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逐漸放風歡迎中國加入TPP談判，中國也不再採取「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那為什麼中美雙方現在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這裡既有美國因素，也有中國因素。

不久前結束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國總理李克強關於亞太自貿區和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表態在公眾中未得到多大反響，卻引起了相應關注。關於亞太自貿區，李表示「可考慮啟動亞太自貿區（FTAAP）的可行性研究，以實現亞太地區貿易投資利益最大化。」對於TPP，他的表述是「中國對TPP持開放態度。只要有利於世界貿易的發展，有利於公平開放的貿易環境，中方樂見其成。」當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也表示，今年或將啟動FTAAP的進程。 

李克強的這兩段話表明，內部爭議已久的中國新開放戰略已初步成型，即，一方面通過加快區域經濟合作和亞太自貿區談判，打造中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另一方面，正面應對美國主導的TPP挑戰，尋求參與談判，參與規則制定。 

改革開放35年，加入世貿14年，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取得了出乎西方發達國家預料的成績。在不斷融入全球產業鏈的同時，中國製造業不斷從低端向高端邁進，對西方國家高端製造業的威脅越來越大。 

經濟的發展，產業的演進，伴隨而來的是美國越來越擔心經濟主導權的喪失。認識到WTO框架已約束不住中國強大的出口機器，美國開始考慮重新制定遊戲規則，以更加「自由、公平、開放、高品質」的新體系，約束中國，迫使中國要麼按我的規矩「玩兒」，要麼「不帶你玩兒」。這就是美國正在通過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在全球佈局美國版貿易規則的大背景。一個新的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經濟貿易框架呼之欲出，美歐、美日、歐日等發達國家「強強聯合」的態勢不斷增強。 

TPP並非美國創始。甚至可以說，早期開始的時候，TPP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沒有美國的跨太平洋的貿易集團。但一旦美國加入，TPP就完全變了貌，演變成為美國「重返亞洲」的關鍵一步。而美國的「重返亞洲」顯然和中國有關。在經濟層面，美國顯然要通過TPP的高標準，尤其是一些具體的條款，例如針對國有企業的條款，來制約中國。 

新規則限制後發國家 

TPP的覆蓋面遠遠大於一般自由貿易協定。目前談判中涉及的議題除工農業產品貿易零關稅外，還包括投資協定、政府採購、國有企業、智慧財產權保護、金融自由化、環境、服務貿易、勞工、原產地標準和電子商務等。而這些新規則的核心，無一不是從發達國家既有優勢出發保護髮達國家既得利益，限制和約束後發國家「趕超」。 

在知識產權方面，當發達國家通過「反向工程」甚至技術「偷竊」行為取得領先地位後，1995年，通過制定《WTO與貿易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全面遏製發展中國家的自主創新。人們形象地把美國這種行為稱作是「由過去的偷獵者轉變為狩獵者」。美國學者恩道爾指出，奧巴馬已經把《反仿冒貿易協定》秘密編入遏制中國的TPP之中。華盛頓美國貿易代表署的協定發起人宣稱《反仿冒貿易協定》旨在確立國際性法律框架，以打擊假冒品、學名藥和互聯網侵權行為，並在現有體制（如世貿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或聯合國）外新建一個管理機構。事實上，多國政府、議會機構和其他組織的調查顯示，《反仿冒貿易協定》旨在避開世貿組織和其他國際性仲裁機構，並捏造理由來查封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商品，甚至無須確鑿的仿冒證據，只需宣稱有「合理理由」懷疑。 

其次是國有企業問題。TPP提出了全新的關於國有企業的提案，要求消除國有企業補貼、消除對國有企業海外投資所給予的特惠融資措施、保護外國私營企業經濟活動、撤銷政府採購的優惠偏好等內容，其目的就是消滅發展中國家與跨國公司相抗衡的力量。 

最後是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和政府採購。在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上，美國拒絕在TPP中採用WTO的「國家間爭端解決」方式，主張當外資企業遭遇爭端時，訴諸於「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方式，直接委託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解決。由於「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賦予企業起訴國家的權利，弱化了東道國對外來投資及其投資者的控制權，而且ICSID是世界銀行集團的機構，受到美國支配，其裁決有利於美國及其公司，在所難免，所以該條款引起了TPP談判方的極大爭論。例如，澳大利亞就指出，本國不會賦予美國投資者在超國家機構下對澳大利亞提出仲裁或司法程式的權利。 

TPP要求成員國都必須開放政府採購市場，而在WTO框架下，WTO政府採購協議（簡稱GPA）屬於自願加入。自1994年以來，由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反對GPA的構想，GPA並沒有取得任何大的進展，目前其成員主要是發達國家或地區，拉丁美洲沒有一個國家加入。所謂的「金磚五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南非和中國）中，除中國外，無一打算加入GPA。

從戰略意圖來看，美國推行TPP談判是為了制定更高標準的國際貿易規則，藉助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動力刺激美國經濟復甦，從而進一步鞏固美國經濟的優勢地位。因此，多位美國智庫專家認為美國不願中國參與TPP談判，但希望中國接受美國主導的TPP規則。 

2013年6月，新華社駐美記者曾就此採訪多位元美國智庫專家。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馬修•古德曼明確說，由於美國想儘早結束TPP談判，不會邀請中國加入，因為如果中國加入談判，TPP的談判規模和複雜程度要進一步加大，短時間內將難以結束。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安則告訴中國記者，美國不希望中國參與TPP談判另有原因。首先，TPP是一場力量對比非對稱的談判，美國可掌握談判議程，甚至迫使其他談判方做出更多承諾。美國的11個TPP談判對象中，不是美國盟友就是小經濟體，美國在議程設定上有絕對的主導權，而且有6個國家已經與美國簽訂有自貿協定。其次，TPP作為美國戰略重心轉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參加TPP談判的初衷就是與中國在亞太地區進行影響力博弈。 

由此可見，TPP談判將是美國搶佔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的戰略組成部分，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TPP協定達成後將作為12個亞太經濟體認同的國際貿易規則，這些經濟體占全球經濟總量的40%。TPP規則將成為一個以發達經濟體為核心的准國際貿易規則，而規則的最主要制定者就是美國。整個TPP規則的制定中既不包括中國，也沒有其他新興市場國家。 

美國開始是這樣做的，中國也是這樣理解的。從一開始，中國方面的主流判斷是：TPP是美國圍堵中國的經濟手段。TPP一旦形成，就會成為類似於冷戰期間的戰略性貿易。既然TPP被視為是要「圍堵」中國，很容易理解中國方面的憂慮，甚至「敵視」。 

但情況出現了變化。美方逐漸放風歡迎中國加入TPP談判，中國也不再採取「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那為什麼中美雙方現在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這裡既有美國因素，也有中國因素。

就美國方面來說，在TPP問題上，面臨著很多問題。第一，因為TPP針對中國，導致其戰略意味過重。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任何貿易集團，無論是國際性的還是區域性的，如果缺少了中國，其有效性就會成為大問題。再者，在亞洲，經濟活動已經區域化，形成了亞洲生產鏈條。這裡已經不存在「中國製造」的問題，一個產品的各個零部件為亞洲各經濟體所生產，中國只是最後的組裝工廠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一個意在排斥中國的貿易集團如何可能？又會有什麼意義？ 

第二，也是因為戰略意圖過重，如果按照其原先的高標準，TPP實際上很難具有操作性。就連經濟發達的日本，在一些關鍵領域，主要是農業，也困難重重。所有這些國家加入TPP的動機，主要是想像的來自中國的壓力或者「威脅」，因此其戰略意義遠遠多於經濟意義。 

第三，TPP的高標準也意味著其過於理想化。如果實現，TPP將是人類經濟歷史上所從來沒有過的自由貿易集團，很多參與國必然要失去諸多方面的經濟主權。所以，如果不考慮中國因素，這些經濟體都不會、也不能失去如此多的經濟主權。很顯然，在TPP的談判中，各個經濟體都在力爭儘可能多地保護自己的經濟主權。 

因此，自談判開始之後，TPP的內容一直在變化。要從理想轉化成為可行性，參與TPP談判的各國必須要做諸多妥協，這就決定了TPP一定要降低條件。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態度必然趨向務實。 

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態勢，2013年的5月之前，中國主流聲音認為TPP是針對中國，要規制中國，對中國有非常大的負面的作用，因此應該反對。2013年5月情況，微妙變化出現。中國外交部有了新的表態：「TPP
10+3或10+6都是推進亞太經濟一體化的可能途徑」，實際上就是承認了對TPP持開放態度。後來中國商務部也公開表示說，我們要積極跟蹤和研究TPP，探討加入TPP的可行性。 

這是因為中國逐漸意識到，正因為TPP是個動態過程，中國可以也必須積極參與到這個過程去。參與進去了，才不會被孤立，才會具有話語權。經過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和加入這個組織後的經驗，中國對此應當感到充分的自信。 

實際上，中國變得不怕TPP，其本身也是有底氣的。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儘管高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已經過去，但如果在今後的十多年時間裡，能夠達到中速增長，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有望很快超越美國，並且也有望成為世界少數幾個巨大的消費市場。也就是說，如果有意願，中國自己也可以組織自己的貿易集團來抗衡美國的TPP。 

加入TPP　勢所必然？ 

有一種觀點認為，長遠看來，中國需要加入像TPP那樣的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應該更接近世界標準。今後的十年、二十年，隨著全球貿易的發展，無論是WTO還是TPP，都需要擴大涵蓋的範圍，覆蓋商品貿易、服務貿易、高端科技等等。中國加入像TPP這樣按世界先進標準建立的貿易協定，是應該發生的事情，也是一個趨勢，更可爭取制訂國際遊戲規則的話語權。 

如果說傳統的貿易規則是1.0版本，而美歐推出的是2.0版，則中國可以宣導1.5版本的新規則。中國應該通過多邊、區域、雙邊等層面，代表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金磚國家和東亞國家的利益，平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推進適合全球貿易發展的新規則體系。 

這一派意見認為，新規則還可以促使國內同步改革。新貿易規則的調整與中國正在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有很多相呼應的地方，應利用國際貿易規則重建來倒逼國內改革，應更重視國際貿易新規則調整所帶來的機遇。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要遠離「請君入甕」的TPP
。 

在目前的WTO框架下，雖然這些先發工業化國家曾經採取過的一些措施被禁止了，但仍允許發展中國家對上述國有企業、農業保護和金融業問題具有自主權，允許未加入WTO政府採購協定的國家使用政府採購支持自主創新。因此，在WTO框架下，雖然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技術經濟追趕的空間被大大壓縮了，但仍存在著可能。 

然而，在美國主導的所謂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的TPP中，發展中國家在WTO框架下對國有企業、農業保護和金融業等方面的自主權被禁止了，發展中國家技術經濟追趕所能採取的政策空間極大地被壓縮了。 

這一派意見提出，在對外經濟關繫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在亞太地區顯然是替代TPP的一種思路，而且是比TPP更可行的道路。除此之外，中國還可以實施比RCEP更有發展空間的「亞歐大陸發展戰略」，甚至可以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共同體」提出與拉丁美洲33國建立「33+1」自由貿易區的動議。中國並不是除了TPP無路可走，可走的路其實很寬廣。從這個角度來看，企圖以TPP圍堵中國只不過是一隻「紙老虎」而已。 

目前來看，經多年討論，兩派意見正漸趨一致，這就是「以我為主」，抓住本輪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機遇，爭取全球貿易發展中的主導權。中國正面臨著貿易規則重塑的新時期，不能像過去那樣只做學生，去學習規則，而應該積極參與規則制定。 

參與國際貿易：多條腿走路 

儘管迄今為止，官方對如何參與國際貿易主導權之爭並無清晰表述，但在做法上正顯現出雙規齊下，多條腿走路的趨勢。 

一是面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規則優勢」，參加進去談，在談判中學習談判，在規則制定中學習規則。參與這樣的研究和討論，要掌握主要大國的立場和觀點，並且熟悉這樣一個正在形成的新規則，加以吸收利用。 

二是加快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步伐，積極挑戰美國等國家的新規則。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領域，適當提高自由化標準，打破中國的市場壁壘，在周邊，在亞洲推行中國版本、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因為從美歐經驗來看，接近一體化通常是先區域內，後區域外。也就是說，要先穩定周邊，穩定後院，然後佈局全域。 

三是以硬體帶軟體，加快周邊互聯互通步伐，鐵路、公路、管道運輸等方面加速上馬，構建中國與周邊經濟、貿易一體化的基礎，使得周邊成為打不散的緊密合作區域。 

四是以上海自貿區為開端，先行先試，與國際規則接軌，試行「負面清單」等國際通用規則，打造高端服務貿易橋頭堡，為日後加入更高標準如TPP的貿易規則探路。 

總之，一場國際貿易新規則的博弈與競爭將會繼續展開。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經過了從打開國門到全面開放、從單純「引進來」到「引進來」與「走出去」並重、從單純引資到全面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等各個階段，走到了積極參與全球貿易規則制定的新時期。今後，博弈的層級、範圍、深度等都全面升級，也必然帶來國內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競爭帶動產業儘快升級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