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領袖和中國的道路

觀天下

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強調要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並提議建立一套完整的執政理論。這是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將在一個和平的社會長期執政。中國共產黨沒有這樣的經驗。如何帶領社會走上穩定、興旺的道路？如何成為長期受民眾歡迎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經歷過類似的迷茫，最後都成功地找到了答案。

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武裝奪取政權。從來沒有打過仗的中國共產黨摸索出了一套鬥爭理論，打敗了比自己強百倍的國民黨。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鞏固政權，從來沒有執政過的中國共產黨，經過曲折也實現了鞏固政權、發展經濟。現在，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長期統治和平社會，建立執政理論就是學習長期執政，學習有效地領導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建設。仔細分析中國共產黨和歷代領袖走過的道路對建立執政理論有很大的幫助。

1. 幼稚共產主義階段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實現共產主義，黨推選了精通馬克思著作的陳獨秀為領袖。馬克思說共產主義制度是在資本主義制度里生長出來的，所以陳獨秀主張先支持國民黨搞資產階級革命。國民黨成功以後，卻反過來殘殺了大量共產黨人。黨中央撤了陳獨秀，換上了瞿秋白，決定靠自己的力量掃蕩資產階級。瞿秋白是馬列主義書生，天真地以為只要奪取政權就能實現共產主義。他到處發動城市暴動，又犧牲了大量共產黨人。黨中央撤下了瞿秋白，換上出身於工人運動的李立三。李立三調動各根據地的武裝力量支援工人運動，進攻長沙、武漢等大城市。結果差點葬送初具規模的工農紅軍。

中國人的領導失敗了，黨中央向革命已經成功的蘇聯尋求幫助。共產國際派來了年輕的高材生王明和博古。他們精通馬列主義理論，卻沒有一點軍事才能。他們盲目信任德國軍事家李德，讓勢單力薄的工農紅軍使用歐洲大兵團作戰的戰術，結果被蔣介石真正的大兵團擊敗，丟失了江西根據地。黨中央和紅軍被迫轉移，去尋找新的落腳點。紅軍在轉移的路上一路敗仗，到達遵義時幾乎山窮水盡。

在遵義會議以前，中國共產黨的四個領袖都失敗了。其根本原因就是這些天真的書生完全忽略了成功的根本條件：生存。他們只知道向資產階級進攻，根本沒想到中國共產黨的薄弱力量無法與國民黨抗衡。結果，中國共產党進攻一次就被削弱一次。在這個階段中，想馬上實現共產主義的中國共產黨蹣跚學步，在慘烈的鬥爭中啟蒙。這個階段是幼稚共產主義階段。

遵義會議時，中國共產黨已有覆滅的危險。危急中，黨中央撤下了王明，換上了建立江西根據地的毛澤東。他不如王明精通馬列主義書本，卻是一個軍事天才。殘酷的現實告訴中國共產黨，只有軍事家才能拯救紅軍，拯救紅軍中國共產黨才能生存下去，不生存談何共產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選擇非馬列主義理論家為領袖。毛澤東掌舵以後，紅軍絕路逢生，結束了被動轉移，開始了真正的長征。

毛澤東本着實事求是的思想，帶領中國共產黨一步一步的走向勝利。第一步是避開強大的國民黨軍隊，到國民黨力量薄弱的陝北落腳，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第二步是壯大，在抗日戰爭中發展自己的軍隊。第三步是奪取政權，在解放戰爭中靠整編國民黨敗兵大幅度擴充自己的實力，終於打敗強於自己數倍的敵人，建立新中國。

毛澤東不光是軍事家，他還會靈活運用馬列主義理論。他的前任們生搬硬套理論，粗暴地剝奪資本家的財產，分地主的土地，實行平均分配。毛澤東則懂得適中地給農民利益，團結地主，資本家。這個政策使包括地主、資本家在內的老百姓都擁護共產黨。只有感到共產主義的好處，民眾才會擁護革命，紅軍才有飯吃，中國共產黨才有落腳的根據地。這是根據實際情況落實“給人民謀幸福” 這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這個“理論聯繫實際”的思維方式使帶領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全勝。

上面這段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一開始就會幹革命。它是在不會中自己摸索，勇敢嘗試。嘗試失敗了沒關係，換一條路走。被一個領袖領進了死胡同，就換一個領袖。第二個領袖失敗就了換第三個。一個領袖的失敗不等於黨的失敗，只要不懈的努力，總能找到一個英明的領袖。毛澤東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五個領袖，如果他指引的道路走不通，共產黨還會更換領袖。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能夠更換領袖。

世界上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個獨裁政權，並藉口百般刁難。其實，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獨裁國家的制度相去甚遠。中國的領袖是選舉產生的，可以被更換，重大決定都由中央集體討論作出。這是一個特殊的民主制度，毛澤東稱其為民主集中制。這個制度使中國共產黨得以適應環境、調整策略、糾正錯誤，走上了繁榮昌盛的道路。

2. 生硬共產主義階段

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毛澤東留任共產黨領袖。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掌過權，不會治理國家，它又開始了新的摸索。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社會實行公有制。中國共產黨的目的是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毛澤東就將中國的企業全部公有化。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在工業推廣全民煉鋼，在農村推廣人民公社，並硬性規定農業年增長１６．２％，工業增長３３％。毛澤東希望中國的經濟一步蹦好幾節台階。由於人民公社的效率低下，為應付指標農村幹部虛報產量，中國的農業一瀉千里，農村餓死三千萬人。

１９６２年，毛澤東承擔了經濟建設失敗的責任，退居二線。黨中央推選劉少奇主持工作。劉少奇實行“三自一包”，放寬了對經濟活動的限制。自留地、包產到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自由市場調動了商人的積極性，自負盈虧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中國的經濟很快就復甦了。

然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經濟建設嘎然而止。發展經濟的有效辦法都被禁用，“三自一包” 的辦法搞臭了，大躍進的辦法失敗了，資本主義的辦法不能用。毛澤東只能維持現狀，使中國經濟長時間停滯不前。這個階段以毛澤東生硬地推行共產主義制度為特點。

為什麼在戰爭年代毛澤東英明偉大，治理國家卻這麼愚蠢呢？一個主要原因是思維的慣性。當一個人專於某一領域，他的思維方法就被這個領域禁錮了。如果讓他轉作其他的事，他會用這個領域的思路思考新事物，這叫思維的慣性，是任何人也擺脫不了的自然規律。毛澤東打了２０年仗，滿腦子的戰爭思維。思維的慣性使他用戰爭模式搞建設。大躍進是毛澤東用大兵團作戰的方法搞經濟，全民煉鋼是向鋼產量高地大規模進攻，人民公社是將全國的農民組織成農業兵團，硬性規定經濟增長率就是下達經濟戰鬥命令。這些方法與經濟建設風馬牛不相及，自然會失敗。

毛澤東搞政治運動也是在打仗。１９５６年有很多人向共產黨提意見。毛澤東視他們為階級敵人，就發動了反右運動把他們消滅。毛澤東以為只要把提意見的人消滅了反對的思想就消失了。殊不知，只要有活人就會有思想，只要政府有錯就會有反政府的意見。機械地消滅反對派非但不能消滅反對意見，反而引起了更強烈的意見。反右運動釀成了極大的社會矛盾，這個定時炸彈在２０年後爆炸。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戰爭，還真死了很多人。對於被神化的毛澤東來講，打倒劉少奇易如反掌，１９５９年毛澤東一席話就把彭德懷打倒了。這次毛澤東不在政治局討論打倒劉少奇，卻一把火燒了全中國，為什麼？因為毛澤東真被“三自一包”嚇了一大跳。對毛澤東來講，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是私有制的，是搞資本主義。他怎麼也想不到全國人民這麼熱烈歡迎三自一包。他明白了，黨內的走資派不止劉少奇一人，全國有成千上萬的李少奇、張少奇。階級敵人就睡在我們身邊，資產階級無時無刻不幻想着復辟。

毛澤東出生入死，犧牲了妻子、兒子、弟弟、無數的同事、戰士，在感情上他絕不能容忍資本主義重返中國。要想永遠防止資產階級復辟，就必須把全國的走資派都揪出來，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毛澤東不可能一個人揪全國的走資派，只有發動人民戰爭，讓廣大人民來揪。所以　毛澤東故意讓紅衛兵在全國各地奪權，讓貧下中農和工人在全國擔任各級革委會的領導，把政權牢牢地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手操縱的，不是失控。

毛澤東最擔心共產主義制度不能持久。“三自一包”使毛澤東相信，階級敵人不斷地從自己隊伍里滋生出來。不清除這些敵人，中國就會變色，先烈的血就會白流，人民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認為這些敵人每七八年就會向党進攻一次，所以每七八年就要揪一次走資派。為了永遠保持共產主義制度，每七八年必須搞一次文化大革命，這就是毛澤東發明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說他一生中只幹了兩件事：建立新中國和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相提並論反映出毛澤東是何等看重文化大革命。

前面的文革語言不少是毛澤東的原話，這些語言表露了毛澤東的真實思想。毛澤東稱劉少奇為走資派，在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些語言表明，毛澤東是真的害怕資本主義復辟才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不是簡單的權力之爭。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社會矛盾白熱化，是一顆比反右運動更劇烈的社會炸彈。

根據共產黨以前的經驗，一個領袖失敗了，應該馬上換另一個領袖，為什麼這次沒有換？實際上共產黨在１９６１年換了領袖，劉少奇接替了毛澤東。更換領袖的方法已經奏效。可是毛澤東一張大字報，全國人民就瘋狂了。中國人太信任毛澤東了。中國人天真地相信，他既然能帶領中國人趕走日寇，打敗蔣介石，打敗美國侵略者，他就有能力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當一個領袖帶領人們走得太順，時間太長，人們就會盲目信任，即使他指向懸崖大家也會不假思索地跳下去，這是群體思維的慣性。

毛澤東是個天才，難道他就不能避免這樣的錯誤嗎？才能是相對一個領域而言的。不在自己的領域，天才也形同阿斗。李白是千古詩仙，領兵打仗肯定一敗塗地。愛因斯坦發明了相對論，寫小說肯定是廢紙。有才能的人只能解決自己領域的問題，越俎代庖必定失敗。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緊要問題，兩個時代的緊要問題不在同一個領域。中國共產黨初期的緊要問題是生存，毛澤東的軍事才能解決了這個問題。建國以後，時代的緊要問題是經濟建設和治理國家，毛澤東沒有這兩項才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時代的緊要問題像一把鎖，領袖的才能像一把鑰匙。一把鑰匙開一把鎖，領袖的才能再高，對不上時代的緊要問題必定失敗。

世界上沒有全能的人，老領袖不一定具有新時代需要的才能。血的教訓告訴我們，不適應新形勢的領袖應該馬上更換，緊急更換領袖是走出危機的有效辦法。遵義會議緊急更換了王明，中國共產黨從此走向勝利。大躍進以後劉少奇換下毛澤東，國家就好起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把權奪了回來，國家又遭殃。現在，中國共產黨廢除了終身制，有了鐵的年齡限制。中國共產黨還需要一個在危急的情況下緊急更換錯誤領袖的機制。

3. 務實共產主義階段

1976年毛澤東去世，華國鋒接任領袖。他延續毛澤東的路線，沒有辜負毛澤東的“你辦事，我放心”。然而中國的形式不見好轉。1978年，黨中央把權力交給了鄧小平。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二次重大選擇，和遵義會議時的情況一樣，共產黨瀕臨崩潰、前途未卜，鄧小平能帶領中國走出迷途嗎？天知道。

當時的中國像一個結束戰鬥的戰場，一切都被破壞了。這個時期的緊要問題是重建經濟。在外國，搞經濟建設是天經地義，沒有任何阻力。中國則不然，文革時期人們最關心的是政策的顏色：“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因此，鄧小平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挽起袖口乾，而是說服黨內：經濟建設也是社會主義。否則，中國的各級幹部會因為怕犯錯誤而抵制、阻礙經濟建設。

為了消除犯錯誤的顧慮，鄧小平大力否定過去， 給右派摘帽，平凡冤假錯案，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既然過去的是錯誤的，反其道而行之就不犯錯誤了。全國人民一下子舒心吐氣，說出了埋在心底幾十年的委屈，出了一大批傷痕文學作品。這股怨氣釋放了，全國人民的思想解放了，卻引發了１９８９年的社會大爆炸。炸彈是毛澤東搞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埋下的，與鄧小平基本無關。

社會炸彈爆炸後，中國社會人心浮動，繼續否定過去會加深社會動亂，影響經濟建設。鄧小平調整了政治方向，一方面嚴厲實行 “穩定壓倒一切”，另一方面繼續改革政體，解放生產力，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中國社會立刻平靜下來，中國經濟在國際制裁的環境下繼續上升。

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南巡，敦促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建設的步伐要更快一點”。改革開放已經１４年了，黨內仍然存在懼怕心理，膽子太小，放不開建設的步伐。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２年，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的過程長達１４年，這說明一個群體的思維慣性非常大，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

鄧小平成功了，為什麼？因為他具有解決時代緊要問題的才能。他的名言“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充分體現了他開放的思維方式。他把抓老鼠比作緊要問題，把貓比作解決問題的辦法。既然選擇貓的標準是抓老鼠的本領而不是顏色，那麼選擇政策的標準就不應該是紅色或黑色，而是能否使國家儘快強大起來。個人的富有可以快速帶動國家的富有，那就應該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國家富有就可以實現四個現代化，國家就強大。是這個務實的思想解開了毛澤東生硬共產主義的禁錮。

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完全退出政治舞台，頤養天年。獨挑大梁的江澤民繼續穩定社會。法輪功本來是一個氣功組織，對共產黨政權不構成威脅。但是它曾經組織衝擊中南海，反黨的名聲大噪。江澤民嚴厲打擊，令大小報紙、電視廣播大張旗鼓地報道。通過嚴厲打擊法輪功，江澤民宣告，誰敢越雷池一步，格殺勿論。這一殺雞給猴看的政策果然把大大小小的反對組織都嚇到了國外。排除了國內的干擾，中國共產黨得以集中精力搞建設，使經濟走上了平穩發展的軌道。

２００２年，江澤民把權力交給了胡錦濤。現在，中國的經濟走上了正軌，社會上產品豐富，老百姓安居樂業。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基本統一，不會在政治方向上有大的搖擺。解放思想、整頓經濟的時代宣告結束，中國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時代。新時代帶來新問題，新問題召喚新領袖，黨中央選擇胡錦濤為下一屆領袖。

為什麼要選擇一個有強烈工程師背景的領導集體呢？因為新階段的緊要問題是強國，就是說要大幅度提高中國的技術、生產水平。這相當於歐洲當年從小作坊生產到大工業生產的轉變。管理一個一天生產幾輛自行車的小作坊不需要什麼知識，任何的小業主都可以勝任。而建設、管理一個一天生產上千輛汽車的工廠則非高級知識分子不可。

一個強大的國家由很多巨型企業和大批的中小型企業支撐，全國要建大量的公路、鐵路、機場、水壩、電站等基礎設施。設計、建設、管理這麼龐大、複雜的經濟架構和基礎設施需要高級科學技術知識。強國建設是現在的鎖，高級科學技術知識是鑰匙，有強烈工程師背景的領導集體具備這把鑰匙。

很多人會認為這種布局輕視了政治體制和法制的建設。其實，高級科學技術知識對於政法建設同樣重要。科學世界充滿理論，物理理論，數學理論等等。建立執政理論是標準的科學理念，胡錦濤是唯一有這個意識的領袖。另外，中國必須在強國建設和政法建設中選擇一個重點。人不可能把精力同時集中於兩件事上，同時干兩個重點必然帶來衝突。現階段的重點是強國建設，如果時間證明政法建設是更緊迫的任務，那麼下一屆領導集體就會選擇有高級政法知識的人才。

4. 鑑定政策的標準

毛澤東執行生硬共產主義政策不久就給人民帶來了痛苦，為什麼他仍然堅持？因為他認為私有制絕不可能是共產主義的。儘管 “三自一包”已經給人民大眾帶來了幸福，他仍然堅決打擊。毛澤東之所以這麼自信是因為他心裡有一個鑑定政策的標準，即共產主義必然實行公有制，私有制必然是資本主義的。
劉少奇直覺地感到私有制是必要的，但是他沒有理論根據來證明共產主義也需要私有制，結果被毛澤東一棍子打死。

毛澤東的標準是所有制的形式，錯了。劉少奇的標準不過硬，失敗了。鄧小平的標準模糊不清，困難重重。過去的經驗表明，中央鑑定政策的標準嚴重地影響人民生活。為了杜絕壞政策、落實好政策，中國共產黨必須制定一個正確的標準。２０００年，江澤民提出了 “三個代表” 這個標準。這個標準非常清晰，使用起來簡潔明了，判斷起來明確無誤。

“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力越大，人民拿到手的產品就越多，生活就越好。能提高社會生產力的政策就是好政策。如果一個政策降低生產力，這就是一個壞政策。

“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裡的“文化”不能理解為唱歌跳舞，電影電視。文化的廣義含義是物質生活以外的所有的生活條件，比如社會道德，參政權力，社會信息，法律法規，社會安全，就業保障，文藝生活等。中國的儒家學說、孫子兵法都是文藝以外文化的代表。好的政策應該使這些文化生活條件向好的方向發展，使人際關係友善、和睦，人的權利、利益、安全和自由得到保護。社會向這個方向發展就是向人民的幸福發展。

“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條實際上是前兩條的前提。如果一個政策用前兩條標準鑑定仍然模糊，就以這條為準。比如增加工作時間可以提高生產力，增加稅收可以增加國家的文化資金。但是這些政策衝擊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取。然而，“人民的根本利益”隨環境而變化。比如，戰爭或危機時，“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保護和平或度過難關。這時，增加工作時間、增加稅收就變得可取了。

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歷來是“為共產主義奮鬥” ，這句話把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表達為建立共產主義制度。這個表述突出社會制度這個形式，忽略了“為人民謀幸福”這個根本目標。毛澤東就是被這個錯誤的表述帶入了歧途。他用所有制的形式來鑑定政策，成了追求公有制這個形式，忘了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造福於人民”。如果馬克思明確地表示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造福於人民，中國可能強大的更快一些。

“三個代表” 確定“造福於人民”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目標，得到了全黨的認可。未來的政治方向需要這樣一個過硬的標準來把握。社會發展歷來是走在未知的道路上，任何政黨都會迷失方向。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關鍵在於發現錯誤，馬上糾正。鑑定錯誤的辦法是觀察社會是否偏離了“人民幸福”這個最終目的。好比行路人的目的地，如果一個要去北京的人發現路不對，他就應該換一條路。他的目的是到達北京，不是非走這條路不可。而毛澤東則死認 “公有制” 這條路，都走到了保定仍不放棄。

中國共產黨制定政策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建設強大的中國、建立一個人人幸福的社會制度。但是理論的推斷總會有謬誤，有些聽起來很好的政策實行起來卻帶來惡果。比如公有制是為了公平地分配社會產品，公平本應該帶來幸福。可是馬克思發明公有制時沒有考慮心理因素。如果幹和不干可以獲得同樣的收入，那么正常人自然就不幹了。全社會都不干就沒有產品可分，社會就會貧窮。

之所以一個政策的效果可能與政治、經濟理論背道而馳，是因為任何政治、經濟理論都是不精確的。因此，鑑定一個政策應該以實際效果為準，鑑定的原則是“實踐施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比如，鄧小平的政策與馬克思的理論有很大的差異，但是這個政策提高了生產力，使人民的心情快樂了，這就是個好政策。一個政策的實際效果永遠大於理論根據。

鑑定一個政策需要有個裁判。如果裁判的眼光狹隘，鑑定必然會出錯。一個人可以被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一個集體的眼光則寬闊得多。比如，毛澤東一句話就推行了大躍進這個壞政策，經濟情況危急時黨中央集體決定推行“三自一包”這個好政策。可是１９６６年，毛澤東又獨斷專行，強行推行文化大革命這個壞政策。因此，鑑定一個政策不能以領袖個人的看法為準，要以領導集體的共識為準。

5. 大膽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理論

中國共產黨歷來把馬克思的理論當作“聖經”，一旦有人膽敢提出更正、補充、質疑，反革命的大帽子馬上就會飛過來。毛澤東本人在江西時期就被斥為土包子而排擠，文化大革命時反革命的大帽子更是漫天飛舞。然而，馬克思理論的發展從來沒有停頓過。

馬克思發明了共產主義理論，卻沒有說明怎麼實現。如果共產黨人嚴格按照馬克思的書本幹革命，任何共產黨都不會成功。第一個發展馬克思理論的人是列寧。他建立了紅軍，發明了國家機器理論，填補了馬克思理論的空白。沒有紅軍，蘇聯革命不會成功，沒有國家機器理論，蘇維埃政權不能持久。正是因為列寧補充了馬克思理論，他才被全世界的共產黨人所崇拜。

在中國勇敢補充馬克思理論的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毛澤東發明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於馬克思、列寧都沒說過可以農村包圍城市，王明等人譏笑毛澤東“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他們忘了，馬克思、列寧沒有來過中國，不知道中國的城市本身就被農村包圍着。在農村鬧革命就是在中國鬧革命。正是因為毛澤東填補了馬克思理論的這個空白，中國共產黨才取得了勝利。

然而，毛澤東卻容不得別人補充馬克思理論。馬克思發明的公有制使中國的經濟建設失敗，劉少奇發明的公私兼有制奇蹟般的使經濟好轉，他填補了馬克思理論的空白卻被打致死。可是公有制確實對經濟建設有害，不實行私有制中國不可能富起來。為了說服黨內允許實行私有制，鄧小平不得不發明一個新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允許私有制。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不允許私有制，為什麼鄧小平卻敢用“中國特色”偷梁換柱呢？因為馬克思理論的本質是“人民幸福”而不是公有制這個制度。

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又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非常同情在社會深層掙扎的無產階級。因此，從根本上改變無產階級的悲慘命運成了他的研究目的。他發現，私有制規定分配產品的權利屬於生產工具的主人。利用這個權力，資本家只付給工人保證不餓死的最低收入。他得出結論，私有制是剝削制度的根源。因此他發明了公有制這個制度，其目的就是把分配產品的權利從資本家的手裡轉移到社會的手裡。他認為這樣可以使無產階級獲得更多的產品，使他們的生活幸福起來。可見，公有制實際上是改變社會不公平的手段或者工具，實現“人民幸福”才是馬克思的根本目標。

然而，馬克思的公有制是理論推導出來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中國吃盡了這個理論半成品的苦頭。不完善這個理論就不可能真正獲得 “人民幸福”。如果說人們比較容易接受在馬克思沒有研究過的領域填補空白，那麼糾正馬克思理論的謬誤就是褻瀆神聖了。改革開放初期，黨內大部分人不敢相信“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正確的，致使解放思想的過程非常緩慢。但是“中國特色”實實在在地使中國人富裕起來。在事實面前，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這個新理論。

江澤民比鄧小平更加膽大包天，用“三個代表”明確地將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改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這樣做儘管有點逆天下之大不韙，卻是對馬克思理論的重大發展。現在，馬克思理論的原本遇到了困難，實踐證明純公有制不可能帶來“人民幸福”。江澤民在這個關鍵時刻把馬克思的本意理論化，變追求形式上的共產主義為追求本質上的共產主義。

“三個代表”避免了再次追標忘本。鄧小平和江澤民從實際出發，切實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建設了強大的中國，證明了“三個代表”的正確性。只要中國的發展以“人民幸福”為根本目的，不管道路怎樣曲折，中國共產黨都不會迷失方向。

歷史說明了這樣一個真理，馬克思的書是固定的，社會卻在不斷地變化。如果前人不發展馬克思理論，他們不會成功。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進步都伴隨着對馬克思理論的補充、更正。而每一次打擊勇敢發展馬克思理論的人，中國共產黨就退一步。因此，中國共產黨不應該禁止補充、更正馬克思理論，而是要大膽地發展馬克思理論。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現有的理論已經不是馬克思理論的原本，而是馬克思理論、列寧理論、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結合體。這個理論里有中國共產黨的自主知識產權，應該稱為中國共產黨理論。胡錦濤提出建立一套完整的執政理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現有的理論上增加在和平時期治理國家的策略、辦法和經驗，是對中國共產黨理論的發展。只有不斷地發展自己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才能在未知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

6. 歷屆領袖的主要經驗和教訓

本文根據中國共產黨歷屆主要領袖的作為和思想表達，分析出心理因素、能力素質、推舉領袖的制度對中國共產黨成敗的影響。討論什麼因素給中國帶來了生機，什麼因素給中國帶來了災難。這篇文章不評論領袖們的功過和道德水平，而是尋找成敗的規律，作為建立執政理論的參考。

1) 一個人只能在個別領域具備高才能。如果一個領袖的才能包括時代緊要問題的領域，這個領袖可能成功。如果他在時代緊要問題的領域不具備高才能，這個領袖必定失敗。比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沒有軍事才能，所以在建黨初期失敗。毛澤東是軍事天才，在戰爭年代帶領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勝利。建國以後的緊要問題是經濟建設，毛澤東不具備經濟才能，他失敗了。劉少奇有經濟才能，“三自一包”成功了。他沒有權力鬥爭的才能，敗給毛澤東。鄧小平思想開放，也有權力鬥爭的才能，成功地打開生硬共產主義的禁錮，帶領中國走上經濟發展的道路。江澤民具備駕馭社會的膽識和手段，穩住了社會爆炸後的中國。江澤民具備長遠的目光，提出的“三個代表”為中國共產黨在未來把握正確的方向。

2) 人的思維有慣性。當社會走進新時代時，社會的緊要問題就改變了。老領袖的思維會與新時代的現實發生衝突，繼續留任這個領袖就會有害。比如，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中國的緊要問題是走出生硬共產主義的禁錮，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解放思想和政體改革。１９８９年，中國社會進入到穩定發展的時代，而趙紫陽的思維仍然停留在解放思想和政體改革上，結果引爆了社會炸彈。因此，鄧小平撤趙紫陽、用江澤民的決定是非常英明的。

3) 所有的政治、經濟理論都是不精確的，所有的政策都可能有錯誤。為了防止錯誤的政策嚴重損害中國社會，中國共產黨必須擁有一個過硬的標準來鑑定政策的好壞。目前的標準是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

4) 鑑定政策的原則是觀察政策的實際效果。不管這個政策在理論上是否正確，只要給人民帶來實際幸福就是好政策，只要給人民帶來實際痛苦就是壞政策。

5) 個人的思維總比集體思維狹隘，出錯的可能性遠遠大於集體。因此，鑑定政策的仲裁者不能是領袖個人，而是領導集體。

6) 在未知環境中，中國共產黨必須勇敢嘗試，大膽發展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理論。在未來社會死守馬克思理論的“聖經” 必然是死路一條。社會發展的道路是沒有地圖的，在沒有地圖的土地上走錯路是必然的。有 “人民幸福” 這個根本目標做後盾，中國共產黨不怕迷失方向。

7) 在危機時期，更換領袖生死攸關。遵義會議更換了領袖，中國共產黨死而復生，文化大革命沒有更換領袖，中國走入深淵。危機通常由領袖的才能與時代的緊要問題不相符或者領袖的慣性思維與新時代的現實發生衝突引起，因此，中國共產黨應該建立一個緊急更換領袖的機制。

中國共產黨過去走過彎路，將來仍然會走彎路，這是自然規律。上面這些規律可以幫助中國共產黨在以後迷失時回到正確的道路上。當前的形勢表明中國共產黨目前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希望這條路使中國很快地強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