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是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作家、编辑、科学家，现任花旗银行集团公司董事。据他透露，他曾经三次见到江泽民本人，写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想法产生于2000年，正式收集资料、采访开始于2001年，前后历时三年多的时间。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中国缘” 2005年02月17日 16:13

戈辉：先恭喜您的书出版。

库恩：谢谢。

戈辉：我知道您不是第一个为江泽民作传的人，但您是第一个为江泽民做传的外国作家，且您的书在中国出版了。

库恩：我已经说过了，我对自己的书能在中国出版感到很兴奋，我被告之我书首次销量已经有100万册了，这对於作者来说是十分欣慰的。

戈辉：真是很令人惊讶，100万册。

库恩：对於一个作者来说 我花费了4年的心血，在电脑上查阅资料，很多日子都是通宵达旦，当我得知人们阅读我的著作，十分欣赏，我感到十分荣幸。

戈辉：您是如何让这一切的发生的呢？

库恩：这可说来话长了，我有一个简洁的版本，也有一个比较长的版本，我先给你说说简洁的版本吧，然后再给你一个简而言之的长版本。简要的来说，就是我满怀热情的希望告诉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 我心目中的中国。

戈辉：那读者的反馈如何呢？

库恩：无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在西方国家，这本书已经在几周前出版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很重要的评论，评论是很令人着迷的。他们说，这是一本用不同的角度诠释中国的书，这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截然不同，有一个遍全美及世界联合性评论专栏，他们说，一个新的反华消极主义者又诞生了，它在华盛顿出现，在美国媒体界出现，在美国的智囊团中出现，在华盛顿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消极的大环境中出现，它展现出一个讽刺性的，截然不同的中国印象。评论家说，我们要严肃对待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充满了资料和史实以及个人见解，有很多人都不喜欢它，因为他们认为我把中国描绘的过於光明，把江主席描写的过於正面，他们说我的书粉饰了中国的很多问题，这令我十分生气。因为我没有去粉饰，我在本书中非常看重这些存在的问题，比如人均收入、政治体制、共产党改革，媒体言论自由的问题，城乡差距，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流动民工等等很多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贯穿在这本书中，但是它们不能代表这本书的全部。在西方的媒体报道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问题充斥每一个领域，而我所展现的是这段伟大的飞速发展的历史，问题、胜利、悲剧，所有这些构成一个主导性的伟大国家，西方的媒体认为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当然他们也应该尊重我的观点，尽管我倍受攻击，同时也有来自中国方面的批评，中国的出版商告诉读者，读者要注意书中的一些言辞，因为本书的作者是西方人，他反映的是西方人的观点，他的观点不是我们中国人所必须接受的，你可以读这些观点，但是要慎重的思考这些观点。所以说，双方对於我的书都提醒读者注意我的观点，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是在 1989年。

戈辉：您那个时候都看到了什么呢？第一次来到中国和您心目中期望的中国一样吗？

库恩：我不知道我期待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来到中国是作为一个西方的银行家，一个拥有科技学科教育背景的银行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施行市场经济改革中方邀请我来对科研机构给予一些建议，使它们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当我刚刚和中国有所接触，我就被人们给与我的热情惊呆了，我没法形容我当时的感受，那是一种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建设他们的家园的热情。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约 1997年左右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感，甚至可以说是被激怒了，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仍旧听到美国的媒体对於中国所持有的狭隘的，偏见的，敌意的不实报道。所以我开始非常严肃的去看待这一问题，我要为向西方世界介绍一个客观的、真实的中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就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江主席，那是在一个名叫"六十分钟"的美国的节目上，江主席接受了麦克·华莱士的访问，他是美国一个很“难缠”的记者，他作风十分的犀利，很多的美国人，甚至美国总统都不愿意接受他的专访，因为他们对於麦克·华莱士十分憷头，但是江主席接受了他的专访。通过那次专访，我想到这一切是他非同寻常生活的折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当时他还是一名青年，那时他度过了一段苦难时光，之后经过解放战争的艰难时期，革命创建了新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50末到60年代，中国的人们正承受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带来的苦难。然后，改革开始了，关於改革的斗争开始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得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处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如果你展望今天，会发现江主席后期的领导，使中国成为世界的经济引擎的一部分，使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这是一段不寻常的历史，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江主席的生活。所以我认为江主席的生活经历是一种媒介，把中国的故事告诉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以至於世界上的任何人，由此人们能够赞赏中国所经历的历史转变，同时也明白了中国为什么要做如此的决策。

戈辉：当您萌生了为江主席写书的念头，您自己对於此感到惊讶吗？您有没有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跟别人说了您的想法了吗？

库恩：你知道，在生活中我们有着许多新鲜的事要去做，如果你那时总想着在设想和成果之间有多少困难，要付出多少努力，你就会永远举步不前，望而生畏的。但是我就没想这些，我们看到下一步要做什么，因为做到下一步的目标不难，所以你迈出第一步。

戈辉：你和其他人说你要做这些事情，那你第一个要告诉的人是谁呢？

库恩：我告诉了很多朋友，我在中国有很多的朋友。

戈辉：那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库恩：很多人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可能成功的，你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我生活中的大多数，我做的每件事，每个人对我所说的都是不可能成功。

库恩太太：我先生经常给我带来意外，他涉足截然不同的领域，那些我一无所知的领域，（在他写书的过程中）我经常生他的气，因为他总是不停的写作，每次当我走进他的屋子，我都会问你又在和江泽民主席在一起吗，但是我现在回头看，我才意识到他所投入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也是才刚刚开始读这本书，我会和其他人一起读的，但是我先生对待这本书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投入。

戈辉：我上网查了相关的资料，我了解到有很多的人对您写书的动机提出了质疑，他们说作为一个西方的银行家，您为一个中国的政治领袖写书，他们说 这似乎是一个西方的银行家和中国政府间的公关著作，您怎么认为？

库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发现所有的故事，我从没有收取任何政府给我的资助。每一次的旅行，每一项工作，都是我自己完成的，整个的过程我是自力更生的，我没有依靠任何的外援来完成本书。如果一些人想说我是为了一些其它的原因，我可以说，我根本不必这么做，我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美国经营自己的公司，我更在意我的，可以说是我在意我的学术名誉，而我不在意我的银行帐户。当然，银行帐户我也在乎，这个问题也不用讳言，是应该问的，我会回击它说，我写这本书没有借助任何经济上的外援，我要说的都是我认为真实可信的东西，我让他们成为一个世界上标志，成为我的一笔遗产，这是我认为在世界上我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里面有看到热情，看到力量，看到承诺，还是比较能够体现我的，也许这稍微严肃了一点，因为其实我的创作过程虽然很艰难，但是也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应该轻松一点，把我画得太严肃了一点。

戈辉：我听说您列了100多人的专访名单？

库恩：我的，专访对象遍及到社会各种阶层。但最初的一批专访者大约有40人左右，但是那些都是核心的专访对象，那些和江主席有私人交往的人，其中有他大学时期的同学，共事的同事，以及那些在政府部门，政治、经济领域共同工作过的专业人士。

戈辉：还有一些美国人，比如基辛格博士，所有这些人都调动他们的记忆库，我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在很多的情况下，那些是他们一生中的回忆，是他们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经历，但你认为你为什么就可以取得人们的信任呢？

库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知道我是赢得了别人的信任，因为我想我过去在中国工作了 16年，做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不是让我直接获利，但是我很喜欢这些工作，也许人们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去从事这一事业。当你开始像滚雪球一样从事这一事业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信心和我交流，我把这视为一种荣誉，因为人们对我十分的信任，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回忆，告诉我他们的看法，告诉我他们第一手的感受，这就是本书的核心所在。其它部分的写作也都是基於以上这些专访研究。

我觉得国际上对中国很多不了解，这本书确实很客观的、很如实的把中国的情况通过描写江主席整个的描写个人整个的一个过程，从他出生到2004年为止，但是他的历史也是整个的一部中国近代史。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的科学家，他又是个企业家，他能够通过他的视角来表现中国，特别是通过他所了解的江泽民写这样一部著作，我觉得重要的他是在介绍中国，

戈辉：您说过您专访过很多的人，其中既有他的同学，又有他的同事，你是否曾经想过专访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

库恩：是的，我认为不同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得到对於江主席的不同意见也并不困难，因为西方的和香港的媒体充斥着大量这方面的报道，这可能是基於他们的传统，所以有很多的负面的材料，我完全接受这些东西。我和很多人交流过，我问了一些住在美国的土生土长的华人，我的工作就是收集这些资料，从中拣选出我认为真实的史料，这是我所做的工作，这包括很多中国人认为是负面的报道，也有很多让西方的评论家认为对於江主席和中国太过於光明和正面的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坐在这里告诉你的都是我认为真实的做的最好的工作，也许途径有限，时间有限，我个人的能力也有限，我认为我所做的从情感上到历史上是完全真实的，我想要与事实交流，让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戈辉：你为什么没有亲自专访过江主席，你是故意这么做的，还是没有机会？

库恩：事实是这样的，我没有问为什么，甚至没有问一下我不想去这么做，我也很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这不是他的自传。

戈辉：你不认为这是他的传记吗？

库恩：不是他的自传这不是他自己写的，这是我作为一个西方人的诠释，这是我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见解，是我对於中国是如何通过七八十年的历史走上现代化的见解，这都是籍由他的人生来展现的，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观点而不是他的观点，这就是第一个原因。我想如果我亲自专访他本人来写这本书的话，首先，可能性就不大，因为那可能是不妥当的，但是我曾设想如何一切都可能的话，我能问些什么呢可能有些专访内容我会舍去，可能一些部分也不适合用。这本书估计就会变得平淡无奇了。所以我不想这么做。我想，专访很多拥有第一手资料的人，所有的这些专访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但是我确实在结稿前有机会见到江主席，那不是一个访问。我听了他的一个关於国内外问题的讲话，通过他的这次演讲，我可以亲自感受到他的个人性格，那不是一个很简短的讲话，讲话长达数个小时，所以我后来可以收集很多人，对於他性格的最直接的感受。实际上我没有得到很多新的信息，而是从其他人的口中得到了很多第一手信息，所以我就拥有了剖析他性格的能力，这都是基於这些资料和信息。坦诚的说，这让我感到十分的舒服，所以我甚至都没有提出专访他的要求，我想即使提出了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拒绝。

戈辉：我们看到这本书的英文版本比中文版本厚不少，这是为什么呢？有一些章节被删节了吗？

库恩：是的，有一些章节被删节掉了，但绝大多数的章节都原封不动的展示给中国的读者，也许 30%到40%的厚度的章节都是附录信息，不是书本身的正文，而是一些未知信息，一些表格和一些术语的注释，像某一部分专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这对於西方的读者来说都是中国名字他们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我在后面列了一个表，大约有130个名字，如果你忘记了某个名字，你可以翻到后面进行查阅。例如说什么叫中南海，如果是一个西方的读者他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都需要一个注释，所以我在后面列了一个地名汇编表，而这对於中文的版本来说就显得多余了，如果我对於中国读者解释说什么是中南海，这就显得很愚蠢了。这就是中文版本比英文版本薄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地方，每个出版商在出版图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的，就是英文的版本也会改动书中的一些部分，这对於本书的作者，这也是我要和他们斗争的地方。中文版本也是一样的，我被告之它的翻译十分的优美，并且译者也是中国十分有名的人，但我还是被告之删除了其中的5%的内容。由於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一切都是有当地的出版商所决定了。

戈辉：江主席读了您的著作了吗？

库恩：这个问题你最好问问他本人，你一定知道答案，我不知道完整的答案，但我知道本书有很多种版本，如果他没有个其中一个的话，那可令我很奇怪了。

戈辉：你得到了什么反馈信息吗？或者他喜欢这本书吗?

库恩：我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反馈信息,但我希望他能喜欢,如果他喜欢本书我将十分兴奋,如果他喜欢这本书的每一个词语,那我真的将十分惊喜,我肯定某些资料不够详实,我知道他更清楚自己的生平胜於我所知道的,你知道我不敢肯定,但是我做了很多研究,我了解到的事情或许比他的记忆更清楚,我也研究了很多有争议的议题,比如他和他的同事,以及中国如何处理与古巴朝鲜的关系。我来自西方，我持有美国人的观点，对此我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我知道这些问题的敏感性，我试图去展示这些，我们对很多事件有不同的说法，比如美国的北约部队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於这个事件的发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把双方的说法都展示了出来，但是我也肯定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对这一事件发表我的见解和评论。因此，有一些元素是传统的中国观念所不认同的，很多是国际上的政策，但是所有的感觉穿越历史而来。

从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乃至60年代的历史，所有这些都是基於中国博大的文明与文化，直到今天，这些中国历史性的转变。我相信，有很多的功劳都归功於江主席对中国这一阶段的领导，这本书的最后我给了世界上的读者这样一种感受，我希望他能欣然接受这种感觉。　　 编辑： M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