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初，中国留欧学生在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与前苏联军警发生暴力冲突。

　　１９８９年５月６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８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

　　这一席话，对我也有触动。当年我参加的那场“红场流血事件”，是否也需要交代和反思一下呢？

　　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至２月上旬，全国各大报纸掀起强烈抗议、愤怒谴责“苏修”在莫斯科红场殴打中国留欧学生、肆意制造流血事件的怒潮。对于事件经过，介绍得概括而简单，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似乎只需要人们知道“苏修”打了“革命小将”，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混蛋”，“罪该万死”，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造反有理”，这就足够了！

　　３１年过去了，我们这批当年的“革命小将”已两鬓霜染，过了天命之年。但那次事件的细微末节，仍清晰犹如昨日。

中国留学生血染红场

　　１９６７年初，在驻外留学生“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派往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和另４位政治辅导员带领６０名男女留法学生，由巴黎假道苏联回国，１月２４日飞抵莫斯科。在中国驻苏使馆，遇到４名比我们早到的留芬兰学生，于是决定同路而行，乘２６日的国际列车回国。

　　两年前我们赴法途经莫斯科时，曾去红场瞻仰过列宁的遗容，这次还去不去呢？大多数同学认为，我们此次是专程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和]命”的，目的就是反帝反修，再次瞻仰革命导师遗容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决定次日仍去红场，向列宁、斯大林敬献花圈。

　　既然是去“斗争”，就得有所准备。因为大家心里明白，当时中苏关系已极其恶化：两党来往中断，公开论战，边境上大军对垒、战争一触即发，并且在一个多月前，全部留苏中国学生已被苏方驱赶回国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学生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但抬着献给列宁的花圈，还有献给被他们否定的已故领导人斯大林的花圈，“出事”就不是万一，而是“一万”了。

　　但是既要革命，就不怕“出事”，甚至不惜流血牺牲！为了减少损失，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比如让女学生和体弱的男学生站在队伍中间，高大强壮的男学生站在外围等等。

　　１月２５日午饭后，我们坐大轿车从使馆出发。同时，使馆用电话将此次活动通知了苏联外交部。车行２０分钟即到达红场。这天天气阴郁，很冷，气温在零下３０度左右。红场上的参观者已排着一字长蛇阵，直达列宁墓门。一名苏军少校引导我们抬着献给列宁、斯大林的两个花圈进入红场。等了一会儿，警官把我们插进参观者的行列，在我们身后很快又排上了近百人(出事时，我们才发现这批人都是便衣警察和特工)。这时，苏警官不许我们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宁墓，争辩无效，我们不得不把它放在陵墓一侧的小道上。

　　我们在列宁陵墓门前的大理石上排成方阵，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苏警官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按计划我们要朗诵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于是一个同学走出队伍领读，他高声喊道：“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２２页。”哗，每人捧起了“红宝书”。领读念道：“最高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突然，两个军警冲上去左右架住他嚷道：“红场是个严肃的地方，不许大声喧哗！”使馆领队同志和翻译即上前与苏军少校交涉。

　　这时队伍中立刻又站出一位同学接着领读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无庸讳言，这两段语录是针对当时“苏修领导集团”的。苏军少校恼羞成怒，命令关上列宁墓的大门，同时向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工发出信号。这些人蜂拥而上连推带拉，企图冲散我们的队伍。我们６９人手挽着手，放开喉咙高唱《国际歌》。警察们气急败坏，硬是架走了我们一个小个子同学，劈头盖脑地打倒在地，用大皮靴踢踩他的胸部。其他同学急忙冲上前去营救。我们的队伍被拆散了。

　　在几名苏军中校、少校的指挥下，二三百名警察和士兵将中国留学生、中国大使馆的陪同人员以及新华社记者分割包围起来，三四个人围着我们一个同志拳打脚踢，几个士兵把我们献给列宁和斯大林的花圈撕得粉碎，一位女同学上前阻拦，被一个人高马大的军官拦腰抱住摔倒在地。几个士兵学着样子，抓住我们女同学的腿或腰部，扔进红场边的雪堆中。更可憎的是他们在棉手套里藏有铁块，把我们很多人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甚至伤筋断骨。雪地上到处丢弃着我们的眼镜、围巾、鞋和帽子。同学们竭力挣扎、反抗、互相搀扶着，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６９人以及使馆陪同人员、新华社记者无一例外、不论男女全部遭到毒打，３０多人受伤，９人重伤４人被当场打昏，我的腰部也被军用皮靴踢了一脚疼痛难忍。随行的女翻译高呼口号，被苏方警察拉住脖子上的围巾使劲勒绞。他们阻止新华社记者照相，妄图夺走照相机和胶卷。同学拼死冲上去保护，使苏方军警的法西斯暴行得以保留下来，被抢走的“红宝书”也被我们奋力夺回。

　　约半小时后，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和不少市民闻讯赶来，红场周围人山人海。苏军警的凶恶行径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位苏联老人高喊：“不要打他们！不要打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冒着危险冲上前来，引导我们撤出包围圈。

　　下午１３点４５分我们撤离红场。当大轿车行经闹市时，我们打开车窗，将拳头伸出窗外，拼命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扬！打倒柯西金！”，高唱《国际歌》。晚上，在使馆电影厅召开了“控诉苏修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罪行大会”。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驻苏联大使馆都分别派了医生来中国使馆帮助救治伤员，对我们的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

红场斗争在继续进行。１月２６日下午３点５０分，我们６０名同学乘火车回国（９名重伤员改乘飞机回国）。伤了筋骨的、脸上有伤的，该拄拐杖的就拄拐杖，该包扎的则包扎。一些无伤的，也拄根棍子，跛着走路，以“适应国际斗争”的需要。使馆给我们每人胸前戴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地送行。苏方呢？则前有摩托车“开道”，两旁警车“保架”，后面是装有对讲机的小轿车压阵，几十公里，一路绿灯。几十名革命豪气冲天的中国学生，已经弄得他们心惊胆战了。

　　许多外国记者在火车站等着我们。有的请我们讲昨天的事件真象，进行录音，有的用照相机拍摄我们的伤情。我们扔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唱《国际歌》，喊口号。苏警察不断地大喊：“不许你们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根本不予理睬，仍旧使劲地读、喊、唱，吸引了许多外国旅客的目光。

　　中国列车在苏联国土上行驶时挂的是苏方餐车。我们去吃饭时，发现每个餐桌上都放着中文的反华小册子，诸如《关于中国的事件》、《莫斯科新闻》、《中国红卫兵在红场上》等等。我们立即向苏方列车长及餐车主任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撤掉小册子。他们口头上答应，但下一餐吃饭时，看到不但未撤，而且增加了份数。我们又一次提出强烈抗议。苏方列车长威胁说：“要知道，你们现在是在苏联的领土上，再这样胡闹，就不给你们饭吃！”这种蛮横行径，激起我们极大愤慨。大家一致决定绝食。我们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在苏联的旅程中许多昼夜，我们坚决不去苏联餐车吃饭。从１月２７日早晨到３０日晚上３个多昼夜，我们６０名学生９名援阿尔巴尼亚专家以及全体中方乘务员没有喝苏联一滴水，没有吃苏联一片面包。

　　２７日，列车广播里传来了有关部门给我们的慰问电和我国外交部发表的“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的声明，传来了人民日报社论和国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一系列消息报道，大家万分激动，泪流满面，更增添了绝食斗争的勇气和信念。

　　３０日晚７点抵达苏联边境站──拉乌斯基。苏方警戒森严，进行出境检查。这是不许随便说话，要安静的。我们哪管这些，这边车厢在检查，那边车厢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气得苏方人员目瞪口呆又无可奈何。

　　３１日晨６时许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中国驻蒙使馆的同志们带着面包、馒头、罐头等食品早已等待在月台上。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使馆的同志说：“你们为正义、为真理而绝食，好样的，你们辛苦了！”不少同学感动得流着眼泪说，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的意志鼓舞着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饿。

　　２月１日下午２点到达北京站。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央到车站迎接，和我们一一握手。在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给我们每人左臂上套了个“反修红卫兵”的红袖章。陈毅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戴着放下帽耳的棉军帽，打拍子的双手戴着挂在脖子上的军用棉手套，显得笨拙而可亲可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戴上了“反修战士”的桂冠。２月１１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首都革命造反者欢迎我国留学生声讨苏修法西斯罪行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至此，对这个事件的宣传逐渐冷清下来。

“左”的幽灵不会再在我们头顶上徘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像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争论时说的：“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抚今忆昔，那当年狂热的革命激情已回归于理智的思索，这才悟我们当年的偏激和幼稚。“一·二五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从我们这方面讲，其根源是国内“文化大革[和]命”的极左思潮。正如胡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工作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他举的例子是１９６７年８月在北京发生万人围攻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造成我国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局面。对照红场事件。设想一下，假如我们遵循苏方的规定，在红场上没有读毛主席语录，没有唱《国际歌》的举动，流血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但在当时，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

　　在巴黎时，虽然我们远离祖国，但每天晚上１０点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欧的普通话广播：从法国报刊和广播电视中能不断看到和听到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及场面；在街上偶尔碰到从中国回去的法国人，有的还臂戴“红卫兵”袖章，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帽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中国的革命。无论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到处在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红书”。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为此，巴黎某大学的外国留学生组织还牵头召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文化、人类文明是个大促进？还是大促退？”并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辩论。

　　中国部分留学生和进修生经充分准备到会发言，着力抨击“大促退”派，使大会最后表决时，“大促进”派占了多数。对同学更具感召力的是国内来信，说什么如果不参加这场大革命，将是终生最大的损失和遗憾。……以上种种，使绝大多数同学不安心学习，渴望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风风火火地进行“造反”。甚至有同学到使馆贴“小字报”，说使馆执行了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１月１８日，当黄镇大使专程到留学生住地传达了中央关于同意所有出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时，同学们欢欣鼓舞，摩拳擦掌，像渴望打仗的战士要马上开赴前线一样。

　　我们就是带着这种强烈的“参战意识”，从资本主义的法国来到当时被称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中心莫斯科的。正如同学们说，这是到了“修正主义的老巢”、“反修斗争的最前线”。所以，在红场上的行为，完全沿袭了国内红卫兵的那一套。正如回国后我们中的一位代表向某高校作报告时说的：“红卫兵就是要杀向人类世界的蟊贼，涤荡一场残渣余孽，砸烂整个旧世界！今天，中国的红卫兵来了，来到了列宁身旁，带着毛主席的教导，怀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豪情壮志，以倒海翻江卷巨澜的大无畏气魄，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勇猛杀来了！红卫兵威震莫斯科！”听听，这就是当时的语言，当时的情绪。在这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思绪的支配下怎能不出乱子呢？！

　　当然，前苏联当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两国、两党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一开始就对中国留学生抱着敌意，军警和特工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以说是居心叵测、蓄谋已久。对于赤手空拳、在列宁墓前只是念念语录、唱唱《国际歌》的“书生们”拳脚交加、大打出手，实属野蛮，有失人道。受到国际舆论的遣责也是咎由应得的。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我相信，当“左”的幽灵不再在我们头顶徘徊时，这样的悲剧、闹剧就永远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