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立法院”議場的大門自3月18日晚被反服貿學生占領後，已經整整關閉了24天。雖然在一聲聲清場動員令下，議場主席台後側方門前的障礙物已經被清理走，用繩索固定的椅子也被拆卸下來，失蹤多日被五花大綁的院長寶座也完璧歸趙，但是這場持續了580個小時的“民主運動”，也留下了一個長長的尾巴——學生占領“立法院”的行動是不是民主運動？占領“立法院”行動是否違背法律？台灣政治的未來走向如何？

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寒竹對這一遺留問題作出的回答立場堅定，亦即占領“立法院”與民主原則背道而馳。根由在於，按照台灣的基本制度，不同的社會群體可以通過不同形式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訴求，但必須尊重立法機構的決議，因為這個立法機構是經選舉產生的，在名義上是體現了大多數民眾的政治授權。如果每個社會群體都可以直接干預或否定立法機構的議程，那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立法機構的合法性，從而也否定了產生立法機構的民主程序。所以，“太陽花學運”以抗議《兩岸服貿協議》為由而占領“立法院”，不僅不具有民主性質，而且跟民主政治背道而馳。

反服貿學生步出立法院

既然背道而馳，一個問題也隨之產生：為何這場“太陽花學運”從一開始就被冠之以民主的美譽？或者可以說，為何這一扛着民主大旗反民主的運動能得到政客和學者的廣泛支持？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歸根到底，還是民主惹的禍。如果模仿“史上最牛歷史老師”袁騰飛之話語表達，可以簡單附上一句“民主是什麼玩意兒”；如果以嬉笑怒罵皆付笑談的《明朝那些事兒》作為引子，也可順藤摸瓜演繹出皇皇巨著《民主那些事兒》。何況民主洶洶勢頭可觀，不只是台灣剛剛陷入民主的泥沼中，就連一些業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國家，民主也正在經歷艱難時世，普天之下瀰漫着一股無以名狀的對政治的幻滅情緒。

可以說，最新一期《經濟學人》的封面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兒？》（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點燃了這股幻滅情緒，並將幾年前還大有統治世界之勢的民主從幕後搬至前台，人人可辨、可思、可抨，昔日光環滿載的民主已然是暮光沉沉。依照《經濟學人》重磅文章傳遞的核心觀點，西方民主病在哪兒？這得問中國。因為民主之所以失勢，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金融危機，其二是中國崛起。金融危機造成的心理創傷與經濟損失一樣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性弱點，破壞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同時，中國共產黨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壟斷，美國每3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國過去30年間每10年生活水平就翻一番，故而中國精英階層認為，中國的模式——共產黨緊密控制，以及穩定的選賢任能，比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

且聽中國精英階層怎麼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過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英文翻譯的政治學者張維為是堅定的“中國模式”派，作為剛剛於2013年底成立的“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的主任，張維為有足夠的資本縱論中國模式，並牽頭撕開西方民主的虛偽面紗，何況他的近著《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不僅被習近平公開推介過，最近還位列中紀委必讀書目推介書單。在他看來，民主正在破壞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因為民主使得政治僵局制度化、輕視決策，還產生了小布什這樣的二流總統。

除張維為外，因政論《民主是個好東西》而在2006年10月一夜成名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俞可平，既是縱論民主的行家裡手，也認為西方民主的暮光，極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曙光。彼時，《北京日報》率先刊發俞可平此論；次日，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全文轉載；緊接着，人民網、新華網等官方媒體一擁而上紛紛叫好。因為此文涉及到當局一貫避之唯恐不及的敏感領域，又得到官方媒體的統一力捧，外界也因此給俞可平貼上了“中國高層文膽”、“中南海智囊”的標籤。這一次，俞可平的看法有些微調，民主是不是個好東西，經過近10年的檢驗，在同一人身上發生了微妙的化學變化——民主使得一些簡單事情“過於複雜和瑣碎”，讓“某些擅長甜言蜜語的政客誤導民眾”。俞在2006年成名作中的觀點認為，有時候民主代價太高，然而從根本上說，這不是民主的過錯，而是政客的過錯。前者將罪過歸於民主本身，後者將罪過歸於政客。總而言之：要麼是政客玩壞了民眾，要麼是民主慣壞了政客。

俞可平微調後的民主觀，與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貝淡寧以及北京大學王緝思的觀點不謀而合。貝淡寧曾極力推崇中國的選賢任能模式，因為政府根據五年計劃實施一些政策，這些計劃主要是為了長遠利益而制定的，如支持清潔能源、高速鐵路以及中國西部人口稀少的貧困地區的經濟開放項目等。但西方的民選政府更容易受到短期選舉利益考慮的限制，口惠而實不至，再加上一旦民主政府出現以後，就很難作出改變。所以，民主是個好東西嗎？貝淡寧的回答堅定果斷：至少不是最好的。至於王緝思，觀察語錄已被《經濟學人》轉錄，“許多引進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正在遭遇社會動盪和騷亂”，中國則提供了另一種模式，從非洲（盧旺達）到中東（迪拜）、東南亞（越南），都在嚴肅對待這一問題。

中國提供的另一種模式，在銷聲整四年後於2013年年末再次被提及，彼時，多維新聞在《輿論場：銷聲整四年 中國模式論卷土再來》、《加強版中國模式 習李不再避諱“疑難雜症”》中有過詳細論述。待到今時今日，面對中國經濟轉型期，國際上唱衰中國的聲音又開始不斷出現，是為中國崩潰論的翻版，也意圖為勢頭強勁的中國模式降溫。李克強4月10日在博鰲亞洲論壇的主旨演講中，對世界越來越關注的這一問題給出了清晰的答案——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我們不會為經濟一時波動而採取短期的強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長期的健康發展，努力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也就是說，即便“中國經濟失去光澤”、“中國可能面臨自己的雷曼時刻”，但是一個經歷過多年高速增長的大塊頭，更注重增長的質量和長期可持續性，而不可能再像毛頭小伙子那樣只顧往前衝。

李克強現身2014博鰲亞洲論壇

一切經濟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政治問題，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的關注或擔憂，更多地是對中國政治模式的變相摸底。換言之，在西方制度模式面臨風光不再的今天，尤其是那些將民主奉為護身法寶的國家，更需要用“中國必將走向失敗”來尋求正能量和心理慰藉。不過，即便西方民主面臨沉沉暮光，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國即將迎來曙光？更進一步，中國的曙光中，又內在地包含有多少民主的成分？要知道，中國前不久發布的24字核心價值觀，裡面就包含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語詞。這裡不妨套用有“民主女神”之稱的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瑜的觀點，“一個國家轉型根本的力量應該是內生的，否則即使外力能幫助你走向民主化，也難以幫助你實現民主的穩固。”對中國來說，民主的道路要想穩固長久，可能也需要一股內生的力量，亦即規範大多數人政治記憶的當局者有民主化的強烈願望，否則，一切都只是空談和痴人說夢。

截至多維新聞發稿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已經對主張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參加高考和官員財產公示的“新公民運動”倡導者許志永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一案作出終審裁決——維持原判，判處許志永有期徒刑四年。也在同一天，網絡推手“秦火火”涉嫌誹謗、尋釁滋事一案也在北京市朝陽區法院開庭審理。諸如此類的案件，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都無一例外地被貼上了當局扼殺民主、自由的標籤。樂觀地看，這也是中國式民主必須要經歷的關卡和考驗，同時，對偽民主的揭發也不失為推動中國內生民主向外發展的源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