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改革中重要的一条，是把类似元朝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改良成华族（即贵族）、武士、平民三个阶级，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全民族的士气和革新精神，带浓厚军事色彩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从1884年到1890年，公司资金从1340万元跃增至1.89亿元，达14倍；民间企业掀起类似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纺织业热，纱锭数从5万增至27.7万；由纺织业积累的资金投到铁路上，铁路长度仅4年间（1886-1890年）就增加了10倍。这种民间办厂修路，政府把钱用在建船造炮的局面，在当时的中国何曾有过？
　　早在1880年前后，日本军方就将进攻的矛头选定在中国，它的一切计谋准备均针对此目标，唯一的顾忌就是东进的沙皇俄国。日本民族目标专注，全力以赴。它利用英国扩张中与俄国的矛盾，寻求与英国结盟，让它在远东大打出手。1893年，日英改订条约在伦敦签字，当时英国外交大臣称：“这个条约的性质，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
　　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尤其在军事和海战这类它的擅长项目上。日本海军选择海洋霸主英国皇家海军当老师，一招一式都结合了日本的特点和它的对手中国的特点。日海军认为清朝海军的“定远”、“镇远”是大舰巨炮主义的产物，必须先击沉它们才能取得海战胜利。日军没有采用加大军舰吨位和火炮口径的传统方法，而是改用快速巡洋舰提高火炮射速的方案。同时，日海军为提高射击精确度下了很大功夫。日海军的宗旨就是用火炮和鱼雷尽可能准确地击中敌人，尽可能首先命中。日海军的操练强度高于清军数倍，从指挥官、军校教官、随舰工程师到士兵，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击中敌船。而由淮军改成的北洋水师，从官到兵不得不应付大量的人际关际，忍受整个封建制度和满族日益堕落而造成的深重腐败。一句话：日海军各级官兵的素质和整体素质远远高于清北洋水师。
　　承认日军素质高于中国官兵，的确很痛苦，很没面子。但事实如此。日海军采用英军著名的“海军条例”中的线形队形，非常象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所完成的成功穿插，这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自信。北洋水师采用了雁形阵列，却象奥斯曼、土耳其在雷班托海战中的表现，是一种陆上阵地战的海军翻版。日军一发现自己的炮弹无力穿透“定远”舰的德国式厚装甲，立即灵活地改为分割攻击清军右翼的弱舰。清军没有应对方案，本应把强舰与弱舰混编成二队，象中途岛海战中美军航母特混舰队所作的那样，在机动中截杀日舰队后部弱舰。这样在丁汝昌之下需要有两名优秀的分舰队司令，当时似也没有想到这种变化。丁汝昌一伤，几乎不知该如何应对。这在有五百余年海盗作战传统的日舰队中根本没有困难。此外，清海军有多种战术可选，比如诱敌深入，围而歼之；让受伤的“致远”等舰撤出战场，由“镇远”殿后阻击，海战中的撤退是正常的战术机动，没有什么不光彩。
　　最令人困惑的是清海军居然不采用密集的鱼雷攻击战术。负伤的“致远”舰上本有4枚鱼雷发射管，其他大小舰艇上共有32枚鱼雷管，如果战前能进行计算精确的集中鱼雷射击演习，选择对日舰队命中率高的方向齐射，绝不会一无所获，反而被日舰鱼雷所乘。中国官兵作战英勇，但火炮命中率并不高，能否集中打敌弱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日军反用了这一原则）。“致远”伤重应被掩护撤退，撞击一法大可商量，现代海战中几乎没有用此法成功的战例。如此等等。我们总是过多地比较日、清两军的舰艇吨位、火炮口径，认为是 “旗鼓相当”。而较少地量化分析两军人员素质上的巨大差异。日本是海洋国家，有其海上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胜过了军舰吨位和火炮。实战中，这种差距在指挥、射击、通讯、机动、战术、变招、损管等方面非常明显。一支素质高的海军打败一支普通水
平的海军，在英、法几百年的海战中是很经常的。
　　中国打败了，人们气愤可以理解，然而没有下工夫分析找出原因，并在一个长时期内下苦功大价钱改正，那就辜负了甲午英烈的一腔热血。 日本海军的素质在日俄战争中再次显现，并在二战中予以发挥，让一个大陆民族去深刻理解海洋民族是困难的，反之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