僅沒有改變和放棄聯盟政策，反而強化聯盟，使用聯盟戰略鞏固其霸主地位。美國做了兩件事情。第一是利用聯盟到處擴張西方勢力，尤其是收編蘇聯帝國解體後所出現的新興國家。這種大規模的收編，必然對蘇聯的主體即俄羅斯構成地緣政治上的威脅。為了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俄羅斯一旦有了足夠的實力，必然要重新奪回這種地緣政治利益。烏克蘭就是明顯的例子。第二，美國開始尋找新的“敵人”。聯盟必須面對“敵人”，沒有“敵人”，聯盟就很難生存和鞏固。順着這個邏輯，美國開始物色新的‘敵人”。以美國為主導的聯盟的存在，也對其他沒有聯盟的國家構成了威脅。因此，那些受美國聯盟影響的國家也會傾向於去組建新的聯盟，以對抗美國為主導的聯盟。一旦兩個對立的聯盟形成，衝突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加劇。

亞太地區現在就面臨這種情況。在冷戰期間，存在着美日聯盟、美韓聯盟、美國—澳大利亞聯盟等等。美國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努力強化這些冷戰時代的聯盟。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走上聯盟的道路，主要是因為中國理性的選擇。中國如果學習美國或者蘇聯，今天的局勢會嚴峻得多。中國選擇的是多邊主義，例如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等等，這些都是以議題和解決特定問題為主軸，並非針對任何第三國。現在，美國要“重返亞洲”，在強化原來同盟的同時結成新的同盟。一些小國家實際上已經開始選擇站邊。如果中國也實行結盟政策，就很容易形成對峙局面。一旦這種局勢形成，對較小國家來說可能是個災難，不僅它們的外交會變得非常困難，它們的國內政局也會變得動盪起來。

德國先哲康德著《永久和平論》，成為經典，是現代“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戰爭”的“民主和平論”的理論依據。在康德看來，在每一個國家都成為民主共和之後，世界就會變得和平。但現實並非這樣。首先，要所有國家都成為民主共和，或許是一種不可能的使命。其次，走向民主共和的過程也是暴力和戰爭叢生的過程。其三，即使所有的國家都變成民主共和，國際關係的本質是否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呢？人類的本性是否會隨着政治體制的變化而變化？這些問題仍然沒有明確的答案。看來，人類追求國際和平的旅途仍然漫長。對較小國家來說，如何避免像烏克蘭那樣的國際政治悲劇，仍然是最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