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隨着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取得獨立，中國政府第一次向非洲學生提供獎學金，從一些非洲國家招募了100多名學生來到北京，從旅費到生活費用全部包了下 來。但大多數非洲留學生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多以後不但要求回國，甚至發起罷課和絕食，和中國官方發生衝突，最後如願回到非洲。

這些非洲留學生為什麼在中國“留”不下來，甚至不惜和待他們“不薄”的中國政府鬧翻也要回去？整整50年過去了，大陸方面至今還沒有公布任何材料。 本文根據當時“領頭鬧事”的加納學生伊曼紐爾•約翰•海維（Emmanual John Hevi）出版的《一個非洲學生在中國》（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和對他的電話採訪而成，也參考了其他一些材料。作為一名非洲學生的骨幹分子，海維對當時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描述，對今天的人認識那個時代仍有一 定意義。

海維：一個非洲意識強烈的加納人

海維出身於英屬黃金海岸（1957年獨立後稱加納）一個種植可可的農夫家庭。在殖民地的教育系統中，除了英文，他還學習了法文和德文。他沒有上過大 學，但以高中畢業文憑在中學教過科學，尤其是醫學課程。1960年11月他前往中國北京醫學院學醫（先在北京語言學院學幾個月的中文），按學制他要在中國 大陸學習七年。但是，從一踏上紅色中國開始，海維對當時日益極左的社會就產生了消極印象，直到形成整體看法後，他在中國待了一年就離開了。

加納是非洲第一個獨立國家，其領袖恩克魯瑪當時在非洲獨立運動中地位崇高，言行在非洲有一定的示範作用。恩克魯瑪在建國後，很快就和社會主義國家尤 其是中國建立了密切關係，開始模仿中國的制度和發展模式。海維的非洲本土政治意識非常強烈，他前往中國的目的除了學醫，也是為自己新獨立的國家在發展道路 方面尋求借鑑，看看中國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所以，他和中國近代史上很多去海外尋求“救國之道”的知識分子其實非常類似。

和他的非洲同學相比，海維要年長一些（來華時28歲），有一定的社會和工作經驗，思想相對成熟。他還擔任了非洲學生在北京自發組織的學聯的秘書長。 在中國的經歷使他對中國道路和模式完全失望，於是立志要讓加納和非洲知道絕對不能走中國的路，所以一回去就寫出了這本書。此後他沒有從醫，而是在一些學校 教書，後來主要從事寫作。

恩克魯瑪政權一黨制的問題在海維出國前就已經很明顯了：出國留學生必須是執政黨黨員，由組織推薦。海維當時不是黨員，但他通過“關係”解決了這個問 題。他回加納時，恩克魯瑪政權已經變得更加專制，甚至有極權主義傾向，通過法律禁止和懲治政治異見。海維對恩克魯瑪體制的批判使他成了異議分子，出於安全 他前往尼日利亞，恩克魯瑪被推翻後回國，現已80高齡，居住在加納東部的老家霍霍伊（Hohoe）。

無處不在的政治教育

應該說，中國給海維的第一印象就不佳。人們表情的呆板和順從，尤其是服裝的千篇一律，讓他非常詫異。雖然同時代的西方人已經稱中國人為“藍螞蟻”， 但基於“非洲意識”，海維對這種缺乏個性強求一致的社會現象特別反感：非洲人的特點就是強烈的情緒表達和式樣繁多、色彩鮮艷的服裝打扮，甚至男人也穿紅戴 綠，難道恩克魯瑪要非洲人也變得像中國人一樣嗎？

海維在書中列出了使得非洲學生離開中國的一些原因，首先是課程中不受歡迎的政治灌輸。以中文課為例，單詞和句子充滿了政治內容，例如“人民公社像初 升的太陽，照亮了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和“黨的恩情說不完”等等。海維說，學了6個月的中文，他還不知道“水”這個詞。經過一再要求，中方才發給他們政治 色彩稍淡一些的新教科書。此外學生更要花很多時間學習政治和歷史，而它們的教學和討論又基本上是遵循官方教條。海維感到非洲學生來中國好像不是為了學習一 門技術，而是接受洗腦。

專業課程方面，海維說不但整體質量不高，而且摻雜了意識形態說教。例如化學教科書上，第一章關於物質的定義用的是列寧語錄，海維說這完全不符合他習得的知識。

尤其讓海維覺得離奇的是生物學老師在解釋新陳代謝時說：因為蛋白、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人的新陳代謝過程中是相互轉化的，所以儘管中國人缺乏脂肪和蛋 白（這是指當時官方所說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肉蛋奶等等的短缺），但不會造成營養不良——因為碳水化合物會代替脂肪和蛋白。海維說，生物學老師曾經在美 國留學，她完全知道自己說得不對，所以當她說這些話的時候眼睛不看學生，聲音聽上去也完全沒有說服力。

海維來華前在中學教過一些基本課程，所以他有時在這些知識問題上和中國師生爭執。他在書中詳細介紹了在做有機化合物的溶解點實驗時就如何使用溫度計 和中國指導老師和實驗同伴發生分歧。事後，他在外國留學生中找來4本英文教科書來說明自己方法的正確。幾天后，當他們回到實驗室的時候，那個犯錯誤的老師 不見了，新來的老師糾正了實驗方法，但對發生在海維和其他人之間的爭論卻一字不提，這讓海維感覺特別受挫。

在大饑荒的中國享受特權

非洲學生在中國除了學費全免，住宿也免費，每月津貼從80元人民幣漲到100元。這差不多是當時中國等級制社會中縣團級幹部的工資，足以養活三口之 家。當時中國生活必需品都要憑票供應，但外國留學生不受這個限制，他們每天早上都有牛奶、雞蛋，只要有現金就可以去商店購買任何商品。

享受這樣的特權，海維仍然感到不滿：中國人的生活標準實在太低。海維知道自己的中國同學每月只有十多元人民幣的生活費，助教工資40元。相比之下 80元人民幣已經很高了，但即使是對來自經濟落後的非洲的外國學生，80元人民幣仍然不能滿足他們所習慣的生活標準。經過一再交涉，中方把他們的津貼漲了 20元。

由於中方對外國留學生和中國學生之間的交往嚴格限制，海維對自己和中國學生之間物質待遇上的天差地別是過了一陣才慢慢知道的。例如，他過了半年才知 道中國學生是八個人擠在一間宿舍里，而外國學生是兩個人一間。當他知道自己在中國享受這樣的特權之後，他常常就感到普通中國人對他們的敵意。例如外出乘車 時，中國人都要排隊上車，而外國人卻隨到隨上。這樣的特權讓他如芒刺背，好像周圍都是敵意的目光。

海維可能是多心了。換了任何一個國家，老百姓都會有這樣正常的反應，但中國人民被教育得不一樣。他們不但對政府給“外國友人”的種種特殊待遇習以為常，而且會把政治需要解釋為是“好客”的中國文化，甚至為此而驕傲：哪怕自己餓肚子，也不能虧着外國朋友。

1960到1962年正是大饑荒的年代。海維生活在中國條件最好的北京市，接觸的範圍又是國家全力保障的階層，所以他並沒有意識到大量中國人餓死。 但他卻充分了解中國物資匱乏的嚴重程度。例如，他知道北京人的蔬菜供應基本上限於大白菜，主食經常由山芋和雜糧窩頭代替大米和麵粉。中國學生的早餐是清湯 寡水的稀粥，午餐是大白菜和玉米窩頭，晚餐也是白菜和窩頭。他甚至看到就在校園裡也有人在挖野菜。

一些中國學生在和外國留學生熟悉以後，有時會說他們已經成年不知肉味了。還有一些中國學生會找留學生幫忙，用自己或家人省下來的錢托他們買一些配給 商品。有中國朋友曾經就懇求海維幫自己買厚絨衣禦寒，但被海維以自己身為留學生學聯秘書長不能違反留學生紀律而拒絕。但是，海維說確實有非洲留學生偷偷幫 忙，但藉此收取一點“手續費”的不法行為。

儘管物資緊缺，但海維知道，和宣傳中人人平等的天堂相反，中國也有特權階層，例如他的中國同學私下就向他抱怨說他們學院某領導（一個副部級的高幹）每個月肉的特供就有十斤以上。這個數字雖然不一定準確，但無人能否認特供存在。

“阿里事件”的風波

海維的中國敘事內容非常豐富。他雖然沒有受過系統的人文和社科教育，連正規的大學本科都沒有上過，而且來自被很多中國人看不起的非洲，但他對上個世紀60年代初中國社會和制度的一些根本問題的觀察和評論——從教育制度的缺陷到公社化失敗的原因——即使今天讀來仍然很精闢。

他認為在中國當時的制度下真相的稀缺比物質的匱乏更成問題，其嚴重性簡直到了使“中國”自外於“世界”的地步。他說“在世界其他地方，說真話是最起 碼的，但在中國卻是犯禁的”。此外就是對人在各方面的強求一致或者對人性的完全忽視——“即使是雙胞胎，你也不能指望他們長大後完全一致”。他還說，在中 國的很多政策和措施上，最讓他感到不解的，就是“個人”的缺位。

有了這樣的感受和觀察，讀者不難理解為什麼海維回到非洲以後要大聲疾呼，反對恩克魯瑪的中國化政策。

1962年3月底一天，北京發生了一起“涉外”事件：一個來自東非桑給巴爾名叫阿里的學生在北京和平飯店和工作人員發生衝突並被毆打。根據海維的介 紹，阿里在那裡會一個朋友，去小賣部買煙，和工作人員發生言語衝突並發展為肢體衝突，幾名飯店工作人員介入並痛毆阿里。有一對為北京國際廣播電台工作的桑 給巴爾人當時也在賓館，他們聽到打鬥聲出來查看，也遭到毆打，女的還有孕在身。阿里被打倒在地失去知覺。

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還有待中方的材料才能了解，這裡只能介紹它對非洲學生離開中國的作用。事件發生後，北京的非洲學生聯合會發起了抗議，要求中方 懲辦打人者並對非洲學生賠禮道歉，一些非洲使館也介入。雙方對事件的處理分歧很大，矛盾迅速激化，直至多數非洲學生提出不願在華繼續學習，要求回非洲，為 此罷課甚至絕食。為了不損害第一個援非教育項目，也擔心國際影響，中方採取了各種措施，包括對非洲學生的分化瓦解策略並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依然無法挽留多 數非洲學生。

海維是這次非洲“學運”的領導人之一。根據他的統計，事件發生一年後，118名非洲學生中有96人回到了非洲。其他一些材料有不同的數字，但總體而言說，大多數非洲學生離開了中國是不錯的。

種族歧視與衝突？

為什麼一起打鬥事件——即使按照非洲學生的說法是中方飯店工作人員應負完全責任，警方的處理也偏袒中方人員——會導致絕大多數非洲學生“毅然”放棄 得來不易的在華學業呢？如果說海維對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整體看法，所以他的離開不難理解的話，那麼對於很多非洲學生來說，種族歧視是他們提出的一個重要原 因。

海維覺得，他們一方面享受“縣團級”的優厚物質待遇，另一方面卻受到種族歧視？很多中國人可能會對此大惑不解。然而從非洲學生的角度卻不難把很多在 中國遭遇的問題從種族角度來解讀。例如，很多服務設施對非洲學生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的態度明顯不同，有時乾脆拒絕給非洲學生提供服務。

1962年阿爾巴尼亞由於在中蘇論戰中支持中國，其駐蘇留學生被逐，由中國接收。這批阿爾巴尼亞學生來華後，中方給他們的生活費是150元人民幣， 遠高於非洲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中國方面關照這些阿爾巴尼亞學生不要和非洲學生提起，但後來非洲學生還是知道了，於是對中國官方產生了很深的成見，因為在 他們看來無論中方有什麼理由（海維說是對他們反蘇鬥爭的獎勵），阿爾巴尼亞學生總是白人。海維承認，在這批阿爾巴尼亞人來之前，非洲學生雖然已經抱怨有種 族歧視，但並不太嚴重，沒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我想，這很可能是由於這批阿爾巴尼亞人人數上超過非洲學生（據海維說有近200人，而原來非洲學生是最大的 群體），他們的到來使得在北京的外國留學生群體中黑白膚色的差異一下變得明顯和敏感了。

更大程度上，很多非洲學生在中國感覺到的是一種用優厚待遇換來的社會隔離。和中國人交朋友非常難，和中國女性交友談戀愛更是罕見，對方要面臨巨大的 壓力（海維舉了中國女性和非洲學生談戀愛而受懲罰的事例），在難得舉辦的舞會上要邀請中國女學生跳舞也很不易。曲終舞罷團幹部常常要去問被邀的中國女學生 跳舞時談了些什麼。中國人對其他外國人是從哪個國家來的都區分得很清楚，但唯獨對非洲來的統稱為“黑人”（嚴格來說，本文中“非洲人”的統稱也是有問題 的）。在和平飯店發生的打鬥中，另外兩個非洲人也被打，根據海維的說法，打人者當時籠統地說“黑人不好”。膚色成為非洲人的身份標誌，並和道德品質掛鈎。 在這樣的社會中，非洲學生很難長期生活下去，完成數年的學業。

社會上對非洲人的“種族歧視”氣氛在官方文件中也有反映。筆者見到的一份外交部解密的“關於向群眾進行正確對待黑非洲外賓的教育的通知”（1961 年5月）中說，加納共和國首任大使克西在北京看房子途中受到圍觀，群眾不但大呼“黑人來啦！”而且“出言不遜，制止無效，如說：‘他的臉像樹皮’，‘腦袋 像豬頭’等。”文件說，這種出於好奇心的言行很容易被對方解讀為種族歧視，造成“很不良的政治後果”。很不幸的是，一年後發生的正是如此。

是“小題大做”嗎？

海維於1962年四五月間離開中國，這本書出版於1963年，出版社是英美合營的Frederick A. Praeger。如此快的出版速度，很顯然既和海維的充分準備有關，更離不開西方世界對當時中國的態度，一些出版社正需要在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生活了一年 半的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和觀察。海維的加納異議者身份也很有“賣點”——西方正為恩克魯瑪的社會主義路線在非洲的影響擔憂。所以，海維的書自然迎合了西方 冷戰時期的政治需要。

但西方是有不同聲音的。海維的書出版後，一些學術界和新聞界人士認為他對中國的偏見太強，尤其是他對非洲人在中國遭受“種族歧視”的說法是“小題大 做”（petty annoyances），即放大了日常生活中一些不愉快的細節的社會意義。但今天，當我們對60年代初中國的真實情況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時，海維的描寫看 來並沒有任何誇大之處——他甚至還不知道中國正在發生大面積餓死人的情況。

那麼，“種族歧視”是“小題大做”嗎？去年台灣一個青年學者寫了一篇英文文章，發表在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雜誌上，題目就是“是小題大做嗎？伊曼紐爾•約翰•海維的《一個非洲學生在中國》：五十年後的回顧”。作者利用在上海檔案館中60年代初外 國學生在中國的一些有限的內部通報，對非洲學生在中國遭受的種族歧視做了一定的“核實”。但所有這些材料還是沒有涉及發生在和平賓館的衝突，更重要的是也 沒有中國方面對非洲學生那場“學運”的反應。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學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是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的普遍現象。在冷戰和非洲獨立運動的背景下，中國和蘇聯陣營都資助了很多非洲 學生。但出於相似的政治、文化和種族原因，非洲學生在這些國家都“水土不服”。1961和1962年，非洲學生在一些東歐國家“鬧事”，1963年他們在 莫斯科發起罷課和示威，一度“占據”了紅場。海維的中國經歷，也應該放在這個大背景下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