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民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肩負起歷史賦予的自強救國的重任，以“掃滅洋人”為號召，與八個帝國主義列強展開了英勇鬥爭，“振興中國”的愛國之心是強有力的精神支柱，絕非是封建蒙昧主義。以義和團為群體的中國民眾用血肉之軀，“播國民獨立之種子……開歷史之輝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國民眾的巨大潛力和不可侮的民族精神。連侵略頭子瓦德西也承認：當時雖然是列強“千載難得之實行瓜分時機，但中國民眾通過‘拳民運動’，表現了強烈的武裝反抗精神，使得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和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因此，“瓜分一事，實為一策”。

　　英國外務大臣、法國議員以及奧國報紙都稱，義和團之事即可取以為鑑，“瓜分”之說，不啻夢囈也”。俄國陸軍中將蘇羅捷科夫致陸軍大臣電中也稱：“中國現在已經表明，它能夠為種族鬥爭提供多麼巨大的兵力、金錢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組織和組織者，過早爆發的義和拳沒有給暴力在上述方面以成熟的時間。”英人薩爾金特說：“中國人可以忍其仇恨於一時；從他們與歐洲打交道的歷史來看，他們從未改變或忘記這種仇恨。一旦他們獲得充足的物質力量，他們很可能以堅定不移的方式索回其利權，甚至索回西方少數國家所享受的權利，索回其和外國人通商條件的自決權。”又指出：“因之世界各國逐漸明白了中國人決不是一個退化和枯竭的民族；相反的，他們擁有許多條件將會成為一個強大而又有力的民族。”赫德在《雙周評論》的文章也認為：“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將協同一致來反對參與瓜分的那幾個外國統治者”，“表現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因此“推行瓜分政策應當受到譴責”，而採用改朝換代或更換皇帝的辦法“比瓜分更加沒有希望，唯一實際的辦法是保持清王朝的‘現勢和現狀’”。以上西方輿論對中國的認識，在義和團運動之前是極少極少的。帝國主義所以沒有實行瓜分中國，並不是“主要由於帝國主義之間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主要是由於義和團運動顯示出中國民眾的力量，遂迫使帝國主義由瓜分中國的政策改變為“以華制華”的政策。可見，義和團運動阻止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德、俄、美、日等十一國公使遂同意與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是一個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條約。帝國主義列強通過這個條約，進一步在中國攫取到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的侵略權益，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和災難。根據條約，列強各國直接駐兵北京和直隸地區，加強了對清政府的軍事監督和政治控制，使它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統治和鎮壓中國人民的忠實工具。巨額賠款，不僅使清政府的財政陷於危機，而且極大地限制了中國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同時也進一步加重了勞動人民的負擔，使他們的生活更加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辛丑條約》是中華民族空前的劫難，空前的屈辱。

　　中國跨入20世紀的歷史是悲壯的。戊戌思潮、義和團運動都失敗了，儘管他們所選擇的清王朝最後不僅拋棄了他們，而且聯合敵人對他們揮舞起屠刀，但中國人的革命鬥爭意志卻更加堅忍不拔。而一次次的失敗又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停留在自然經濟文明層次的舊中國，藉助傳統愛國主義這一中華文明之核心，在遭受西方列強侵辱、蹂躪並付出極其巨大犧牲的過程中，成功地遏制住西方列強企圖將中國完全殖民化圖謀的同時，也奮起迎接商品經濟文明的挑戰，為大踏步地走向現代化而進行探索、抗爭與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