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反猶信號：以色列添堵伊核談判 屢屢壞壞美國朝綱




在伊朗核問題談判即將步入第四輪之際，美國國會卻在外交領域橫生枝節，在參、眾兩院通過相應法令後，伊朗駐聯合國的新任代表竟因“恐怖分子”的名義被拒之門外。在以色列遊說集團的行動下，美國也開始向着他的“總體戰略利益”有所傾斜，只不過這種“利益”非但對當下無益，而且也脫節於時代，而以色列的遊說團體也已嚴重干預美國外交、政治。當前，以色列在美國面前全然不似一個“正常國家”的身份，這一層特殊關係對於中東的和平亦毫無益處。而以色列在4月13日前後於約旦河西岸劃分占領區土地的行動連該國媒體也深感憂慮，擔心中東和平會在以方手中出大問題。

事實上，當美國和伊朗走近後，儘管世界各主要國家均對此表示歡迎，但作為伊朗矢志消滅的一方，以色列始終滿腹狐疑，其領導人更專門在美國媒體上多次發聲阻礙伊朗核談。就在2013年聯大期間，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更曾於CNN等美國主流媒體上渲染伊朗“導彈”之恐怖，稱伊朗新型導彈可打擊美國本土，同時亦不忘向外界談及“提前打擊伊朗”的種種方案。在美國媒體與以色列緊密配合之際，美國政界對於特拉維夫（Tel Aviv-Yafo）的好感自然也是一目了然，以舒默（Charles Schumer,D-NY）為首的民主黨猶太裔議員更時刻告誡奧巴馬不忘擠壓伊朗。以色列遊說集團撼動美國外交的槓桿力量也由此再度體現。

奧巴馬與內塔尼亞胡會面

作為美國長期以來的盟邦，以色列的遊說團體在美國已變得無孔不入


美國並不會容忍以色列在伊朗問題上的單獨行動，從2011年起，從駐以色列大使夏皮羅（Daniel Shapiro）到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普西（Martin Dempsey）在內的諸多華府要人都不止一次警告過內塔尼亞胡當局，告誡對方千萬不要在美國不知情的情況下展開對伊朗的行動。但從另一種角度而言，如果以色列與美國達成了默契，那麼美國便也會容忍甚至配合特拉維夫針對德黑蘭的行動。而這一點在美國議會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參眾兩院的兩黨數百名議員對於“制裁伊朗”隨時可以保持一致。而類似的行動在2013年時奧巴馬歷史性的對話伊朗總統魯哈尼（Hasaan Rouhani）後，就幾乎出現過一次。

對於始終嘗試在中東有所建樹的奧巴馬當局而言，有望迎來重大成果的伊朗問題如呈現障礙，那的確是莫大的損失。此前，巴以和談已陷入泥沼狀態，任憑克里（John Kerry）如何賣力，阿巴斯（Mahmoud Abbas）和內塔尼亞胡也休想向前半步。在德黑蘭已向他揮動橄欖枝的當下，如果白宮錯過了這個機會，那未免是有些可惜：畢竟，如果伊核問題能解，他必將留名青史。但兩院在伊朗問題上聯手的跡象已經呈現，相比之下，奧巴馬也毫無勝算。在深受以色列團體影響下，美國參、眾兩院大多人士認為以色列仍是美國自冷戰時代以來的“戰略遺產”。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以色列在美國戰略利益中的比重就已成為政界、學界爭吵的核心。一種長期存在的觀點指出，美國給予以色列廣泛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支持，提升了美國的總體戰略利益，而以色列亦有助於使美國“變得更加安全或更加繁榮”。


此前，冷戰時期便有觀點認為“以色列已經成為冷戰中的主要戰略資產”。到了反恐戰爭的新世紀，又有聲音稱特拉維夫是“美國反擊國際恐怖主義最堅定的盟友”。加之當下以色列在中東諸國間的“戰略位置和政治穩定”，其技術和軍事亦具備一定高度，這也使得美國“繼續支持以色列作為重要戰略盟友的原因非常充足”。

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很多力挺以色列的聲音並非來自美國，而是來自華府和紐約的猶太社團，以“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為首的多家組織長期以來在美國政壇上具有相當大的能量。儘管為數不少的美國猶太裔民眾對於政治並不關心，但這些團體已經切實地改變了猶太裔人士在美國政界的形象：這些說客在特拉維夫的支持下，把“美以盟友關係”變成了一種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關係，兩黨間的政客在這些團體的活動下，也往往對此聽之任之。一旦有聲音對此加以批評，則這些批評者便會被扣上“反猶”的帽子，進而“永世不得翻身”。

美國當局的這種跡象也早已被特拉維夫看在眼裡，這也給過內塔尼亞胡大鬧白宮的勇氣，就在2011年5月20日下午，內塔尼亞胡更曾一口氣訓斥奧巴馬長達兩小時之久。在美國國內將批評以色列與“反猶”等量齊觀，並將其視為一種政治不正確的當下，美國在某些關鍵問題上對以色列作出非原則性的讓步也是可能的，而支持各區域“盟邦”也符合美國社會“反對暴政”與“加強對外援助”的一般價值觀。因此，儘管當下的伊朗已經不再是冷戰末期那個因“伊斯蘭革命”而拘禁美國公民的國家，但無論是奧巴馬、還是華府，他們都已經向着各自的戰略利益，繼續選擇將重點集中在以色列身上。更何況當下美國中期選舉將近，奧巴馬也需要以色列遊說團體的協助，以免讓民主黨遭遇落敗的困局。

儘管伊朗外交官絕非“恐怖分子”，但這對於力主“反恐”的國會而言，在以色列並不希望美伊走近之際，遊說團體略施小計，一條法案便也由此應運而生。儘管對於少年時曾為德黑蘭美國人質提供翻譯的伊朗大使來說，這個帽子未免過大，但“有針對美國的間諜或恐怖行為和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這一罪名卻也讓外界感受到了接受遊說後，美國對於“戰略利益”的偏執，而這一點在誘導之下已經更脫節於時代了。

其實，就美國以色列遊說團體的行為而言，包括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內的很多學者都曾指出，除去伊朗問題，敘利亞、伊拉克等地的混亂也有着以色列遊說美國以製造混亂的跡象。而美國議會對於以色列的高度依賴，也將讓這種傳統的畸形“盟邦”關係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對於僅剩兩年的奧巴馬政府而言，讓總統奧巴馬在僅剩的任期里解決這一問題也許存在難度，但如何不讓其“盟邦”的關係影響到政治終究是美國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而類似的經驗不僅可以解決中東問題，更可以解決遠東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