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苏联派遣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到延安担任塔斯社随军记者。苏联的塔斯社与中共的新华社一样，不仅是新闻机构，而且还负担着搜集情报等使命。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享受到了极高的待遇，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与毛泽东、康生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朝夕相处，有诸多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虽然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当时中共方面消极抗日甚至破坏抗日的卑鄙行径仍然让他无比厌恶。在《延安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他写道：「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同年九月，他又写道：「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而八路军部队就在附近晃晃悠悠。」

鸦片基地和汉奸中心

延安曾经被中共形容为抗日的灯塔，其实它是乌烟瘴气的鸦片生产基地和汉奸中心。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写到了这样的场景：「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处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在次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解放区出现一片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到处都是非法的鸦片贸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一百二十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经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行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弗拉基米洛夫还有这样惊人的发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载说：「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

毛泽东中共和日寇的合作

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与日寇的合作，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事业中的一颗大毒瘤，以一党、一人之私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弗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对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了如下的比较，认为他们「都为权欲迷住了心窍」，但两人仍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一个是在重庆公开这样干，但至少他还在抗拒外国侵略；而另一个却忘记了自己国家的荣誉和苦难，欺骗了党，毁了受到爱戴的党的领导人。」弗拉基米洛夫对毛泽东极度恶劣的个人品质洞若观火，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毛通过拼命夺权来压制每一个人。他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为这种一直萦绕心头的目的打掩护而已。」他发现，毛泽东平时从来不阅读马列著作，只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书和小说中的权术斗争。他认为，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延安，这个喜欢说粗话和随地吐痰的狡诈的农民，俨然就是掌握了所有人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但是，毛泽东也有懦弱的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苏联红军进攻东北的日军，弗拉基米洛夫发现毛泽东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中共中央主席却完全不知所措，几乎吓昏了。这几天，毛的懦夫本性暴露得特别清楚。他往常那种皇帝的威风早已不知去向了。我看到了一个意志薄弱的渺小人物。从一切的表现来看，他简直都要吓瘫了。」

延安的腐败远超重庆

延安不仅与日寇暗通款曲，其腐败程度也大大超过重庆。作为名义上的基督徒，蒋介石的生活相当简朴；而毛泽东却以窑洞为伪装，过着奢华的生活。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描述了毛泽东的一次宴请：「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餐前小吃和酒都很丰富。有沙拉，卷心菜，鸭子，不同烧法的肉，鲜美的海味……看，海参端上来了。毛泽东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夹起一块海参，站着就吃。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皇帝溥仪的厨师。」这就是在抗战最艰苦阶段毛泽东的真实生活情景。

残酷的整风运动

比腐败更可怕的是毛泽东所发起的整风运动，它比当年斯大林的清洗还要彻底和残酷。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弗拉基米洛夫评论说，所谓的整风运动，其实「是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他对从苏联回国、将克格勃的一套手法玩弄得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康生尤其厌恶：「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怀孕的妇女。我不禁要想，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呢？」而康生不过是毛泽东用来打人的棍子罢了，他的作用与此后的江青相似。

大流氓和小流氓——一丘之貉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流氓头子，自然会重用一群流氓：「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欲冲动一样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观。他们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没有什么实际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的各个惩罚机关中担任职务的，就是这些腐化堕落的无知之徒。他们动辄行使暴力，制造伪证，把人处死，写告密信，以此来保证他们慢慢地然而是稳步地升迁，尤其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有吃有穿。」延安时期，中共已然丧失了一个现代政党的所有特点，而完全沦落为血雨腥风的水泊梁山。在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写道：「人们都无意维护真理和保护被诬陷的同志，也无意听取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释。人人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玩弄『忠于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作这类事情，专业知识、贡献和经验都不必要——重要的是表明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对此大肆叫嚷，同时诽谤自己的同志。党的原则为个人钻营、毫不掩饰的献媚和自我贬损所取代。」这些「坏蛋」中就有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当然他们后来又都被毛无情拋弃了。