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訪華所取得的政治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雙方簽署了東段邊界劃定協議，總算是結束了長達40年來的邊界爭議。但是，自從蘇聯解體以來，雙方經過10年的談判努力，已經使99％的邊界劃定取得了共識，雙方存在爭議的地段只剩下包括黑瞎子島在內的兩個小島。筆者獲悉雙方在最終的邊界協定中各有讓步，但是中方的讓步要大一些（漢和在2003年獲悉雙邊邊界問題的解決原則確定了“一島兩國”的劃分方式，但是迄今為止都並未獲得俄外交部官員確認，可見事情的敏感程度。俄媒體聲稱普京將“一個半”島交給了中國的說法是不正確的為何本刊認為中國的讓步更大？平可夫本人有進一步說明）。儘管這一協定只具備象徵性意義，但是這種象徵性意義的確是巨大的。更遠地說，它從根本上消除了長達數千年以來對於中原所存在的“北方威脅”。

但是在關鍵的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俄羅斯油管的鋪設問題上，俄中雙方僅僅表達了積極的意向而已，並未有任何實質性的讓步。反之，俄中關係在經濟領域的摩擦正在日漸升級，圍繞俄羅斯加入世貿的問題，中俄雙方的談判處於相持階段，這一次的首腦會談沒有取得具體的進展。

中俄與中日關係傳統上具備很強的戲劇性特色，時而中日聯合在政治、安全戰略上對付蘇聯，時而中蘇聯合在政治戰略上對付美日。後冷戰時代的中日俄關係儘管多少還是存在政治上互相牽制的因素，但是“經濟掛帥”、金錢至上成為了三邊關係發展的主軸。俄中在政治、安全合作領域擴大交流的同時，經濟合作的基礎依然脆弱，即使按照樂觀的估計，今年雙邊貿易也才突破200億美元，這與雙方日益發展的政治關係極為不對稱。而在政治上，中國的崛起有助於俄羅斯多少遏制在遠東地區坐大的日美政治、軍事利益，反之亦然，這是為何俄羅斯在強化同中國進行軍事合作的同時，也不斷改善俄日安全合作關係的主要原因。雙方海軍已經進行了數次聯合軍事演習，日本航空自衛隊飛行員也到莫斯科研究、試飛過中國空軍現役的Su27SK戰鬥機。

另一方面，中日之間在政治、安全戰略領域互相猜疑的同時，經濟的合作已經使兩國進入了相互依存、不能再戰的新局面。2003年雙邊貿易已經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而且還在繼續持續增長。每一個中日家庭都幾乎能夠體會到這種經濟合作的具體存在。

中日關係經濟熱、政治冷、中俄關係政治熱、經濟較冷的現象構成了今日新俄日中三個演義的主要特點。造成這種現象首次出現的首要原因是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強勢，甚至超過了蘇聯、俄羅斯。儘管中日在政治、防務問題上的猜疑進一步在擴大，但是經濟上的密切聯繫使雙方誰也承受不了政治關係惡化的代價，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核武器、精確制導武器技術在中國的出現，也改變了中日傳統上的軍事力量對比，再戰不可能有贏家！即使在中國依然存在腐敗現象，但是按動現代化武器的電鈕所需要的力氣綽綽有餘。情況與日清戰爭時代不能比擬。

俄羅斯儘管在軍事上進入了史無前例的衰退期，但是其遠東取之不盡的資源依然使莫斯科成為中日爭取遠東經濟主導權的爭取對象，俄羅斯依然在中日關係中擁有不朽的利用價值。這一次，具體的經濟利益取代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對抗。雙方對莫斯科發動的是以銀彈為主的外交攻勢。就在普京訪華期間，中國宣布將在2020年以前向俄羅斯貸款120億美元，而日本則宣布為鼓勵俄鋪設遠東石油管道到NAHOTUKA，日本願意貸款至少50億美元幫助俄修建其基礎設施。俄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成為中日經濟角逐的力爭對象。儘管這一次普京訪華並未對石油管道的最終走向予以最後確認，甚至沒有任何新的承諾，但是平可夫認為俄基於自身在遠東的巨大利益考慮，最終還是會考慮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至少不會過分得罪任何一方。中日俄新三國演義是以具體的經濟實力為角逐的後盾。筆者認為三方存在的共同經濟利益最終會大過政治摩擦，因為隨着中日經濟實力的增大，就是發動經濟戰爭也無贏家！中日正是看中了這一點，才開始重新注意到改善中日政治關係的重要性。這種改善的意願，在胡錦濤時代已經開始體現。而且首先從足球友誼賽開始，不可忘記的是中美關係的改善也是從“球”開始做起的。

平可夫認為中日關係的改善，需要時間。同時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首先是消除誤會、相互尊重。雙方都必須承認在東亞已經存在兩強這樣一個新的現實。這種狀況在中日1000年的歷史交往中從未出現過。日本在政治上、中國在經濟、軍事上已經重新崛起，雙方都應該尊重這一現實，這一歷史的步伐幾乎無法阻擋！既然無法阻擋，那麼東京與北京就沒有必要相互作梗。

首先應該消除亞洲式的忌妒，重新相互認識！平可夫驚異地發現，基於傳統的輕視，日本的多數軍事分析家不能客觀對待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甚至無知地懷疑中國正在生產之中的“中華神盾”驅逐艦是不是只是擺擺樣子而已（對中國技術的偏見）。事實上，依照中國龐大的軍事工業基礎和目前較為開放的外部環境，中國在軍事技術上的進步早已得到甚至是美國五角大樓的認同。部分新一代的日本軍事分析家可能缺乏老一輩同行的探求精神。而日本的民族性格卻是只有當大和民族佩服一個國家時，雙邊關係才可能較為順利地發展。例如典型的美日關係。因此，筆者認為中日關係的改善只是時間問題，只要中國經濟、文化力量（soft power）的凝聚力在持續增長，就會贏得日本的尊重，中日關係發展就會順利。反之，日本作為一支重新崛起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有利於亞洲的政治穩定。這一點也應該得到中國的尊重。

當然歷史問題是阻礙中日政治關係順利發展的主要原因。雙方對此應該相互進一步了解。筆者認為在中日1000年的交流過程中，關係融洽是主流，是多數的時間。每年廣島、長崎的和平大會參與者遠遠超過參拜靖國神社的人數。和平的意念在日本是主流。作為民主國家，日本各黨派早已具備內部的政治反戰平衡機制。就是參拜靖國神社的人，包括小泉首相也不是為了懷念戰爭，或者支持重新武裝。而是基於內政的需要，隨着日本人壽命的老齡化，日本政治也進入了老齡化時代，老一代的人在人生的最後歲月懷念戰爭年代的艱辛，衷心祈禱和平，因此為了贏得選票，政客也不得不考慮老人選票的這種心態。當然，平可夫依然認為如果參拜靖國神社的活動會引發亞洲他國的嚴重反感，那麼外交代價就太高。在21世紀，狹小的日本為謀求經濟的進一步轉型，就不得不更加依賴日益崛起的亞洲市場，必須從早年的“脫亞入歐”的思維方式重新“返回亞洲”。因此外交的思維也必須與內政思維“接軌”。如果明知參拜活動長期而言不利於日本的國家利益，而要頑固地繼續堅持進行，這是戰前老日本人的非合理主義思考方式之表現，它只會給毫無戰爭責任的戰後成長的新一代日本人背負不應該有的歷史政治負擔！

至於“認錯”與道歉問題，日本歷代首相已經認錯20多次，我認為是真誠的，而且日本對華援助的態度一直也是誠懇的，的確有利於中國的四個現代化。亞洲人基於面子問題，不太容易公開對自己的行為公開道歉。只要不公開表示慶賀與紀念，就是變相的認錯，這是亞洲民族性格，也需要相互理解。中國政府迄今也沒有對反右、文革等悲劇正式向中國人民道歉！

讀賣新聞駐莫斯科支局長古本朗對筆者這樣強調：我們真誠地對中國、韓國人民表示深深地歉意與內疚，但是我對北朝鮮就沒有這種感情，因為他們也對日本壞事做盡。古本朗先生的談話的確代表了絕大多數日本人的真實感情。

而在中俄關係方面，進一步的關係穩定取決於更加牢固的經濟合作基礎。否則雙邊關係還會出現新的摩擦。中日俄關係進入了合作、摩擦並存的時代。總體上依然是合作的因素大過摩擦。（平可夫專文。衷心感謝亞洲周刊予以轉載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