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在東亞軍事調整、美國反對歐洲解除對華軍售等問題，可能恰恰是美國下一屆總統在準備解決伊朗和朝鮮問題時，逼迫中國在外交上做出致命妥協和讓步的籌碼。

　　雖然中美關係沒有像以往那樣成為本屆美國大選的中心話題，但是，美國下屆總統政治日程表上的幾個關鍵詞都與中國有關，這意味着在大選中輕鬆過關的中美關係將在未來面臨着嚴峻挑戰。

　　儘管沒有人懷疑，台灣問題是美國下一屆總統無法迴避的，但是除了台灣問題，關乎中國安全環境的，也許還有美國下一屆總統不得不解決的伊朗問題和朝鮮問題。如果按照近年來美國總統必然要對外發動戰爭的規律推斷，一旦美國新上任的總統準備對伊朗和朝鮮動武，對於中國而言，不能不是安全上的陰影。關於這一點，從美國智囊機構的一些報告中實際上已經得到印證。

　　伊朗問題是第一道坎

　　美國“尼克松中心”最近發表的一篇題為《面對國際安全危機的中美關係》報告稱：儘管美國總統布什把伊拉克和伊朗都冠上了“邪惡軸心”的稱號，但是與巴格達相比，要對伊朗方面實行高壓政策，將受到更多來自北京方面的阻力。並非中東地區的所有國家對於北京來說都是一視同仁的，伊拉克在北京利益光譜的一端，而伊朗則在另一端。

　　報告認為，如今，北京方面已經日益意識到中東地區的重要。首先，中國迅速增長的經濟產生了對能源的巨大需求，自從1993年起，中國就逐漸開始更多地依賴進口石油以滿足國內需要。根據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估計，到2020年，中國對石油的需求量將與美國持平。中東已經成為中國進口石油的主要來源地，中國像美國這樣依賴進口石油的時候即將來臨。

　　其次，與中東地區數億穆斯林保持良好的關係對於北京來說也至關重要。這不僅將加強中國的外交槓桿，而且也將進一步讓中國不會成為中東政府或者恐怖組織的目標，這些人可能會策動中國國內1900萬穆斯林搞分裂運動。

　　正是基於上述原因，北京尋求在華盛頓入侵伊拉克問題上儘量保持低調。但是華盛頓方面不能因此就認為北京在伊朗問題上也將採取與伊拉克同樣的態度。伊朗與中國之間存在着非常深厚而且長期的關係，而且伊朗是中國進口石油的主要來源之一。綜合其他因素考慮，伊朗是中國在中東地區最堅定的夥伴。隨着德黑蘭處在萌芽狀態的核武器項目日益受到來自華盛頓、歐洲以及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嚴密監視，華盛頓的決策者們在希望獲得北京的支持甚至默許對伊朗採取強硬政策前，應該仔細認真地考慮中國在伊朗和中東地區的利益和興趣。

　　10月5日，美國企業研究所近東研究員邁克爾·萊登在美國《國家評論》上發表了一篇《伊朗，什麼時候》的文章，極具煽動性。萊登曾先後在美國國務院、五角大樓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文章開頭用大量的篇幅首先讚頌了布什的反恐政策，聲稱布什對阿富汗的反恐戰爭樹立了反恐戰爭的經典模板，即以武力摧毀恐怖政權，隨後重建民主的模式。很顯然，作者是在向美國政府提出對伊朗動武的政策建議。 　　朝核問題是第二道坎

　　關於朝鮮問題，《面對國際安全危機的中美關係》指出：北京把自己看成是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兩個醉酒的司機，儘管北京方面承認更擔心平壤一方的方向盤，但是北京的領導人確實面臨着一系列艱難而且不快人心的前景，結局很可能是朝鮮半島的戰爭以及東亞的核武競賽或者是國際禁運以及朝鮮政權的更迭。

　　報告認為中國在朝核危機中有兩個主要利益，一方面中國需要避免朝鮮因為戰爭或者經濟原因而造成社會瓦解和不穩定。朝鮮的崩潰會直接威脅到該地區的穩定，而該區域是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地區之一，而且朝鮮的崩潰也很可能會帶來無法估計的難民潮問題，這無疑將對中國國內造成巨大的挑戰。

　　另一方面，中國也對朝鮮一旦獲得核武器能力後，東亞地區將進行核競賽看得很清楚，這不僅將刺激日本的軍事膨脹，而且也將推進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開始尋求核武器的韓國核武化。最近根據美國一些官員與台灣官員的接觸也發現，台灣方面的一些高級官員也已經開始考慮東亞地區核擴散對於台灣的影響問題。因此朝核危機對於中國來說實際是另一個問題，即“到底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北京是更擔心造成朝鮮衝突和不穩定還是更擔心核武器擴散？”儘管北京方面非常希望既保證朝鮮的政權穩定又想保持朝鮮的無核化，但是華盛頓需要考慮的卻是，假如北京方面不得不作出選擇，到底會作出什麼選擇。“我們認為，北京會選擇容忍一個有核的朝鮮——儘管是極不情願的，也不會選擇朝鮮政權不穩定而造成其邊境的崩潰。”

　　這份報告就此得出結論說，從這個角度來看，北京的立場與韓國而不是與華盛頓更接近，這也就提醒了美國，隨着朝核危機的發展，美國與韓國的同盟關係也將面臨潛在的危機。同時，東京現在對朝鮮採取了一個較為強硬的立場，但是這個立場還是與韓國而不是與華盛頓更接近。對於美國來說，假如事態進一步惡化，華盛頓方面不得不作出選擇，是打一仗還是容忍一個有核的朝鮮，華盛頓的選擇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大選背後的中國“安全陰影”

　　事實上，無論是美國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很多人都清楚無論誰在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都會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去審視伊朗和朝鮮問題，同時在採取解決問題的手段上也一定是符合美國利益最大化的。“尼克松中心”發表的《面對國際安全危機的中美關係》報告，無疑是在考慮“中國因素”的條件下，對尋找解決伊朗和朝鮮問題時實現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途徑的分析。在這一分析中，美國學者在考慮“中國因素”時的假設前提，無疑也是中國要保全其利益最大化的(事實上，美國智囊在向政府提出美中經貿關係的政策建議時，都反覆提到伊朗和朝鮮因素)。其背後的真實解讀是：如果中國聽任美國無論用什麼手段搞垮伊朗和朝鮮，中國將面臨着巨大的、甚至是難以承受的安全壓力。

　　有意思的是，在談論美國總統大選與中美關係時，卻鮮有中國學者談及伊朗和朝鮮這兩個對中國未來安全環境(包括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的問題，而在談及台灣、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在東亞軍事調整、美國反對歐洲解除對華軍售時，似乎也很少涉及這兩個對於美國下一屆總統而言可以說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實際上，台灣問題、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在東亞軍事調整、美國反對歐洲解除對華軍售等問題，可能恰恰是美國下一屆總統在準備解決伊朗和朝鮮問題時，充分考慮到“中國因素”而逼迫中國在外交上做出致命妥協和讓步的籌碼。在這個意義上看，美國總統大選的背後，實際上有着明顯的中國“安全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