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王小東親日媚日漢奸縱隊的賣國叫囂

送交者: 鑑賞家

九十年代的偽民族主義論說（何新、王小東親日媚日漢奸縱隊的賣國叫囂）〖徵求意見稿〗
引子

2000年12月26日，在網絡上看到《博訊論壇》一篇帖子：《八九年以來的中國思想界》，滿有興趣地打開一看，竟是這樣一篇短文：

〖2.5億年前，西伯利亞的火山噴發，熔岩覆蓋的面積與現代歐洲差不多，體積為150萬立方公里甚至更多，而著名的美國海倫火山噴出的溶岩不過1平方公里。大噴發產生了一系列效應，噴射到大氣平流層中的火山灰和硫化物遮天蔽日，使氣溫驟然變冷，爾後，積聚的二氧化碳又造成高溫，同時，海平面又迅速回升。這一災變使生物界整整沉寂了5百萬年，而一般大絕滅之後的復甦期只有1百萬年左右。

　　在大絕滅前的古生代末期的海洋里多為固着海底、被動攝食的生物，包括孔蟲、珊瑚和各種海百合等，然而浩劫後的淺海只有種類單調的蚌類、菊石和少量螺類，也沒有生物遺體堆積而成的煤、生物礁和燧石。適者生存的理念在強大的災變作用下顯得蒼白無力，那些不起眼的種類卻得以生存。〗
　　
雖然不大清楚“八九年”指1989年還是指“七八年再來一次”的八九年，但還是讀罷不禁叫絕，作者的聯想能力實在太豐富了一點！對此，筆者當然不敢同意。但是也由此想到，鄰近21世紀，中國思想界的時間表仿佛又開始流轉：情不能自禁地“回到”了三十年代！

其中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媚日思想的流行症。

舉個例子：

“在80年代末風靡一時的《河殤》，也觸及到了中國目前生存空間狹小的問題。但它講所謂的‘蔚藍色’，委，講海洋文明，
開了個大藥方，說了半天只是個經商、外貿。它也責備了中國明朝時尚武精神不夠等等，但最後卻是要求我們對於西方人更恭順，只談做妓女可以賺錢，卻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會保護。它忘了，1840年前後中國外貿獨步世
界，最後卻讓西方列強和日本人搶光了。我認為，《河殤》極端崇拜西方文明，卻對於西方文明的真諦毫無感覺，說了許多氣勢磅礴的話，到頭來還是幾句‘閹者的夢囈’而已。日本的靖國神社裡有山本五十六寫在兩個螺旋槳葉上的對子：‘不自
惜身命，龍鮫躍四溟’。這個對子的文學水平很一般，但我認為，同樣是講‘蔚藍色’，山本五十六的這個對子遠比《河殤》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諦。”（《香山腳下論民族主義》）這使我納悶，你讚揚山本五十六，但為什麼要用妖魔化《河殤》的方式呢？《河殤》真的比日寇還壞嗎？這種內戰內行，
外戰外行的特性，就不算“逆向種族主義”？

仔細看下來，此人批判《河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鼓吹對日退讓，最好是割地賠款：

“《河殤》認為中國文明低劣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尚武和對外擴張的精神，譬如，它質問：‘為什麼島國的倭寇可以渡過海洋來打中國，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竟然連想也沒有想過要去那個島國看看這倭寇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當時歐洲已經擁有火器裝備的海軍四處侵略，而中國還只知道修築萬里長城？並且竟然把長城修到了海邊呢？’如果整個中華民族看了《河殤》後決定因自己如此卑劣地缺乏尚武精神而自
殺則是一回事，但萬一中國人決定不自殺，而是痛改前非呢？我們這次是不是要搞些海盜或海軍不但去日本看看，還要去美國看看呢？就對西方人而言，從長遠看，也許與一個有着清晰的自我利益意識因而並不總是那麼馴服的正常的民族打交道。
比與一個陷於自虐狂熱的民族打交道要更安全些。幸而中國人在大多數時候心態還是比較正常的。”（王小東《中國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未來》）

一，尚武與媚日
王小東，近來一直鼓吹“尚武精神”。然而關鍵在於，對誰“尚武”呢？看來不是對我們民族的敵
人。尤其不可對日本！

〖批判“河殤的蔚藍色”為“逆向種族主義”的弱智學者們，你們難道可以把楚國和齊國抵抗秦始皇的征服甚至把項羽和陳勝吳廣為代表的沿海地帶起義反秦的抗暴活動，一概歸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急先鋒”嗎？
事實上，我們呼喚的蔚藍色是中國的蔚藍色，而不是山本五十六的蔚藍色，更不是西方殖民主義的蔚藍色（因此根本不需要所謂“後殖民主義的話語”來予以粉飾）。

正因為這樣，《河殤》日文版之一的翻譯者十康吾教授親口告訴我，他認為“《河殤》有大中華主義的傾向”，也就是中華民族主義的傾向，他解讀，《河殤》鼓動中國民族要放棄長城時代的防衛退縮、採取外向型的海上擴張政策。這就是王小東等逆向種族主義論者
所崇拜的山本五十六的故國的漢學家的看法；這和所謂“民族虛無主義”的弱智工場生產的帽子，顯然是風牛馬不相及的。《河殤》有好幾個日文版，為什麼？因為日本人已經對《河殤》號召中國人要走出黃河的局限、不要再躲在長城後面任人宰割的呼籲，深感不安了！
日本人，顯然要比王小東這些到日本去孜孜求學的逆向種族主義論者，更清楚地認識到，中華民族勇敢走向海上擴張的蔚藍色事業的那一天，就是永遠結束日本對華威脅的的日子。那一天，南京大屠殺的的血債，將被償還。〗
（以上參見謝選駿《答王小東書》）

而在這一天到來之前，我們一定要警惕隱藏在身邊的親日派，這些親日派，甚至讚揚抗美援朝戰爭，也要引用日本人的話，簡直令人作嘔：

“我想告訴大家我從一個留學日本的女留學生那裡聽到的她的導師，一個日本教授，是怎麼評價中國的抗美援朝的。這位日本教授說：知道嗎，中國進軍朝鮮之後，你們中國人才在國際上有了地位
，中國人才在其他國家人們的眼中站了起來。那些學者們所說的也許都對，但我認為都沒有這位日本教授所說的這一點重要。恰恰是因為在朝鮮戰爭中，志願軍的英雄們表現出了在戰
爭中中國人也可以是不好惹的，才給我們帶來了至少50年的和平。我們必須懂得列強是怎麼看問題的。（王小東：《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

我真想問問這些親日派：你們家老爹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為什麼言必稱日呢！

還有一些網絡上的潑皮也就有樣學樣，肉麻地歌頌“盛田昭夫在此事上體現的就是一種尚武精神。我很少看到當代中國商人有這種精神（當然不是絕對沒有，有個別當代中國商人似乎有點尚武精神，但還需要觀察。其實清末有些商人倒是有尚武精神的）。這是不是當代中國迄今沒有幾個在世界上值得稱道的商品和品牌的一個原因呢？”

這些親日、媚日的潑皮，正是被日本人調教出來的：

“具有皮條客心態的中國男子的潛意識中，多半也深深隱藏着滅種的危機感，他們承認了自己的無能，因而對於他們來說，讓自己的基因傳播下去的唯一機會便是把與自己基因相類似的姐妹送去給外國人做性對象了。事情就是這樣，外國人在說我們包藏着吞沒整個地球的禍心，而我們連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信心不足呢。不要說我們，連科技上比我們發達得多的日本人也沒有
擺脫這種滅種的危機感。日本女孩子拼命地蜂擁上白人男子的床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日本男子呢？皮條客心態的我倒還真沒怎麼碰見過，但憂心忡忡的是不少的。我在日本留學時，有一個日本男大學生非要跟我學英語，我說我的英語並不算好，有那麼多英美人呢，你為什麼不跟他們學？他說，他要學英語是因為英語有用，但他不願與英美人相處，因為不自在。於是我便教他英語，掙點零花錢
。他是一種很傳統的日本人，雖然很年輕。有一次他和我一起乘地鐵，車上有幾個日本女高中生敞着懷在那裡大聲說笑，他立即紅了臉，對我說他為此而感到羞恥。我說哪至於啊，你不說我根本就沒注意。他說你也許不明白，“恥”是日本武士的一個概念，很深。我覺得他這樣想有些狹隘，但畢竟值得尊敬（無論如何，我都覺得他比中國的那些“皮條客”值得尊敬）。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我
們畢竟還是干不過白人的，你說是不是？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也不盡然。十幾年了，我一直都記得這件事，這個日本學生。有時候，就是這麼幾句話，比任何汗牛充棟的長篇大論都更說明問題，說明藏在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的心靈深處的根本性問題。”（王小東《信息時代的世界地圖》）
什麼都是日本的好。大約皮條客也是日本的好？據說日本人最好色，離開妓院就活不了！於是親日媚日的弱智學者們，也就技癢，也就三句話不離“妓女行”。

這些逆向種族主義論者們怎麼設想中國的未來？

他們處心積慮，以德日為鑑，以德日法西斯做為中國發展的坐標系，他們雖然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情況與德、日兩國有所不同”，但卻十分膚淺和近視地認為“根本的不同在於中國的幅員大大超過這兩個國家，這一特點表明了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先天條件大大優於德、日兩國”，按照這種荒唐的邏輯，格陵蘭、澳
大利亞、加拿大應該比德、日更強。如果說後者的人口不夠眾多；那麼，人口僅次於中國的印度，為什麼沒有早於德、日，尤其是早於日本成為世界強國？因為它和西方國家較量的歷史，要大大早於日本！按照逆向種族主義論者這種荒唐的“以日為師”的理論，中國既然領土多多，那麼“以武力攫取他國領土的動機不會像他們那麼強烈”，所以，就必須認識到任
何一個神經正常的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的、莫名其妙的前景：“中國人就必須作好忍受'光榮孤立'的準備”！

這是什麼邏輯？要知道，一個國家實行還是不實行領土擴張政策，取決於許多因素因素，其中領土狹小、人口密度大，並不是決定性因素。例如，逆向種族主義論者們如王小東所崇拜的日本，現在的人口密度要大於十九世紀的美
國幾十倍，但是，十九世紀的美國執行了積極的領土擴張政策，但當前的日本卻龜縮在國內，不敢輕舉妄動。因此，希望揚眉吐氣、民族復興的中國人，與其學習日本，還不如學習美國哩！

這些別有用心的逆向種族主義論者，嘴上誇誇其談民族主義、世界強國，卻不要我們學習美國如何獲得超強地位，反而要我們眼睛盯住不爭氣的日本、戰敗的德國，把中華民族的理想和國家目標僅僅定位為這樣可憐的目標：“中國不僅要避免德、日兩國為全世界的聯合力量擊敗的命運，還要避免比德、日兩國強大得多的蘇聯在內外交困之下自我崩潰的命運。這確實是個巨大的挑戰。”（王小東《中國的民族主義和中國
的未來》）難道中國除了以日為鑑、以俄為鑑，就沒有活路了？中國非得走上爭霸世界的道路嗎？非得為了爭霸世界而預先計劃好自己應該怎樣滅亡嗎？我看這些媚日的
逆向種族主義論者簡直昏了頭，一心想模仿日寇靖國神社裡的亡靈，完成日寇沒有完成的、滅亡中國的“百年大計”。

結果呢？十分可笑：逆向種族主義論者在此已經淪為他們極力嘮叨的“逆向種族主義的工具”！這些人不僅可笑，而且可憐：原來，這甚至不是淪為二戰戰勝國美國的工具，而是淪為二戰戰敗國日本可憐蟲的工具！

　　逆向種族主義論者王小東說：“講內心的自尊，講中國人幫中國人，我認為海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質樸的華人那裡還是有的。然而，離開了形成一種明確思想體系的民族主義，這些質樸的情感所能產生的凝聚力難以超過黑社會的水平。因此，即使中國人不得不爬着出去，民
族主義也是他們保持自尊、保持凝聚力，等待機會，實現民族復興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而他所謂“一個風雲歷史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在“全球範圍的爭奪生存空
間的戰爭中”，“誰能把中國人光榮地帶出去，誰就是中國的英雄”。不僅完全是拾人牙慧（例如拾100年前日本人的牙慧），而且也是以更拙劣的方式重複、剽竊了他前面所批判的“《河殤》的語言”。

二，中國連說不也要學習日本？！
九十年代的偽民族主義論說，或曰媚日情結或曰閹者的夢囈：似乎是由日本留學生王小東劃上句號的。那麼，他的淵源何在呢？如果我們往上尋找，不難發現，他的直系父親乃是那本鬨動一時的《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的政治評論著作，
1996年由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

《中國可以說不》雖然以排外著稱，但奇怪的是，它卻是師法日本的！其作者也並不諱言這一點，反而時時處處拿自己和他們的日本前輩媲美。

其《前言》的作者何蓓琳據說是五位作者之一張藏藏的太太。她說，這五位作者跟《日本能夠說不》的作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可以說不的亞洲》的作者馬哈蒂爾無論在資歷、
身份和地位上都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寫作此書，是出自“一種情感選擇”----因為他們也不是國際問題專家。

什麼感情基礎呢？作者們從自己的經歷出發，說了各人從崇美到反美的思想轉變和心路歷程。宋強在書中披露了他八十年代在上海讀大學時的崇美心態。宋生於六四年，在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時期開始關注世界。
張藏藏雖然聲稱說，日本對世界和平的最好貢獻就是它應該無所作為，美國試圖讓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對聯合國憲章的反動。因為聯合國本身就是在世界各國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以後，為防止法西斯復活而成立的。在日本還沒有檢討其侵略罪行
的今天，中國及亞洲國家應該堅決地站出來說不。張認為，日本是一個恩將仇報的國家，在中國沒有提出戰爭索賠的前提下，它居然學着美國的腔調要對華實行經濟制裁。這夠意思了吧？但即使這樣，不還是效法了日本狂犬症患者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以及那位古怪的《可以說不的亞洲》的作者馬哈蒂爾！

請看看他們處處師法日本的內心世界：

Q：《日本可以說不》這本書對你們的寫作有何啟示？
A：石原等人寫的那本書是戰略思想的產物，而我們的《中國可以說不》是青年論壇式的談話錄。若說兩者相似，前者的實質在於滌盪戰敗意識，要日本人擺脫美國大佬的監護，而後者是滌清我們的後殖民主義情結，召喚中華民族精神的回歸。

然而，有時馬屁拍得不好會拍到馬腿上，學生對老師的怨恨，有時像失寵的情侶那樣強烈！

“反美也反日的著作《中國可以說不》，引起日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強烈反擊，譏諷中國是自以為是的霸權主義，並斥責北京對台灣、西藏及釣魚島的立場。中國作者張藏藏則用刻薄尖銳的語言反駁。

“中國大陸最新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宋強、張藏藏等並不諱言，他們那本書同日本石原慎太郎與新力公司老闆盛田昭夫九零年合著的《日本能夠說不》有着某種“姻緣”，只是兩書作者“無論在資歷、身份和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這樣的“恭維”並沒有令石原有欣喜之感，反而對《不》極為牴觸，迅即著文駁斥，用辭刻薄。而張藏藏亦不示弱，又發表致石原的公開信，對石原為當年日本侵華戰爭的辯解作了同樣刻薄的反擊。於是，中日“說不”的作者隔海展開
一場罵戰，挑起埋在人民心中的家國情仇。

刊登石原慎太郎文章的是日本《產經新聞》。《不》引起國際間的重視，但日本主要報章一般只作簡短報道，《每日新聞》雖用了三干字篇幅，也僅介紹書中大致內容，並無詳論。唯《產經新聞》特別重視，自七月十六日開始連續六天譯載書中有關日本的論述，第一天更占用了頭版的位置，並寫了前言，強調中國官方新華社對此書大加讚賞“顯得異乎尋常”。接着，二十三、二十四兩日，發表了石原的
文章。研究中日關係的東京華人作家莫邦富相信，銷量一百八十萬份的《產經新聞》“是要讓日本人認識到中國有—批仇視日本的人”。 （《隔海罵戰挑起了家國情仇》，香港《亞洲周刊》1997年12期）

但是，這種對日本的憤怒其實是假象，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教師崔之元就認為，這本書批評的不是美國，更不是日本，而是針對中國國內的事情，“是發泄對中國政府對美、對日政策的不滿情緒”。

因此這本書意在“內銷”，而不是“出口”！

正如作者喬邊所說的：“我們不想給自己貼什麼標籤，我們不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民族主義者，這本書只是道出了當代中國青年的真實感情。我個人以為：這本書的首要意義是‘內銷’，而不在於‘出口’。”

實際上，正如有論者指出的：日本的背景與中國完全不一樣。日本政府在二戰中負有戰爭罪責，又是戰敗國，長期受到美國的監護和扶持，是美國的“領養子”，多少年來，
一直得看美國的臉色行事，仰承鼻息。但到後來日本經濟強大了，羽翼豐滿了，不對美國那麼順從了， 敢說“不” ——這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轉折。因此，《敢說“不”的日本》成了暢銷的書，在全球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可中國的情況與日本完
全不一樣。中國不是今天才可以對美國說“不”----早在50年以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就在同美國“斗”！一直鬥了幾十年，從解放戰爭、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再到意識形態，一直都在“斗”，豈止是說“不”？你模仿日本那兩本書的選題有
什麼意思呢?（《閒聊美國.第三章.自由市場經濟的調控》作者：羊慧明、馬平、宋曉江）

什麼意思呢？還不是逆向種族主義的意思？

“逆向種族主義”（reverse racism，該詞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國的反歧視行動在客觀上對白人利益形成了損害）。然而，逆向種族主義論者（即指控自由主義或是西化論者為“逆向種族主義”的論說者）是怎樣對此偷換概念的呢？有人提出：“中國的‘逆
向種族主義’是一種非常奇特的反常現象：這就是中國知識界的主流產生了這樣一種思潮，這種思潮認為和國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國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認為中華民族必須脫胎換骨才有資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種族主義色彩的一些中國
知識分子則無情地認為他們自己的民族在人種上就過於卑劣，不值得允許其在地球上生存。” （王小東《中國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未來》）其實,最清楚地提出這一被他們封為種族主義色彩的漢奸綱領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如《香山腳下論民族主義》公然叫囂說“我們這個民族確實病得不輕，我們確實要好好反省”
----這是什麼“主義”？）如果不信，他們不妨可以提出證據，是誰，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對誰作過這樣明白的宣告？沒有證據，不久是典型的誣陷嗎，不就是他們常用的“給論敵栽贓”的手法嗎。所以，他們竟然把這個從他們十分不齒的美國那裡
販來的名詞頂在頭上，又語無倫次地說“鼓勵‘逆向種族主義’是一種中國80年代獨特而絕無僅有的現象”。好象不僅弱智而且真是瘋了。

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在空前激烈的民族衝突面前，分化為西化派與親日派；前者被毛澤東時代的教科書定性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後者則是所謂“法西斯主義者”。相應於此，九十年代的中國
思想界則分化為自由主義與聲討自由主義和所謂“逆向種族主義”的，如自稱“民族主義和新左派”的。

九十年代似乎重複了三十年代的套路！甚至連三十年代的爭議人物魯迅，也再度成為爭議人物：

標題《魯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阿Q》
內容:
魯迅基於對達爾文進化論的通盤誤解，從而得出全盤西化、徹底否定偉大的孔孟之道和偉大的中國文化的結論。正如他自己所描寫的阿Q，他是天下“第一個能自輕自賤的人”。
其“逆向種族主義”的流惡之廣，真是罄竹難書----反右、文革、四人幫、李敖、柏楊、王小波、余杰、朱學勤、錢理群乃至王朔，所有這些五花八門、看似矛盾的東西，其實無
不出於魯迅。有人說“魯迅是聖人，我只不過是賢人”，可見魯迅的教主地位。然而，魯迅究竟有何思想呢？除了他的盲目的憤怒和偏激，他還留下些什麼遺產呢？
答案：中國人至今自卑、自賤、自殘、自辱、自暴、自虐，盡失我中華民族之獨立自尊傳統也。魯迅基於對達爾文進化論的通盤誤解，從而得出全盤西化、徹底否定偉大的孔孟之道和偉大的中國文化的結論。正如他自己所描寫的阿Q，他是天下“第一個能自輕自賤的人”。其“逆向種族主義”
的流惡之廣，真是罄竹難書----反右、文革、四人幫、李敖、柏楊、王小波、余杰、朱學勤、錢理群乃至王朔，所有這些五花八門、看似矛盾的東西，其實無不出於魯迅。 說“魯迅是聖人，我只不過是賢人”，可見魯迅的教主地位。然而，魯迅究竟有何思想呢？除了他的盲目的憤怒和偏激，他還留下些什麼遺產呢？
（引自“中社網信息產業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10月7日”）

這種論調，顯然出自王小東一類的逆向種族主義論者之手。然而，這是一位生手。一位尚未掌握逆向種族主義論者之詭辯門道的生手。那麼，什麼是逆向種族主義者的門道呢？

媚日情結或曰閹者的夢囈！
請看這個例子：

“魯迅對於本民族的愛是明顯的，這一點是五四時期鞭撻中國國民性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僅僅是魯迅）與80年代以來的逆向種族主義者根本的不同之處。其次，魯迅先生對於中國國民性的鞭撻並非沒有失之偏頗之處。記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互聯網上與人辯論過這些問題。我反對逆向種族主義----當時我稱之為“民族自虐”--但維護魯迅先生。在辯論中我收到過一封來自
多倫多的電子郵件，寄郵件者聲稱是魯迅先生的親戚。他告訴我說，魯迅先生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很多說法來自於日本人當時的宣傳，故此告誡我不應把魯迅先生看得太高。姑且不論魯迅先生關於中國國民性的說法是否來自於日本人的宣傳。(王小東《香山腳下論民族主義》）

你看，只要和日本有關（甚至還不一定有關，只是沾點邊），那麼，一切都不成問題了！甚至連萬惡的逆向種族主義的罪，都可以立即赦免；而“逆向種族主義的鼻祖”，就搖身一變，成為愛國者了。看來這媚日情結，真的能使美的成為丑的（如果你不是日本人的跟班），丑的成為美的（如果你
是日本人的跟班）。

三，日本的第五縱隊：何新與王小東

從九十年代末期的逆向種族主義論者，回溯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可以說不》，再回溯就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早期的另一位親日派要員何新：

由於此人的名聲如此之臭，直比五四時期的親日派漢奸，所以北京大學1990屆畢業生，也就以五四式的激烈言辭，予以迎頭痛擊：

“何新，你這隻卑鄙無恥、賣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將永遠被釘在文明的恥辱柱上。如有可能，我X你媽，再生一個人作何新！”

“何新，不老實的人，即使做了老實的事也不會贏得人的信任（作者是在引用去年8月間上海一張小報上罵我的話）。你的大作我們都在《中國青年報》上拜讀了。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恥笑你，罵你是條瘋狗，時機一到就想咬人。而我認為你充其量不過是一條劣等的瘋狗。”
署名：“一名大學本科讀完的人。”這是暗示何新沒上完師範專科。
（見何新《1990年6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學生對何新的鄙夷和中國人歷來對“漢奸隊長”的感情，是相當一致的。

正如親日派何新（不是那位六十年代著名的老翻譯家何新）自己證明的：

　　“我的想法從哪裡來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從地下挖出來的，也不是任何人授意灌輸給我的！”而是從親日派的媚骨中帶來的：
“從1985年以後，我幾乎沒參加過任何國內學術會議。”（同上）因為從1985年開始，中國大學開始了形形色色的反日運動，這讓親日派們相當不安。但是他們也並沒有龜縮起來，無所事事，而是到處進行秘密串聯。
所以何新詭稱“我從未參加任何小集團。有人說我舉報了三千知識分子。可是全中國出大名的知識分子，我平生真正認識的恐怕還沒有超過一百人。
什麼這個圈，那個幫。我一概鄙視之”，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眾所周知，何新不僅和著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李澤厚勾勾搭搭，彼此吹捧；而且還對其他“圈子”
大獻殷勤：

〖看了李澤厚、劉再復對話錄《告別革命》，又可氣又可笑。可謂毫不中肯，無理無據，論證欠缺，思想混亂，兩位理論家前後表達矛盾重重，因為歷史上劣跡斑斑。

李澤厚早在五十年代就積極投入過毛澤東陰謀組織的文化圍剿，批判胡風。劉再復早在六十年代就是一個熱情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詩歌朗誦員。筆者提出上述雞
毛蒜皮，並非挖掘文人逸事，或者清算陳年老帳，而是研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先受共產黨培養、後遭共產黨迫害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格雙重性，意在提請
年輕一代的讀者注意：“風派”不僅是當今中國官場的時髦，也是中國文化知識界的傳統。“風派”中最時髦的，當然是李鵬的走狗何新和出爾反爾成性的劉曉波，但李澤厚、劉再復，也不能免除嫌疑。

一九八七年春，何新在賀敬之等人組織的“涿縣會議”上，大批劉再復、李澤厚、金觀濤等人的“自由化思想”，開始旗幟鮮明地站到極左派的營壘里。但僅僅過了幾個月，趙紫陽講話結束了反自由化運動。跳梁小丑何新窮極無聊，又不甘寂寞
，於是通過鄧力群等人居中聯絡，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開放叢書》，轉眼一變又搞起“開放”來了。他為自己剛剛批判過的李澤厚、劉再復、金觀濤等人籌劃出版了《李澤厚集》、《劉再復集》、《金觀濤、劉青峰集》。這些名重一時
的“自由派”，沒有一位拒絕這條走狗、在當時還籍籍無名的何新所發起的笑臉攻勢。何新售賣的這些五六百頁的精裝集子，雖然銷售量極低，但卻可以說明打着“
自由派知識分子”旗幟的俊秀，如何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眉來眼去的關係。其中，李澤厚為了答謝何新的器重，竟然枉顧事實地吹捧何在學術上的“成就”
。這在人格上也有所虧損：何新那廝是靠剽竊他人著作起家的，還經常抄錯原文，漏洞百出，貽笑大方。要說李澤厚對此完全不懂，在學術上未免不敬重這位老人。

後來，其他作者也與何新有過齟齬，但那是因為何新貪污了他們的部分稿酬，而不是其他良心發現。

寫到這裡，我不得不打住，因為剛剛傳來一個壞消息：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中共當局的唆使下，沒收了劉再復在北京的住房。為什麼劉再復逃亡海外五年，中共都沒有出手，偏偏在他選擇明年回國前夕，中共卻封死他的歸路？此中隱情，外人不便
猜測。但不管怎麼說，畢竟中共對他日益溫和的言論仍是毫不領情的，殆無疑義。中國的知識分子真是難當！官場、商場裡的風派大行其道，文化知識界的風派，卻
飄零。我雖然不認同李澤厚、劉再復這些“新時期十年的改革派理論家們”為人處事做學問的方式，但卻深深同情他們充滿悲劇性的命運：被自己力圖效忠、效勞的人或組織所傷害，比被敵人或陌路人傷害，更富於悲劇的啟示性。〗
（見劉書林《中國文化知識界的悲劇啟示》，《北京之春》1995年第2期）

所以，何新不與小圈子打交道是假，而因為親日媚骨自覺孤立才是真的。

請看這位親日派要員的自供狀：

　〖中國應當在一切可能成為美國今日或未來潛在戰略對手的國家中，尋找盟友。特別是對以下三個國家和地域尤其值得認真注意：

　　1．日本（美國在亞太未來潛在的戰略性對手）；

　　2．德國（美國在歐洲未來潛在的戰略性對手）；

　　3．印度支那、東南亞——中南半島（對中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邊緣地區）。

　　對以上三個國家和地區的政策，有必要提到關係未來中國生存、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高度重新斟酌。為此我謹提出“東聯日本，呼應西德，穩定中南”的三角方案。〗
(何新《論中美日關係的戰略背景與對策》，1990年8月）

何新“呼應西德，穩定中南”是幌子，而“東聯日本”才是目的；於是在第八節公然提出要“修好日本，穩定亞太”，為此他還專門論述了日本主子的“光榮歷史”： 〖從日本近代歷史看，日本發展有兩條路線。一是大陸路線。即通過朝鮮、中國登陸大陸而謀求發展。從明朝末葉到太平洋戰爭，日本選擇的一直是此一路線。但二次大戰失敗後，新中國的興起，朝鮮半島局勢的改觀，使這一路線對日本徹底關閉。故戰後日本遂不得不選擇第二條路線。第二條路線是海洋路線。二戰後期日本向南洋的進軍，即提示了日本經濟發展的這另一條路線。戰後日本利用中美對峙的形勢，沿這路線西進和南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目前，世界形勢的改觀，使日本經濟面臨深刻危機：美國與歐洲隨時可能封鎖日本經濟的西進海路，從而斬斷日本的生命線。日本面對當前新的世界形勢，已在考慮作新的重大選擇。（最近海部首相對南亞諸國的訪問，表明了日本重新關注亞洲內陸區域。日本試圖避實就虛，即填補大國勢力的真空地帶。）〗（同上）這種對日本動向的描述，完全不合事實，是何新杜撰出來以麻痹中國人視聽的。

這種麻痹不僅涉及過去，還預言未來呢！“從根本上說，日本未來生存的最優道路，是與中國結盟。中國豐富的資源、巨大的內陸市場和人力，對日本極其有利。”這是不是要我們重訂二十一條？

而且比二十一條更加危險：“而由於世界形勢的急劇變化，今後謀求與日本協調利益，建立更深層次的戰略經濟合作關係，亦將有利於中國，更有利於亞太地區的穩定繁榮和實現經濟一體化。這實際也是中國擺脫目前經濟困難和孤立困境。”（同上）

“為此，建議決策者從世界戰略角度，全面審核和統籌考慮中日關係，探討對日本實施某些特殊政策，甚至建立雙邊戰略合作關係的可能性。”（同上）這簡直是汪精衛政權的“中日親善”的翻版！

其實，何新只有媚骨，沒有見識。他這些令人作嘔的日本觀，說明他要麼極端無知，要麼極端陰險，或許是兼而有之，被親日媚日情結蒙住了眼睛。事實證明，這些昏話是完全落空的的痴人說夢：“例如，是否能考慮對日本投資提供某些特殊及優惠政策（類似對台灣、香港地區的那種特殊政策），以吸引、鼓勵日本下決心擺脫美國控制，在開發資金上援助中國。此外，
還建議探討中國與日本合作開發中國西部（西藏、新疆）的礦物、工業及其他資源的經濟、政治可行性。此舉若能實現，不僅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加速改變西部面貌，而且亦將有利於鞏固西部與內地的經濟政治關係。”（同上）

一旦執政的人們落入何新的圈套，我們就得向城門口的鬼子刺刀鞠躬敬禮了！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在第一、二、三版上以將近兩個半版面，推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何新的亡國之計：《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他大肆讚美日本的成功，推崇日本政府的干預。而所謂社會主義云云，不過是他用來遮羞的。

直至十年後的今天，這位跪在刺刀面前、頂着太陽旗、宣揚太君有理的何新，不僅不知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地鼓吹漢奸理論：

“日本為什麼不認為它對中國的侵略是錯的？它說我是代表黃種人向白種人爭生存空間，他也有自己一套國家戰略，有為他的侵略提供支持的理論。”（何新《縱論未來十年的中國》，《下里巴人》轉貼自“士柏論壇”， on October 11, 2000 at 21:35:30:）

原來日本一直不肯對華認罪，是因為他們培植滲透派遣到中國進行破壞的何新這樣的第五縱隊份子太多了！

例如，何新的第五縱隊裡，就有王小東其人：

“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種說法，但我認為可以把原因歸結到尚武精神上來：日本民族當時的尚武精神極強，而且是舉國上下都強。無論貴族與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於武備而不在於花園，日本皇室的這種追求恐怕並非是因為民主制的制衡。”

不僅論點要靠日本，連論證也要靠日本；這位閹者於是以他的夢囈來說話：“我想告訴大家我從一個留學日本的女留學生那裡聽到的她的導師，一個日本教授，是怎麼評價中國的抗美援朝的。這位日本教授說：知道嗎，中國進軍朝鮮之後，你們中國人才在國際上有了地位，中國人才在其他國家人們的眼中站了起
來。那些（中國）學者們所說的也許都對，但我認為都沒有這位日本教授所說的這一點重要。”大家看看，親日份子連評論抗美援朝這麼嚴肅的問題，都要乞靈於日本女人！也許這個日本女人正好還是王小東所謂需要黑社會保護的那類，那類特種行業工作的什么女。

何新、王小東之類的第五縱隊份子，大概覺得中國只有歸順日本才能得救，理由可能正是日本正在擴軍備戰。

事實上，日本內閣於2000年12月24日批准下一年度財政預算案，擬在6年來首次削減政府預算總額的同時，把防務預算提高到創紀錄水平。這就是說，日本要以犧牲國民所享受的養老金以及日本政府海外開發援助為代價，大規模提升日本自衛隊、尤其是航空自衛隊的遠程作戰能力。這就難怪日本右翼一直在聲稱要減少對中國的政府貸款，原來是要把援助變成軍費。 從2001年4月1日開始，日本政府開支總額下降2.7%，但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卻批准一項擴軍計劃，今後5年內共花費軍事開支2229.7億美元，年平均遞增0.7%。在軍需採購清單上，有為作戰飛機提供空中加油以增加其戰鬥半徑的空中加油機，從而使日本的自衛能力擴大為對任何東亞國家的“進入能力”。據說，對於某些世界上買不到的飛機，日本政府還決定要自主開發。這表明，日本不僅要擴軍，還要準備開動戰爭機器。 　

對此，何新、王小東等第五縱隊份子故意視而不見。這使得我不禁想起小說《李自成》中的一段話：“崇禎走後，壽寧宮中的宮女們和公主的奶母仍在圍着公主哭泣。壽寧宮的掌事太監何新趕快從御藥房找來止血的藥……”只是時隔三百多年，這次何新不是為即將亡國的明朝公主止血，而是企圖替虎視眈眈覬覦中國的日本打氣了。服務對象變了，但諂媚的本質絲毫未變。而且，三百年前的愛國尋死的何新，已經變成三百年後賣國求榮的何新了。

其實，對親日派這些謀圖陷害中國的把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網友不爭論問：王小東的“光榮孤立”論，和我國長期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有何本質區別？（對不起，俺看不出有任何區別）如果沒有，為什麼要故意造出一個新詞？是不是為了譁眾取寵？“光榮孤立”本來是指英國當時作為“世界最強國的獨來獨往”路線，王小東為什麼又一次別出心裁把這個詞混同於風馬牛不相及的“弱國的獨立自主外交”？〗

親日派想讓中國往火坑裡跳，為日本火中取栗！
…………

四，歷史的終結還是歷史的循環？

從以上事實不難發現，親日派，並沒有隨着“日本帝國”的覆滅而絕種；親日的媚骨也不是台獨份子的專利，而是深入了所謂“九十年代偽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骨髓。這個骨髓，貫穿了九十年代的首尾，以何新的親日開始，以王小東的媚日終結；更有他們兩人近日來不約而同的無恥呼應。他們對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所發起的貌似無端的攻擊，並不是因為
他們是專制主義者，更不是因為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因而反感親西方的自由派知識份子），而是因為他們極端親日媚日。僅僅因為日本人崇拜希特勒，王小東才崇拜希特勒；僅僅因為日本人不肯道歉。何新才發現了日本有理。活靈活現的無恥。

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等於三十年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或是全盤西化論者，也不是說九十年代的逆向種族主義論者（即指控自由主義或是西化論者為“逆向種族主義”的論者，如王小東），等於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筆者只是敬請大家注意了：

這時間跨度為六十多年的兩組論說者之間，是否有某種對應的相似的，以致構成了奇特的對位和弦呢？

這種西化論者、英美派、民主派、自由主義----國粹論者、親日派、法西斯、逆向種族主義論者的對位和弦，也許不是偶然的：

1，這兩組思潮互相激盪流行之前約十年，中國社會都經歷了一次嚴重的內部衝突，第一次是北伐與清黨（1926－1927年），第二次則是學潮與平暴（1985－1989年）。最後都以軍事行動結束了爭議，並開始了一個為期十年
經濟建設高潮。1927--1938年是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社會經濟發展最快的十年，1990--2000年則是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社會經濟發展最快的十年。

2，在這兩次軍事接管行動（1927，1989）之前，中國社會分別經歷了兩次為期十年之久的思想解放與文化復興，第一次叫作“新文化運動。（1917--1927）第二次叫作“文化熱”（1979--1989）；雖然二者的形態各有不同。

3，隨着新文化運動和文化熱的嘎然中止，中國社會先後開始了兩次同樣是形態各有不同的的“保守主義思潮的流行”；新文化和文化熱沿着不同的方向深入更為專業化的領域，但其前衛的思想性則往往淡化了。同時，不同的思潮之間，則多以更為直接的方式“交鋒”，開始了思想歸思想、文化歸文化的歷程。

4，新文化運動和文化熱的興起本身，則各自得力於一次強人之死，1916年袁世凱，1976年毛澤東。

這種西化論者、英美派、民主派、自由主義----國粹論者、親日派、法西斯、逆向種族主義論者的對位和弦，其實不完全是個文化口味的問題；而是中國面對國際變局，究竟應該走什麼道路的方略之爭。因為它不得不擁有，也不得不表達它的經濟觀點。這就形成了一種奇觀，那就是原先玩弄文化的親日派學者們（如王小東、何新），竟然擺談起經濟問題，並儼然成了經濟學家！

其實，他們“經濟觀點”沒有別的內容；只有反對全球化，警惕WTO，宣揚自力更生……

一個有趣的對比不難發現九十年代的全球化，很像三十年代的門戶開放；而日本的二十一條，實際上就是大東亞共榮圈的自力更生！

這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封閉的與開放的，獨占的與均衡的，親日的與全球化的。

這也許真的不是偶然的：

何新與王小東，這一頭一尾緊緊夾住九十年代的兩條親日派小恐龍，現在突然跳出來鼓吹反主流，甚至鼓吹戰爭，是否真的二十一世紀伊始，我們就又要走向四十年代，走向“消滅法西斯”、消滅漢奸隊的決戰呢？不過這一次，中國人民有信心有力量，永遠消除日本對華威脅，南京大屠殺的血債，將要償還。

2001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