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亞入俄之後，烏克蘭不出所料地走向內戰，近日來衝突日趨白熱化，戰線由東烏克蘭延伸至西南部重鎮敖德薩。此前，奧巴馬在亞洲再平衡之旅中宣布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支持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並與菲律賓簽訂《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劍指中國，以圖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維護美國霸權的威望，重獲盟邦的信任。中國可能會順勢深化與俄准同盟，與日本“智爭軟戰”，與美國靈活周旋，迫使美國在東亞和歐洲兩線“作戰”，首尾不得兼顧。
烏克蘭的戰略地位
烏克蘭地處麥金德所言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也是亨廷頓所講基督教與東正教文明“斷裂帶”，直接關乎西方與俄羅斯博弈的勝負。華約解體後，北約將對俄防禦前沿推到捷克、匈牙利一線，而烏克蘭若倒向西方陣營，北約就有機會將烏克蘭、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連成一片，建立第二道防線。布熱津斯基曾言，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無法成為帝國。北約一直覬覦烏克蘭，視其為防止俄羅斯沙文主義復活的安全屏障，妄圖將其錘鍊成遏制俄羅斯的門栓。
東烏克蘭是俄羅斯文明發祥地，恰如河南、陝西等中原腹地之於中國。若北約將東烏克蘭納入囊中，“大俄羅斯”的傳承即正式斷裂，這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無法接受的結果，克里米亞入俄也不能平息他們的屈辱感。
鑑於北約和俄羅斯都強烈希望將烏克蘭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對歐洲均勢而言，理想的狀況是烏克蘭仿效冷戰時期的芬蘭，在東西方地緣衝突中堅守中立，以此求得自己的獨立生存和發展。然而，烏克蘭缺乏理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國內親俄親美勢力互不妥協，各自綁架國家利益，今年終於在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敗於街頭政治後，陷入分裂境地。
美國對外戰略出現“大不列顛化”跡象
英國和美國在霸權轉移過程中沒有發生戰爭，重要原因之一在於英帝國主動轉型成為英聯邦，在全球範圍內有序撤退，成功地將前殖民地變成盟邦，並分而治之。1839年英國通過《達勒姆報告》，允許帝國內的移民型殖民地逐步獲得自治權，於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愛爾蘭等先後取得自治領地位。1931年倫敦頒布《威斯敏斯特法令》，確認自治領不僅內政完全自由獨立，而且在外交上與英國平起平坐，這標誌着英聯邦的誕生。二戰結束後，英國經濟和軍事實力一落千丈，唐寧街被迫同意非移民型殖民地獨立，同時爭取這些新獨立國家留在英聯邦內，以英國的“軟實力”影響和控制新興民族國家。在英國有秩序的收縮過程中，倫敦堅定不移地將維持英美特殊關係視為對外關係的基石，支持美國在英聯邦國家擴大勢力範圍，追求兩國互贏，並通過價值觀、國際規範、國際組織和同盟關係來制約美國。
美國的對外戰略正走在類似的道路上。奧巴馬政府上台後，拋棄小布什的新保守主義，推崇“巧實力”外交，改戰略擴張為戰略收縮，鼓勵盟邦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並大力推動價值觀外交。面對國際權力日趨分散的國際現實，奧巴馬政府允許它國分享部分權利，主張美國不再追求單極霸權，轉而為世界提供戰略性領導，充當國際行動的召集者而非全球事務的統治者。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將2009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奧巴馬，部分原因在於鼓勵他重視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的作用，推行多邊外交，謀求大國之間的合作。
由於經濟復甦緩慢，財政壓力空前，奧巴馬無力繼續維持龐大軍費開支。白宮在3月初向國會提交了2015財年聯邦政府預算報告，下一個財政年度總國防開支為6230億美元，其中基礎國防經費為4956億美元，低於2014財年，而最受矚目的計劃則是宣布陸軍編制人數由911事件後的57萬人降至44-45萬人，裁至70餘年來最小規模。
美國此前對俄節制實際上就是奧巴馬外交戰略“大不列顛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鑑於俄羅斯經濟和軍事的相對弱勢，奧巴馬選擇對俄安撫政策，試圖縮短雙方利益鴻溝，從而移師西太平洋，以主要精力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衝擊。同時，奧巴馬挾超級大國之聲威，拒絕烏克蘭等前蘇聯國家的芬蘭化，力圖以價值觀外交來同化和拉攏烏克蘭等國，鼓勵前蘇聯地區國家政治多元化、安全北約化，藉此遏制俄羅斯恢復昨日榮光的雄心。此乃當前烏克蘭亂局的肇因之一。在政治強人普京看來，奧巴馬如此作為，實因美國實力下降，無法在東亞和歐洲兩線進取，更缺乏意志在歐洲與俄軍事角逐，這無疑堅定了普京攻勢戰略的信心。歷史無數次證明，軟弱就要挨打，實力不足而主動地過分示弱往往會刺激對手衝鋒陷陣。
奧巴馬的應對
俄烏衝突讓華盛頓的全球安全戰略騎虎難下。3月1日俄羅斯議會授權普京動武，華盛頓對此毫無軍事準備，左右為難。奧巴馬當天與普京通話，只能虛張聲勢，批評俄方違反國際法，侵犯了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威脅將採取一些無關痛癢的制裁行動，以此回應媒體和共和黨人的壓力。由於外交政策的失敗，奧巴馬已經被許多保守派人士譏為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
奧巴馬對俄烏衝突最初的反應與其個人對國際格局的固有看法一脈相承，而烏克蘭巨變有可能成為其“巧實力”外交的滑鐵盧，迫使他改弦易轍。烏克蘭局勢與當年的阿富汗戰爭有異曲同工之處。當年蘇軍入侵阿富汗，顛覆美蘇在中東的均勢，標榜人權外交的卡特政府不得已只好改向，由理想主義回到現實主義，轉而強調擴大美軍在中東的軍事實力。歐洲和中東對美國安全利益的重要性遠甚於亞太。俄羅斯合併克里米亞，鞏固其傳統的南下戰略通道，標誌着俄羅斯捲土重來，再拾前蘇聯的勢力範圍，重新威脅美國在東歐、南歐和中東的核心利益。華盛頓唯有重新擴大在歐洲和中東的軍力，阻止俄羅斯的擴張，才能重建均勢，避免其超級大國地位迅速坍塌。因此，面對陷於內戰的烏克蘭，奧巴馬恐怕要蕭規曹隨，採取類似於卡特政府後期那樣的對俄強勢政策。
華盛頓不會因烏克蘭而在前蘇聯地區與俄羅斯短兵相接，但奧巴馬恐部分師法里根的“新靈活反應戰略”，重振北約在歐洲的威懾力量，強化對俄軍事優勢，以針鋒相對的壓制姿態和靈活多變的手法對付普京的擴張政策。奧巴馬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承認大國之間的衝突，承認美國軍備必須加強。壯大軍力，重點威懾，恐為美國和北約在東歐和中東不可替代的選擇。
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曾投書《紐約時報》，主張奧巴馬不要與俄羅斯對抗，仍要集中資源遏制中國的崛起。米氏登高一呼，附和者甚眾，代表了奧巴馬決策團隊部分人的想法。然而，此舉實際上難以落地執行，並不可持續。米氏向來被視為反猶知識分子，其對俄綏靖路線損害猶太資本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安全。在猶太人口中居多數的中東歐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一直對強調群體意識和平均主義、排斥功利主義和重商理念的東正教懷有戒心，警惕“第三羅馬”莫斯科的再次擴張。在數次阿以戰爭中，俄羅斯人都站在以色列的敵人一邊。奧巴馬在烏克蘭的克制已經導致烏克蘭反猶情緒高漲，一位拉比在基輔被刺身亡，而哈爾科夫猶太裔市長克納斯遇襲受重傷，仍在以色列接受治療。猶太拉比們既指責普京縱容了針對猶太人的襲擊行為，也批評奧巴馬的軟弱。在下次美國大選中，猶太資本恐會主動發力，極有可能出現的局面是，要麼共和黨上台，要麼民主黨倒向對俄強勢外交政策。
中國的選擇
筆者對烏克蘭亂局的判斷是，俄羅斯將鞏固合併克里米亞的戰果，依靠地緣優勢，強化其在東烏克蘭的影響，牢牢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東烏克蘭各州高度自治、獨立建國都是可能的走向，甚至也不能排除俄羅斯在未來吞併東烏克蘭這一前景。作為核大國，美俄不會直接兵戎相見，但雙方的情報人員和特種部隊都會捲入烏克蘭內戰，代理人戰爭會愈演愈烈，直至徹底撕裂烏克蘭。
由於歐盟是俄羅斯外商投資的主要來源，華盛頓制裁俄羅斯的關鍵是贏得歐盟的支持。不過，歐盟國家近30%的天然氣進口來自俄羅斯，其中波羅的海三國天然氣幾乎完全依賴東方鄰國，歐洲國家短期內不可能找到替代的能源供應方，因此，俄羅斯可以通過能源武器左右歐洲的經濟和外交政策，制裁無疑會招致俄羅斯的能源訛詐。華盛頓許諾通過北美頁岩氣的開發來降低歐盟對俄能源的依賴，只怕是畫餅充飢，遠水解不了近渴。鑑於中國仍然是歐美的武器禁運對象，我們有理由拒絕加入任何對俄制裁行動。中俄兩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者有巨大的市場和充足的現金，後者有中國需要的資源和技術，歐美對俄經濟制裁只會將中俄距離拉得更近。
奧巴馬“亞洲再平衡”戰略的本質是開出空頭支票，借刀殺人，慫恿日本、菲律賓等國家當炮灰，方便美國縱橫捭闔，“巧妙”地保存實力。不過，俄烏衝突讓美國政界和學界公開質疑該戰略的可行性。著名中美關係專家、曾擔任美國國防部中國科科長的卜大年(Dan Blumenthal)認為，亞洲再平衡戰略存在邏輯缺陷，它認定中東和南亞的戰事即將走向尾聲，反恐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 美俄關係在“重啟”後處於穩定狀態，不幸的是這些假設其實都不成立。美國智庫企業研究所的亞太問題專家邁克爾·奧斯林(Michael Auslin)認為，亞洲再平衡戰略將美國的“紙老虎”本性公諸天下，鼓勵了普京對烏克蘭的野心。《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傑·科恩(Roger Cohen)表示，亞洲再平衡政策不能以犧牲烏克蘭為代價，華盛頓應該在外交、貿易、經濟等領域多管齊下，來孤立和懲罰普京，必須壯大北約，毫不妥協地保衛其成員的安全。
無論美國如何修正其對華對俄政策，都難以改變美國外交戰略“大不列顛化”的大趨勢，今後的國際格局在總體上有利於中國的崛起。我們要堅持窮寇莫追的策略，尊重並擴大美國在華經濟利益，同時引導美國軍事力量有秩序地淡出東亞，並準備以雷霆手段痛擊為美國賣命的走卒。中國最好將自己清晰地定位為全球第三軍事強國，沉着旁觀美俄作為第一和第二強國作對碰撞，在中立的框架下維護中俄准同盟。中華復興最大的外部絆腳石仍是美日同盟，而中俄准同盟則是我們躍過障礙的撐竿。
在當前階段，“智爭軟戰”仍為對日上上策，以強大的軍事威懾特別是核威懾為後盾，在經濟、外交、話語權、規則權、影響力等領域主動出擊，先發制人。自年初以來，中國駐多國外交官通過國際媒體平台，大規模抨擊日本右翼政客開歷史倒車的行為，在對日輿論戰中表現出色，傳播了中國聲音，維護了國家利益和國際公理，這其實是中國外交的一次覺醒。在社會層面，中國各界須集體發聲，大力支持民間對日索賠運動，並通過全球媒體傳播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根據國際法和慣例，《中日聯合聲明》第五條放棄的只是中國政府對日戰爭賠償要求權，而不是國民個人的索賠權。(作者為香港智庫天大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