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爾、那小兵：解讀劉亞洲《甲午國殤》
那小兵：您在《日本人為何不向中國人認罪》那次的採訪受到廣大中國讀者熱烈回應，最近劉亞洲將軍也在他的《制度、戰略、信仰、國運》中談到了類似看法，我非常希望您就劉將軍的一些主要觀點為大家進行延伸解讀，您可以自選要點探討，自由發揮，好嗎？
恩格爾：漢斯.伯格教授（《德國專家談釣魚島戰略》嘉賓）和我都讀了劉將軍最近這篇訪談文章，我們都認為這是目前中國最高水平的軍事戰略思想文獻。但是，在西方人眼中，這篇文章更多的是提出了問題，但依然沒有真正解讀為何甲午至今所談及的弊病沒有消失，甚至更加嚴重。我們看得出劉將軍欲言又止的心情。有些事情我們作為外國人也不好說出來，但今天是個例外，我就大膽說一些吧。
習主席說，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在談及我對中國歷史看法之前，我先談談我為何熱衷中國歷史研究吧。冷戰末期，我還是個剛從波恩大學本科畢業的哲學研究生，我從荷蘭坐火車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穿越這麼多國家，火車穿過柏林牆時，我心裡很緊張，窗外是各樣鐵架子和工事，然後繼續開到華沙，再進入莫斯科，上來一隊戴着大蓋帽的蘇聯兵反覆檢查我的護照，把我的水果統統扔到了垃圾桶里。我頓時明白什麼叫着“政治“了。之後，我穿過西伯利亞平原，進入蒙古。蒙古人給我一種剛強而野蠻的感覺，因為我看到他們的男女列車員在車上偷偷做愛，並不十分忌諱被看到。到了中國境內，中國海關人員比較熱情，那是剛剛開放時期。車上有個中國留學生問我：”你不是東德人吧？“我好奇的反問：“你如何看出來的？”他說：“你穿的涼鞋不是蘇聯製造的那種，所有東歐國家都穿那種涼鞋”。我馬上對中國改革發生了興趣。我學過俄國歷史，然後學蒙古歷史，到中國我就決心學中國歷史了。因為我會八種外語，可以讀許多國家的文獻，在中國不久，我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何中國歷史書籍內容與國外文獻有那麼多的不同？”我就此問過我的中國教師，他聽了馬上非常緊張，總是不肯多談。這反而讓我更加好奇了。
我不久發現了一個問題：“為何中國幾乎每個朝代皇帝都要搞文字獄，燒掉許多書？“而且，我發現大多數中國歷史書籍都是歷代人篡改過的，有許多偽書和邏輯矛盾的地方，最後，我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歷史70%失傳，剩下的都幾乎都不真實”。那麼為何有這麼多人有意讓它不真實呢？當然，統治者都刻意保護着一個秘密。我認為，中國人需要的不是真實，而是利用價值，利益追求才是中國人的生活體驗核心，也就成了一種信仰內容。那麼有可能讓中國人變得有劉將軍希望的那種“有信仰，有人格，有戰略思想嗎？”我對此也十分糾結。真正了解中國歷史的人就明白，中國統治者都不希望中國人有獨立人格，更不希望有民族主權意識，天下只有一個人是“上帝兒子（天子）”，其餘的都是奴才或庶民，這是中國儒家倫理和官本位制度的基本前提。有了信仰那還了得？一旦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那麼誰還當奴才呢？至少奴才也得花錢僱傭了，這等於官本位制度的自我顛覆。那麼奴才會不會有戰略思想呢？不會，一個沒有獨立人格的奴才只會看主子眼神做事，奴才想要的就是把奴才做大做穩，然後壓迫更多奴才。劉將軍說中國甲午時代的軍人像農民，其實我看更像奴才；他們根本沒有德國或日本人那種武士精神和靈魂。當然，劉將軍也提及了紅軍的崛起，那的確是因為有了信仰，不過，我要反問劉將軍：為何那種信仰丟掉了呢？我告訴你，真正的信仰是不會失傳的，被丟棄的信仰一定有虛假概念，無法提供現代人類價值觀力量了。
奴才精神不在是一個個別現象，而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才是中國與日本乃至其他西方國家不同之處。日本人已經在革新中成為國民，他們有權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土地，因此日本的“忠義”概念是符合邏輯的，天皇與國民的關係就是這種權利互換的結果，傳統信仰因此與法律統一起來了，否則忠義只是一種空談。奴才不可能得到這種待遇，相反，統治者會採用更多的懲罰手段壓迫奴才。就如滿清統治者那樣，設立種族等級制度，搞制度內製度外區別對待，讓一部分人有權有勢，另外大部分人處於飢餓邊緣，然後可以任意剝奪這類恩賜出去的權力和利益，讓奴才感到自卑而服服帖帖。你想想，數百年這種模式統治之下，中國人如何能從奴才變成真正的國民？大清王朝絕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維穩上面了，對付日本和俄國是不得以而為之，以為可以應付過去，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發展戰略。如果有的話，那只是如何保住滿清統治者這個外來政權如何繼續奴役漢族人民罷了。也正因為中國滿清統治與中國人民權利是根本對立的，劉將軍所虛設的勝利條件都根本不存在，這也就歸咎到我以前一直強調的中國“異治“模式問題了。要改變這個老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民主選舉，讓統治者與人民打成一片，人人平等，推行憲政。可惜，現實中每個要改革的人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古老的問題：你改革這種奴才模式就等於要逃脫奴才枷鎖，你就是漢奸！乾隆皇發明了“漢奸”這個詞就是給那些敢於反抗他的漢人用的，他是“漢”，反抗者都是“奸”，很可笑，但這是真實歷史。如今義和團們依然熟練運用“漢奸”帽子，這是中國可怕的現實中問題。
那小兵：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這個順序絕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澤諭吉這個順序走的，而清朝則反着走。結果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您如何解讀劉將軍所引用的這段話？
恩格爾：其實與上個問題一樣，滿清選擇走“船堅炮利“洋務運動模式是為了延緩其外族統治的手法，不論是”摸着石頭過河“也好，還是”國運戰略“也好，統統離不開這個前提。他們不會為了中國漢族老百姓福利而搞民主憲政的，就如乾隆皇禁止槍支讓軍隊使用，怕漢軍人數優勢對自己不利，而滿清禁止出海等也是一樣道理。滿清統治者為何搞文字獄？他們就是要篡改”中國人“這個最基本概念，讓中國人忘記真實的自己，每個人自願把”奴才頭銜“套在頭上，甚至連儒家所剩那麼一丁點的士大夫精神也要變成奴才犬馬精神，這不是幾個軍艦管帶犧牲生命就可以贖回的，而是需要一個民族數代人的反思反省，需要刻骨銘心的悔改，才有希望。我想劉將軍自己也沒有給出答案，甚至把紅軍這個不是答案的答案給硬塞進來了，這才是關鍵分歧點。我也十分尊敬袁偉時教授，但他刻意迴避對滿清殖民統治的否定，甚至認為滿清憲政失敗是滿清與袁世凱的配合不得力，我實在不敢苟同。我認為，不但滿清與中國人民利益對立，而且中國封建制度中無法達成任何制度創新，這是政治理念問題，也是技術層面問題。這裡我引用一下劉將軍的話：”中國歷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戰略家，但是難以有跨越數代人的長久性大戰略和實行這種戰略的意志。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叫囂的是“國運相賭”。清朝就沒有這樣的國家意志。即使國家戰略正確，如果沒有正確的軍事戰略配合，國家戰略照樣無法實現。縱觀當時中日兩國的國家戰略，最能說明這一點。清朝經過30年洋務運動，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將強未強。清朝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戰略機遇期不失去。日本則強調“強兵為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為強兵之本”，8次擴充軍備，準備“舉國發動，國運相搏”。誰的國家戰略目標正確，一目了然。但戰爭結果是，正確者失敗，錯誤者勝利。差距就在軍事戰略上“。這段非常精彩，我們為何至今依然說”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何老不斷提及”摸着石頭過河“？難道這不正是沒有長遠國家戰略的結果嗎？日本以命相賭，因為每個人都願意成為一顆子彈；中國人無命相搏，因為每個人的命都不在自己手中，今朝有酒今朝醉，能貪就貪，能嫖就嫖，能溜就溜，這樣的民族會有真正的長久國家戰略嗎？武器是什麼？它是國民的生命化身！中國的武器就像房地產一樣，都是用納稅人汗水積累的，但中國公民有權投票選議員討論國防預算嗎？日本人可以，日本也有權說不，這才是根本區別。沒有國民精神的武器只是一堆裝樣子的房地產罷了，最多只是GDP達標工具。請問，那時候中國才進駐釣魚島，武器要多先進才能像菲律賓那樣保衛自己領土？
那小兵：劉將軍認為中國國運向好發展，日本國運向壞發展，他引用美國學者研究說：日本患上了一種“勝利病”，什麼仗都敢打，什麼國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戰爭後的旅程，他認為就是一場奔喪的過程。直到犧牲了上千萬軍民，挨了兩顆原子彈，輸得一乾二淨：交出了朝鮮，交出了滿蒙，交出了台灣，除了一個沖繩之外，其他吃進去的東西都被迫吐了出來。
恩格爾：我對他這段話很失望。軍人需要一種“居安思危“的情懷和直覺，不知劉將軍是否用這段話安慰自己和中國同胞？他忘記今天中國所處環境的險惡了。八國聯軍來時，中國整體力量依然比入侵者強大，只是兵力運用不得當，無法救援，而且西方各國各懷鬼胎，美國從中妥協疏通；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雖然國力更加衰弱，但有英美蘇牽制日本，而且受到蘇美大力支持，在最大犧牲後依然取得勝利，但是，如今不同了，中國四面都是虎視眈眈的潛在敵人，俄國、印度和日本都是具有巨大威脅力的對手，美國卻是個非常不穩定的角色，可敵可友，連南海諸國也藉機生事，他們都希望中國與其中一方開戰而漁翁得利，絕非可以拉中國一把的人。中國正面臨改革瓶頸，而且國際局勢詭異多變，我誠懇希望中國人民保持清醒，反思自己在信仰、戰略、制度的缺失，最終把握好國運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