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敦煌，一名工人正在檢視太陽能面板。根據估算，地球上的碲儲量可供使用一百萬年。碲是製造某些太陽能面板的稀有原料。Reuters

　　你是不是經常聽到下面這些說法：人類將“用光”地球資源，“耗盡”原油，“觸及”環境與污染抗衡的“底線”，或者“接近”土地承載“上限”，無法支持更多人口?所有諸如此類的說法都建立在一條假設的基礎之上，那就是：資源是定量的，金屬、原油、干 的空氣、土地都是如此，並且人類對資源的消費將使我們面臨資源耗竭的風險。

　　但是，人類歷史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種種瓶頸。歸根結底，就像沙特阿拉伯一位石油部長曾經說過的，石器時代的終結並不是由石頭的短缺造成的。生態學家把這稱作“生態位構建”(niche construction)—即人類（當然也包括一些其他動物）能夠通過某種方式提高環境的產出，從而為自身創造新的機會。農業就是生態位構建的一個經典例證：人類停止依賴自然的饋贈，並用人工和產量更高的農業替代了自然。

　　經濟學家把同樣的現象叫做創新。生態學家困擾他們的地方在於生態學家太傾向於從靜態極限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了。生態學家似乎不能看到當鯨油開始短缺的時候，人類發現了石油，或者當農業產量難以提高的時候，人類發明了化肥，或者當玻璃纖維問世之後，人類對銅的需求下降了。

　　這種困擾是絕對雙向的。生態學家認為，經濟學家之所以擁護所謂“市場”或“價格”的迷信魔法，是為了避免面對增長受限的現實。在生態學家出席的會議上，博取歡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開個有關經濟學家的粗魯玩笑。

　　這兩個陣營我都曾經生活過。我在生態學的學術領域研究過七年，後來又在《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供職八年。當我還是生態學者的時候（在學術領域而非政治領域的生態學者，儘管我的車上也貼着反對使用核武器的貼紙），我非常支持有關地球承載能力的觀點—即增長是受限的。現在，我更傾向於支持增長無限論，因為人類總是可以創造出以小博大的新方法。

　　這一分歧是當前很多政治問題的核心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人們對環境問題各執一詞的原因。比如，在有關氣候問題的辯論中，悲觀主義者認為環境對過量二氧化碳排放的應對能力有限，氣候快速變暖在所難免。因此，經濟持續發展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不斷增長將最終令全球變暖達到危險的速度。但是，樂觀主義者卻認為，經濟發展將帶來科技創新，從而促進低碳能源的應用。遠在產生太多危害前，全球變暖就會因此止步。

　　例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最近發布了一項非常驚人的預測稱，與工業化前相比，2100年的氣溫將上升3.7至4.8攝氏度。這一預測是基於如下假設的基礎上的：科技創新很少產生，已持續50年的人口增速放緩結束，人均收入僅實現三倍增長以及經濟領域中的能源效率沒有太多改善。基本上，這意味着2100年與今天的世界沒有太多區別，但是卻有更多的人口消耗着更多的煤炭和原油，從而導致排放量的增加。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預計，到2100年時，人均收入將實現五至十倍的增長，科技將出現翻天覆地的進步，而人口增長也將停止。人口比現在增加得不是太多，而需要的碳比現在少得多。

　　1679年，荷蘭偉大的顯微鏡學家安東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預測，地球可以承載134億人口，大多數人口統計學家認為全球人口永遠也不會達到這個數字。自那時起，有關地球承載能力的預測一直在10億人口到1,000億人口之間徘徊，從來沒有取得共識的跡象。

　　經濟學家指出，通過應用化肥、機械化、殺蟲劑以及灌溉技術，人類一直在不斷地提高土地的單位產量。未來的創新勢必將進一步突破土地的極限。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傑西·奧索貝爾(Jesse Ausubel)通過計算稱，從全球範圍來看，在過去50年間，收穫等量食物所需的土地面積減少了65%。

　　生態學家提出了異議，他們稱這些創新都建立在原油和天然氣等非再生資源的基礎上，或建立在地下蓄水層等再生速度不及消耗速度的可再生資源的基礎上。因此，目前的產出水平無法維持，更不用說提高了。

　　生態學家卡爾·沙夫納(Carl Safina)在最近出版的《懶惰觀點》(The View from Lazy Point)一書中預測道，如果全世界每個人都按照美國人的生活標準生活，那麼我們將需要兩個半地球，因為按照美國的消費水平，全球的農業耕地最多只能養活25億人口。哈佛大學(Harvard)名譽教授、生態學泰斗E·O·威爾遜(E.O. Wilson)認為，人類只有全部食素，全球的農田才能養活100億人口。

　　經濟學家回應道，鑑於全球的很多地方特別是非洲尚未使用化肥和現代耕種技術，因此沒有理由相信出產等量食物所需的全球耕地面積持續減少的趨勢將終結。事實上，奧索貝爾與他的同事依多·威爾尼克(Iddo Wernick)、保羅·魏格納(Paul Waggoner)通過共同研究得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即使對人口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對肉類和其他食物的需求量做最大膽的假設，並對全球未來食物產量的增加做最謹慎的預期，我們2050年需要的耕地面積也少於2000年。（前提是我們不再在本可以耕種糧食的土地上種植更多的生物燃料作物。）

　　但是，產量擴大一定建立在可能枯竭的投入之上嗎？就拿水——一種在很多地方限制食物產量的商品來說。到2000年時，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做出的關於用水需求的預測都被證實是大大高估了：全球的用水量只有30年前專家預期的一半。

　　原因在於，全新的灌溉科技大大提高了水資源的利用效率。一些國家，例如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已經通過滴灌技術大幅削減了用水量。再加上全球範圍內太陽能海水脫鹽技術的運用，淡水成為限制人口增長因素的可能性非常小。

　　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在於1972年出版的暢銷書《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中曾經寫道，到現在為止，人類早該碰上各種各樣的天花板了，也早該耗盡各種金屬、燃料、礦物質和空間了。為什麼這些都沒有發生呢？簡而言之，科技：更好的採礦技術，更高效的材料利用，以及如果某種資源短缺導致價格升高，那麼將有更低廉的材料成為替代品。電腦連接器上的鍍金塗層厚度只有40年前的百分之一。汽車和建築所用的鋼材也持續減少。

　　直到大約10年前，天然氣和原油可能會在短短幾十年內先後耗盡的預期還是合理的。如果這成為現實的話，那麼農業產量將急劇下降，全球將面對進退兩難的境地：要麼砍伐倖存的熱帶雨林來種植農作物，要麼挨餓。

　　但是多虧了水力壓裂技術和頁岩氣革命，石油頂峰和天然氣頂峰一直在被延後。石油和天然氣有朝一日終會枯竭，但是這個概率就像你乘一艘小舟從愛爾蘭的一個港口向西，有朝一日劃出了大西洋一樣。就像遠在你還沒抵達紐芬蘭之前就可能停止划船一樣，我們也非常可能在化石燃料耗盡前早已找到了廉價的替代品。

　　經濟學家、金屬交易商蒂姆·沃斯托(Tim Worstall)給出了一個關於稀有金屬碲的例子。碲是製造某些太陽能面板的關鍵原料。碲是地殼中最稀有的元素之一，十億個原子中才有一個碲原子。碲將會迅速耗盡嗎？沃斯托預計，碲的總儲量有一億兩千萬噸，換句話說，可供使用一百萬年之久。碲大量存在於銅礦石精煉所產生的殘渣—即銅泥—之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值得提取。未來，人類還可以回收舊太陽能面板的配件，從中提取碲用以生產新的太陽能面板。

　　再舉一個磷的例子。磷是製造農業肥料的一種重要元素。最豐富的磷礦都差不多開採殆盡了，如位於南太平洋瑙魯島的磷礦。這是否意味着全球的磷礦資源行將枯竭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大量品級較低的磷礦，並且如果人類急需要磷的話，其實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向土地中施入的磷原子仍然存在，尤其是在河口的污泥中。取得磷資源只不過是將它們重新集中起來而已。

　　1972年，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生態學家保羅·歐利希(Paul Ehrlich)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公式：IPAT。這個公式的含義是人類的影響力等於人口數量乘以富裕程度再乘以技術水平。換句話說，地球上的人口越多，富裕程度越高，科技水平越發達，對地球的破壞性也就越嚴重。

　　許多生態學家仍然認同這一學說。該學說在生態學領域已經取得了至高無上的神 地位。但是，這一學說並不符合過去40年的實際情況。在許多方面，更高的富裕程度和更新的科技已經降低而非增加了人類對地球的影響。相對富裕的、使用新科技的人群不再收集木柴取火，也不再從森林中狩獵取食；他們開始使用電能並食用人工飼養的家禽—這兩種活動所需的土地資源均大大減少了。2006年，奧索貝爾通過統計得出，沒有任何一個人均GDP超過4,600美元的國家出現了森林資源儲備（無論是以密度還是面積作為考量基數）減少的現象。

　　海地98%的森林都遭到了砍伐，整個國家從衛星圖片上看簡直是一片棕黃；而海地的鄰國多米尼加共和國則鬱鬱蔥蔥並被大片森林所覆蓋。這樣的差別根源於海地的貧困，貧困致使這個國家必須依賴木材為民生及工業提供能源。而多米尼加共和國則有財力使用化石燃料，並對居民使用丙烷氣烹飪實施財政補貼，這樣人們就不會砍伐森林了。

　　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消費”這個詞對兩個陣營而言意味着不同的含義。生態學家對“消費”的定義是“用盡某種資源的行為”；而經濟學家對“消費”的定義是“公眾購買商品和服務的行為”（上述兩則定義均取自牛津詞典）。

　　但是，當用水、碲或磷製成的產品被公眾購買時，這些資源在什麼意義上被“用盡”了呢？這些資源仍然存在於產品本身或環境之中。水可以通過排水系統重回自然並再次被利用。磷可以通過堆肥被循環使用。碲存在於太陽能面板中，也能被回收。就像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其1980年出版的著作《知識和決策》(Knowledge and Decisions)中寫到的那樣，“儘管人類很隨便地談及‘生產’，但人類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摧毀物質，人類僅僅是在轉化物質。”

　　鑑於創新—或“生態位構建”—激發了更大的生產力，生態學家們將如何對下面的論點做出解釋呢？“我們已經透支了行星銀行，如果按照美國人的生活標準衡量，我們至少還需要另外一個星球。”

　　全球足跡網絡(Global Footprint Network)是一家由馬希斯·威克那格(Mathis Wackernagel)創建於加利福利亞州奧克蘭的智庫，該智庫獲得了超過70個國際環境保護組織的支持。通過對全球足跡網絡的計算結果進行核查，答案趨於明朗。該智庫認為，為提高產量而燃燒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要在將來被吸收，必須要進行相當規模的樹木種植。廣泛被使用的指標“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假定，人類所需土地面積的54%必須被貢獻出來進行“碳吸收”。

　　但是，如果樹木種植並不是吸收二氧化碳的唯一途徑呢？或者，如果加以灌溉和施肥，樹木可以以更快的速度生長，人類需要的樹木數量因而變少呢？或者，我們可以減少排放，就像美國最近在發電中以天然氣取代煤炭那樣？又或者，我們容忍某些性質的排放增加（比如那些可以令農作物顯著增產的排放）？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個都能令生態透支大幅減少，並且令我們“行星銀行”中的資金實現正增長。

　　在生態學家的陣營中，奧地利克拉根福大學(Klagenfurt University)的赫爾穆特·哈伯爾(Helmut Haberl)是少有的重視經濟學理論的人。他指出，他的同事們一直在使用“ 初級生產的人類占用”(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生態極限的指標。這一概念指的是全球的綠色植物中被人類及人類飼養的動物吃掉或阻止增長的比例。一些生態學家已經開始聲稱，人類已經使用了地球上超過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綠色植物。

　　哈伯爾博士稱，從幾個方面來看，上述生態學家的觀點是錯誤的。首先，綠色植物被人類占用的比例仍然相當低：根據他的估算，約有14.2%的綠色植物是被人類或人類飼養的動物吃掉的，另有9.6%的綠色植物受羊群或建築的影響而無法生長。第二，大部分經濟增長並非依賴更多生物數量的消耗而實現的。事實上，人類占用通常會隨着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發展和農作物增產而下降—這是農業集約化帶來的結果，而不是開墾更多土地的結果。

　　最後，人類活動實際上能夠增加綠色植物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生長。農作物吸收的化肥通過野生鳥類和動物被帶到了森林與河流中，這將促進野生綠色植物的生長（有時過多的化肥會造成藻華現象）。在尼羅河三角洲等地區，野生生態系統在受到人類干預後反而更加多產了，儘管大量土地被人類開墾成農田的事實的確存在。

　　如果我能就地球環境許個願的話，那麼這個願望就是把這兩大陣營集合在一起—組織一場生態學家和經濟學家的盛大聚會。我將向他們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在問題解決前誰也不許離開，這個問題就是：創新如何能夠改善環境？

　　（本文作者里德利（Ridley）是《理性的樂觀主義者》作者，也是英國上議院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