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意纠缠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却来纠缠我们，这成了中日关系的难解之结。如果日本痛自反省，向东亚各国真诚道歉，我们会尊敬他们。德国已向欧洲道歉，勃兰特总理曾经下跪谢罪，证明“非正常国家”可以改邪归正。日本应当学好，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但是日本拒绝道歉，而且修改教科书，歪曲侵略历史。

　　我们要求日本反省，并不需要太多理由，同时又需要理由，需要理性作为后盾。德国反省了，道歉了，这是我们催促日本反省的依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且振振有词，我们说勃兰特已经垂范在先，说参拜伤害了我们的感情。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拿出什么理由？

　　我手头有本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的书，叫《现代性与大屠杀》，研究纳粹德国的工厂化杀人，著于上世纪80年代。对于纳粹大屠杀，欧洲学术界研究了数十年，主流观点认为它与反犹主义有关，清除种族主义乃治本之策。但鲍曼还嫌不够，他运用社会学方法，从现代性视角考察，发现大屠杀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机制之中，由于现代行政、法律、工厂体系诸要素的组合，它成了“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而且显得格外“合理”。追根溯源，欧洲人越挖越深。

　　鲍曼的工作，让我们窥见欧洲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法，学术即是利器。武器的批判之后，需要批判的武器。欧洲学术界对纳粹德国进行了“深入揭批”，对纳粹、大屠杀、战争进行了追根溯源，持续至今而不稍衰。哲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心理学家，各路人马一齐上阵，视角千差万别，方法不断创新，成果汗牛充栋。国人喜欢“盛世修典”，而欧洲更看重“盛世反思”。反思，是文化去其糟粕的过程，是理性建构的过程。社会学家休斯说：“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一、那些真正干这件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二、其他的那些‘好’人让他们那样做的环境又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更好地了解他们上台掌权的迹象和更好地把他们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方法。”学界反思带动了社会反思，欧洲反思带动了德国反思，把法西斯主义“批倒批臭”了，并且确立起德国与欧洲共同的价值观。

　　军国主义日本与纳粹德国在伯仲之间，日军单在中国就杀人无数，我们的知识界对此做了什么？我们的研究，大概有历史、政治、军事这么几个视角，而哲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学科则几乎无所作为。历史学家写过几本战争史，要么是政治的宏大叙事，要么是军事斗争的英雄史诗。抗战是一部英雄史诗，但何尝不是人民的受难史？作为人民的受难史，人道主义视角未得到重视，战争中人的命运被忽略了。

　　我曾到某市政协查阅日本侵华史料，说日军在甲村屠杀了多少村民，在乙镇有多少同胞遇害。翻来覆去，都是干巴巴的死亡人数，至于同胞临死，是何种状况，有没有儿童因惊恐而哀号，妇女是不是因绝望而惨叫，等等，我们记载不多，知之甚少。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会让反省成为多此一举，从而保全暴行滋长的根源。中日有过政治谅解，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慰安妇”、细菌战、化学武器、战争赔偿问题曾被小心翼翼地尘封起来。因为没有直面事实，大家谈不上开诚布公，自然不会基于理性对历史作深刻反省。

　　在日本人面前，我们占据道德的优势，但缺乏理性建构。勃兰特下跪，给日本做出了表率；欧美学界对纳粹暴行追根溯源，则是对中国的启示。我们必须拿起学术利器，创新方法，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大东亚战争”进行反思，弄清楚发动战争的是什么样的人，其他那些“好”人让他们那样做的环境是什么。庶几警策我们自己，同时启蒙日本社会，破而后立，确立中日和平共处的共同价值。(南方周末/杨余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