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中美關係總體來說呈現出趨於緊張的趨勢。儘管雙方高層都想努力來緩和氣氛，但無論中美兩國國內還是亞洲各國，都能感覺到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中日在釣魚島上的對峙已成定局，並且美國也往往站在日本這一邊，這給中美關係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美國和亞洲一些國家存在聯盟關係，並且也在深化聯盟關係。儘管美國一直堅持這些同盟關係不是針對中國，但中國顯然不這麼看。對中美關係之間存在的各種不確定性，人們必須作深刻的思考。很顯然，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關乎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不僅僅關乎中美兩國，更是關乎整個區域甚至世界。

從理論層面來看，中美關係的這種局面基本上符合國際關係中大國興衰的邏輯，即現有的大國恐懼於新崛起的大國，而新崛起的大國要挑戰現存大國，結果就是霸權之爭。這種局面與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層的政策偏好沒有多大的關係，而是客觀的國家利益所驅使。或者說，國家間的關係也存在着人們所說的“命運”。不過，命定論不見得是我們的選擇，因為“命運”是可以被改變的。如果說這種局面有其客觀性，人們可以通過政策來反制甚至改變這種命運。畢竟，在歷史上，大國和平共存、大國之間權力和平轉移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因此，中國必須對中美關係作些哲學思考。但可惜現在沒有人在作深層次的考量，大家所能見到的都是嬉笑怒罵，大多人的思維僅只停留在表達喜歡與不喜歡、恐懼與憤怒這樣簡單的階段。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因為這種行為的前途很清楚，那就是推動這種“命運”的早日到來，而非反制它和改變它。

如何來反制和改變這個“命運”？這就要理清楚國際關係的客觀規律。國際關係的其中一個鐵律就是：如果你不根據國家利益出發來做你應該做的事情，你就要受到懲罰。美國就是根據其國家利益來行動的，其近年來高調宣布重回亞洲，就是為了保護和發展其在亞洲的利益，亞洲利益是美國國家利益一個越來越重要的部分。

美國回到亞洲來平衡中國力量，而亞洲一些和中國有主權利益糾紛的國家也“邀請”美國回到亞洲來平衡中國力量。如果站在美國和這些亞洲國家的立場，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中國當然會不高興，因為這樣做是和中國的利益背道而馳的。不過，無論是美國還是其它亞洲國家，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它們必須這樣做；否則它們會受到懲罰。但同時，如果美國和一些國家所做的超出了“應當”的程度，也會受到來自中國方面的“懲罰”。

所以，人們應當提出的問題是：中國在追求應當追求的國家利益嗎？這個問題看起來很簡單，因為沒有人會否認中國在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無論是美國回到亞洲還是亞洲國家邀請美國回來，都是因為它們意識到中國的國家利益在本區域的急劇擴張。不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並非那麼簡單，人們還可以提問諸如這樣的問題：中國已經做得足夠嗎？中國追求國家利益的途徑有效嗎？像現在這樣的追求方式，其最後的結果使得國家利益最大化還是最小化？是實現國家利益還是損害國家利益？這些都是需要人們進一步思考的。

很顯然，中國一直在被美國平衡。中國如果要追求國家利益，就要改變被平衡的局面。具體說來，中國應當主動做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反制美國的平衡；第二件也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主動平衡美國力量。

反制平衡與主動平衡

無論是反制還是平衡，都有兩種方法可以使用。第一，是對抗性的反制和平衡，猶如蘇聯和美國之間存在的那種互相反制和平衡。第二，合作性的反制和平衡，就是通過共同承擔區域或者國際責任來達成。這後一種在歷史上存在過，例如英國和美國之間。現在這種可能性也存在中美關係之間。（實際上，這種關係應當就是中國近年來就中美關係，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概念的核心。）

就第一件事情，主要表現在中國如何在亞洲反制美國對中國的平衡。在這方面，中國自身具有很強的潛在能力。在過去三十多年間，中國在亞洲的空間基本上是通過經濟要素的擴張而自然達成的，而這種經濟擴張也符合亞洲國家的國家利益。在經濟方面，中國和亞洲國家的合作或者不合作的空間很大。這就是說，中國在亞洲反制美國的平衡，並不見得要通過對抗來達到，也可以通過合作來達到。很顯然，從合作的方式所能達到的收益，要遠遠大於通過對抗的利益。一旦中美對抗，所有問題都會魔鬼般地跑出來。很多對中國來說極其重要但很難對付的問題，例如台灣、西藏、新疆等陸地領土問題，東海和南中國海等海疆問題，周邊國家問題等等，都會成為美國反制中國的有效工具。如果美國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成為顯性的麻煩製造者，中國的大部分精力就會被牽制。

相反，一種合作的方式就會既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中國本身。這不是一個膽小或者膽大的問題，而是用理性追求國家利益的問題。應當看到，用合作方式來反制美國的結構性的條件也是存在着的。美國的最大利益是單獨主導亞洲，而中國的最大利益是單獨主導亞洲。但鑑於各自的能力問題和亞洲國家的選擇，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就會退居選擇“次優”（second best）策略，即合作，也就是共享亞洲空間。亞洲國家尤其是東盟（亞細安）國家的國家利益，更會促使中美兩國作此“次優”選擇。對東盟國家來說，其最大利益就是不想中國或者美國來單獨主導東盟事務。因此，當中國強調在10＋1或者10＋3構架內，東盟應當處於領導地位時，東盟欣然接受。但當美國要求東盟國家和美國合作來共同對付中國的時候，東盟國家就開始感到憂慮了。大部分東盟國家和中美兩國都有深刻的經濟或者戰略關係，要這些國家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一選擇，無疑迫使他們把國家利益最小化。

任何力量都需要被平衡

在回答第二個問題即中國如何主動平衡美國力量之前，首先需要回答為什麼美國力量需要被平衡？這個問題美國方面最清楚。在美國回到亞洲來平衡中國力量的時候，美國實際上已經回答了“為什麼應當平衡中國力量？”這個問題。

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所以任何力量都需要被平衡。在國內政治中，任何權力如果不被制衡，必然導向權力的濫用，導向專制。因此，提倡分權制衡。在國際社會，如果希望權力不被濫用，一個國家的權力必須得到另外一個國家的制約。在這方面，東盟國家有很清楚的認識。和美國、中國相比較，東盟國家都是小國家。要保持獨立，東盟國家努力不讓任何一個外在的大國來主導區域事務。冷戰後，隨着中國的崛起，東盟國家至少在經濟上和中國有了高度依賴關係。中國力量的迅速擴展和美國力量的相對衰落，使得東盟國家相信有必要“邀請”美國回來平衡中國，但同時東盟也不希望美國和中國的對抗。只有在中國和美國力量互相制衡但又不對抗的條件下，東盟國家的國家利益才會最大化。

下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有沒有能力平衡美國力量？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顯然的。如果政策得當，中國具有足夠的力量和手段來平衡美國。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要繼續稱霸，就需要中國的支持。如果中國和美國合作，美國的霸權維持得更久一些。如果中國成為美國的“麻煩製造者”，美國霸權就會成為很大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對美國的平衡既可以從負面進行（不合作），也可從正面進行（合作）。從負面來說，最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一些美國學者已經意識到的經濟上的互為“恐怖主義”，這是由兩國經濟高度依賴性所致，尤其表現在金融方面。一種是核武器的互相威懾，因為中美兩國都擁有核武器。儘管很多人把重點放在這個方面，但除了威懾作用，很難想象中美之間爆發一場核戰爭。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之間除了互相的核威懾之外，不存在任何的經濟關聯，也沒有發生直接的對抗和衝突。中美兩國之間今天如此高度依賴的經濟關係，對兩國之間非理性的戰爭必然構成有效的制約。

不過，中國對美國的平衡從正面來看更為重要，那就是兩國所面臨的共同的國際責任。至少到目前為止，中美兩國仍然處於同一個世界體系，並且也很難想象這兩個國家會很快相互孤立。在這個體系內，美國是老大，中國是老二，兩國都負有維持世界秩序的責任。這些年來，美國也一直在要求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無疑，中美兩國對中國的國際責任有不同的理解。對美國來說，中國的國際責任就是對美國的責任。當然，中國有自己的定義。但實際上，中國的國際責任和對美國的責任之間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因為兩國都是處於體系的頂端。美國是老大，是世界體系的警察，中國如果要對這個體系負責，當然避免不了對美國的負責。除了這部分共同的責任，中國有其自己的國際責任。這就是說，中美兩國在全球範圍內有大量的合作空間，儘管兩國之間在另一些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國家利益。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前些年討論得沸沸揚揚的G2（或者中美聯盟）並非一點道理都沒有。在今天的世界，在所有重大問題上，尤其是在國際組織內，中美兩國如果沒有另一方的合作，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作為世界第二大國，中國如果考慮到其全球性責任，要通過合作方法來平衡美國並不難。美國回到亞洲平衡中國，主要是出於其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並非因為其所謂的中國對其構成了真實的挑戰。中國對美國的要求很有限，並沒有要求和計劃把美國趕出亞洲，中國只是要求美國照顧其核心利益。美國的最大利益仍然是維持其全球霸權地位。實際上，美國返回亞洲來平衡中國，已經給其在其他區域的霸權地位造成了非常負面的影響。在很多地方例如非洲、中東等地區，美國所構造的區域秩序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甚至處於解體狀態。美國面臨的選擇並不多：要不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繼續維持其在這些地區的主導地位，要不被其他國家排擠出這些地區而被另外的國家所取代。如果考慮到這一點，中國實際上並不難找到平衡美國力量、減輕和美國競爭亞太空間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