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海危機：

台灣問題一直牽掛着每個中國人的心，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是台灣問題不但沒能朝着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相反雙方的觀點越來越對立起來，隨着時間的推移，曾經經歷過國內戰爭的老一代的漸漸淡出，跟隨而來兩岸的年輕一代大多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對戰爭的殘酷性了解甚少，大陸青年認為統一台灣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愛國行為，以大陸快速增長的經濟實力和十萬萬之眾，解決一個台灣問題還不是小菜一碟，台灣青年認為台灣經濟實力雄厚，又有美國背後撐腰，台灣固若金湯，於是紛紛叫囂着武力解放台灣和武力保衛台灣，使得和平統一變的困難重重。陳水扁的再次當選後，大量擴充軍備及兩岸之間頻繁的軍事演習，為兩岸關係增加了許多不確定因素，陳骨子裡的台獨思想，決定了他今後會不斷地製造麻煩，一旦他做出令大陸無法接受的出格動作，很可能就會引發戰爭。

戰爭就意味着生命的塗炭和財產的損失，對誰都沒有好處，台灣方面如果能抵禦住大陸的進攻也不意味着真正的獨立，只能變成某一大國的附庸，而且還要付出難以想象的人力、物力的犧牲，由於台灣太小，經濟的發展對大陸、美國的依賴性很強，戰爭後大陸出於報復必將全力以赴加強對台灣的經濟封鎖，而歐美市場又將受到日本、韓國、大陸、東南亞有力的挑戰，台灣經濟將萎靡不振，總而言之，即使台灣能抵禦住大陸的進攻，也將陷入大國間爭鬥的旋渦中而無寧靜之日；反之，如果戰敗在武力占領後還有什麼談判桌上的條件可談。大陸方面，如果勝了也將付出巨大的代價，可能還會面臨國外的經濟制裁，一段時間內的經濟後退是很有可能；一旦開戰，若能速戰速決是最好的，可兩岸雙方沒有那方在兵力上占有絕對優勢，如果戰爭被無限期延長下去，並且導致某些大國的干預，則對大陸十分不利，戰爭時間越長，對經濟的影響越大，如果導致經濟的崩盤必將促使社會矛盾的激化，國內的反對勢力日益高漲，可能會導致政治和經濟的全面崩盤。現政權若對台海問題熟視無睹，將留千古罵名，若武力解決，又無必勝把握，還有導致政權垮台的可能，真可謂燙手的芋頭。可當別的努力終告失敗的時候，除了戰爭還有什麼選擇。戰爭是一個雙敗的結果，無論那方獲勝，都要付出經濟的大幅衰退和人員大量傷亡的代價，只有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暗自竊喜，同根同祖的中國人，相煎何太急呢？

讓我們是否冷靜下來，把決定台海關係的權力，交給將來的一代。

二． 經濟危機：

這些年，中國的經濟得到快速的發展，但不可否認，近幾年來各種矛盾和阻力也越來越大，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前幾年，中央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降低利率、放寬信貸門檻、加大基礎建設力度等方法拉動內需，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確刺激了中國人的神經，全國上下都變的亢奮起來，從中央政府雄心勃勃的計劃，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大廣場、大道路等基礎工程，以及鼓勵個人超前消費形成的一個個購房熱、購車熱，人們急於用摸得着、看得見的方式證明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成就。

改革開發以來，我國的經濟的確得到持續快速的發展，經濟發展的速度在世界各國和地區中名列前茅，在這時候談論經濟危機似乎是危言聳聽，但我不這麼認為。“大躍進”、“十年動亂”等極“左”思想使中國經濟十餘年間裹足不前，與西方發展國家的經濟實力越拉越大。改革開放，為中國經濟找到發展的方向，由於中國經濟的起步低，增長的速度就相對比較快，隨着經濟總量的提高，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的難度也越來越大。與此同時，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各種被經濟高速發展所掩蓋的社會矛盾也逐漸浮出水面。經濟改革與政府體制改革不相同步的矛盾；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的矛盾；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保障相對滯後的矛盾；國有體制與私有制的矛盾；經濟發展與環境日益惡劣的矛盾等等，都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難以跨越的鴻溝。

這幾年，國家為了保持經濟發展的速度，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降低利率、放寬信貸門檻、加大基礎建設力度等方法拉動內需，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確刺激了中國人的神經，從全國各地隨處可見寬闊的馬路，漂亮的廣場，高聳的樓宇，以及沸騰的樓市、車市，似乎看到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仔細一想，就會發現這些投資過分注重表面現象和短期效益，象基礎建設大量集中在交通建設、城市形象工程上，而對保持經濟持續發展必須的配套建設如電力建設、基礎科學等投入卻少之又少，去年發生的全國性電力危機，到現在還愈演愈烈，這已在為我們發出一個嚴重的警告；在鼓勵人們用超前消費來購房購車的同時，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卻遠遠沒有建立（養老保障、失業保障、醫療保障、經驗保障），據稱，“我國每創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同時又是一個能源嚴重不足的國家，這種以高消費為代價，花明天的錢換來的經濟高增長必不長久，這不由讓人想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躍進，美好的願望，換來了三年災難，如果說大躍進的失敗是基於不按經濟規律辦事，那麼我們現在就真的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了嗎？可疑的統計報表，浮華的表面現象，大量高風險的銀行信貸，怎麼不讓人憂心重重，過去的大躍進，是靠全國人民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硬挺過去，現在又拿什麼來依靠呢？

三．貧富差異：

這幾年經濟發展很快，許多人卻埋怨生活質量沒有提高，我不懂經濟學，這幾年卻經常看到“基尼係數”這個名詞，“基尼係數”是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找出的判斷分配平等程度指標，當指標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椐一家媒體去年公布的中國400位富豪的財產總量，就相當於貴州省2001年GDP的三倍，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調查數據，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組，獲得了全社會總收入的6.1％，最高的5％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20％，對於中國的“基尼係數”的結論不盡相同，但低的估計也在4.3%以上，高的甚至超過5%。不管“基尼係數”的理論是否+站得住腳，這幾年我們在社會看到的是更多的“炫富”與“仇富”現象，什麼貴族社區、貴族學校、貴族醫院、皇家俱樂部層出不窮，幾千上萬的宴席吃厭了，就造出人乳宴、人體盛等稀奇古怪的花樣，另一方面，寶馬案、孫志鋼案、南京拆遷縱火案、溫州炒房團等等，之所以在社會上反響如此巨大，無不折射出社會的仇富現象。前些時候議論紛紛的“原罪論”和胡潤的財富榜，曾令一些中國的富翁們心驚膽戰，為什麼中國的富人如此的不得人心，這得從中國財富發展方式說起，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借鑑了不少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其財富的積累是充滿血腥，中國不少富人，他們的財富積累是以犧牲他人、國家、社會、環境的利益為代價，他們為了聚斂錢財，是至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於不顧，這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有詳細的論述，正是由於資本主義不擇手段的聚斂錢財，使當時的貧富差異懸殊，導致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和反殖民地運動的風起雲湧，資本主義國家基於此的教訓，在後期通過提高國民福利待遇和社會地位，大力提倡慈善活動來減少貧富差異，削弱社會矛盾，美國貧富差距同樣嚴重，但美國的富裕階層的企業和個人，每年通過各類基金會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億美元，也就是說，通過第三次分配的財富，占到了美國GDP的9％，只不過在中國，這種機制的發展卻十分緩慢，在胡潤的另一“中國慈善家排行榜”上，卻少見財富榜上的人物，中國的有錢人寧可花天酒地去擺富，拿大把的錢去結識有權人，也不原搞慈善活動，這一方面是一些有錢人本身素質問題，另一方面是政府一味強調納稅、慈善的義務，卻不願談納稅、慈善的權益。為富不仁加深增加人們的仇富心理。

中國在歷史上，“均貧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一直很強，歷代的農民起義，都是打着“均貧富”的旗號，建國以來，又多年受平均主義的教育，現在一些人通過錢權交換、貪污受賄等不正當手段致富，更加激發人們對富人的仇恨。

也許有些當權者對此嗤之以鼻，他們認為中國的富人，對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說，不過是小兒科，就是與亞洲、南美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還不如人家，但請他們不要忘掉，在中國，有世界最多最窮的窮人，在農村，不多的耕地養活不了9億的農民，他們的大多數被迫到城市打工，他們干着最重最累最讓人看不起的活，拿着最低的工錢，他們沒有醫療保障、沒有養老保障、沒有勞動保障、沒有市民待遇，可以說，中國“世界工廠”的稱號里，包含着多少農民兄弟的血淚；在城市，廣大的工人面臨失業的威脅，他們失去了原有的醫療、養老保障，多數的公共利益被少數的富人占據，他們上不起好的學校、看不起好的醫院、擠在擁擠的公交地鐵、欣賞不了高雅的藝術，他們正在成為對分配不滿的最強音。由於失去生活保障而產生的心理恐懼，化作了人們對財富的仇恨，如果觸及心理的低線，很可能會演化成社會的動亂，象2001年發生在阿根廷的騷亂就是一例。當權者多是共產黨員，難道對社會壓迫的了解比我還少嗎？

去年我國人均GDP超過了1000美元，這標誌着中國由低收入國家邁進中低收入國家的行列。這既是一個加速發展的“黃金髮展時期”，也可能因為沒有處理好各種矛盾而導致社會階級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引發社會動盪和倒退。良性的財富人口分配比例應該是橄欖型的，兩端的極富和極貧都是少數，中間的所謂中產階級應該占人口比例的決大多數，這樣的社會關係是最穩定的，相反，金字塔式的收支關係就象即將爆發的火山。

四． 民族主義

世界上的很多東西，是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如同人們的道德規範、行為準則、風俗習慣等社會行為模式，也會隨着歷史的發展而改變，一百年前還被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三綱五常，今天不少成為人們的笑話，然而，人類具由的正常的感情與理性，雖經歷人類歷史千百年的演變，卻很少改變。在今天，我們仍然還會為屈子的《天問》而仰天長思，為沙翁劇本的情節而歡悅、哀傷、懷念、悲苦。民族主義，在今天，仍有它積極的社會意義，但當本拉丹的追隨者劫機撞擊紐約的雙子樓的時候，當巴勒斯坦的一些民族主義者用人肉炸彈去引爆無辜的平民的時候，我對某些民族主義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

隨着網絡的發展，近期,”保釣”、“靖國神社”、“京滬高鐵”、“3.25大選”、“綠色台商”、“東海油氣”等話題在網上盛行，使得中國民族主義再度高漲，這種被稱作“網絡民族主義”的思潮，對青年一代，特別是對有一定文化知識的青年，有着深刻影響，看到他們，既為他們終於擺脫思想的冷漠和喚醒的民族熱情歡心鼓舞，又為大量充斥着幼稚和偏激的言論而擔憂，不由地想起曾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兩件事情，一件是發生在距今一百餘年的義和團運動，在當時的中國，傳統的觀念和外來的文化在社會各階層都發生激烈碰撞，在民間，由於對外來文化的不信任，以及在傳統觀念和利益上的衝突，使得義和團的興起，村村有拳壇，家家練神拳成為當時北方的一種特殊景象，在高層，以慈禧、端王為首的既得利益受損者和以徐桐、剛毅為首的頑固不化者，都對外來的文化充滿着仇視，如果說這種極端情緒只是在民間的話，那還不至於惹出什麼大麻煩，不幸的是這股力量被捲入了一場政治鬥爭之中並被迅速催生成更為可怕的政治運動。當十萬義和團敲鑼打鼓地進入北京城的時候，局勢就變的難以控制，他們仇視一切育洋人有關的東西，對一切外來事物的態度是“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對待當時代表着先進的維新成果，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然而他們取而代之的並不是先進的思想和行動，反而是“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把板凳當馬騎、高粱葉當刀"等迷信的東西。當時的義和團運動群眾性不可謂不廣，民族性不可謂不強，但它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當作工具的時候，它的先進性也貽失殆盡了，它的結局是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是四億五千兩白銀的賠償，是俄國對東北的侵占，正如鄒容在其著作《革命軍》中說“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加波拿里，為國民添禍亂。”另一事件就是年過四十的中國人曾親身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歷時十載的運動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尤其是對人們思想道德觀念的破壞，影響着幾代人。而當年發動這場運動時扮演主角的正是一群年輕的學生，他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滿懷着的未來的希望，以無比的熱情和虔誠的願望投入到這場破壞舊秩序，建造新秩序的運動中去，而正是他們的熱情，卻給社會造成無比巨大的破壞。當初的義和團員、紅衛兵們出發點不可謂不好，可善良的願望為什麼沒有結出好的果實。其實，透過每場運動喧囂的背後，你總能發現有一雙無形的手在操縱着。在一個政權在遇到難以調和的矛盾時，往往就祭起民族主義這面大旗來掩蓋其他的矛盾，因為民族主義最能煽動起人們心底那種血統的衝動。然而，民族主義也是一把雙面刃，當人們的熱情被鼓動起來，就很難把握，或許連布局者也會被眼前的現象所迷惑，從而不能清醒地判斷形勢。

現在的網絡里，有許多如中日論壇、中美論壇等讓網民發表個人觀點的地方，裡面充斥着大量偏激的言論，如果把它停留在網絡討論的範疇內，倒不失為一種民主的表現，但對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不加以正確對待，很可能引發極左行為，在國家經濟發生困難時，當一些領土發生糾紛時，當發生能源爭奪時，可能就會轉化為一場災難。

當然，有人會置疑為什麼不把腐敗、能源危機、政治體制等列入促變的幾大因素之一， 腐敗、能源危機、政治體制等是會促使中國變局，但只有遇到上述因素時，才能促使矛盾的激化，就象量變、質變的道理。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我國GDP總值與去年同比增長高達9.7% ，在這個時候談危機似乎不合時宜，可是我總還是有些擔心，記得當年北約空襲南聯盟的時候，我們的一些專家稱對南聯盟的戰爭不比海灣戰爭，南聯盟易守難攻，人民眾志成城，可笑的是沒等發動地面戰爭，人家就屈服了。這次伊拉克戰爭，這些專家們又在電視上信誓旦旦稱美軍取勝將是如何艱難，可美軍在極少傷亡的情況下又輕而易舉地攻占了伊拉克，那位以為美軍不會進攻伊拉克又稱讓敵人血流成河的薩達姆也淪為階下囚。謊言從來是說給自己聽的，甚至說慌的人說多了，自己也沉醉在謊言的夢幻中，等到危機發生時，等到戰爭發生時，可不能象薩氏那樣不經打。何況我們的統計數字、匯報就這樣名副其實嗎？

但願我是杞人憂天，可未雨綢繆總是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