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何去何从？——西方两种不同观点的分析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于 2002-3-25 18:18:00:

在1981到1982年间，我曾担任过国际合众社（UPI）驻北京的主管。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时在中国的“老外”们互相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只分成两种。一种在中国当了老师或者翻译，和中国人恋爱，几乎丢掉了所有判断力以及作为旁观者“清”的视角。另一种则根本不想和中国的语言、文化发生任何联系——他们虽然身在中国，却从来不尝试睁开双眼，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变化。

令人遗憾的是，从两本即将在美国出版的由美国人评论中国现状的书来看，在过了二十年之后，美国人的思想依然没有从这两种模式中跳出来。这两本书是：由戴维.谢夫所著的《朝阳中国：科技与商业的革命》（Harper Business）和乔·斯图威尔所著的 《中国梦：世界上最大待开发市场之调查》（大西洋月刊出版社）。

尽管两本书的书名有相似之处，作者在内容上则对中国的现状采取了观点迥异的看法。谢夫先生来自旧金山，是为《连线》、《花花公子》和雅虎新闻供稿的专职作家，和一群年轻的中国互联网开拓者们关系密切。这帮年轻的中国人开创了像新浪、网通一样的网络公司。在过去的三年中，谢夫先生跨过太平洋，追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成为了其中一家公司的顾问和投资者。从美国新闻界的标准来看，谢夫先生犯了一个小小的忌讳——与他所描述的对象走得太近了。而谢夫先生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对于我的评论对象和他们所做的工作，我可能不够客观。”他写道。

他在整本书中以褒奖的语气描写了一群生于文革、经历过改革开放转型并最终在美国完成学业的中国互联网时代先锋。

这群“先锋”们为中国铺开了一条与世界接口的互联网高速公路——谢夫先生认为这足以使中国以“蛙跳”的方式迅速掌握西方的科技。他笔下的“先锋”们把互联网当作推动中国进行全面改革的动力，甚至一场新的革命。“一个新的中国出现了。”谢夫写道。的确，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但读者还是需要仔细思考——谢夫先生到底是在做确凿无误的报道分析，还是有夸大其实之嫌。

与之观点截然不同的斯图威尔先生在中国整整呆了十年，曾供职于《经济学家》经济信息板块。然而，在他的书中却看不到任何他曾与中国人切实接触的迹象。他似乎根本看不见发生在深圳、上海与北京的财富膨胀，也对中国人脱下刻板的蓝灰制服，穿起多姿多彩的职业套装和时装这一变化熟视无睹。

相反，他却以一种离现实很远的奇怪的方式进行了数字和观点的论述。在他的笔下，中国经济注定要崩溃，几乎所有的在中国投资的外资跨国公司都遭到了“欺骗”。往中国注入数以亿计资金的西方投资者们仅仅是在进行“他们的关于中国的狂想。”更出格的是，他把中国人所说的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一派胡言”。

必须承认的是，斯图威尔先生在书中针对国外投资者在中国的现状提出了几点有价值的看法，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也作了详尽的描述。但是，他把一个13亿人口赖以生活的社会制度贬为“一派胡言”，实在是太草率了。他以一种非常牵强的口吻写道：“中国在90年代最大变化就是终止了社会主义。”——事实上，严肃的中国观察家们极少有人相信中国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90年代没有，现在依然没有。

以斯图威尔先生的观点，中国如果不彻底解决政治体制中的种种问题，就不可能变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化。由此看来，斯图威尔先生是主张中国奉行“大棒政策”，迅速建立西方模式的民主资本主义。很多中国专家都会对这样的说法提出质疑，尤其是在目睹苏联在进行“大棒”改革后一蹶不振之后。所以，尽管此书有长达58页的脚注，也不能让人相信作者的观点是客观而公正的。

相比之下，尽管谢夫先生的书也存在缺陷，仍是两本书中较好的一本。谢夫先生在书中描述他与薄峰（谢夫书中的主人翁之一，最早想到以中国刚起步的互联网事业吸引外资的人之一，年轻的中国业主）一同上网冲浪之事并不明智。也许上网冲浪对《连线》的读者来说意味着真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同时，谢夫还在书中错误地解释了“汉语拼音”的含义。汉语拼音指的是一种汉字的音译系统，而和汉字的意义无关。

但至少谢夫先生亲身体验了在中国首都的“硅谷”——中关村里发生的事实，并由此引申出一些有意义的观点。在年轻一代在互联网世界努力开拓的时候，一个主要的发展障碍也出现了，那就是管理技术的缺乏。很多人尚不明白市场与竞争的真正含义和二者的重要价值，也不懂得如何在限定的时间内赚到该赚的钱。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的企业家中，这些必备的技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在美国大学里接受的教育以及与美国投资者之间的接触。

《朝阳中国》一书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的态度。政府是很希望企业家们扩展互联网事业的，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因为这样会推动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和企业家们就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那就是以互联网为手段，超过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比如美国。而事实看来的确如此，中国目前已经比美国拥有了更多、更新的光纤维网络设备——美国的公司目前仍在通过旧的网络系统盈利，似乎很不情愿投入资金使用新的产品。

但中国政府时而又表现出它并不希望过多的外资卷入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因为不想削弱其对敏感资产的控制力。然而像田溯宁这样的企业家们心里明白政府的实际做法会比说的宽松一些。田溯宁曾在德克萨斯理工大学获得过博士学位，是中国网通的首席CEO。中国的官员很清楚网络公司需要外资的扶持。这也就是政府为什么会以多样化的方式允许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美国在线（AOL），时代华纳（Time Warner）和最近的eBay的在华投资。

谢夫先生关于政府对网络支持的阐述尤其具备启发性。书中的明星——田先生，曾离开AsiaInfo创立网通，而网通就是受到政府支持的电信公司。一共有四家政府机构是网通的坚实后盾。它们是铁道部、国家广电总局、上海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

田先生受到上级许可，他可以自由运用西方模式来启动网通。网通的目标就是铺下足够的有线光缆，建立一个足以和目前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电信竞争的宽带网络。书中还描述了朱镕基总理访问网通的情景，据说，总理对田先生雄心勃勃、美国式的领导风格以及网通取得的高速发展印象深刻。

但是书中也记载了田先生遇到的一些阻碍。事实上，在谢夫完成他的著作后，政府将中国电信拆分成了四大块，网通已经被合并入其中的一块。而田先生以后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目前尚不明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的介入降低了整个体系的透明度，使私有网络公司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总之，一如既往的是，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美国人的观点容易陷入如前所述的两种模式——要么过分乐观，要么不假思索的批判到底。看看书店里卖的书，不是说中国正在进行令人惊喜的翻天覆地的彻底改变，就是说中国注定要彻底崩溃。这些出版物所严重缺乏的是对中国现状的理智、详尽的阐述，或者真正去理解中国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