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澳大利亞金融評論》9月25日文章，原題：中國綜合徵把我們帶到伊拉克 發明“六度分隔”(一種社會學理論，大意為世界上任何兩人都可以通過極少的中間人聯繫上——編者注)這個詞的人可能指的是澳大利亞外交政策。我們每次魯莽的軍事部署——從越南到最近的伊拉克——都受到無關緊要的議題驅動。

　　我們打這些仗不是因為戰鬥對澳大利亞的戰略利益有直接價值，而是由於對其他人的非理性恐懼。簡言之，全跟中國有關。

　　50年了，我們的國防政策制定一直圍繞對中國入侵的猜疑。我們到越南去，表面上是不讓胡志明進入西貢，而實際上是幫助美國阻止“共產主義中國向南延伸”。

　　聯邦政府不僅成功利用“冷戰式歇斯底里”，也成功利用了澳大利亞人最基本的情緒：對我們處於亞洲的恐懼——一小撮白人定居在近乎地球“底部”，北方還有“一大群黃種人”的不安全感。

　　人們總是談與土著人民的和解，這固然重要，但筆者更關心的是與中國和解——一種對亞洲天然超級大國自信地接受——的缺失。

　　中國是罕見的沒有領土擴張記錄的大國。中國以中央王國視角看世界：希望別國尊重自己，但無意支配鄰國。

　　歷史上看，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誤讀一直是我們國際觀最大的缺陷。連左傾的政治領導人都未能免於這種綜合徵。1995年，保羅·基廷與蘇哈托政府倉促達成一項防務條約，因為他想讓印尼充當戰略緩衝，“以防中國對我們使壞”。陸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時期，防務規劃是依據中國入侵的可能性制定的，而工黨同意美軍常駐達爾文。

　　阿博特政府時期，“六度分隔”更怪異。2003年入侵伊拉克慘敗讓人以為堪培拉應該學到新的黃金規則：遠離中東泥潭。但現在，澳大利亞正重返巴格達。

　　怎麼能有人這麼欠考慮？又是中國綜合徵的產物。

　　本月，阿博特的朋友、外交政策顧問格雷戈·謝里登闡述總理的戰略時泄露箇中玄機。他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說，自由黨要“鼓勵美國在中東和我們所在地區的領袖地位，能這樣做的最好辦法是告訴美國人他們並不孤單……(這)對我們在亞洲的安全至關重要。”

　　促使阿博特冒險的居然是這種超現實邏輯：因為懷疑中國，所以出兵伊拉克。按照謝里登和阿博特的邏輯，澳大利亞必須與美國共進退，鼓勵我們偉大而強大的朋友採取激進的外交政策——最主要是為保護我們免遭中國入侵。

　　他們忽視歷史的教訓，也看不見外交務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