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努力，日本希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外交之夢顯然仍難以實現。不過，東京滿腹韜略的政治家們的着眼點，顯然並不僅僅集中在你爭我奪的外交戰場。今年8月發生在日本政界的一段小插曲，暗示了在日本爭當常任理事國外交攻勢的背後，可能還隱藏着更深的政治謀略。

　　河野洋平說錯了嗎？

　　事情是這樣的：今年8月17日，針對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要求日本應以修憲來適應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言論，日本知中派自民黨政治家、現任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發表談話，認為 “日本沒有必要為了成為常任理事國而修改憲法”。此言一出，隨即遭到日本保守派輿論圍攻。然而，耐人尋味的是，一周之後(8月24日)，首相小泉純一郎在東京同樣發表類似的談話，稱日本願意在現有憲法架構內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保守派輿論對此卻毫無反應，一切風平浪靜。

　　為什麼同樣一句意思的話，出自河野洋平之口就被人群起而攻之，但出自小泉之口就什麼事都沒有？

　　要解答以上問題，就有必要從日本國內政治的角度，對日本近年來的修憲風潮加以分析。事實上，戰後日本爭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過程，一直和日本的國家戰略定位密切相關。

　　1991年是轉折點

　　日本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最早可以追溯至冷戰時期的池田勇人內閣。當時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於1964年3月6日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曾公開表示，只要大多數國家歡迎，機會成熟，日本希望能夠成為常任理事國。不過，由於日本戰後一直採取“對美一邊倒”和“先經濟、後軍事”的“吉田路線”，再加上日本政府在這問題上缺乏政策連續性，社會輿論對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興趣也不高，因此，外務省雖然一直在國際上拚命努力，但外國的認知始終是：日本是美國的屬國，又因憲法限制不能派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所以無資格成為常任理事國。

　　然而，91年波斯灣戰爭，令日本人開始重新思考日本的國家定位。當時，對於美國提出的派兵要求，東京以受憲法第9條限制為由，傾向於把提供經濟援助作為危機對策的主要手段。最後，日本在整個戰爭期間只能出錢(130億美元)，不能出人，因而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輿論強烈指摘，更被科威特政府排除在值得感謝的國家之外，使日本政治家和普遍國民大受刺激。

　　自此之後，日本國內整體民意就自衛隊海外派遣問題出現逆轉，而在政治上就出現了小澤一郎的“普通國家論”(又稱正常國家論)。這一政治主張強調，日本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其中一個標準就是要“心甘情願地擔負起國際社會被看作是正常的責任，不以國內政治困難為藉口而拒絕因之所帶來的負擔”。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自然成為90年代日本外交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目標。

　　藉外力推動國內修憲

　　然而，要成為常任理事國，就必須解決和平憲法中非戰原則的問題。雖然自衛隊海外派遣的國防限制在不直接參與戰事的前提下於92年被突破，但日本是否能夠在海外軍事行動中 (包括聯合國維和任務)行使72年被內閣法制局禁止的集團自衛權，仍然有賴於國內能在多大程度上修改憲法。在這樣的背景下，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對以小泉為首的保守派來說顯然是一個不錯的“外壓”。因為無論日本申請成功與否，小泉都能以支持國際維和活動為名說服一向對聯合國存有好感的國內民眾，藉此達到扭轉社會輿論，加速修改憲法的目的，其個中手法和92年藉國際壓力令國內輿論支持派兵海外如出一轍。

　　所以，在日本保守派眼中，曾經在94年代表日本申請常任理事國的河野洋平當然值得痛罵，因為河野向來主張應將日本憲法中的非戰原則攏在首位。相反，立場右傾的小泉才是他們心中的希望，因為這位有“永田町內孤獨一匹狼”之稱的怪人首相正在試探輿論導向，以便日後重施故技，推動日本加速成為正常國家。(香港明報9月30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