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我對中美關係謹慎樂觀

● 陳士銘（譯寫·譯者是前新聞工作者）

　　東亞問題專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8月間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行一場演講談論中美關係，經過教授的同意下，本版特節錄其重要談話。

　　曾在克林頓政府擔任過非政治性的情報官員職位的傅高義教授的演講範圍，涵蓋中美立場、中國課題以及中美關係。演講精彩，不容錯過。

　　在開場白里，我須強調中美關係是這區域中最重要的關係。無論美國應該着重於和中國還是和印支半島的關係，在接下來10年裡，這區域的重大課題，將是具關鍵性的中美關係能否比目前欠佳的中日關係更良好，並較為妥善處理。

　　我的研究範圍，大概你們多數人都知道，就是中日的國內發展。我的主要工作是儘量設法教導美國人認識中日。可是我注意到這個地方對華盛頓那裡的事態有很大的興趣，想聽取那些在美國現政府沒有特殊利益的人士嘗試以客觀態度解釋美國立場。我很榮幸曾在1993年到1995這兩年裡，在克林頓政府擔任過非政治性的情報官員職位，所以我可以聲稱自己保留了客觀性。我會嘗試在演講中花大部分時間解釋美中立場，並觸及中國主要發展中的課題，然後才談到兩國關係。

　　在嘗試介紹美國時，我發現人們對小布什政府最感興趣。讓我談談小布什政府。

面子與關係在華盛頓非常重要

　　我告訴過我的中國朋友們，我在華盛頓的體驗是美國政治文化里有太多重要事項了，一是“面子”的重要性。要是你有觀看過熒光幕上的國會報道，你就能了解面子在華盛頓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個重要點是關係在華盛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是你不懂到底發生什麼事，你必須要和真正可信賴的人士建立起特殊關係。州長來到華盛頓時，就缺少這些資產和經驗。

　　新政府在第一年要面臨特別困難的過渡期，而國會對選任與批准新官的態度非常認真，也使到過渡更加艱難。

　　國會中的反對派要抓住機會指責政府的做法，尤其是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為中國帶來相當負面形象。總統的外來對手往往會利用機會指責總統對北京態度太過軟弱，就像1992年克林頓做的那樣，指小布什的父親正掩護北京共產政權這個獨裁者。在克林頓面對總統職責，要應付實在的課題和不再提出競選承諾時，他才了解到他必須和中國緊密合作。小布什與克林頓一樣，也面對可能被指與中國太親密的挑戰。

總統蟬聯的壓力

　　從政治家的觀點看，除了要以正確的政策來引導國家外，總統也要蟬聯。在華盛頓的短暫居留讓我明白什麼在激發政治家準備下屆大選。很少人得到選民的信心，因此他們在不同特別利益團體中不能鬆懈下來。我們如今不再擁有冷戰初期的民主論輩制度。從小布什的觀點來看，他要確保他能繼續獲得右派共和黨的支持，特別在中國課題方面。

　　自70年代初以來，有一群溫和派共和黨與過去六任政府的政策相當有關係，他們在基本國際課題上致力於同中國合作。可是對於右派共和黨而言，兩國也有看法非常不同的課題。現在小布什認為，要是共和黨出現分裂，他如投向溫和派，那麼代表右派共和黨的帕克里特·麥克萊可能將以獨立人士身分參加下屆大選，所以小布什有必要在防務、墮胎和中國等課題在某種程度上採取強硬立場，以維持右派共和黨對他的支持，為下屆大選作好準備。小布什非常明白他的父親之所以輸了選舉，部分原因就是他沒有維持右派共和黨的支持。我認為他在首3個月的立場是出於保持他們支持的政治考量。

　　那麼個人作風方面呢？克林頓——很不幸的，他的罪過已是世人皆知。記得中國駐南使館誤炸事件發生後不久，北大學生曾笑問萊溫斯基到底什麼時候才變乖——是名非常能言善道和美國歷史上其中一名最優秀的政治家。克林頓極有魅力，到了任期完成時，對於各種外交政策課題已瞭如指掌，對廣泛範圍上的許多課題都能輕易妥善處理。新總統小布什出身於州長，看上去不像一名出色、果斷和聰明的人士，很自然的他顯得相當謹慎。然而對他公平一點，他是需要一些時間來熟悉課題。我認為接下來幾個月，預料他在各種課題上獲得簡略說明後，他將越來越有信心，而人們應可期待他的政府推出更加有條理的政策。

布什權力下放　克林頓不假手他人

　　當然，克林頓是一名律師，在某種程度上與學者關係密切，尤其是哈佛大學經濟師。這些學者很傑出，其學術專才可幫他們應付任何問題。身為聰明律師的克林頓，在任何課題上都會在必要時善於站在任何一邊，並學習得很快。在某種程度上，我想這似乎是他周圍的非常傑出人士所具備的。他們反應非常快，有法律訓練，以最佳狀態並有尊嚴地面對課題和批評，而且也學習得很快。另一方面，他們沒非常重視文化和歷史範圍，而這大致上也適用於布什。他就讀於耶魯大學，背景知識少又缺乏協助。他擁有哈佛商學院的商業管理文憑。我略知哈佛商學院培訓的是經理，而經理不會嘗試親自做所有的事，而是委派別人去做。我認為尤其是這政府初期，我們有三名非常傑出又有經驗的人士，他們是鮑威爾、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相對而言，總統沒太多經驗，我想他在哈佛商學院學的是在設法尋找人才來授權時，也找人來監督。他為自己找到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成為他的秘書，在開會時允許一些自由，讓這些由他委派的人士暢述本身意見。

　　相反的，克林頓因為太突出了，我覺得在廣泛課題上，他並沒有真正授權給人。

　　相對而言，小布什有明確的看法，並授權他人。他的屬下知道要做什麼，而他們也因此可以處理課題。我認為克林頓的情況是他不插手那些他真的允許別人處理的領域，其中之一是經濟。由於他對技術性課題陌生又不了解，而政治成功取決於經濟良好與否，因此他讓魯賓和勞倫斯等人有相當自由空間去處理經濟事務。經過了初期處理國防部各種問題時遇到挫折後，他也授權傑勒德羅傑去控制管理軍務，給予他相當獨立空間。可是對於商業部和白宮等部門，他對自己意見相當滿意，因此要把工作集中化並不容易。我想小布什將有時間集中任務，例如國務院，鮑威爾可以使領導層更有力。克林頓政府的前國務卿克里斯多弗是精湛的談判專家和律師，但要成為一名經理就不一樣了，畢竟在關係和諧的領導層和組織是應該經過周詳考慮的。鮑威爾曾管理過機構，而拉達姆斯是華盛頓里最大組織的領導人之一，兩人目前掌管整個國務院。在鮑威爾的領導下，他對各項問題有興趣，結果國務院的士氣都比較高漲。

　　讓我談一談國防部，畢竟它是一個特殊課題，如今已是許多令人爭議的中心。我是這樣看的：拉姆斯菲爾德是名非常有經驗的人士。他成為國防部長後，變成了一個難題。這個難題就是小布什已宣布要繼續保留預算盈餘，並要推出計劃來維持預算盈餘，因此留下很少空間來增加預算，為國防部增加開支。所有軍方服務領域，包括海陸空三軍和海軍陸戰隊都各自覺得有需要顯著提升能力和支持他們負責的任務，但新型電子發展實在太昂貴，須耗資百億美元。那些關注下個武器科技突破的人士都覺得美國必須承接這個標準和課題。例如一些恐怖分子在接下來的10年左右很可能獲得原子彈，那麼美國要如何防衛自己呢？過去的計劃是否足夠呢？當然有跡象顯示，任何國家的任何軍隊都會設想各種國家威脅，並設法防止這些危險。目前拉姆斯菲爾德就有一個非常艱辛的任務，即嘗試調和各種服務的可觀支持要求，以及新電子科技愛好者要在這方面增費的意見。

　　在冷戰時代，國防部只要在預算問題提出前多少答覆有關武器系統的問題以及發展費用，讓國會可撥款給國防部就行了。現在冷戰結束了，如果我們環視尋找可以引人注意國防的一些課題時，不幸的，每次你將會得到有關與中國衝突這個課題警報。小布什如今已清楚表明他不願把中國當成敵人，所以拉姆斯菲爾德必須小心自己說出一些好像以中國為敵的話來，但如果你是好像拉姆斯菲爾德那樣的聰明官員，你可能有辦法指出中國在台灣和解放軍新發展等課題上所帶來的風險，而這些都須要作出反應以及提出如何處理的問題。這可以解釋拉姆斯菲爾德的出發點，以及他嘗試引起對中國的關注，但同時又不會踏入以中國為敵的禁區。

　　現在，我將對美國如何看待關於中國的課題提出一些看法。首先，中國也許會以為美國一直高喊民主是要向中國施壓，並削弱中國控制國家的能力，以及拖慢中國成為現代強國的步伐。我卻認為是美國同情自由的緣故。許多在18世紀來美的美國人，都來自他們受到宗教迫害的國家。尋找新機會以及不再受壓迫的渴望，不只是那一代，而且在新政府的關鍵成立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躲避納粹壓迫，過後是蘇聯壓迫、越南等等的難民到美國不只是尋找經濟機會，而且也是逃避迫害。所以當美國公眾看到天安門事件的經過時，他們自然會產生非常強烈的感受，而這種逃避迫害的感受是非常真實深入的。無可否認的，人權方程式以戰士為對象，在面對一些迫害地方並不是很成功，但我想它仍能解釋為何北美人會有這樣看法。

美國人覺得有責任維持國際秩序

　　目前許多中國人覺得美國企圖稱霸世界，並設法製造政策來支配世界其他地方，成為唯一的超級強國。從美國人角度來看，我們的態度又相當不同。我們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使我們嘗試保持孤立主義，避免捲入戰爭，但在1914年到1915年的歐洲的侵略戰事中，因為沒有作出強烈反應而過後遭到攻擊，我們因此無法與世隔絕，畢竟世界已經變小了。即使在過後，我們也設法避開1931年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沒有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作出強烈反應，也沒有對納粹德國侵略捷克作出強烈反應。我們原本應該反應強烈。那一代的經驗就顯示了要是我們不在事情開始時就努力阻止的後果，我們過後將付出代價。那是我們對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開始侵略東歐的部分看法，因此我們傾向於應該在兩次世界大戰行得通的強硬反應，而這成為了我們政府必須對國際局勢作出的反應方式。

　　對於美國人來說，這不是我們要成為遊樂場的大王，而是我們真的覺得世界上有太多世界組織無法解決的嚴重問題。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我們有責任協助維持國際秩序，願意犧牲物質甚至生命來維持世界周圍的穩定，防止迫害和維持穩定。美國人對國際關係考慮到的熟悉方面與普遍的道義傳統有關。這種普遍主義的缺點是美國自以為是的告訴其他人應該怎麼做。美國人有時以為他們的經驗和建議可以套用在世界上任何人身上，好像通過傳教傳統，現在則是通過最世俗化的傳統闡釋，我們可以也應該告訴人家該做什麼。我們的普遍主義優點是我們美國公眾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受迫害者和飢餓者有廣泛的同情心。那是我們的關心，而我們應該願意貢獻並盡力去解決世界上的問題。我們對此有非常強烈的責任感。

　　美國人另外一部分對國際關係的態度是我們在經濟的經驗。我們的經濟在19世紀以早期發展國姿態繁榮起來，是因為私人界而不是政府領導層所致。美國人沒有追趕其他國家的經驗，所以對國家主導型經濟會感到奇怪。我們有一個自由經濟，缺少經驗去了解那些很少國家收入取自貿易，以及政府在追趕他國上扮演角色的其他國家。我們外交政策的另外一點是在國家策略和價值觀之間搖擺。基辛格就曾指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因對外擴張而非常關注國家策略，其他總統，例如威爾遜卻更加關心道義價值觀，因此我們嘗試散布目標，而這已是美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當冷戰結束後，我們轉為強調自己的價值觀。在冷戰期間，我們覺得戰略聯盟更具關鍵性，所以價值觀另外一方面真的很難站得住腳，而美國自由派對此非常不滿。可是現在冷戰期間的獨裁者當然會說我們不再支持他們了，我卻認為價值觀已是我們必須持續採用的要點了。

總統須為利益團體着想

　　當然，要嘗試了解美國，不僅在基本價值觀和策略課題，而且在國內政治上也是複雜的。現在有更多不同擁有本身利益的團體，尤其電視網絡從本來3或4個波道增加到三四十個或50個，而本來就已十分多元化的互聯網，特別在沒冷戰的情況下，如今變得更複雜，要以廣泛策略利益來維持這些團體的團結是非常困難的。許多曾在華盛頓服務過的人士目前都為私人集團諮詢服務。我們現在有幾家非政府組織非常老練，擁有互聯網和即時接通能力。要在一個領導層下保持那種團結是非常艱難的。換句話說，總統須嘗試為許多利益團體着想，才能保持他的領導地位。我認為就是所有這些我們擁有的政治、社群以及不同團體和族群價值觀的複雜性，對了解美國政治是重要的。

　　我想尤其對於其他國家來說，了解難民以及從那個國家過來的移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在那國家有特別的利益。如果你要了解我們對以色列的政策，那你就須了解美國猶太人。如你要了解我們的愛爾蘭政策，你就要了解愛爾蘭裔美國人。同樣作法也可套用在古巴和中國等。以中國來說，我們有許多人在40年代和50年代離開台灣來美國留學，他們擁有廣泛的關係網，在華盛頓就保持非常好的人脈。你可以稱他們為台灣遊說團。可是在中國大陸，直到1978年都沒有聯繫。1980年代後前來的學生到如今已是大約35歲到40歲。一些已定居下來，可惜他們沒有達到像台灣遊說團那樣擁有廣泛關係網的境地。要了解對華政策，那也是一個重要點。

　　現在讓我嘗試略說一些中國面對的重要課題。我也會對那些課題作出一些短評，有助於解釋中國對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出發點。有一點就是中國現在真的在重建起來。許多人認為繼日本和亞洲四小虎的現代化進展後，沒有地方的發展規模可比得上中國國內現在所發生的。在座那些曾到過浦東的就會了解它的速度、範圍以及為何人們會那麼興奮，但另一方面會越來越擔心來自中國的激烈競爭。那是特別快速的發展，規模舉世無雙。

　　自從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它已經同世界其他地方擴大接觸，並相當輕易地解放出賺錢的欲望，如常地做起生意來。中國人稱自己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我想那些曾在資本主義思想環境中成長過的人們可以很快猜出這些人背後的想法。對於中國發展是充滿振奮，有時在論及中國經濟或傾向提到市場經濟時，就非常容易讓人覺得好像機構有發展，以及政府推銷經濟等，這是因為中國還須要長時間發展出市場地方法規以及法律治理。團結律師，發展如股票交易所的各樣機構將可以維持中國那樣開放經濟的活力。

　　看中國的另一種方式是儘管取得特別快速進展，它現在面臨極度困難課題。與俄羅斯不同，中國領導人因大規模失業的危險而必須展延把大國營企業私營化，直到改革機會擴大，一些人才可以被裁退。可是現在他們開始向國企施壓，要它們裁員。由下崗或是失業者或裁退工人所帶來的動亂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億名村民湧向城市的壓力

　　另一個問題是從國家或官員提供保健、住屋以及額外福利過渡到市場運作，如私人保健、私人住屋和社會保障福利等。由於收入水平低，這對中國來說是極為困難的課題。中國可以繼續提供普遍的照顧，但與人人都可享用的高素質醫療照顧或是為廣泛退休金注資的情況還相差很遠。當然，中國還須面對5億到6億的農村人口，農村和城市間的收入差距，以及農村經濟無法提高生產力到城市水平，從而縮小巨大的收入差距。如果你觀察世界上國家如何在現代化中過渡，你會發現農業比例是下降的，有時低過50％或甚至10％以下。在接下來幾十年內，中國將有億人離開農村到城市去。設想要是如新加坡這樣的小國有大量來自一些鄰國的移民，你就會稍微明白其中的後果。你可以想像中國有億人可能湧向城市的情況，它到時將怎樣面對？

　　至於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呢？說美國吧，它立基於私人和公共開放。中國或許還沒熟練，甚至也不是思想意識一致和團結。我想提三方面的課題：一是經濟課題。與蘇聯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從一個窮國到高經濟增長國，這已是一項政權合法性的非常重要基礎。其次，我相信是思想意識方面，就是民族主義的高漲。由於中國擁有豐富和悠久的文明，因此這是自然的發展。最後，我認為是歷史上通過考試選拔領導者的精英領導方式。他們須經過艱難考試關才會獲選到統治層去，這多少也帶來了合法性基礎。這種合法性未必比民主投票式來得強，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誘惑當然是利用排外來爭取團結，但這會帶來嚴重問題。美國一些人就懷疑中國對美軍誤炸其大使館和撞機事件的反應是否部分為了挑起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可是我認為中國1919年的教訓已相當左右中國領導層。當年一戰結束後，當山東省不是歸還給中國而是交給日本，一場龐大的反日示威在北京出現，示威很快因政府沒有作出反應而變成反政府示威。我相信中國政府知道自己必須以本來應該對待日本的方式來應付美國。所以剛出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必須要多少受到控制，而中國已經設法打擊朝向民族主義的趨勢。

中美關係複雜化的關鍵因素

　　關於中國領導層，還有最後一點評語。正當美國領導層目前已經由不同利益團體搞得複雜化，小布什政府在第一年就面對各不同民族團體的問題，我認為在中國自毛澤東和鄧小平等革命領袖後，目前就有新一代的管理式領袖。我有時拿這和公司創辦人，控制公司的擁有人比較。管理式階級是在公司已上軌道後才出現，後者沒有創辦人那樣的權威。我認為中國目前就擁有一個像江澤民等的管理式階級，將來人們可以期待的還是一個管理式集團，他們將會延續這個接班過程。這對國家之間的關係來說又意味着什麼呢？在1971年和1989年之間，還有以對付蘇聯為理由而進行合作發展起來的戰略夥伴關係，那是一種有限關係，原因是它只由美國極少數人控制，有時連國務院也不知道基辛格有安全顧問，更不用說全國公眾都蒙在鼓裡。在中國，決策也只是由非常小部分人作出。過去幾十年來，兩國關係已經向更多團體擴展開去，如今我們有更複雜的程序去應付我們的關係。

　　我覺得到了1990年，共有4大因素在1988年到1991年間造成我們關係出現從相當穩固的反蘇戰略合作關繫到更加複雜關係的基本改變，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冷戰結束，合作的戰略因素已不再存在。第二是天安門事件，不只導致美國重新評估中國領導層，而且也促使美國輿論從根據戰略條件轉變為從伸張正義來看待外交政策。當時也恰恰是我們開始更加考慮到自己的價值觀，以及我們在尋求新途徑來推動關係和外交政策的時候。第三點則是中國的經濟成就開始引起人們猜測中國將成為怎樣的國家。這不是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軍事強國或是一個經濟強國。它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只是美國或其他地方已經有人在想像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於那些做惡夢和要尋找事物來充實海外夢魘的人來說，中國已經是最有希望的地區之一。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因為它的古代文明和成長潛能，在美國各樣團體心目中已成為一種象徵，而且不時都帶有國內因素。例如一個關注人權的團體，要是你以學者身分負面看待時下最糟糕的人權記錄，你大概會指朝鮮或印支半島，但中國似乎已成了象徵代表。所以許多關注像人權等課題的團體，中國對它們來說已是最可能的象徵代表。至於最後一個課題，則是台灣問題。台灣在美國國內引起的同情比它在1987年前多，所以這個關於台灣的複雜課題也帶給兩國難題。

　　另外一點我較早時說過的，就是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已經因中國國內的發展，從只關繫到白宮一小部分戰略人士擴大到廣大美國公眾。由於中國現在有比較好的通訊網絡，有更多團體為美國追蹤中國事項和發展，同時更多集團也參與尤其是貿易關係等課題。讓我最後談應該採取什麼步驟來控制這個關係，以及這個關係的展望。讓我提一下那些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一是更加努力地促進了解是有必要的。以中國和美國來說，誤解是非常多的。在很多時候，美國人總是想像中國局勢比實際的還糟，並以為中國無意要改進。也有很多時候，中國人相信其實沒有獲得我們全美國社會支持的美國極端派的聲明，所以我覺得對我們溫和派團體進一步了解會大大有助於改善關係。其次，我們肯定可以在很多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合作，而我認為我們的政府在小布什時代將發現繼續在貿易關係、區域政治穩定、極端勢力、以及維持區域和世界性組織應付全球事務等課題上與中國合作的必要性。我們畢竟擁有非常廣泛的共同利益。第三點是我認為雙方必須學習控制分歧。在台灣、彈道導彈條約或人權等具有爆炸性課題上，我們須要雙方領導人進行討論，以嘗試控制我們的分歧。無論我們怎麼形容這個關係，戰略夥伴還是戰略聯盟，事實是我們與中國有意見分歧，而中國與美國也有分歧。把分歧控制好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所以我認為那三方面都是我們必須要嘗試做到的。

　　我們之間關係的展望呢？我抱持謹慎樂觀態度。讓我告訴你們原因。首先，美國商業利益正越來越與中國有關係。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美國總商會是全球最大的總商會之一。儘管這個社群關注各種課題，當他們集中在一個課題時，他們擁有非常可觀的影響力。許多國會議員要依靠地方商人的支持。這是一個組織龐大到可以動員設有公司辦事處的美國各州所有支持，而且這種動員可以非常有效。像1994年人權應否與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脫鈎等大問題上就明顯取得勝利。到了中國加入世貿課題，許多個人和美國團體都再度反對。當這個社群與反對者較量時，他們輕易地在課題上獲勝，所以我覺得這個社群在美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認為學術團體和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討論會也有幫助。由於眾多中國學生在美國或西方其他地方受訓，我認為這不只多少促進個人關係的了解，也帶來了共同目的。就因為這些因素，我們在美國都感到越來越樂觀。在中國那方，由於領導人覺得他們需要美國市場和科技，因此也感到樂觀。他們需要和平周圍環境，並了解到本身的軍事能力有限。我想我們現在正找辦法來控制台灣關係，所以正如我所說，我謹慎樂觀。可是我覺得風險還是有的，而我們所有學者正盡力設法協助加強中美關係。美國也須要其他關注這個關係，並要防止它失控的大小國家協助，畢竟合作明顯符合大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