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稱，要想回到原來的情況可以說是極為不可能的。鑑於中國當前的東海政策，包括在去年十一月劃定防空識別區，可以看出對於北京而言，在釣魚島爭端上唯一可能的“勝利條件”就是日本和國際社會承認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
自2012年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以來，中日兩國圍繞釣魚島的緊張對峙不斷攀升。日本《外交官》雜誌發表其副主編安吉特•潘達（Ankit Panda）文章指出，“國有化”釣魚島使得中日正和博弈變成了零和博弈，兩國在這個問題上目前能展開的空間變得很小。潘達還表示，釣魚島問題將曠日持久，成為亞太地區一個高危爆點。
潘達在文章中稱，說來遺憾，最近幾年以來，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而在導致中日關係退化的一系列爭端之中，恐怕沒有比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爭端更為突出的了——這也是《外交官》雜誌最常撰寫的話題之一。此刻，中日之間的高階外交實際上已經停滯了，而且，看上去似乎只要安倍晉三還在東京主政，兩國的高階外交就不可能恢復。作為一名狂熱的日本民族主義者，安倍的這種名聲是無法為中國領導人們所接收的。中國的領導層也察覺到了安倍想要修改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憲法並試圖讓日本軍事姿態“正常化”——而這都會對中國在區域中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響。
文章續稱，但是，中日釣魚島衝突真的並非源自安倍。“國有化”釣魚島是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在主政的最後一個月中實施的。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已存多年，而野田此舉卻改變了爭端原本狀態，打破了兩國之間的平衡。誠然，2010年，一艘中國漁船與日本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相撞引也發了一張重大的外交爭執，導致中國對日本採取了暫時的稀土金屬禁出口的制裁。但這場爭端卻並沒有一直為中日緊張推波助瀾。在那些日子中，中日兩國的外交官可以不受領土爭端的困擾而專注於解決一些其它事務。
文章還稱，野田佳彥“國有化”釣魚島一舉其實“出於善意”。他之所以決定將釣魚島進行所謂的“國有化”，是“為了避免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購島並在島上建設工程來維護日本主權”。野田還原本設想這樣可以在實際上維持現狀，但不幸的是他錯了。文章表示，野田此舉在法律上改變了釣魚島爭端的現狀，也導致了18個多月來中日兩國的緊張——而隨着安倍2012年12月出任首相，兩國的緊張愈發惡化。
對於解決中日釣魚島爭端，也有人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法。其中之一是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建議的日本可以通過“表面上以保護島上未開發的自然資源，將釣魚島賣個日本某個私人基金會或者環境組織”，必須讓釣魚島“回到之前的狀態”。文章表示，大概這樣一來，中日兩國在釣魚島主權上“都沒有很強的法律依據”。
文章認為，情況並非如此簡單。此事無關釣魚島的所有權，而是關乎國家博弈問題。現在釣魚島處於一個零和博弈的狀態。日本實際管控，而中國也想管控——但釣魚島只能歸一個國家所有，所以在這場博弈中總會有一個輸家。而“國有化”釣魚島之前的情況則有一個獨有的特點，即中日雙方處於正和博弈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即便釣魚島在技術上還屬於爭端之中，但中日兩國的領導人對主權爭議的狀態還算是相對滿意的——即便不滿意，也是能夠忍受的。沒有一方會公開抱怨主權的問題（至少不像今天這般頻繁）。
文章稱，要想回到原來的情況可以說是極為不可能的。鑑於中國當前的東海政策，包括在去年十一月劃定防空識別區，可以看出對於北京而言，在釣魚島爭端上唯一可能的“勝利條件”就是日本和國際社會承認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另外，文章還認為，原本釣魚島爭端只是中日關係中的一個腳註而已，但現在卻成為一個核心話題——以至於對中日兩國與區域中其它國家的關係來說，在釣魚島問題上，中日雙方的任何讓步都意味着具有極大影響的重大公關失敗。而今天讓衝突變得更難解決的是，在釣魚島問題上中日之間沒有中間地點，不是中國就是日本，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釣魚島。
馬凱碩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提出，日本可以將釣魚島爭端提交聯合國國際法庭進行仲裁，而這種形式也可以給中國一條退路。潘達文章稱，儘管這也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辦法（因為在仲裁中總有一方會喪失顏面），但如果最後的仲裁結果能是某種正和博弈或者主權分成協議，讓中日雙方都能對釣魚島宣稱主權且進行資源開發，那麼這種辦法也相對“更接近於一個可靠的解決方式”。
文章最後稱，儘管在學術上有很多解決爭端的模式，但在現實的國際關係中，問題的解決總是不那麼優雅的，大多數情況下都會有贏家和輸家。目前，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沒準備好用這種“成王敗寇”的方式來解決釣魚島爭端，這是雙方還都未能接受的處理手段。這也是文章的擔憂所在——釣魚島爭端將長期作為亞太地區的一個高危爆點，隨時可能引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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