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我的父亲就是个地道的绥德汉子。我一直认为父亲无愧于这个俗语，即使现在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仍是一表人才。一九四六年三月，我的父亲生于绥德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侯绥德位于陕甘宁革命边区，是边区的一个大县。我听奶奶说，那时侯共产党的大官都来过绥德，她就见过贺龙、徐向前。她说：贺胡子杀人很凶，地主老财都怕他。徐向前还在爷爷家住过。那时的边区跟国统区就是不一样，我奶奶作为一个生于二十年代的农村妇女，却认字，读书看报都没有问题。奶奶说是共产党的妇女干部教的。
当我父亲长到几个月大时，灾难降临了。一九四六年胡宗南率军进攻陕北，咱们的队伍都撤了下来。奶奶把家里仅有的一些黑豆放到缸里，加盖木板，挖坑埋到田里，再盖上土伪装后，就带着襁褓中的父亲跟着乡亲们也躲到山上去了。那时侯国民党部队在边区寸步难行，给养供给全靠自带或空降。奶奶记得那时有不少降落伞就落到了县城外，降下来的东西有不少就被咱们的人拿走了。所以国民党的兵就得经常到处搜已藏匿起来的粮食。当国民党兵撤走后，回到家里的奶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田都被泡开了，黑豆没了。靠着乡亲的周济，父亲才没有夭折。我记得奶奶提到这些往事时，悲伤的表情浮现在她那长满皱纹的脸上。
父亲十八岁那年参军走了。他走前，跪在老家的院里，给爷爷、奶奶磕了几个响头。父亲是长子，走得时候我的叔叔、姑姑们都很小，但出去当兵是那时一个农村男子的最好出路。关于那年的记忆，我见过父亲一张在出发前，在老家小院里吹号的照片。他的眼光里既有离家的惆怅，又有对未来的希望。
说到照片，那时侯是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期间，我在父亲的相册里见过带着准尉、少尉领章的干部，父亲说那是他的排长们。一九六四年冬天，父亲和其他陕北的新兵们被送到了甘肃南部的草原上当兵。一位从老区出去的将军正巧到他们那里视察，说好久没见过陕北的兵了，就去看望了他们。作为列兵的父亲第一次见到了将军。（他见到的第二位将军是已是暮年，仍到西北视察的粟裕大将，当然这是后话了。）
父亲与其他新兵不同，他是高中肄业的学历，在哪个时代的部队里已经算个有文化的兵了。于他在连队里没多久就当了文书。父亲爱看书，文字功底也不错，写写划划，颇受赏识。六十年代末，父亲所在部队与其他兰州军区的部队进行了历时很久，但至今鲜为人知的西北剿匪作战。所谓“匪”，主要是指藏民。甘肃、青海一带的藏民颇为生猛（至今如此，如果你现在路过甘南草原去九寨沟旅游的话，还会碰到藏民拦路“收”买路钱。），当时极为仇视汉族（包括共产党），落到他们手里的干部、战士往往被以剖腹、摘心、活埋等手段杀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调集大军予以围剿。当然，部队还击时也没有手软。
作为后勤部队的一员，父亲没有直接参加作战行动，而主要负责物资的运输。解放军的后勤保障要比一九四六年胡宗南的部队好多了，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困难也不少。在此期间，父亲的连队在执行任务中趟过了红军当年走过的草地。父亲回忆说：草地到处是一望无边的沼泽地，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陷进去，他亲眼见过一匹驮满物资的骡子就陷了进去，再也没上来。父亲提到这事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红军，虽然长征已过去三十多年了。
骡子、马这些大牲口是当时部队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宝贵物资。父亲在提干前当过一段时间军马卫生员，还干出了成绩，他愉快地回忆到，他曾作为标兵到师里去作过报告，题目是：《我是怎样当好军马卫生员的》。据他回忆，经验好象是经常和马交流等，甚至和马睡在一起。我很怀疑他的提干与这件事有关。对我们来说他的这段经历带来的收获是他学会了打针，我们兄弟小时侯生病都是他打针治好的。后来我懂事后在部队上见过给马打针用的针管，我估计针管的口径有两发14.5毫米重机枪弹那么粗。父亲说：你不懂吧！给牲口打针既要轻、又要准，否则牲口撂起撅子来的话…..我现在回忆起来，父亲打针技术相当不错，既轻又准，不疼。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副主席还没出事。与我那六六年上京串联的“红卫兵”妈不同，父亲作为解放军战士，他们当时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清晨，对着初升的朝阳，以连为单位，由指导员领诵，大家齐诵，颂词如下：“首先，让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让我们以同样崇敬的心情，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朗诵完毕后，再把该连当日的任务向毛主席“请示”。这叫“早请示”；到了晚上，再将当天任务的执行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晚汇报”还有一项内容由所有参加者自己完成，那就是如果自己的工作中有了问题和不足，就要虔诚地向毛主席承认错误，并表决心改正。形式归形式，但大家都非常真诚。
大概是一九六九年吧，有一天父亲给恋爱中的母亲写了一封信，除了谈心外，特意提醒母亲注意，这次写信贴的是邮票，不再盖“义务兵免费军邮”三角章了。父亲提干后担任副排长。 “珍宝岛”事件后，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使全军开始备战，父亲所在部队也动了起来。父亲曾在坑道工事中呆了一个多月。也就是这时，父亲经历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次死里逃生。一天，副连长正进行拌发雷实雷布设练习，当时拌索已经拉好，副连长手持拌索另一头的雷管正准备插入地雷里。恰在此时，父亲与指导员路过此处碰到了拌索，雷管就在副连长手边爆炸。如果再晚几秒种，他们三个恐怕都光荣了。
一九七○年我的父母结婚了，一九七二年有了我哥，一九七四年有了我。母亲那时在老家邻县广播站工作，父母一年多才能见上一面。我妈说生我的时候，她身边没有一个人，凭着生我哥的经验，她感到快生了就自己去了医院。生完我大半天水米未进。我父亲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已经会走路了。就在生我的那一年，父亲又经历了一次历险。那年新兵下连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有一个新兵蛋子一紧张，手一软，把冒烟的手榴弹投到了不足三米远的地方。站在他旁边的副指导员我父亲一把将他扑倒在地，爆炸弹片擦着他们的头皮飞了过去。后来我一直奇怪父亲为什么没有因此立功。在父亲近二十年的从军生涯中倒是立过一次三等功，我见过那个证书（当时没有奖章），立功原因竟然是带病坚持工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优异！
那一段时间父亲遇到了一次倒霉事，导致他受到了处分，直到转业时才设法取掉。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事荒谬至极：有一天，百无聊赖的父亲随手在纸上画了一头猪。这是一个中性行为，但当另一个百无聊赖的战士在上边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语录并被好事者举报后，此事就变成了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那张纸变成了“反标”。写字者立即被开除军籍，遣返回家，我父亲则被记大过处分。父亲在部队的仕途也就此打住，一九八二年转业时，在从军十八年后，他还只是一名正连职干部。
我们一家人直到一九七九年在彻底团聚，那年我妈带着我们兄弟到父亲部队驻地随军，我们搬到了部队家属院，离营房不太远。周末有时侯父亲把我们带到部队去，我懂事后对部队的最初印象也源自这些难忘的周末。
让我凭回忆为大家描述一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兰州军区某连队的情况吧 （美好回忆）：每天早晨，天还没亮，随着军号响起，大家就穿着整齐集合跑操。跑完操后开饭。我至今记得炒萝卜的味道。每个班把饭打回去吃。父亲的连队是82毫米迫击炮连，操练时，十几门炮摆在一起，颇为壮观。那时连里刚配发电视，是罗马尼亚的大黑白，为了让电视看清楚，战士们搭起了一根十几米高的木头杆子插天线，每天晚上全连坐在会议室收看《加里森敢死队》；周末有时团里放电影，各连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嘹亮的军歌排队前往礼堂。坐下后，在放映前，各连还要进行拉歌。我记得我在团里看过一部“战斗片”《侦察兵》，就觉得片子打的激烈，演员浓眉大眼的，现在想起来，好象片子演的是解放战争，而军装样式是65式的。
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军65式军服是穿起来最精神的军装，国防绿颜色的确良质地，衬上红领章、红五角星帽徽，个个显得英姿飒爽。那时连里还有马，父亲骑在骏马上微笑的照片使我的童年充满了自豪和向同学炫耀的资本。
部队驻地与临近城市被一座大山隔着，为了解决通行问题，需要由部队用炸药、铁锥沿峭壁将路打通，父亲的部队也参加了施工。有几个周末我被送到施工工地与父亲过周末。我记得部队住在自己挖的地窝子里，我记得那个初秋的下午暖洋洋的，山上有许多翅膀是红色的、飞起来“嗒啦”、 “嗒啦”响的蚂蚱，我们叫他“嗒啦板”。我还记得现场不时传来爆炸声，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战士的脸被石块崩烂了。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那次施工中，我父亲第三次死里逃生。
一次爆炸作业时，父亲那支施工队在岩石中埋放了十发炮（炸药），引爆时连续发出九声巨响，但等了很久却没听到第十声。父亲与大家研究后认为第十发炮与第九发炮连起来响了，于是，他便带头冲上去查看爆炸效果。快要接近爆炸点时，第十发炮意外地炸响了。碎石立即将父亲埋了起来。战士们哭喊着父亲的名字冲了上去，用他们的双手将我父亲刨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父亲除了少许擦伤，基本上毫发未损。他定了定神，简单处理了伤口，又投入到了作业中去。
一九八二年，父亲十八年的从军生涯结束了。我们全家坐着绿色的圆头解放军卡，带着所有的家当，沿着父亲们用汗水和鲜血打通的道路，离开深山，搬到了邻近的那座城市。从此我的父亲，我的家庭翻开了生活的新的一页。
整整二十年了，我已长大成人，离开了父母，成家立业；父亲也已内退在家，平时做做饭、炒炒股，日子过得很平静。但我相信在他的心里，那一段经历是永远也抹不掉的-他曾经是个兵，为了共和国，他付出了血汗和青春；在我的心里，他还是那个兵，虽然没有成为将军，但将是我永远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