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幸福的童年中，蘇聯的事兒就像那時你吃的蛋糕和蘋果一樣，想起來是甜的。”

四五歲時不懂事，經常扯着脖子喊：“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接下來又喊：“蘇聯老大哥，掙錢掙得多，蘇聯老大嫂，掙錢掙得少……”

應該說，“蘇聯”二字，貫穿在20世紀50年代的童年生活中，抹也抹不去。

我記得小時候家裡平時不開火，總是和大人一起到食堂吃飯，而吃飯的位置都是相對固定的。一個大圓桌上，經常在一起吃飯的大人和他們的孩子總是那幾個。在我旁邊總坐着個性格溫和的叔叔，是個麻子，很難看，總是逗我，常問：達瓦力士（“同志”——俄語譯音），你媽媽怎麼不來？父親有一次當着他的面告訴我，王叔叔是從蘇聯回來的，還見過斯大林呢。就這一句話，我當時驚愕的感覺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一下子，那張臉也不麻了，他變得和我腦子裡的蘇聯英雄一樣高大。那時的國慶節，大人們幾乎年年都去天安門觀禮，在上車的地方我看見他，不知是不是精神作用，我看他那身軍裝都和別人的不一樣，很軟很細，既不是布的，也不是呢子的，也不是柞蠶絲的，更像綢子的。

大概是小學三年級時，學校出了一個作文題：給蘇聯小朋友寫一封信。這件事過去不久，學校忽然宣布選了幾個作文寫得好的同學真的給蘇聯小朋友寫一封信，由學校負責寄出。當時我們誰也沒拿這當回事。但沒想到，過了一陣子，學校忽然召開大隊會，宣布有一個蘇聯小朋友來信了，並點名是寄給當時五年級一個女同學的，她是個大隊委。當時的細節現在記不清楚了，只覺得那無異於天外的來信，那信是怎麼寄來的呢，那肯定像電影《風箏》（1958年中法合拍）里那樣，是綁在風箏上飄過來的吧。

小時候，對蘇聯最感性的認識莫過於書和電影。當然直到60年代初我們懂得人事、能看字書之前，還是小人書和電影最能入心入腦。那時印象最深的一本蘇聯小人書是《柯楚別依》（那本書記得很厚），最愛看的電影是《夏伯陽》。裡面說的都是騎馬揮刀的英雄，最後都死了。尤其是柯楚別依，死得很慘，記得不是死在戰場上，究竟怎麼死的，好像當時就有點看不懂。這樣的作品不光我，同齡的男孩子都記得極清楚。電影記得還有《海軍上將烏沙科夫》《真正的人》《戰鬥的童年》《烏里揚諾夫一家》《偵察員的功勳》……這些電影當時肯定看過，但情節大都記不得了。其中《偵察員的功勳》有一個情節：那個偵察員和一個女地下工作者接頭時遇上敵人，突然假裝戀人親嘴，讓我記得特清楚。

再大一點，學會看字書後,除了《林海雪原》《敵後武工隊》《鐵道游擊隊》《烈火金剛》之類打仗的小說之外，如果你還想看外國小說的話，首選的就是一批蘇聯小說。記得其中就有一本蘇聯反特小說《紅色保險箱》，那是本薄得恨人的書。那時候沒聽說過福爾摩斯，覺得《紅色保險箱》就是破案故事的極致。有些蘇聯小說都是早就看了電影或者小人書之後，再重溫原著。比如小時候看過小人書《隊旗》，記住了一個斷了腿後又重上藍天的飛行員，到大一點了，把原著《真正的人》找來看，要比小人書過癮多了。再如小人書《丹娘》裡，丹娘理了一個男孩子的短髮，被德國鬼子捆着，在寒風中只穿了一件單薄的裙子，英勇就義。後來看了《卓婭和舒拉》，知道了卓婭就是“丹娘”。可以說，蘇聯小說一直陪伴着這些孩子成長，無時不被老師、父母和整個社會提醒，要向蘇聯英雄學習。

記得1969年我在昆明，就已經在電影院看到了賣票上演的《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到70年代前期，就已經能看到內部上演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和《攻克柏林》。可以說，蘇聯文學和蘇聯文化從小就影響着這群孩子，甚至蘇聯文化和中國文化摻和在一起，就像列巴（麵包）和饅頭一樣，被他們捏在一起咽下去，營養着他們的思想。上初中時，我們一群渾孩子闖進一位老人家中，看到桌上擺着一部《靜靜的頓河》，就像發現了重大敵情，趕緊向當時每個部隊大院都成立的“青少年辦公室”（是為防止子弟們沒人管，調皮出問題成立的專門機構）匯報。結果這部書不知道為什麼轉眼間找不到了，這又成了新“敵情”。事隔幾天后，我的狐朋狗友老鍾偷偷告訴我，書讓他趁亂給藏起來了，還問我想不想看。在我答應保密之後，一部幾乎嶄新的《靜靜的頓河》就到了我的手裡。我還記得上冊扉頁上有一個俄文簽名，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這部書裡傳遞的蘇聯氣息卻讓我感覺那麼熟悉和親切。我們撬圖書館時，從裡面偷出的書裡有一本讓我對蘇聯的好感陡然增加，那就是柯切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這是1958年出版的一批蘇聯小說中的一部。書中讓人感到蘇聯真是塊好地方，有那麼藍的天空和那麼好的工人，生活那麼多姿多彩。高級幹部的女兒廖麗亞嫁給了工人季米特里，當他們有了孩子後，她對丈夫“不愛”孩子的憤怒那麼可笑，還有阿爾蓮采夫那個陰險的壞蛋。後來才知道，60年代這本書曾被廣泛推薦閱讀，還被改編為話劇，但我卻無緣一睹。

小時候瘋狂嚮往的抗美援朝志願軍用的轉盤機槍，那小得像玩具似的、電影《長空比翼》裡張雷駕駛的“殲5”飛機，都是蘇聯的。把這種感覺和幾個“發小兒”交流，一個當年很細膩的女孩說得有點“玄乎”，但好像有道理：“那是因為你愛你的童年，或者說你的童年很幸福，這幸福的童年中，蘇聯的事兒就像那時你吃的蛋糕和蘋果一樣，想起來是甜的。”不管怎麼說，長到現在50歲多了，蘇聯的事兒一直在關心着，甚至中國駐蘇的歷屆大使我們在一塊聊天一湊就湊齊：王稼祥、張聞天、劉曉、潘自力、劉新權、王幼平、楊守正……

不知道是不是從小愛看蘇聯小說的緣故，老鍾大學畢業後，經過多年的奮鬥，現在成了研究蘇聯和東歐問題的專家。前些日子在QQ上遇到他，他正在出差，我說咱倆聊聊。他說倆傻老爺們有什麼好聊的，我說想寫寫“蘇聯老大哥”，讓他說說50年代的蘇聯文學。他一張口“侃”了一堆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麗雅的道路》《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就不用說了，這些是當年只要識字的人都讀的書。再有柯切托夫的另一本《茹爾賓一家》，也是當時影響很大的書。到了60年代，他還有一本《州委書記》，所有他的書我都喜歡。剩下的我有的讀過，有的知道，有的乾脆沒聽說過。像《小北斗村》《不平凡的夏天》《三個穿灰大衣的人》《我們這裡已是早晨》《成長吧，小子！》《快腳鹿》《第聶伯河上的燈火》《阿里泰到山裡去》等等。我自嘆不如，這小子還真讀過不少書。

蘇聯的影子，那時在中國無處不在。50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有關於蘇聯的記憶。1953年出生的姬民當時在新疆上幼兒園，他記得幼兒園裡就有蘇聯小朋友。他們也會說中國話，和中國小朋友吃一樣的飯，用一樣的小毛巾。只是他們膽子很大，幼兒園外面經常有一隻大狗，中國小朋友們都怕它，但蘇聯小朋友就不怕，那隻狗對黃頭髮的孩子都很友好。1951年出生的高婭記得，那是個六一兒童節，她們去給參加慶祝會的蘇聯專家戴紅領巾。回來後互相比誰戴紅領巾的蘇聯專家更帥，結果讓高婭戴紅領巾的蘇聯專家頭髮稀疏，她難過得直哭。

到了60年代，讓大人們給吵的，孩子們腦子裡開始知道赫魯曉夫是壞蛋，外號“赫禿子”。但對斯大林的崇拜，孩子們絲毫不減。不僅孩子不減，大人們也不減，看電影《攻克柏林》，斯大林種樹的形象一出現，無論大人孩子，滿場都是掌聲。

記得60年代初,一次學校請來吳運鐸作報告。校長說：“今天我們請來了中國的保爾吳運鐸同志作報告，同學們鼓掌歡迎！”大家立刻使勁鼓掌。一位同學過後說，吳運鐸和保爾長得真像，也那麼瘦。於是爭論起吳運鐸和保爾誰更棒。有人說是吳運鐸，因為他能製造槍炮，並且多次受傷，還被炸瞎了一隻眼；有人說是保爾，因為他也多次受傷，而且瞎了兩隻眼，還寫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有人說吳運鐸也寫了《把一切獻給黨》。最後有人說，保爾的傷比吳運鐸重，他最後都犧牲了，但吳運鐸還活着；一位男同學似乎要挺身保衛保爾的樣子，爭辯說，保爾沒犧牲，反正書裡他沒犧牲！

由於從小的薰染，我們對蘇聯文化也有一種自然的親和。蘇聯列寧時期和斯大林時期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人物我們都很熟悉，聚在一起一聊，就可以說出一大串。越早期的記得越清楚，像蘇共前期的一些高級人物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卡岡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基洛夫、加里寧、米高揚、日丹諾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布爾加寧等；部隊的孩子，對蘇聯元帥記得也清楚，像伏羅希洛夫、布瓊尼、圖哈切夫斯基、鐵木辛哥、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等。這些人不少都在50年代來過中國，各種畫報畫冊至今存世仍很多。像伏羅希洛夫1956年訪華，新聞報導中就親切地稱他為“伏老”；至於文學家，孩子們通常會把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混在一起，互相借書時，問是哪國的，回答一併是“蘇聯的”，不管是托爾斯泰還是高爾基。上學時，我和好友老劉同住一個宿舍，閒來他就朗誦普希金的散文《射擊》、《驛站長》。他忘情地朗誦，我躺在床上聽得着迷，感覺溫暖而激動，還生怕走廊上有人偷聽。他是個蘇俄文學迷，把果戈理的《外套》、契訶夫的《渴睡》介紹給我。我已經很多年不讀小說了，但《外套》裡那個可憐的小公務員和《渴睡》裡那個勞困過度的小女孩，至今還記得非常清楚。

1972年，上海出版了一批內部發行的蘇聯小說，包括《你到底要什麼》《落角》《多雪的冬天》《人世間》等。我還記得那是由“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幹校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讀着那些“蘇聯味”十足的小說，裡面的內容既熟悉又陌生，因為那已經不是自己最熟悉的戰爭小說，已經沒有了德國鬼子。那批小說我是一口氣讀完。那時的記性就已經不如童年好了，這一堆書裡我只記住了兩個情節，還忘了是出自哪本書的。一個情節是：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說：“你的屁股真漂亮。”當時正值青春期，又沒人引導，這種描寫讓我大為驚異：屁股還有漂亮的？什麼樣的屁股才算漂亮？我自己問自己。還有一個情節很富於哲理，書中一個人說：“如果你進了電影院，發現只有一個座位，你會很安心很舒適地座下，如果有很多空位子，你會覺得哪個也不舒服，總想挪動。”

而當我讀到與那些小說前後腳出版的朱可夫的《回憶與思考》，看到扉面上朱可夫滿胸勳章、勛表，堅毅的眼神和嘴角時，充滿心間的只有景仰。

一種文化一旦沁入了孩子的精神，就會像他從小在國外學了那國的語言，是無法用命令刪除的，他混雜着童年的生活和記憶，囫圇吞棗地吃進肚裡，糊裡糊塗地被消化吸收，融入血液中，變成了一種像是記憶又高於記憶的東西，伴隨着你，直到永遠。就像那首那代人誰都知道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你說它有多好聽，並不見得，但它成了一種符號，嵌在身上，只要一聽到，就會捎帶出很多別的什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