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的文明。尽管这个文明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理性的法学、浪漫的神话与一些著名的科学原理，已经成为人类不朽的文明遗产。但是，古希腊文明缺乏一种内在的强悍与巨大的生命张力。她们关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关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们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编织了灿烂的神话。然则，一个拥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却竟然没有诞生兵学著作 ——一种伟大抗争精神的结晶！这只能说明，对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识，根本没有成为这个民族的文明组成部分。最终的结果，古希腊民族没有逃脱灭亡的厄运，被文明落后的罗马民族的步兵无情的消灭了。文胜于质，是古希腊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腊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战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缺乏丰厚渊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绝汲取古希腊文明而改造自身。虽然强悍，却没有柔韧的文明根基。罗马帝国留给人类的，除了庞大的斗兽场、血腥的奴隶角斗场、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以及一部《罗马法典》与哲学诡辩派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于一个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国，其主体文明竟然如此贫瘠，确实令人不胜惋惜。惟其如此，在历史岁月的侵蚀中，罗马民族最终无声无息的解体了。倒是曾经被他征服的许多民族，依旧没有灭亡。质胜于文，这是古罗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罗马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竞争。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 等等，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严极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 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衰落。历史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战，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冲突中受伤害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是信史），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 不复的地狱。 　　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害杀戮，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与偏见仍然没有结束。

　　中国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时的敌人多如牛毛（有没有出卖过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请热心的网友查证）。可那个中国人要将孔子敌人的后裔当作异类消灭，那在中国民族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连认真的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说这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我倒认为非常的能说明问题。假如说出卖孔子的叛徒还没有找到，那么出卖武圣人关羽的孟达总是真有其人吧，还有割去了关羽头颅的潘璋（东吴大将）也是证据确凿吧。可是，非但封关羽为“圣”为“王”的政权没有下令将潘璋、孟达的后裔（潘孟二族）斩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讲“忠义”精神、尊关羽为“鼻祖”的中国会道门们，也没有对潘孟二族寻仇。中国民族在汉代之后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说对不对），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之后，竟然姓秦者依然如过江之鲫！ 　　

不要说中国文明不认真不严肃没有仇恨意识。斤斤计较仇恨的文明永远不会 “泛滥”为汪洋恣肆的文明。说到底，还是文明的“海纳”问题。

　　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一、外来民族入侵而被趋赶后，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二、自愿归化的少数民族的文明。三、和平往来中流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文明。 四、周边民族的文明伸展。以上四种情况，大约每个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