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觀察中國問題的特殊視角

從純認知角度而言，今天的中國引人入勝。從外部看整體，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20多年的高速增長，已經建立起初步的市場體系；社會基本穩定，多項福利指標較之改革前有大幅增長，社會自由大為增進；中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大幅提升，以至被美國視為頭號潛在競爭對手。

深入內部看，不難發現中國社會問題重重，隱憂處處。經濟方面的金融風險、產能過剩、內需不足、產業邊緣化、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資源與生態瓶頸、增長難以持續，社會方面的人口問題、三農問題、公正問題、貧富分化，政治方面權力的擴張和腐敗、潛規則對明制度和行政效率的侵蝕、公權力對私域的侵害、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等等，不一而足。不但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步步驚險；經濟增長也已步入高原期，舉步唯艱。各種內外約束條件對中國的束縛越來越收緊，閃轉騰挪的餘地越來越小，經濟增長的可能空間越來越小，改革的動力越來越小。

面對眾多問題、面對如此優劣並存的複雜局面，人們難免莫衷一是，難以對當前形勢作出準確判斷，更遑論對未來走勢進行預測。為此，人們不得不藉助各種理論工具。理論的作用在於為人們認識現實提供特定視角，問題怎樣被提出往往也決定了它怎麼被對待。可以說，問題有沒有可能得到解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看待現實和提出問題的角度。

由於各種流行理論都舶自西方，植根於西方社會的實踐進程，其理論視角得之於西方社會的各種內部關聯。從這樣的特殊視角來觀察脈絡大不一樣的中國，難免有隔靴搔癢、不能解釋到位之局限。要在現實中找出部分與經典理論相符合的素材並不難，難的是怎麼解釋與此相矛盾或不相干的其它部分，怎麼以此解決現實問題。

西方理論從其內容構成而言，許多部分都能適用於中國現實，有助於問題的解釋和解決；但從其整體系統而言，它的基本視角對於中國問題不具有針對性。換言之，必須找到新的、符合於中國現實的問題視角，在這種新視角下來組織和運用西方理論的知識單元、解釋現實、尋找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迄今為止，在這方面作出了成功示範的是吳思的潛規則和血酬定律理論。

在此，筆者試圖從新的視角出發，將全部中國問題主要歸結為政治、經濟方面的兩大難題，每個難題內又都包含了一個兩難悖論，以此來解釋中國社會所面臨的複雜困境，以及為什麼至今還找不到令人有信心的解決辦法，為什麼一些眾望所歸的解決方案卻無法付諸實施。

二，難題一：怎麼在保持經濟競爭力的前提下實現增長模式的轉換

中國在經濟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例如金融風險、產能過剩、內需不足、產業邊緣化、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資源與生態瓶頸、增長難以持續，甚至包括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都只能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前提下求得解決。任何試圖犧牲增長先集中力量解決某一方面結構性問題的努力，其結果都難以避免其它方面的問題快速轉化成危機而爆發。因此，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可以歸結為“怎麼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

進一步解析這一問題，人們不難發現，雖然中國經濟已經持續增長20多年，但這種主要立足於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出口導向型增長已經難以持續。時間越往後，維持國內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難度越大、來自國際方面的競爭越強、中國產品可以拓展的國際空間越有限。按照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5年後中國每年的出口總額將達到 6130億美元，成為世界頭號出口大國。僅從國際市場容量這個單一制約性因素來考量，到那時中國經濟的增長也不能不減速。

而且，中國這種建基於勞動力低收入水平的經濟發展也必然伴隨嚴重的貧富分化，這種狀況招致社會普遍不滿，也受到海內外輿論的廣泛指責。要抑制貧富分化、解決當前中國社會最惹人注目的公平問題，出路在於改變經濟增長的模式，走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依靠內需的道路。同樣，要緩解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出路也在於開拓國內市場。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邏輯似乎都已指向提高大眾收入、抬升國內消費的方向。路已擺在眼前，不言而喻；但是，知易行難，走起來仍然步履維艱。

如果這條路真的那麼好走，那麼它早已成為了政策選擇。悖論在於：經濟增長模式由出口到內需的轉換，必須以不損害經濟增長、尤其必須以不損害國家經濟的競爭能力為前提。提升內需的首要困難在於，這同時意味着“中國製造”產品競爭力的喪失。當前中國產品之所以能夠不斷拓展國際市場、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加工廠，勞動力價格低廉是一大必要因素。沒有了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必然急劇下降，國際市場的占有率必然急劇萎縮。

噩夢不僅如此。由於國內市場已經相對開放，失去競爭力的中國產品不但會丟失國際市場，國內市場、包括提高勞動者收入所創造的新增內需部分，也很可能會被外來產品占據。到那時，不但中國經濟將發生嚴重衰退，提高勞動者收入的政策、提升內需的戰略也不可持續。最後結果可能是：內需不但不見擴大，反而越來越小；出口丟了，蛋糕越做越小，勞動者收入越來越少，一切後果可能都與設計者當初的願望適得其反。在中國目前的現實約束條件下，如果出現這種局面，經濟、政治、社會三重危機可能同時引爆，後果不堪設想，這就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難題及其內含的兩難悖論。

一種經濟競爭力的形成，需要客觀物質條件的配合。如果原來不具備這種客觀優勢，就必須經過長期培養，通過其它方面的優勢轉換逐漸形成。競爭力優勢及其所依據的條件不會憑空產生，更不可能因為人的主觀意願而立即形成。中國要放棄勞動力價格優勢、變換經濟增長的模式，正確做法應該是在維持原有優勢和增長模式的過程中，培育新的優勢，逐漸實現優勢轉換；以競爭優勢的升級帶動增長模式的升級，才能夠水到渠成。為了加速這一過程，行政權力對經濟的介入可能難以避免，權力的擴張和腐敗難以避免，行政力量對市場公平的侵蝕也難以避免。

三，難題二：怎麼在保持現政權整合能力的前提下實現政治和社會進步

在中國，政治是理想與現實、認知與真相差別最懸殊的領域，也是社會意識對立最尖銳的領域。以知識界為代表的民間社會自認為已找到解決政治問題的出路和方案，唯一障礙是政府不願採納。因此，政府往往被民間視為既得利益的保守者。

真相遠沒有這麼簡單。中國今天在政治和社會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例如權力的擴張和腐敗、潛規則對明制度和行政效率的侵蝕、公權力對私域的侵害、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社會公正，等等，無一不使人聯想到已經將這一切弊端遏制在很小程度上的西方發達國家。從理論本身的邏輯而言，西方盛行的憲政民主制度對於上述弊端也確實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克制性，這就無怪乎民間思想的主流將解決問題的出路寄托在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上，雖然當西方國家在經濟水平欠發達時，以及在當代引進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毛病。

發育於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能不能在中國的土壤上有效運行，能不能很快解決中國的權力擴張和腐敗等問題，這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筆者傾向於認為，就長期而言，憲政民主制度有利於上述弊端的解決；但就短期而言，由於政治制度本身需要長期磨合、需要其它方面尤其是經濟社會方麵條件的配合，因此它的優越性可能不會很快發揮出來。弊端縱然一時有所觸動，但短期內的改善有限。

這還不是憲政民主不能行之於今日中國的主要原因。真正的悖論在於：憲政民主制度雖然從長期而言可能有益於上述政治弊端的遏制，但從短期而言，它不但對解決原有問題幫助不大，而且還可能製造出新的問題，甚至是致命的問題。

由權威政體向憲政民主的轉型必然造成社會震盪，這種震盪在中國有可能醞釀成整體崩潰的災難。何清漣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一文中說：維持社會基本生存主要有四個要素，即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生存底線和政權整合。在中國，前三者已經嚴重損毀，已不足以維持社會的基本有效運轉；支撐社會今日局面的，主要是現政權強大的整合能力。她認為，這一困境“不能通過政權更替在幾十年內有根本改觀”。

由權威政體向憲政民主轉型的政治改革一旦啟動，首當其衝的就是原政權的整合能力。改革必須瓦解這種整合，全社會需要重新洗牌。在這樣的轉型震盪中，社會系統的最後一根支柱將會轟然倒下，按照王力雄在《關於崩潰可能導致死亡的計算》一文中的描述，“落到那種境地，必然出現由飢餓、瘟疫，以及相互殘殺綜合造成的大規模死亡，那也就是社會的全面崩潰”；根據他的悲觀預計，動盪中喪失基本生存能力的人口可能占中國現有人口的一多半。

這種結果不難想象，道理也很簡單：對於社會僅剩的唯一支撐力量（政權整合）的大幅修整，只有在其它三大支柱（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生存底線）隨着經濟的持續增長已經得到一定修復、已經能夠承擔一定的支撐力度後才能進行。在此之前如果撤去僅剩的唯一支柱，無異於拆毀整座建築，直接釀造整體崩潰的災難，這就是看似前景很好的政治改革在中國一直無法真正啟動的根本原因。

因此，有可能為中國進步奠定長期基礎的政治改革在現階段只能在不會對政權的整合能力造成根本性破壞的前提下展開。由於政權整合已成為維繫社會有效運轉的唯一支柱，它的力量不但不能夠被削弱，還必須得到加強，這是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中央權威日漸增強、政治權力在社會生活某些方面的觸角越來越深入的內在動因。改革不能根本性地觸及對象，而只能迂迴曲折地整邊補角，這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悖論所在。當代流行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基本改革思路一直是將舊房子推倒，按照新圖紙再造；如果被告知遊戲規則就是不但不能將舊房子推倒，而且還不能損及支撐房子的主梁結構，那麼自由民主主義還能有什麼作為呢？

顯然，在保守權威的前提下改善政治、增進自由，這是權威自由主義的課題，這也是中國政治進步的困難所在。路徑雖然清晰了，沿着這條路能不能走出去？能不能找到走出去的方法和工具？一切還在未定之數。

四，聯結：“中國模式”的經濟增長離不開權威政體

上述兩大難題並非彼此孤立，它們之間存在着一種邏輯和事實的關聯。中國經濟能夠持續20多年的高速增長，外間普遍歸功於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價格低廉，吸引了外來投資，保證了“中國製造”產品的價格優勢。

這些當然是必要的重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世界上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很多，比中國人均收入水平更低的國家也不少，為什麼獨有中國能夠取得相對競爭優勢、並且保持優勢長達20年之久？

經濟學上的稟賦要素優勢只是經濟成功的基本或必要因素，要使這種潛在優勢真正形成經濟競爭力的優勢，還需要其它條件的配合。對於市場機制不完善的中國來說，這種配合就是行政權力的介入。事實證明，行政權力“看得見的手”加上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在中國條件下至少在短期效益方面勝過了單一完善的市場體系，這種迥異於經典理論的經濟增長機制，被國際社會稱之為“中國模式”。

行政權力在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運作上的深度介入，將在市場化條件下本來不可能形成生產能力的生產要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生產能力；使在市場條件下本來可以聚合形成生產能力的生產要素，加快了聚合速度、快速形成了生產能力，這是只有在權威政體條件下才有可能形成的經濟增長的動力裝置。

因此，“中國模式”的經濟增長需要以權威政體作為載體。在當代中國，經濟和政治是相互匹配的。只要經濟增長還沿襲“中國模式”，民主政治就只是一種不適之物，政治改革就難有強勁動力和紮實根基，參照西方的政治進程就只是無本之木。

反之，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夠轉換到主要依靠內需的軌道上來，那麼民主政治就可能獲得較充分的經濟邏輯支持。不但政治改革將獲得前所未有的來自社會基層的動力和支持，支配社會現實進程的力量對比格局也可能因此發生重大變化；而且，內需的提升意味着四大支柱中“生存底線”和“道德倫理”兩項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復，它將為“政權整合”的修整即大幅度政治改革創造條件。

五，結語

認識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解決問題首先必須承認問題的存在，尤其是必須明了問題的特殊性。由於阻礙中國進步的兩大難題都具有兩難性質，因此所有建立在內部統一自洽基礎上的經典理論和成功經驗對此都未免捉襟見肘、無從着力。針對中國問題的特殊性和兩難性，必須探索和組合新的系統性解決方案。

中國能否在難題中找到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案、能否贏得歷史的挑戰，無法遽斷，最終可能還只能以成敗論英雄。如果中國能夠戰勝難題，那麼今天的中國就已經步入 “進步時代”，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視作是前進道路上必然會遇到的暫時困難；如果中國邁不過今天這個坎，滿眼繁華就可能都只是迴光返照，隔江猶舞后庭花。

具體說，在經濟方面，如果“中國模式”的經濟增長經過調整後能夠維持到新的競爭力優勢的形成，中國就能夠順利完成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此後什麼樣的困難也難以阻制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社會分配也將趨於公平，中國的騰飛將勢如破竹。

如果“中國模式”的經濟增長維持不到新的經濟競爭優勢形成的那一天，那麼中國經濟就須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和考驗，什麼樣的惡劣局面都可能出現。

政治方面，許多人擔心對現行政治體制的保守和維持不但不會導致其它社會支撐要素（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生存底線）的修復，甚至還可能使它們的損毀更加嚴重，部分事實論據也支持這一觀點。應該說，客觀上好壞兩種趨勢都存在，事在人為，直接下結論還言之過早。或者也可以這麼說：怎樣使對現政權整合力量的維持，同時也有利於生態環境、道德倫理和生存底線的修復而不是造成破壞，這才是決定中國社會興衰存亡的關鍵課題，這也是全社會真正有可能實現自救的下手之處，是政府和民間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

如果體制內外的努力能夠使政權的整合能力服務於生態環境、道德倫理和生存底線的修復和增進，那麼中國的未來就大有希望，未來政治民主化的根本性變革也能夠在今天逐漸形成基礎；如果全社會的努力仍然無法遏制權力腐敗對生態環境、道德倫理和生存底線的破壞，三大支柱仍然每況愈下，那麼中國未來就沒有前途，只能坐等革命爆發和社會崩潰。

歷史證明，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自上而下的有效改良只能在條件寬鬆、社會結構尚有彈性、改革尚有較大試錯空間的情況下啟動，自下而上的革命則總是在底層忍無可忍時爆發。在政權以外的社會支撐力量已經嚴重損毀、社會結構已經高度剛性化、改革已經缺少試錯空間的條件下啟動自上而下的大幅度政治改良，只會導致更加惡劣和不可收拾的局面。如果說維持現狀有可能等來革命和災難，那麼現在啟動變革無異於加速革命和災難的到來。

不要妄想能夠超脫具體條件的約束，不要幻想能夠卸下歷史和現實的重擔。真正可行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背負着保守既有政治權威、維持經濟競爭力的重負，在內部剛性和外部競爭的羊腸小道上葡伏而行，努力使中國社會的變化趨於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