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於2010年9月去世的凌青是新中國著名外交家。他曾在1980年至1985年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是中國對聯合國事務最為熟悉的人之一。2004年、2005年間，他在香港、北京等地參加會議時曾向筆者講述了自己在聯合國工作期間的一些經歷和故事，其中包括1981年選舉聯合國秘書長以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的情況。這次選舉，雖然並非中國在安理會正式行使否決權，但仍是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及國際事務的一次典範。

候選人來自“黑非洲”

聯合國秘書長是聯合國秘書處的負責人，每5年一個任期。它必須先經過安理會推薦，才能提交到聯合國大會進行多數表決。而在推薦環節，5個常任理事國“同意或不反對”才能獲得提名。

在實際操作中，還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做法。比如安理會在推舉秘書長時秘密進行，且由輪值主席當場開票。如有兩個以上候選人，安理會一般先進行“摸底投票”，由得票多且無常任理事國反對者獲得提名。

按照慣例，聯合國秘書長不能由常任理事國的國民出任，一般由比較中立的中小國家代表擔任。

從1946年聯合國成立到1981年，共有4任聯合國秘書長，其中只有緬甸的吳丹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他3人分別來自挪威、瑞典、奧地利。他們在35年間任期24年。而吳丹也是因為瑞典的哈馬舍爾德在1961年因飛機失事去世後，從副秘書長代理秘書長然後轉正而來。

到1981年時，奧地利的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已經擔任了兩屆聯合國秘書長，並且正在尋求連任。同時參加競選的還有非洲統一組織推薦的坦桑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

據凌青回憶，薩利姆在非洲國家中很有聲望。他還在上世紀60年代擔任過駐中國兼朝鮮大使。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時，有一位非洲代表在現場帶頭跳舞慶祝，就是薩利姆。他後來在80年代回到坦桑尼亞出任外交部長，1984年成為總理。

1971年到1981年間，聯合國進行過兩次秘書長選舉。中國一般先支持發展中國家候選人，在兩輪過後，轉為對發達國家候選人支持。

凌青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即使支持發展中國家候選人，其他常任理事國不支持，也無法成功。此外，一些發達國家也是中國的朋友，比如瓦爾德海姆對中國也很友好。1976年周恩來去世時，正是他主張在聯合國降旗誌哀，並發表了周恩來“沒有一分存款”、“沒有一個孩子”的演講。

對於1981年的這次選舉，凌青的想法是：薩利姆是中國的老朋友，又是非洲政界的重要人物。他參選不僅代表個人，也代表非洲。毛澤東曾講過，是非洲國家把中國送進聯合國，“如果中國只支持兩次就轉向，顯得我們只是想敷衍一下非洲國家，態度不夠真誠，不夠朋友。”

其次，雖然中國與瓦爾德海姆之間關係友好，可這樣一個重要的位置長期由一個人擔任，也不太妥當。

第三，聯合國秘書長一職已經連續被西方發達國家擔任，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中國是常任理事國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如不站出來說話，恐怕也會失去人心。

當時美國支持瓦爾德海姆。

凌青回憶說，當時他聽說中美第三個聯合公報談判並不順利。他的另一個想法是，選舉中如果雙方動用否決權相持不下，很可能出現新的候選人，而且他一定也來自第三世界國家。

這一建議經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內部討論後，最終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北京還對如何參與選舉做出了具體指示。

坦桑尼亞駐中國大使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於1969年4月26日舉行招待會，慶祝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國慶五周年。周恩來應邀出席招待會。圖為周恩來同坦桑尼亞駐中國大使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握手。

一天8輪投票

1981年10月27日上午，安理會開始對秘書長提名進行投票。第一輪結果是薩利姆得11票，瓦爾德海姆得10票，但他們各有一個常任理事國反對。

因為這一程序是不記名投票，但中方可以確認，是美國對薩利姆投了反對票。

隨後又進行了3輪投票，薩利姆的得票越來越少，瓦爾德海姆仍在10票左右。這樣，第一天的投票結束。中國已經4次投反對票。

第二天進行了兩輪投票，結果與第一天相同。這樣一直到11月16日，一共進行了8輪投票，兩人因中國、美國的反對，提名都沒有獲得通過。

11月17日一天就進行了8次投票。薩利姆最後一次得8票，瓦爾德海姆9票。中國和美國都已16次投反對票。

在凌青看來，這次投票時間越長，對中國的考驗越嚴峻。本來大部分人都相信，中國在薩利姆提名無望後會相機行事。但16輪投票過後，全世界都被中國人的態度震驚了。

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和媒體都對中國的態度進行了稱讚，而西方媒體驚呼：中國“開始了一個對外政策活躍的階段。”

經過其他國家斡旋，提出了三個新方案：一個是讓瓦爾德海姆任職提前結束，在1至3年後重新選舉。另外就是5年任期中，兩人各2年半。第三就是另找候選人。大多數國家最終支持第三個方案。

12月3日，瓦爾德海姆宣布退出競選。5天后，薩利姆也退出選舉。在兩個“實力派”退出後，其他一些候選人紛紛登台，達到9人。正如凌青所預料，他們都來自發展中國家。

很多候選人都給凌青打電話、寫信，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

1981年12月11日，新一輪投票開始。來自秘魯的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以10票贊成，無否決票當選。結果公布後，聯合國總部的很多非洲裔警察，都向凌青豎起大拇指。

從此之後，聯合國秘書長人選就在各大洲間輪換，而且不超過兩屆。凌青認為，中國並非對發達國家有何偏見，也並非偏愛發展中國家，而是認為應該主持公道，由兩類國家輪流擔任這一職務。

1982年，德奎利亞爾訪華。他在與鄧小平的談話中多次提到，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領袖，應該發揮領導作用。

而鄧小平認為，“人們說，中國在第三世界處於特殊的地位。我們說，中國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員，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員，要盡到我們自己的責任。”

他還說，“很多朋友說，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頭頭。我們說，頭頭可不能當，頭頭一當就壞了。搞霸權主義的名譽很壞，當第三世界的頭頭名譽也不好。這不是客氣話，這是一種真實的政治考慮。”這就是“決不當頭”的由來。

中國應有何種態度

根據凌青介紹，安理會表現其政治立場的集體協議大體上有三種方式：秘書長報告、主席聲明、決議。

其中，秘書長報告往往敘述或重複聯合國舊的決議。主席聲明一般是在決議有關各方意見還不統一，爭取“拖而不裂”，在這個過程中協調各方立場的表達方式，使用各方都能接受的措辭。

只有決議是安理會採取行動的最高形式，具有強制執行的含義。因此，對安理會決議的關鍵部分，各方都會句句必爭。常任理事國的否決票，就成為決議能否通過的關鍵。

在凌青看來，常任理事國享有的否決權是《聯合國憲章》對二戰5個戰勝國給予的特權。其中，美、英、法雖然也有分歧，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否決權的使用，歸根到底是圍繞着中、美、俄三個國家的戰略協調和戰略較量而展開的。

他說，對否決權什麼時候用、什麼時候不用，什麼事情用、什麼事情不用，都是十分微妙的問題。

比如，冷戰結束後，否決權次數的減少反映了在國際較量中，意識形態鬥爭色彩的減弱。各國之間互相妥協和協調的空間和餘地變大了。

再比如，威脅要使用否決權的問題。它可以起到某種阻遏作用，使別的國家及時了解自己的立場，從而改變態度，尋求妥協方案。威脅要使用否決權是為了最後可以不使用否決權。

他認為，威脅要使用否決權的阻遏作用在所有事例中都十分明顯。

不過，否決權儘量少用並不等於不用。因為它代表了常任理事國的分量和在世界上的影響。比如美國在使用否決權上從不含糊。

凌青在談及這一問題時認為，1971年以來中國使用否決權次數較少，既有中國慎重、負責的因素，也有中國參與國際事務不多，比較超脫的因素。但今天中國已全面參與聯合國活動，深深介入各種國際事務，所遇到的國際挑戰也越來越多。

他認為，中國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為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立場，該行使否決權的時候就行使否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