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互联网上传播甚广的“名言警句”应该是刘亚洲“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点，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军人的原则立场性表述。我们不知道世界任何一国军人，包括西方的战略家们听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上将说出“我对战争是有选择的，我有权选择战争”时有何感想，不过任何一个清醒的共和国的领导人对于解放军上将“有权选择战争”意味着什么就不得不深思了。如果中国军队的将军们都具有这么“最高水平的军事战略思想”，党还能不能指挥动枪，中国政府和人民还敢不敢闭着眼睛睡觉恐怕要打一个大问号！

1. 在民族危亡的战争面前没有战或不战，只有降或不降的选择。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历过无数次外族入侵，哪一次战争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作为中国军人有选择战争的机会吗？远的不说，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哪一次不是入侵者打到我们头上不得不被迫应战，敌人给过我们选择战争的机会吗？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每个中国人面临的选择不是战或不战，而是降或不降。我不敢相信中国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上将是这样教导解放军将士和军校高级学员们的，一旦美军打来，“象海湾战争当中与美军直接对抗的战争我会去选择吗？”，这分明是在明目张胆地“启发”中国军人在面对强敌时选择不战而降。这就难怪西方把刘亚洲捧为中国最高水平的军事战略思想家。

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败退关内，美军入侵伊拉克，巴格达守军望风而逃，不战自溃，因为他们的将军们都有选择战争的权力；终于明白为什么美日通过心理战、信息战、贿赂战、舆论战如此高效地瓦解敌军，因为敌营内部有刘亚洲上将“我有权选择战争”的信条在军中广泛传播。西方敌对势力就是要通过代理人培养和教育中国军队像当年的东北军、伊拉克军队那样“我是军人，我对战争是有选择的，我有权选择战争”的强烈“民主意识”和“觉悟”。不仅选择不战而降，而且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解释当逃兵是因为不愿为独裁者卖命。正如刘亚洲所言“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

刘亚洲也许没有想过，几千年来，中国军人如果都不愿为“一家之国”的皇帝效命，中华民族注定早就被那些愿意效忠“可汗”“赞普”“单于”“和卓”“土司”“大汗”和其它形形色色首领们彪悍民族彻底消灭过无数次了。世界上还有没有姓刘的这个古老姓氏就像埃及法老有没有后人一样，恐怕要人类学家费很大的周折也未必能弄清楚。

刘亚军上将历来对美军崇拜的五体投地，笔者恳请刘将军如果有机会和美军交流的时候，不妨问一下美国官兵，请教一下西点军校的上将，看他们有没有选择战争的权力。

2. 战争不是投机做买卖，攸关国家生死，民族兴衰。

刘亚军的战争观：“我要选择的战争，必然是代价最小，收效最大的战争”。这种如同市井买卖、家庭主妇聊天般轻松地谈论血腥的战争似乎不像是一个中国普通将官，倒像是美国总统。当今世界谁有意愿、能力和资格选择代价最小，收效最大的战争，恐怕就连美国总统也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中华文明有史以来就不是主动扩张型战争策源地。中华文化自古对战争有深刻的理解“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即使历史上中国最强盛的时期，用兵也是慎之又慎的大事，从不敢把它当作“代价最小，收效最大”的买卖或儿戏。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苏边界冲突，西沙之战、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等，有哪次战争是由中国人从容不迫地，自己选择出来“代价最小，收效最大的战争”。不看战争的正义与否，不顾天下百姓的生计和生死安危，不忧国家和民族的最高福祉，只关心战争的投入产出如投机做生意，只要觉得有利可图就发动战争大捞一把，即便是侵略别国主权造成生灵涂炭也无所谓；一旦遇到强者觉得无利可图就缴械投降、或者换种方式表达叫“这样的战争我不选择”，哪怕丧权辱国也在所不惜，这种战争观可谓空前绝后的“军事战略思想水平”。

3. 军队文化决定军队的命运。

从1840年到1940年百年间中国军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屡战屡败，国破家亡，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军队缺少一只强大军队必有的军魂。且不提被满清少数民族统治离心离德的清军，自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撤入关内，到七七事变国民党军队一路败退到大西南，中国军队最缺乏的不是武器而是战争意志。

在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长期经营下，依靠东北的资源和财力优势，东北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正处于全盛期，拥兵三十五万，占有北方广大国土，装备十分精良，轻武器包括迫击炮全部实现自产，他们还有一支有强大炮兵部队，迫击炮和重炮数量有数千门，共编组为3个炮兵旅，共10个炮兵团，所装备的火炮和使用的炮弹也基本实现自产。装备36辆先进的法国雷诺FT-17轻型坦克和24辆装甲运兵车，除了陆军以外，张学良还拥有一支空军部队，约有300架飞机，其中200架战斗机，都是从法国，捷克等国购买来的，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也是最先进的空军。而国民政府直到1937年才有作战飞机300架。除了空军以外，张学良拥有一支海军力量，共有大小舰只21艘，总吨位3.2万吨，海军官兵有3300多人。其中海圻号和海琛号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两艘巡洋舰。东北军通过东三省的地盘建立了中国数一数二的兵工系统。其中奉天兵工厂在张氏父子两代的苦心经营下，在前后10年时间内成为中国最大的兵工厂。 有月产4000支79步枪，月产1200万发子弹（惊叹一下），另外年产轻重机枪数百挺，野战榴弹炮150门的能力，是当时全国第一的。重炮口径从75毫米到150毫米，这个兵工厂每月生产的装备，就足可以装备一个精锐旅。一年的产量，可以装备一个完整的军。当时关内几乎不能制造重武器，各地军阀和中央军的火炮基本都是购买国外和外国援助的。东北政府武装无疑是当时中国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地方武装，而当时日本全国总兵力只有二十三万，在东北的兵力仅一万零四百，加上后来从朝鲜赶来的日军，不过一万五千。到1931年11月，日军在东北的兵力仍不足二万，而东北军在东三省的精锐正规军就有十八万，东北全境兵力不下三十万。人员装备都不比日军差，却不可思议地不战而逃。别说东北军有三十万杆枪，就是有三十万根烧火根，也不至于让不足二万的小鬼子日本人一夜占了沈阳城，数月内占领全东北。

出现如此让华夏民族永远蒙羞的一幕，就是因为张学良和蒋介石畏敌如虎，灵魂深处同刘亚洲一样有“我有权选择战争”的所谓军事战略思维。东北军望风而逃把飞机坦克等重武器及兵工厂都留给了日本，成为日本人日后屠杀中国人的帮手，还给日本人留下中国人胆小如鼠、不堪一击的印象，极大助长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和嚣张气焰，为日后全面进攻中国埋下伏笔。

不过多少值得庆幸的是张学良选择的是不战而逃，保存了一些实力为日后抗日所用，而不是不战而降，如若张学良同刘亚洲一样认为“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并亲率35万大军归降日军为虎作伥，中国当年的抗争形势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战争是有选择的，我有权选择战争”的军队文化一旦大面积蔓延会不会再次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和侵略野心，给中国引来战祸呢？只要看一下菲律宾、越南、日本把中国看成视作纸老虎而不断挑衅中国的疯狂劲头就可见一斑。

“象海湾战争当中与美军直接对抗的战争我会去选择吗？”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投降主义言论能够毫无顾忌地公开贩卖，是因为刘亚洲明白他鼓吹的“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它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它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和军中已有不少志同道合者，更重要的是有来自高层的知音和保护，不仅不会因此丢官，而且还官运亨通。正因为如此，中国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上将十数年如一日地给中国军人灌输当美军打来时不仅选择不战，而且心里要想着“这样的民族，它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义无反顾地充当带路党，心悦诚服地接受美国的统治。由此刘亚洲政委领导的军队文化，在美国人眼中，远比溃不成军的伊拉克军队文明度高出不止一个档次，这就难怪西方学者把刘亚洲的文章评为“中国最高水平的军事战略思想文献”。

一个军队的文化关乎这支军队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有选择战争的权利”的伊拉克军队在“象海湾战争当中与美军直接对抗的战争”中选择了不战而逃，几十万大军一夜间土崩瓦解。这种逃跑文化似乎在伊拉克军队中扎了根，2014年6月当3万多美式装备的伊拉克精锐部队面对800所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武装攻击的时候，再次选择不战而逃，3万大军连一支抵抗的队伍都没有，还被伊凡特俘虏了几千人。很难想象一支由美军训练和武装起来的民主国家现代化军队中多达1700军人被800人极端组织中的一部分所俘虏并被公开处决。可见一支队伍的军旅文化一旦被“有权选择战争”的所谓战略思想洗脑，对一个国家是多么严重的灾难。

如果任由“有选择战争的权利”的军队文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泛滥，中国军队迟早重演“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悲剧，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蜕变成张学良的东北军、伊拉克军的日子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