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中关系的恶化，基本上是日本的「中国焦虑症」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相互激荡的结果。让日本感到焦虑的已不是中国是否会，而是何时会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龙头老大。日本在政治上的日益右倾，对北京的敌意日增，似乎也反映了这种焦虑与无奈。

我对日本人政治心灵的变化，一直有很大的兴趣。八十年代後期，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也能说不》，向美国势力挑战。日本财务大臣曾以讥嘲的口吻说，美国的军舰进入日本港口时，美国水兵可能不敢登岸（消费不起），只能留在舰上互相传染爱滋。这句话说得相当得意忘形。可是九十年代开始，日本陷入长期经济衰退，就开始担心在亚洲的势力下降，甚至担忧美国会日本而拉拢中国了。

在三年前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中，日本媒体和政府的反应，很可说明日本人的潜藏挫折感。那是美国一艘潜艇在夏威夷海域进行「公关」航行表演时，意外撞沉了一艘载有日本捕鱼学校学生的船，造成九人丧生。这无疑是个悲剧。起初，美海军高层人员向日本政府致歉，潜艇指挥官也写信给日本国家电视网致歉。但日本媒体却指责他做得不够且无诚意，又指责美国傲慢自大。接着美国总统亲自去电向日本政府道歉，驻日大使亲访死难者家属。最後是潜艇指挥官亲自携信到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交给死难者家属，在日本高官面前鞠躬洒泪後，日方才接受他的道歉，事情才终於落幕。美国一共道了好几次歉。

一九八七年，伊拉克与伊朗交战期间，伊拉克一枚飞弹击中波湾一艘美国军舰，炸死三十七人。但美国立刻原谅了伊拉克的非故意错误，因为美当时是伊拉克的盟国。在撞船事件上，美日既然是更为亲近的盟国，为什麽日本却要求美国一再道歉呢？若说美国不够敏感，不解东西文化的微妙区别，不了解道歉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徵动作，在日本人的政治文化与心理中的多层次意义，则令人不解的反而是日本自己对待亚洲邻国的态度。

这个矛盾被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 Richard Cohen 一语道破。他在文章中指出，日本的态度其实带有「巨大的伪善」。日本皇军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亚洲邻国的残暴蹂躏，日本何尝正式道过歉？天皇裕仁有如高高在上的神明，是不可能也不会犯错的。到邻国（譬如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充其量也只是含糊地对过去的「不幸」事件表示「遗憾」而已，何尝有什麽诚意？

纽约时报稍後的一篇评论指出，要求道歉，要讨回公道的举动，是立足於双方的平等关系。美国尊重这个平等关系，也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使问题圆满解决。但从日方「一再要求」的动机来看，似乎透露了双方关系中的不安成分。说穿了，就是日本担忧美国看轻她，担忧失去亚洲的龙头地位。讽刺的是，日本唯恐美国不以平等相待，但日本从来就不屑於以平等地位对待周边邻国。亚洲邻国又都是有求於日本的，因此很难要求日本对过去的侵略正式道歉。对日本歪曲历史的言行，也只得忍让。

日本官方一直到现在还在官定教科书中进行「漂白历史」的工作，把皇军当年的残暴征服，说成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善举。对於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和皇室当年扮演的角色的研究，都是长期的禁忌。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皇军的杀戮也是「虚构」的。在右翼团体的压力甚至暴力威胁下，历史研究者不得不自我约束、自我检查，以致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在日本人的集体记忆中，变成一个黑洞。

日本学者抱怨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不应继续在「道歉」和历史问题上纠缠，在战後出生者日渐居多的时代，纠缠下去只会引起反感，使双方关恶化。然而，新生代对历史真相的无知，不正是经历战争的一代蓄意「漂白」的结果吗？八十年代任文部省大臣的尾正行曾经强调，日本人无需为二次大战中的行为感到愧疚，日本的教育宗旨应该是「重新让我们的子孙做日本人」。上一代怀着战争的罪孽，却要下一代做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日本人。自认有细致东方文化内涵的日本政治家，对於这种行为又要做何解释？

日中关系和日韩关系的一个症结，是在日本要不要面对历史和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
2005-4-21（作者:殷惠敏 旅美文化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