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將是一個競爭更為激烈的世紀。這從世紀之交世界各國紛紛調整自己的內外政策、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等舉措中已可略見端倪。與20世紀先有“熱戰”後有“冷戰”的競爭方式不同的是，在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儘管國際上仍然出現局部的以戰爭為手段的競爭方式，儘管有的國家仍未擺脫冷戰思維，但從總體上說，國際競爭將更多地表現在經濟和科技層面，表現在綜合國力的較量上。
　　
　　新一輪的國際競爭始自20世紀後期，是由“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知識經濟”兩股大潮繼續向前推進的背景下發生的。展望這一輪的全球大角逐，綜合各界人士的意見，可以總結出六個基本特徵：

　　一、2l世紀各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知識經濟的背景下進行的，在這場競爭中，處於科技發展領先地位的發達國家居於優勢地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王和興說，在當今世界經濟領域中，西方發達國家占有絕對優勢，控制着大部分國際經濟組織。在制定章程和遊戲規則時往往只有幾個資本主義大國說了算，有些事甚至美國一國反對就無法通過。但另一方面，美國作為唯一的一個超級大國，自冷戰後對國際事務的干預能力己大大下降，美國已經不能在世界範圍內說一不二，失去了主宰世界的能力。

　　二、網絡功能質的變化，使人類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以網絡為基礎的信息經濟時代，這將導致信息替代資本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並最終成為核心資源。

　　信息學家寧吉喆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後，以微電子、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迅速發展，不斷掀起新技術革命的浪潮，為世界的信息化進程提供了強大的動力。預計今後30年，計算能力將以驚人的速度增強約100萬倍，計算機將成為功能強大、使用簡單和無所不在的裝置。信息產業是20世紀90年代增長最快的部門，信息產業高速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已經成為當代最先進、最活躍的生產力，信息產業已成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主要推動力和新興的支柱產業。信息網絡迅速崛起，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依託。隨着現代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全球網絡經濟急劇擴張。自1996年以來，全世界互聯網用戶每9個月就增長一倍，信息流量和帶寬翻一番。到1999年底，全球互聯網用戶已達2．6億戶。預計到2005年，用戶總數將超過10億戶。屆時，世界人口的1／5將融入互聯網經濟，而這些人恰恰聚集在最活躍的國家、地區和產業部門。與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相適應，電子商務初具規模並加速發展，其影響不斷滲透和擴散到各個產業領域和社會層面。據初步統計，1999年，全球電子商務的營業額達到2400多億美元，預計到2002年將超過1萬億美元。據有關機構分析，1998年，發達國家30％左右的生產經營活動部分或全部經由電子商務實現，預計到2003年，這一比重將上升到90％以上。

　　三、聯合爭強、集團取勝的“航母式”競爭，將是未來國際競爭的主要手段。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陳風英指出，在這一方面，歐盟已經先走一步，以聯合力量與美國爭高低，東亞地區正在行動。21世紀。的競爭主要在美、亞、歐三大板塊間展開。

　　四、新世紀的經濟競爭、綜合國力競爭深刻表現為一場世界範圍的“創新戰”。

　　國家科技部部長朱麗蘭指出，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歇動力。科技創新是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強大動力源。而在科技創新中，基於基礎研究和戰略高技術研究的原始性創新，將帶動一批高新技術企業的成長，開闢一片新的產品和服務的市場，構築新世紀科技經濟競爭的制高點。在這場經濟熱戰中，科技創新將決定一個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的權重和地位。而創新也將超越傳統的技術創新的範疇。體制創新、政策創新、觀念創新日益成為科技創新的保證。

　　在這場創新戰中，少數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有可能憑藉某一個或幾個領域的重大科技突破而實力驟增，一躍成為“世界新貴”。如我們的鄰國印度和歐洲的愛爾蘭，由於較早抓住了信息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發展軟件產業，取得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近10年來印度的經濟平均增長率達6．5％。愛爾蘭雖然經濟上無法同德英法意等歐洲大國相比，但這些年它在發展信息技術方面卻走在了許多歐洲大國的前面。1998年計算機出口占歐洲市場的l／3，並且是當年世界第二大軟件出口國。

　　五、在新世紀的競爭中，有可能出現富國愈富、窮國愈窮的趨勢。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不被邊緣化，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將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共同課題。

　　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王和興認為，今後國際間的競爭，說到底，實質上就是高科技競爭。在這場國際競爭中，總體上發展中國家處於不利地位。特別是擁有信息技術的富國與缺乏信息技術的窮國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發展中國家在歷史上都是被奴役、被壓迫的殖民地，獨立後經濟上的貧困、落後和依附地位，又使政治上的獨立不斷受到威脅。主權完整時常遭到破壞，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新老殖民主義者還通過各種手段無端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隨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世界各國經濟上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獨立性，自主權必然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約，對內、對外事務的最高行使權難免遭到侵蝕。

　　六、在新世紀的角逐中，還存在着少數發達國家為了本國和本集團利益，以所謂的“新干涉主義”為藉口對其他國家進行制裁甚至是武裝干預的危險。

　　20世紀末，西方炮製的一些理論值得警惕。什麼“人權高於主權”，什麼“人權無國界”，什麼“人道主義干預合法”，什麼“聯合國憲章過時了”等等，“新干涉主義”，便是集這些理論之大成。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陳岳教授指出，新干涉主義是冷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人權和民主的價值觀念為標準，採取經濟制裁和軍事打擊等手段，強行干涉他國的內部事務，並以此作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依據。新干涉主義在實施人權干預和其他干預時往往執行雙重標準，對本國與外國、盟國與對象國均有重大區別，因此是虛偽和不公正的，其目的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新干涉主義在國際關係的實踐過程中，已經給冷戰後的世界帶來了戰爭和災難。

　　即使是日常貿易，這種陰影也揮之不去。美國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喬治·羅斯2000年8月著文說：“現在，瘋狂商業化的大部分活動，都是以和平、民主、人權和全球進步等重要原則作為自己的偽裝。”新世紀國際競爭的核心制高點和途經許多中外學者和研究機構對新技術革命帶動下的21世紀初的世界經濟走勢持樂觀看法。認為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將給世界帶來20到30年的經濟持續增長和繁榮。對於所有國家來說，它是一次增強綜合國力，調整自己在這個正在被重新塑造的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巨大機會。有關專家對新一輪的全球大競爭的核心、制高點和途徑進行了深入分析。

　　一、經濟競爭是大角逐的核心。

　　中國社科院歐洲所所長、研究員裘元倫指出，新世紀經濟領域的競爭主要在四個方面展開：

　　1、直接的商業利益之爭，例如各種各樣的“貿易戰”。

　　2、國家競爭力與企業競爭力之爭。包括“新經濟”的發展(結構、金融、制度、科技)、人才培養與爭奪等，這比商業利益之爭更為深層、更為重要；3、勢力範圍之爭。二、三十國的歐洲聯盟和三、四十國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完全可能成為現實，這裡是集團依託之爭，未來的“地區化”發展的含義，其重要“性未必輸於“全球化”。日本雖然沒有成型的集團依託，但事實上它在東亞的“勢力範圍”客觀上也是存在的。

　　4、國際影響力之爭。主要指三點，一是對國際組織與整個國際生活的影響力(建立統一歐洲市場和統一貨幣是歐洲人試圖在經濟領域達到同美國平等所作的一些努力)；二是對制定和實施國際規則、國際標準的影響力甚至主導權；三是各自所提供的制度模式對外部世界所產生的吸引力等，這是基礎性的競爭。

　　二、高科技領域和人才的競爭，將是大角逐的制高點。

　　朱麗蘭指出，在21世紀的大發展、大變革和大競爭中，促進科技進步和創新，是增強綜合國力的決定因素。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中，中國將遵循江澤民總書記所提出的“有所為，有所不為”指導思想，積極推進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技術研究。集中力量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先進製造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等關鍵領域取得突破。實施重大高新技術工程項目，促進高技術成果產業化。高技術項目的重點包括：亞微米、深亞微米集成電路設計和製造；高性能計算機；光電子材料與器件；生物技術及其產業化；生物芯片；農業生物工程。用高新技術加快推進傳統產業技術升級。選擇裝備製造、農產品深加工、清潔煤、資源綜合利用等若乾重點領域，加快開發能夠推動結構升級的共性技術、關鍵技術和配套技術，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其中，要注重電子、信息等技術與傳統產業的嫁接，大力開發能開拓國內外市場的有競爭力的新產品，提高產品的質量、檔次和技術附加值，開發和應用先進製造技術、工藝和裝備，大幅度提高國產技術裝備水平。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瞄準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前沿，選擇我國具有一定優勢、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重大意義的研究領域，集中力量，重點突破，力爭在基因組學、信息科學、納米科學、生態科學和地球科學等方面取得新進展。

　　世紀之交，人類社會所面臨的變革極為深刻。這場變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經濟和社會賴以發展的戰略資源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農業經濟時代，戰略資源主要是土地資源；在工業經濟時代，戰略資源主要是原材料、能源等物質資源；到了知識經濟時代，人才資源是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最主要的戰略資源，創造和應用知識、信息的能力與效率，成為決定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主要因素。國家行政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陳福今指出，經濟全球化也是人力資源和人才的全球化，科技革命是人的智力引發的革命，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基礎之上不斷創新的經濟，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實質上是人才的競爭。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提出：“人才是最寶貴的資源。當今和未來的國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要把培養、吸引和用好人才作為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切實抓好。”根據這一精神，十五期間，中國將着力建設一支宏大的、高素質的人才隊伍，重點是抓好三個方面的工作：一、培養和造就一大批適應新世紀要求的高素質領導人才；二、培養和造就一大批現代化建設亟需的人才；三、培養和造就千百萬青年人才。

　　三、競爭的途徑是市場化。

　　市場化既是全球化的起點，也是全球化的客觀要求。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魯直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如果套用一下現在的說法，這恐怕就是當時的“全球化”了。現在所說的經濟全球化是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所謂全球經濟是與市場體制聯繫在一起的。

　　正因為如此，尚未完成市場化的國家無不把加速市場化進程，提高市場化程度，作為參與新一輪全球大競爭的必要途徑。

　　“十五建議”提出，繼續提高國民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進一步開放市場，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公平競爭、規範有序的市場體系，同時進一步放開價格，使市場在宏觀調控下更好地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經濟學家張卓元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初步建立，但這是就國民經濟的總體說的，而在不同的領域、部門和地區，市場化程度並不相同，有的高些，有的低些。比如，商品和服務領域的市場化程度較高，生產要素領域則低一些；非國有部門的市場化程度較高，國有部門的市場化程度則低一些；競爭性行業的市場化程度較高，一些自然壟斷行業則低一些；東南部市場化程度較高，中西部地區則低一些；等等。事實上，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並末完成，國民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還有待提高。“十五”期間，我國在提高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方面還要邁出較大的步伐，特別是在進一步打破部門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建立開放的市場體系方面，要邁出新的實質性步伐。首先要打破部門和行業壟斷，鼓勵市場競爭。其次要打破地方封鎖，建立全國統一的商品和要素能夠自由流動的市場。第三，要建立開放的市場體系歷史回顧與經驗總結從今年上溯一千年，正是中國北宋真宗咸平三年。那一年，中國的宋代，自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之後，已經過了大致40年的太平日子。而歐洲大陸這一輪的千年文明大幕，則是在刀光劍影中拉開的。1000年，挪威國王奧拉夫在斯沃爾德戰役中陣亡，挪威為丹麥所據有；威尼斯統治達爾烏提亞海岸和亞得里亞海岸；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合併……。在千年之交，歐洲大陸文明的大角逐，正以戰爭這種極端的形式進行着。

　　15世紀，太平洋和大西洋上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兩隻龐大的遠洋船隊：中國航海家鄭和帶着明王朝的瓷器、茶葉和綾羅綢緞，到東南亞、非洲東海岸、紅海等太平洋沿岸國家，誇示“中央帝國”物產之豐饒、文物之昌明。而另一隻船隊則在西班牙航海家哥倫布率領下來到了美洲大陸，翻開了西班牙的海上殖民史、同時也是世界殖民史之頁。

　　同樣是遠航，鄭和的航行，某種意義上只是明王朝的一次盛裝夢遊。中國文明正是從15世紀由盛轉衰。在此之前，中國文明的發展始終走在世界前列；哥倫布的航行，卻導致了世界歷史上的地理大發現，帝國主義四百多年野蠻、追逐的海外殖民史的帷幕由此而被拉開。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長河中，有的文明突放異彩，成為強勢，有的文明式微、中斷，但強勢者有可能衰落，而式微者又可能更新崛起。其中的原因固然錯綜複雜，而起決定作用的，則是綜合國力。

　　1793年，大英帝國以給乾隆祝壽為名向中國派出了馬戛爾尼勳爵率領的龐大使團。其時，英國在率先實現工業革命後已是西方第一帝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使其急於向外擴張，以尋求原料與市場，自然覬覦中國這塊沃土，英國派團訪華，力圖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而長期閉關鎖國使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對外部世界的進步與西方科學文明一概不知，而為自己處於“盛世”沾沾自喜。他們認為英國是仰慕中華文明才遣使遠涉重洋為皇上祝壽的。馬戛爾尼使團是來朝進貢的並必須在覲見時向“中央帝國”的皇帝下跪。兩大帝國因此而進入了一場禮儀糾紛之中。馬戛爾尼是否下跪，至今仍是學術界爭論的一大歷史懸案。但這並不是一場單純的禮儀之爭，而是兩種文明的撞擊的象徵事件。這種撞擊的回音，則是1840年帝國主義用堅船利炮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自此，中國陷入了長達150年的淪為任列強蠶食的半殖民地國家。

　　歷史的經驗說明，在綜合國力的大角逐中，不主動參與國際競爭，不善於吸收人類一切先進文明成果，就必然陷入落後挨打的局面。

　　北方富、南方窮，富國愈富、窮國愈窮，且富國與窮國的差距越拉越大，這是當今全球的現實。19世紀初，在世界上最富和最窮的國家之間，人為實際所得的比率是3：1，到2000年則上升到60：1。現今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以購買力平價計)為6000美元左右，發達國家為2．9萬美元，而最不發達國家只有500美元。

　　更為嚴重的是，南北雙方的經濟差距還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90年代初由美國興建高速公路引發的信息技術革命高潮迭起，產業結構的高科技化步伐正在加快。據統計，目前占世界人口16％的發達國家擁有全球90％的網絡主機。發達國家平均每千人擁有300台個人電腦，而發展中國家每千人僅擁有16台。發達國家因特網的用戶是發展中國家的150倍。

　　因此，國際上有種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有可能日益邊緣化。儘管今後的國際競爭不利於發展中國家，但是也不必這樣悲觀。主要是因為近些年來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國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日益加深。發達國家要從根本上解決商品市場、資金出路和原料供應等問題，只有依靠數量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不願意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經濟發展問題，其結果必將拖整個世界經濟的後褪。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日益貧困、落後的情況下，發達國家也不可能長期保持本國的經濟增長和穩定。

　　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經濟出現恢復和增長的勢頭。許多國家正在抓住經濟全球化提供的千栽難逢的機會發展經濟、增強經濟實力。越來越多的國家宣布實行對外開放、密切與國際社會的聯繫。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說明發展中國家也認識到，把開闢國際市場作為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途徑的重要性。發展中國家逐步加深與國際社會融合的程度。應該說，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引進、外資利用上提供了更加寬闊的選擇餘地，加速了趕上發達國家的進程。據報道，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移動電話比例的增長極快，幾乎已占到全球移動電話貿易的1／3。

　　但是，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並非只有機遇，也有風險。經過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人們逐漸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巳不再是有利而無害的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後，許多西方大公司以重金併購亞洲企業。有關人士認為，如果這種形勢發展下去，東南亞一些國家即使不完全淪為經濟殖民地，也將同“半個殖民地”沒有兩樣。東南亞國家譴責國際貨幣組織的貸款帶有“殖民色彩”，使這些國家從“接受貸款”變為“出讓主權”。

　　對於主權的問題，應該用發展的眼光看。在自然經濟的社會裡，各國的政治、經濟活動一般局限於一國領土範圍之內，這樣土地與主權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家主權在國內享有至高無上的威信，在國際上又是獨立的象徵。如今的經濟全球化衝破了國家界限。原本完全是一國所獨有的權利，卻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應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也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來運作。何況，根據國際法，主權的讓與是以對等為原則，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就不會讓與。面對這種形勢，發展中國家正在採取靈活、切實可行的方式維護國家的主權獨立和完整。

　　總之，只要發展中國家堅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注意高科技產業的開發，積極參加國際分工，提高其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一定會把經濟發展推上一個新台階，走出邊緣化是有希望的。

　　社會生產力在高起點上發展在世界各國莫不致力於加快發展步伐，發達國家繼續保持領先地位的國際背景下，中國怎樣才能在逐漸形成的新的國際分工中占據一個有利地位，如何才能跟上先進國家的發展步伐?這是我們在新世紀即將到來之時必須思考的一個關鍵問題。中央依據對國際形勢和中國國情的詳細分析，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建設和發展的經驗教訓，提出我國應發揮後發優勢，實現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的戰略，便是這一思考的結論。這也是我們實現“新三步走”目標的唯一途徑。大跨越首先是技術發展的跨越。科技突破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基礎。

　　實現跨越式大發展，這是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我們曾經激情澎湃，我們曾經不切實際，我們曾經創造了不少令人矚目的新紀錄，我們也曾經走過不止一次彎路。也許是無緣，我們錯過了許多機遇。但是這一次，當千年之交、百年相遇時，中國人時來運轉了。科學技術已經和正在醞釀的大突破，為我國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而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又正處於歷史上的最好時期，說千載難逢也好，說史無前例也好，總而言之，歷史的機遇擺在了這一代中國人面前，大跨越將在這一代人手中實現。

　　實現大跨越的有利條件江澤民同志指出，“從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並加快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這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新台階。……經過新中國成立5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20多年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我們在客觀上和主觀上都具備有利條件，關鍵是要善於發揮我們自己的優勢，推動我國加快發展。”我們都具備哪些有利條件呢?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副院長趙長茂教授認為，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為我國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證。其次，巨大的市場潛力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巨大拉動力。第三，基礎產業的長足發展，基本消除了制約我國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瓶頸”。第四，高儲蓄率的保持，將為我國生產力跨越式發展提供重要的資金支持。第五，勞動力的充分供應，也是跨越式發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

　　國家計委產業研究所副所長馬曉河研究員認為，當我們告別舊世紀、邁入新世紀的時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勢頭極為樂觀，令人鼓舞。從投資增長的力度看。1998年以來，國家連續三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累計發行國債3500億元，帶動相關投資2000多億元，對於推動經濟增長，起到了十分明顯的作用。“十五”期間，國家將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將為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切實保障。從經濟增長周期看。我國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的峰值出現在1992年，當年GDP增長為14．29％，由高峰至今已經8年，由低谷至今已經10年，可以斷言，一個經濟增長周期(低谷——高峰——低谷)宣告結束；新的增長周期已經到來。新世紀伊始，我國經濟正處於新的增長周期的上升段，無疑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換代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台。從人均GDP水平的增長趨勢看。按世界銀行統計，1999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783美元，今年可能達到800美元，正處於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過渡的階段。從國際上一般的發展經驗看，處於這個時期的經濟，上升空間相對比較大，結構變動最為活躍，發展速度也最快。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未來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秦麟征強調，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在取得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保持了政治穩定、社會穩定，這是新世紀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重要基礎。回過頭來看，改革開放前的30年，由於政治局勢動盪，經濟發展受到很大影響。放開眼來看，世界上還有不少地方，政治不穩定，社會不穩定，經濟發展成為空話。所以說，政治穩定是我們的優勢，得來不易，需要加倍愛護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